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取得成功，房地产开发商将强调其特质性并改善服务和管理。实力较弱的开发商将退出房地产业务，但房地产市场调整不会对银行系统造成系统性压力。
4. 中国的金融风险是否能得到控制？
过去的几年里，中国的金融风险一直是市场担忧的一个问题。但是，金融风险至今尚在控制之中，而且我们认为短期仍不大可能发生金融危机。
2014年金融行业的发展喜忧掺半。从积极的方面来看，监管机构加强了与影子银行业务（包括信托贷款和理财产品）有关的业务的监管。2014年5月公布的关于银行同业业务的新法规是个重大变化。
此后，非银行融资（信托贷款、委托贷款和银行承兑汇票）在社会融资总额中占据的份额大幅下降。此外，控制地方政府债务的财税改革的推动是有助于抑制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从不好的一面看，整个经济的债务水平仍然继续增加。
截至2014年9月社会债务总额上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220%（2013年年底为国内生产总值的208%）。一直到2014年年中之后，在出台银行同业业务的新法规后，抑制非银行融资的举措才有明显的效果。
此外，“刚性兑付”的现象依然存在。影子银行业务和债券市场中的刚性兑付现象一直存在，及时出现违约风险也会通过重组或紧急救助的方式得以避免。
这造成投资者的盲目乐观心理，推升了市场的“无风险”利率，导致非银行融资的过度增长。
2014年3月，超日债无法全额支付利息，成为中国国内市场首例债券违约。然而，10月份超日公布重组计划，在该计划中债券投资者可收取100%的本息收益，实际违约仍未发生。
至今为止，信托、理财产品或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尚未出现违约。尽管中央政府明确表示打破“刚性兑付”对建立市场纪律很重要，但在当前环境下涉及的各方都没有让违约发生的动机。
总体而言，近年来金融风险有所增加。资产质量问题到底有多严重？如果从当前银行股的价格看，股价中隐含的不良贷款率为4.2%，远高于2014年第三季度的官方不良贷款率（1.16%）。
此外，在官方统计数据中，目前关注类贷款占贷款总额的2.8%。基于我们的银行业务分析师Katherine Lei的估计，如果将银行对影子银行业务的风险敞口也考虑在内，银行整体不良贷款率可能为5%-7%。
金融业的主要风险来源是什么？我们一直认为企业债务是最大的风险。中国企业债务水平高，增长速度很快。
我们估计，中国的企业债务从2007年占GDP的90%上升至2013年占GDP的129%，2014年第三季度末更进一步上升至GDP的137%。
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去杠杆化是一个艰难的任务。
第一，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从2011年的17.8%下降至2014年第三季度的8.5%，这对公司利润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第二，自2012年以来的大部分时间实际利率（1年期基准贷款利率减去生产者物价指数通胀率）维持在7%以上，于2014年10月达到8.2%，高于2000年-2011年的平均值3.2%。自2012年3月以来生产者物价一直处于通缩区间，这是有记录的最长通缩期，这增加了债务的实际价值。
第三，近年来投资回报率暴跌。我们的估计显示，资本回报率从2008年的17.0%下降至2013年的8.0%。
金融系统的风险虽然有所提高，但未来几年内不大可能发展成全面的危机。
首先，尽管按历史标准和国际标准衡量，中国企业债务很高，但中国家庭部门的债务很低，仅为国内生产总值的25%，而政府债务（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但不包括国有企业的债务）占GDP的59%，仍然在可控水平。
第二，尽管经济放缓， 但到目前为止我们对2014年和2015年的增长率高于7%的预测仍是主要经济体中最高的。
第三，中国的债务主要为内债（外债仅略高于国内生产总值的 10%），国内的储蓄率超过50%，这是全球最高的。
第四，尽管有债务快速增长，但总资产也在快速上升；因此，除几个行业（如房地产与矿业）以外的杠杆率仍较为稳定。政府部门持有的大量国有资产和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是防御潜在危机的强有力缓冲。
