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主导的增长提高了资本形成率，并促成经济总量快速提升。但行政手段参与资源配置，导致要素定价扭曲，在促进增长同时，也带来负面效应。对内产生资源浪费和贫富差距，对外带来国际收支失衡，促成国际金融危机爆发。
 
    政府对经济过度干预，既有长期历史原因，更有现实政治需要。中共经历长时间的革命和国家建设活动，已经从一个革命党发展为执政党，并在新时期寻求更具有现实说服力的执政法理依据。推动经济增长，改善民生，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既是中共在新时期的中心任务，也奠定了其执政的政治基础。
 
    对增长的渴望，成为执政党上下追求的目标，并带来骄人成绩。然而，政府习惯于管理经济同时，对增长倾注高度热情，并主动推动增长，必然出现追求过度投资的后果，而且政府也越来越热衷于享有更多分配经济资源的权力。在权力与利益面前，全党追求提高人民福祉的目标并不能贯彻到每一级政府组织。虽然追求增长速度成为各级官员共识，地方官员也将这种观念推到极致，但这种增长竞争已经不是单纯的地方经济竞赛，其中也包含着官员获取利益最大化的个人诉求。
 
    管制经济与干部人事制度相结合，导致GDP增速与官员利益密不可分，地方官员的利益最大化最终表现在GDP增速上。

其一，出官。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指导思想下，考核官员政绩的最直观指标就是GDP。有了傲人的GDP增速，自然就有可炫耀的资本，也就有了出人头地的机会。在上级决定下级命运人事制度安排下，官员只需考虑如何增加GDP，却无虑GDP背后的环境、资源，乃至民生代价。寅吃卯粮，吃子孙饭，是GDP的一个缩影。
 
其二，分肥。
 
    在GDP蛋糕中，政府以税收方式分得一块。近年来，扣除物价因素，政府每年实际收入增速也远远高于GDP增速。这说明在经济总量增长过程中，政府分得的利益最大。政府分得多，官员自然花得多，喝茅台，吃鱼翅，福利房，看病，养老，哪样不靠GDP。
 
其三，寻租。

    用支出法分析GDP构成，三十年来消费和投资占GDP比率出现显著变化。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消费占比有几年走高，此后则一路下降，1981年到2010年，消费率从67.1%下降到47.4%，资本形成率则从32.5%增长到48.6%。资本形成率过高，固然有经济增长内在需要，但也有政府投资饥渴症作怪，甚至不乏背后暗藏的权力寻租做推手。由于资源配置由政府官员掌握，提高投资形成率实际增加了权力交换机会，官员对GDP的追逐掩藏着个人对不法收入的渴求。权力寻租，也是推动投资形成率一路走高，进而导致GDP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
 
    当增长带来环境恶化、权贵致富和贫富分化后，这样的增长不仅毫无意义，甚至是对人民的犯罪。这让我想起一则故事，这本是市场营销专家用来激励推销员创造市场需求，进而取得销售业绩的励志故事，但用这个故事来看GDP，倒是别有一番含义。
 
故事是这样的

    在一个美丽的海岛上，生活着一群马鹿。有一天，一个推销员登上海岛向马鹿推销防毒面具。马鹿们大笑道，你看，我们这里蓝天碧海，空气清新，怎么需要防毒面具呢？推销员笑道，过两天空气就会变坏，你们不要后悔。过了一段时间，美丽的海岛被雾霾笼罩，马鹿们无处藏身，惶恐不安。推销员适时出现，马鹿们赶紧购买防毒面具，并好奇地问，空气为何如此糟糕？推销员笑称，我在岛上建了工厂。马鹿依然好奇，你建的是什么工厂？推销员答道，就是生产防毒面具的工厂。

    这个故事讲述了供给如何创造需求，为销售学经典案例。不过从经济增长视角看，推销员创造的是GDP，但他创造了一个毁坏自然环境，毁灭土著居民生活家园的GDP。

    这样的增长显然是一个陷阱，不仅无益，而且充满罪恶，在地方官员力推的GDP增长中，不乏这种自我毁灭性的增长。中国显然不需要这样的GDP，也不需要人民生活相对贫困化的增长。

    克服增长陷阱的最好方式，就是放权。只有放松管制，才能让市场自主决定如何配置资源。同样，只有将权力关进笼子，才能减少寻租机会，进而有利于避免无益，甚至罪恶的增长。新一轮地方官员换届已经完成，如何约束投资饥渴症，避免出现新的增长陷阱，应是必须重视的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