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如果是从积极的角度来讲，一个社会应该向哪个方向发展，我们采取什么路径，我们要打造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就应该交由这个社会的全体成员来讨论，本来就不应该是一个单纯的顶层设计，因为这事关你我他，事关所有人，不应该是少数精英来决定的。过去80年代的时候，可能靠体改委、体改所他们来决定我们应该怎么改，我们应该搞双轨制，价格什么管制什么时候放开。
但是今天中国经济走到这样一个体量，中国社会发展到这么一个程度，如果你还说少数人来决定这个社会的发展方向，就是不正常的。换句话说这个时候互联网的作用其实是正向的，本来大家就应该来讨论，哪怕是在这个讨论当中陷入分裂，甚至很多时候陷入到一种站队和你死我活的带有斗争性质的情绪，也是必须要承受的，因为已经过了密室政治就能决定很多东西的时代了。
另外，那种自上而下的决定永远会产生一个东西，叫做非预期后果，就是你想我这么做，我有一二三四的针对性，但是一到现实当中执行的时候就会产生各种你始料未及的后果，这种后果完全不是你一个设计者在密室中能够把握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在80年代的时候，邓小平说不争论，在一个意识形态可能会扼杀改革的情况下，不讨论、不争论，可能有那个时代的进步意义。今天就完全不是不争论了，就是要彻底放开争论，让所有的大问题能够摆在桌面上，摆在全体公众面前，摆在不同的利益群体面前——就是常说的“利益相关者”面前——予以充分的争论。
年轻人的未来可能比今天更糟
王梦瑶：八十年代改革有很多青年人参与其中，与他们相比，您认为现在的年轻人是否能扮演类似的角色？
胡泳：其实取决于你说的是哪一代人。我觉得70、80、90年代的人都还不一样。如果要是从全球来讲，先说一个大的感觉，我觉得年轻人对于好生活的预期其实都低于他们的长辈，不光是中国。实际上年轻人不见得比他们的上一代过得更好。我这个说法可能是个人之见。
不完全是取决于拥有多少物质财富之类的，主要还是心理问题。人们希望对这个世界的把握和对世界的图解，有一种内心的坚定的意识，但到后面这些代肯定是越来越弱的。这个东西我觉得根本上来讲还是会影响生活的，相当于你可能更像是浮萍，一种无根的生物。这个当然不完全取决于年轻人自己的问题，跟全球的发展、跟经济的发展、政治的发展、文化的发展都有关系，这些导致生活的不确定性在成倍增加，但是你赖以把握这些不确定性的工具越来越少。
比如说在我这一代，我很早就知道我想干什么，我对我自己的生活目标有一个设定，同时我也觉得我在追求这个目标的时候，的确能够改变一些东西，能够改变周边或者改变社会。但是现在，这两种东西都没有了，第一，你自己也没有坚定的方向和意识，第二，你越来越觉得自己对这个社会是无力的，你改变不了它什么。在这种意义上，总体来讲不一定明天比今天更美好，很可能是明天比今天更糟。
可能你看到很多眼花缭乱的表面的变化，比如说现在的年轻人肯定比过去有更多的选择，能够更自主，能够更早地见识到自己以外的世界，他们获取的信息量也不一样，更不要说他们都是现代技术的享用者。这些东西看上去都是向好的，但是我觉得有一些类似于板块构造的基础的东西，就是表面背后的那些东西，其实不太向好。
举例来说，现在我们中国基本上快要踏入老龄社会，变成老龄社会以后，工作的人和被养起来的人的比例正好倒过来，就是所谓抚养比的倒转，这种大构造的变化就导致：第一，你能看到的就是年长的人的工作时间会越来越长，我们国家也在讨论延长退休年龄，而且我觉得一定是往这个方向走的，它会堵住年轻人的上升通道。从年轻一代的角度来讲，他会有一种不平的感觉，会觉得我辛辛苦苦工作，还要养全体社会，因为他们的社会保障要从我们的工作当中来出。常说的是，一个独生子女将来要养四个老人，是这样的一种倒置的关系，最后会影响整个社会的气氛，这在日本是很明显的。
我到日本跟那些80后去聊天的时候，他们就觉得日本社会很大的问题就是要养的人太多，整个社会的活力下降，要想过一个好的生活，就要非常辛苦地工作，但是他又不愿意那么辛苦的工作。因为他不像泡沫时期的那些日本人，只要工作，明天就会更好，会住上更大的房子，会有更好的车。现在这些人说我可以不要车，我可以不要房子，我要的就是一种我能够自己主宰的生活。但是主宰自己的生活就意味着你的工作动力没有那么大，你在日本那样一个非常讲究年功序列的地方，熬出头的机会就很渺茫。与此同时，其他的观点也不一样了，有人就说我为什么一定要孩子呢，我就可以不要孩子，或者说我也不一定要结婚的。这些大的东西可能会对年轻人对生活的掌控感、幸福感产生影响。
在这个意义上，我是比较悲观的，我觉得下一代的年轻人不见得活得比上一代更好。
王梦瑶：北京的年轻人活得比香港的更辛苦。香港那边是辛苦，但是他们还可以一年去两次旅行，去欧洲和其他地方，明显感觉到两个地方的人的生活质量相差很远。在内地，我觉得赚的钱根本就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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