最后，中国的资本项目相对封闭；因此，资金外流引发危机的风险相当低。
尽管如此，漠视潜在金融风险的后果可能很严重。虽然上述因素可能推迟危机的发生，但无法解决金融体系本身的脆弱性。
中国如今的金融失衡与20世纪90年代日本面临的情况有某些相似之处，比如债务的快速增加和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以及人口老龄化（当然也有不同之处，比如经济发展的阶段不同）。
在日本，当时政府未能抓住时机实施结构性改革，银行系统的问题最终失控。仅仅在危机出现之后，日本才对银行业进行大规模的重组。
如果要考虑中国金融体系可能出现的风险情形，假如在未来几年未能实施结构性改革，那么中国的金融风险有可能在2018年-2019年会达到一个临界点。
我们认为，过多强调电力消耗本身也存在不足之处。这种方法倾向于强调制造业与房地产领域内的下滑，但未考虑中国的经济结构变化。
首先，自2013年首次在 GDP份额超过制造业（占比为46%），服务业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但是在服务业，电力消耗增速与经济活动的相关性很差。
事实上，自2012年 以来，尽管服务业的电力消耗增速大幅下降（从2013年的10.2%降至2014年前3个季度的5.8%），但服务业增长一直保持在8.3%-7.9%的 相对稳定区间内。
其次，中国2014年的增长广泛受益于净出口贡献的增加与进口的温和复苏。我们预计净出口对GDP增速的贡献率将从2013年的-0.3%增至2014年的0.9%。
最后，着力解决污染问题的工作将拉低2014年能源消耗。
我们预计政府会将增长目标从2014年的7.5%下调至2015年的7%。（虽然降至7%的可能性很大，但是我们认为有30%的可能会将增长目标降至 7%-7.5%的区间、或者该区间内某一具体数据）。同时，将会持续推进结构改革（预言10）。
习近平主席强调了未来中国经济 “新常态”的三个特性：从高增长转向中高增长；经济再平衡与包容性增长（加快服务业增长与缩小收入不平等）；从要素驱动与投资驱动增长转向创新驱动增长。
从官方部门的增长预测来看，政府官员对2015的展望似乎比较谨慎（国家信息中心：7.3%；中国社会科学院：7%；国家发改委官员：7%）。
与之相对的是，在2013年底，中国社科院与国家发改委对2014年的增速预测分别为7.8%与8%。尽管调低增长目标的意愿非常明显，但我们认为中国政府不可能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将2015年的增长目标降至6.5%-7%。
我们预测2015年的全年GDP增速为7.2%，其中消费、投资与净出口的贡献率分别为3.4%、3.1%和0.7%。尽管经济再平衡仍在持续，但基本的增长推动因素在短期内不会发生显著变化。积极的推动因素包括相对稳定的服务业增长，以及中国经常账户盈余的增加。
经济增长的主要阻力是房地产投资增速的持续下滑（预言3），以及制造业部分领域持续的产能过剩问题。
关于按季增长的趋势，由于国内需求持续疲软，2014年第4季度与2015年第1季度的GDP 增速将分别保持在7.0%与6.3%的温和水平（季度调整环比年化增速），随后由于政策宽松影响逐步显现，将从第2季度开始复苏。2015年第2、3、4 季度的GDP增长分别为7.1%、8.0%与7.3%（季度调整环比年化增速）。
中国经济政策在2015年会面临各种挑战，而且不确定性很大。在财政政策方面，中央财政赤字将会增加，但紧缩地方债的政策会抵消这一财政扩张（预言5）。
地方债处理过渡期的豁免政策，以及社会资本参与是否能替代被削减的公共投资方面，仍存在不确定性。
在货币政策方面，11月份的意外降息表明在政策实施以及政策工具使用方面仍然存在争论（预言6），意味着政策制定者可能会在2015年综合使用传统与非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随着货币政策的改变，金融风险将如何演变值得关注。
最后，人民币汇率政策将是一个难题，尤其是美元走强以及经常账户盈余两大因素对人民币走势的走向并不一致（预言8）。
2. 经济再平衡是否继续？
尽管经济增长预计将逐步放缓，但经济再平衡方面的进度令人鼓舞。服务业占经济的比重在上升。此外，在经济放缓的情况下，劳动力市场保持相对稳定，国民收入分配逐步从企业与政府部门转向家庭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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