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媒体共同构成公共领域发育的可能性 王梦瑶:有人提出过,互联网刚兴起的时候,论坛是主要的平台,把很多人聚集到一起,现在社交媒体越来越多,反而使得那些关心社会问题的人分散到了不同平台,再难产生论坛时代那种百家争鸣的盛景,对此您怎么看? 胡泳:一说到正面负面的话,有一个衡量的问题,有一个孰大孰小的问题。总的来讲,新的技术工具兴起,会产生迁移,会产生习惯的改变,会造成原来旧的媒体工具的作用下降。但是反过来说,这些旧有的东西也没有死,都还在,只不过是活跃度的问题、影响力的问题。新到来的这些工具和载体,也给我们说到的公共场域带来了新的可能性。比如说最早的时候,在论坛上混的人甚至看不起博客,因为在论坛上混的人讲的都是我在千军万马当中杀出来,不怕你拍砖,能跟人对阵。 很多人是在论坛里骂出来、打出来的,他觉得博客这个东西太温吞水,在那儿自说自话。但是博客的很多作用也是论坛不能提供的。固然论坛有唇枪舌剑,但博客是我们互联网时代的第一种自出版的工具,它开了先河,没有博客就没有后来所有的这些众声喧哗,每个人都有麦克风。微博只是博客的一个延伸,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出来,微博就是小的博客。博客真正让每个人获得表达权,因为论坛可能仍然局限在一部分网虫身上。 来到微博时代以后,大家也会哀叹说一个博客可以阐述思想,微博140字,太浅薄了,但是微博造成了别的东西,没有微博,中国社会的信息流动量不会这么大,传播的速度不会这么快,你不可以想象在一个博客时代,一个地方新闻可以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变成全国性的,这个只有微博做得到。所以,微博固然削减了博客的一些长处,但是它带来了博客完全没有的崭新的东西。反过来说,现在有人开始唱衰微博,说大家移到微信上了,不用微博了。微信也有它的短板和长板,微信也能起到微博起不到的作用。比如在微博上建群、搞小团体活动,是很困难的,但是在微信上很容易。 我的意思是,第一,所有这些旧媒体也没死,很多时候还会协同发挥作用。第二,每一种新媒体都会有它的长处和短处,所有这些工具合起来的话,肯定对中国的公共空间的增长有更大的好处。换句话说,生生死死,可能会有一定的弊端,但是我觉得总体来讲,它们共同构成我们公共领域发育的可能性。这也是中国比较独特的地方,我们必须靠技术驱动,完全是技术驱动,因为我们别的东西都太板结了,也没有办法变成驱动力,只有通过技术单兵推进。倒也不是技术决定论,但是没有技术打开这个口子,就没法突破。
王梦瑶:前段时间大批的微信公共账号被封,网上流传有说法是腾讯处于商业发展的考虑,希望规避政治风险所采取的行动,这就引出很多人讨论现在网络平台在商业发展和公共平台之间的定位问题,对此您怎么看?
胡泳:这个不可推测,因为你没有办法证明这是腾讯自己想做的。反过来讲,腾讯肯定也有保护自己这方面的想法,它愿意呆在一个安全、可控的范围内。搞媒体肯定更危险,因此要把微信变成只是个人生活服务平台。问题是在你说的政府和商业力量之外,还有用户呢,用户会用一些你想不到的功能,用户也不是完全被动地被监管的。
举例来讲,腾讯搞微信,微信这种模式也不是腾讯发明的,有Whatsapp,有Line。你要是看Whatsapp,上面怎么会出现一帮人发言,说我们在里面建一个公号?不可能。为什么公号这个东西在中国火呢?因为中国有这个需求,就是有这种要在社交媒体上讨论公共事务,要把本来是人与人之间的通讯工具变成媒体工具的需求,就有人做这个事。 再举例来讲,Whatsapp的群功能肯定没有微信强大,微信这些人为什么要结群呢?他们有需求。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腾讯固然可以设定群的规模,比如它可以说建群只能40人,多了以后就不行,没有100个人的权限建不了100个人的群,它可以做这个事。反过来讲,用户怎么用这个东西也不是完全受腾讯左右的,它可能想建成一种样子的,但是用户用的过程中会根据中国社会的需求、自己的需求,做一些别的东西,最后不管是腾讯还是政府,都得应对。 某种意义上来讲,社会的健康跟这个社会的人群是不是有能力自治有关系。我觉得腾讯也好、用户也好,做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在实验各种各样的自治,对中国社会是有好处的,所以不能把它看成是商业力量或者政府力量完全起作用,如果这样的话,每个人都可以不做任何事情,可以不用有任何能动性。
互联网能超越国界吗? 王梦瑶:斯诺登曝出的数据监控是美国独有的还是全世界所有国家都会有的措施? 胡泳:从监控来讲,全世界不管是什么政体的政府都会搞,区别只在于:第一,是不是在有法律的情况下搞;第二,在搞这个东西的时候,有没有人能够监督这个过程,这个监控是不是完全失控,有没有修正机制。我觉得这个是核心。国家都会说我们有国家安全,我们有国家秘密,要承认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是现实存在的,国家都会搞。但是有没有法律,有没有对监控的监督,这是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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