在国内方面，这种风险情形假设过度放贷的现象仍然存在，债务继续上升。贷款以旧还新的现象被持续容忍，使亏损的公司仅支付利息即可存续下去，资产质量进一步恶化。
这可能会演变成20世纪90年代在日本看到的“僵尸银行体系”。
从全球的角度来看，我们预计到2018年美国已经完成升息的周期，欧元区和日本可能已经开始退出货币宽松政策，从而可能导致中国及其他新兴市场出现资本外流。
此外，中国人口的老龄化可能将导致储蓄率下降，资本账户的开放可能会增加资本外流的风险。最后，虽然上段中讨论的各个因素有助于中国避免于近期发生危机，但这可能只意味着风险爆发所需的时间比其他国家要更长。
如果不是基于严谨的分析，仅凭一些观察这一过程可能需要十年左右时间。比如，日本银行危机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到20世纪90年代末才爆发。
中国上一轮银行业危机始于20 世纪90年代初，至本世纪初才爆发。中国目前的信贷周期始于2008年-09年，如果结构性改革未能带来新的增长点，并且债务问题继续加剧，则问题拖到 2018年-2019年可能会到一个临界点。
中国政府对债务问题的策略仍然是以增长解决问题，即一方面对新增债务加强管理，另一方面对存量债务允许以新换旧。在本世纪初的中国银行业危机中，这种策略似乎相当成功。
当时，不良贷款的规模（相对于GDP的比率）起初看起来非常吓人，但随着经济快速增长这一比重迅速减少；此外，许多不良资产（尤其是土地）在随后的资产市场繁荣中反而获利甚丰。
目前的形势与本世纪初不完全具备可比性。从好的一面看，现在的不良贷款率要低得多：我们估计不良贷款率5%-7%（将影子银行业务的潜在损失也考虑在内）远低于本世纪初的不良贷款率（约30%）。然而，目前总债务的规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要高得多。
更重要的是，未来5-10年内，我们认为中国经济不可能反弹到过去10年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达到两位数的状态：我们认为，即使结构性改革逐渐推进，但2016年-2020年中国潜在的增长率仍可能会下降至 6.5%。
要解决债务问题，除了增长是必要的，我们认为其他政策措施也非常重要。这些措施包括：
加强金融监管，尤其是打破“刚性兑付”现象；降低企业部门的税费负担以及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这有助于提升企业盈利能力；解决生产者物价指数通缩风险，加速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油电水气、运输等）；支持产业升级，重振劳动生产率（通过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比如减少政府干预、开放竞争和支持研发）；进一步发展资本市场，建立多渠道的金融体系。这样可以减少风险的集中度，将某些债务转变为股权融资；逐步清理坏账，避免对不良债务进行延期。银行需要核销贷款呆账，政府应该使用财政资源或国有资产来弥补部分债务损失。
5.中国是否将会面临“财政悬崖”？
中国政府最近宣布了一系列财政改革措施，尤其是地方政府债务问题。
重要文件包括《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中共中央政治局，2014年6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修正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14年8月31日）、《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也称为43号文，2014年10月2日）和《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决定》（国务院，2014年10月8日）。
财政改革侧重于三大领域，包括：完善预算管理制度；完善税收制度；建立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大部分财政改革应该在2016年之前完成。
在已经公布的各项措施中，我们认为，至关重要的是有关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新规定。其原则是为地方政府融资“开前门”，“关后门”。
新的预算法允许地方政府自行决定发行地方债。同时，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发行的债券规模进行审批；更重要的是，在新制度下，地方政府不能再通过企业或融资平台来筹集资金。
新规则应有助于遏制地方政府性债务问题。从短期来看，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转变为地方政府债，一方面融资和项目之间的期限错配可以得到缓解，另一方面利率负 担会降低，因此有助于降低违约风险。
从长期来看，比起通过影子银行体系进行融资，发行地方债往往有更严格的要求（例如外部评级要求，披露地方财政资产负债表以及监督政府开支），所以这种转变可以强化地方政府借款的市场纪律。
而且，新规则还规定，地方政府不应该再参与商业项目，公共项目应欢迎社会资本（来自政府外部的，例如国有企业和私人投资）的加入，地方政府债务将作为地方政府官员政绩考核的主要指标。因此，整体上地方政府的融资需求将被限制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上。
然而，如果在严格实施这些规则的同时没有对相关政策进行调整，可能会导致中国在未来几年内面临“财政悬崖”。
从中国官方和实际财政赤字之间的巨大差异来看，有关政府开支骤然减少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从2012年到2014年，官方（中央）财政赤字大约为国内生产总值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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