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这也不一定，现在，中国人想去欧洲旅行也很容易，不同之处在于，我们现在仍然是一个以金钱为导向的社会，太看重物质了，所有东西都导向你要拥有更多的东西，你有更多的财富。你要有了这些财富，相当于你可以买上更好的能够满足你物欲的东西，我觉得这是中国社会最主要的问题。
 
    王梦瑶：我们接触过一些快毕业的博士，他们都觉得现在发展很困难，因为那些位子都给有权有钱的人的下一代给占了。
 
    胡泳：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也是我刚才讲的我对下一代的好生活悲观的一个原因，中国社会的流动性这些年是变差了，越来越变成了一个拼资源、拼爹的游戏，的确是这样，包括北大也是如此，贫寒子弟考上北大的可能性就是比以前小了，流动性出了很大的问题。流动性是给这个社会赋予希望的东西，典型的就是美国梦，你通过奋斗，总能获得成功。
 
    王梦瑶：那您怎么评价现在的“中国梦”？
 
    胡泳：中国梦就看你是哪个版本了。如果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肯定是一个集体主义的梦，讲的是国家的梦、民族的梦，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样一些话语体系。但是，特别有意思的就是《中国合伙人》，英文名字叫做Americandream in China，跟这个dream是有关系的，你在那里看到的那些人的梦，其实跟我们讲的集体主义的梦也没有太大关系。
 
    他们为什么那么拼命？首先，托福英语培训所服务的这些人，都是为了自己。我觉得早期出国的留学生可能还有点报国的想法，甚至说80年代崛起的那些企业家，比如柳传志、张瑞敏这样的人，真的有点报国的想法，但后面这些人有多少报国的想法是完全可以划个问号的，至少留学这事是可以划问号的。《中国合伙人》的英文名字是很有意思的翻译，这些人都是为了个人的梦想去的。这个电影的蓝本就是给他们服务的新东方学校，俞敏洪就是一个励志故事，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的美国梦模式，满街刷浆糊，那么惨，最后变成大亨。
 
    习总说中国梦和美国梦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如果放到个人都想要好的生活，希望通过自己的奋斗能够得到承认，我觉得这个的确是相通的。但是，我们这个梦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跟我刚才讲的一致，这个梦里的钱的色彩太重了，太像是一个金钱梦了，导致金钱压倒一切，很多人做的梦无非就是我怎么挣到更多的钱，等于是一个物质的梦。

    钱的确是硬通货，是真正的硬通货，有些事情在中国这种结构板结的情况下只有有了钱才能干。另外我觉得主要还是价值标准问题，总是以成败论英雄，总是觉得一个人的成功就意味着他有财富，凡是那些没有财富的人都是失败者。社会上的所有人，成功没有别的路径，如果想过一种另类的生活，不仅不能见容于社会，都不能见容于你的父母、亲人。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你就会受到“上海式丈母娘”的拷问：你有钱吗？你有房子吗？你能养活我的姑娘吗？如果没有这些东西，你就不要谈。这当然是极端的例子，也不是歧视上海人。当金钱成为衡量所有东西的一切标准的时候，社会的多样性就消失了，变成空前一致。
 
互联网让人陷入“懒人主义”
 
    王梦瑶：互联网很普遍的现象就是转发，有人认为这有利于消息的扩散和个人的参与，但也有人强调很多人转发都是下意识的，缺乏责任感的随手之举，您怎么评价？
 
    胡泳：这其实是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问题是转发是不是有用。从鸦雀无声到众声喧哗的过程中，转发肯定是有用的，因为之前叫做万众一心，万众一心的结果就是“万口一腔”，大家说的是一个话。
 
    这是一个奇妙的反差，大家都说一个话的时候，其实意味着这个社会是鸦雀无声的，别的话就出不来了。突然来到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这个时候，转发就意味着参与，看上去是简单地点一个按钮，实际上是意味着参与。参与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一种投票行为，由于你的关注，关注这个东西的人就多了一个，舆论在这样一个积少成多过程中形成了。
 
    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没有互联网的话，中国连今天的公共讨论的空间都没有。正是因为有了这种能够转发的可用空间存在，你才发现大家至少有了一个场地，在这个场地里才能够言说一些事情。这些言说也不是全然无效的，虽然很多时候它是无效的，但是在有些时候也起到一定的作用，在中国就构成了某种压力政治。我们没有正当的途径，但是至少有了互联网，可以对权力形成某种压力，导致它调整自己。在这个意义上来讲，转发肯定是有用的。
 
    但是反过来说，在互联网上，转发是很廉价的，它降低人们真正去行动的意愿，因为很多时候就变成了一个坐在电脑前面的表态。你刚才讲到，可能有些转发没有核实会有问题，其实核实本身就是我说的行动的一种，我们现在连那些以核实事实为天职的人都已经不做这个事了，记者现在都已经变成了在网上搜索，然后拷贝、粘贴，都不做一线的采访了。最终，我们的行动和信息之间的纽带被切断了，本来你获得信息，是为了给你的行动提供一种帮助或者是一种决策的可能性，这是一个核心目的。
 
    你获得了越多的信息，就可以决定采取行动，为什么采取这个行动不采取那个行动，等等。但是现在由于你完全变成一个信息的吸收者了，你的信息现在跟行动没什么关系，也不产生行动，甚至很多信息也不来自于行动。我觉得这个是有问题的。这等于说言论的自由不见得能够完全发挥。结社自由、集会自由，它们有各自不同的功能，但是不可能互相替代。现在来看，由于我们行动的自由受限比较厉害，所以言论自由这个市场过度膨胀，大家都陷入到我们可以叫做“懒人主义”的一种东西，很懒，对很多东西仅限于表个态，点个赞，按一个按钮，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