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嘉宾简介：胡泳，价值中国网总编辑，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兼任《北大商业评论》副主编，中国传播学会常务理事。国内最早从事互联网和新媒体研究的人士之一，作品有：《数字化生存》（译）、《网络为王》、《众声喧哗》、《未来是湿的》（译）等。
观点摘要：
1、现在可能过了那个时代，只要把改革的大旗一树，大家就会觉得它具有天然的正当性，它是我们这个社会可欲的东西。现在这个情景已经不能再现了
2、今天中国经济走到这样一个体量，中国社会发展到这么一个程度，如果你还说少数人来决定这个社会的发展方向，就是不正常的。换句话说这个时候互联网的作用其实是正向的，本来大家就应该来讨论，哪怕是在这个讨论当中陷入分裂
3、现在来看，由于我们行动的自由受限比较厉害，所以言论自由这个市场过度膨胀，大家都陷入到我们可以叫做“懒人主义”的一种东西，对很多东西仅限于表个态，点个赞
4、第一，所有这些旧媒体也没死，很多时候还会协同发挥作用。第二，每一种新媒体都会有它的长处和短处，所有这些工具合起来的话，肯定对中国的公共空间的增长有更大的好处
5、从监控来讲，全世界不管是什么政体的政府都会搞，区别只在于：第一，是不是在有法律的情况下搞；第二，在搞这个东西的时候，有没有人能够监督这个过程，这个监控是不是完全失控，有没有修正机制
互联网时代的改革还能取得共识吗？
王梦瑶：很多人将去年召开的三中全会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相比，认为它会引出新一轮的突破性改革，但当下是互联网时代，众声喧哗，大家的观点分化越来越严重。没有统一认识的情况下，改革还可以取得共识吗？
胡泳：我觉得在改革这个事情上取得共识的可能性似乎这些年不断呈递减之势，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改革甚至已经从一个正面的词汇变成一个负面的词汇，我们知道也有人提出所谓的“后改革时代”。
现在可能过了那个时代，只要把改革的大旗一树，大家就会觉得它具有天然的正当性，它是我们这个社会可欲的东西。现在这个情景已经不能再现了。当你提到改革的时候，很多人会本能地问你是谁的改革，谁是赢家，谁是输家，动了谁的利益，切了谁的蛋糕，什么人会成为改革的被动受害者，他会问一系列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改革的正当性话语已经消失了。当然不是说全部消失，因为有人还会真诚地相信很多东西应该改革，也有人会对改革曾起的作用有怀念，甚至有怀旧，包括吴敬琏这样的人，可能觉得否定改革就是否定他生命中很大的东西。但是完全没有办法避免有人以改革的名义来干其他的事情。
也存在另外的状况，就是提不出更好的能够号令社会的东西，所以只好不断地搬弄改革的老词，试图凝聚一些人心，这个凝聚过程又非常困难；还有一些人是坚定不移地认为“改革”这个词，它应该被抛弃掉，他们会把三十年以来中国社会的很多问题都归咎于改革；另外一些人会以其他的名义来说这个事情，像孙立平这样的人就永远说转型，他觉得改革逻辑和转型逻辑已经形成对抗了，朱学勤这样的人说改革如果延续了三十年还叫改革，这事本来就是荒唐的，不可能有一个长达三十年的改革，必须找一个新的词汇来形容这个东西。我觉得局面非常复杂，改革这个词已经不具有纯粹性，而是具有多义性、歧义性，它的感召力和合法性都要打特别大的折扣。
王梦瑶：被打折扣跟现在互联网的情况有关系吗？
胡泳：有一定关系，早期一个比较大的影响是来自郎咸平挑起的国企改革的争论。在当时他和张维迎这些经济学家有一个直接的冲撞，张维迎这些人比较相信市场的力量，而郎咸平认为市场改革尤其是新自由主义最后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甚至某种程度上造成贫富分化。我觉得郎咸平在那个事情上有民粹主义倾向，挟民粹的力量，在当时极大地削弱了这些主流的经济学家的影响。
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也使中国社会对改革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分歧。因为之前可能很多人认为市场化的东西就是好的，是对中国社会有利的，但是市场化本身的确造成了很多负面的东西，尤其是中国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化，它是像吴敬琏所抨击的，权贵资本主义、国家主义在起很大作用，造成市场竞争不充分，人们就不分青红皂白地把这些东西归为改革所带来的结果。郎咸平以这样的方式出来以后，在民间他是有号召力的。
我们看到，中国改革本来是一个很典型的进程叫做“国退民进”，我们要释放一些民营企业的能量和活力，国有企业要逐步退出竞争性领域，但是后来我们看到其实它走了一个U字形，开始国有不断下降，民营不断进入，到了U字形的谷底的时候看到从“国退民进”又变成了“国进民退”。我觉得“国进民退”的结果其实也跟那场争论有关系。最后导致国家仍然控制着经济领域的制高点，很多领域现在依然不对民营企业开放，改革的这种路径等于也分化了。
在那个事情上，其实互联网已经有一定的作用了。张维迎说过，幸亏他在陕西的父母不认字，他们要认字的话，他们不知道他们的儿子在网上被骂到何等地步。当时百度的张维迎吧，有大量的不堪入目的攻击，在那个当中，互联网已经有释放民粹的东西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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