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一场有十字架的变革
冲突发生时我们需要寻求第三方的解决，比如说两个企业发生冲突，要去法院打官司，寻求第三方的解决。两个人打架，可能会找一个长者来解决，最好的第三者实际上就是上帝。上帝永远是公益、公平的，相信上帝，它一进来，你会发现所有的冲突就会没有了。还有一个是优先安排和均衡机制，在生活中我们要搞清楚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经济学讲人是理性最大化的人，但不要以为理性最大化是一个生物的理性，不是的，它是一个文化的理性。文化告诉你什么东西重要，你会按照这个重要的优先顺序进行理性的行为选择，所以不是生物的理性，而是文化理性。哪些文化告诉你，这些东西重要，另外一些文化告诉你哪些东西重要，所以做出的行为选择同样都是理性的。
中国人比较重视功成名就，“成者王败者寇”，很强调成功，成功比什么都重要。但西方有一个理念强调攻克内心不好的东西，比攻下的一座城市还要厉害，比勇士还要勇敢，会强调诚实是成功。无论是在怎么样情况下，能够保持诚实，就能够成功。我们中国的教材强调雷锋精神，会讲司马光砸缸来表现聪明的孩子故事，会讲岳飞抵抗外敌入侵的民族英雄，都是讲大英雄大好人。但美国教科书里面，会讲华盛顿小时候的故事，华盛顿父亲给他一个生日礼物是一把小斧头，他用这个斧头把他父亲最喜爱的樱桃树给砍了，父亲很生气“谁砍了我的樱桃树？”华盛顿说“是我砍的。”他父亲就说没有关系，你能够诚实地承认就好了，他讲到诚实很重要。
我们看到在美国的电影里面就有《阿甘正传》，阿甘就是一个很诚实的人。说到一定做到。他的战友在战场上牺牲，牺牲之前告诉他说我的家乡在阿拉巴马，如果我回去，我要去做虾酱，你要不要跟我一块去？阿甘说好，我愿意跟你一块去。中国人会觉得这只是说说，不会当真。退伍之后，阿甘真的就去了那个地方捕虾，最后他成了百万富翁。阿甘好像智商很低，情商也很差，但会坚守自己的道德品质，在道德品质上很成功，最后在生意上也很成功，包括情感上。阿甘的成功是因他在品格上的一个成功，美国会讲阿甘的故事。中国讲比较多的是阿Q的故事。
优先顺序不太一样，中国人通常事业是第一位，但美国人优先顺序上帝是第一位的，家庭是第二位的，事业是第三位的。
我在北大读博士时，有位美国朋友跟我谈话谈得兴高采烈，一看表已经七点，就立即说对不起，我要回家做饭，雷打不动，立马就回去。
人要获得完全的幸福，跟几个东西有关系，如果这几个东西解决不了，人是永远不会获得完全的幸福。第一是死亡，我们知道所有的人会死，再优秀的人都会死，而且死亡概率是100%，不会是99.9%，伟大领袖毛主席再伟大也是100%死亡。一个孩子生出来之后有人说这个孩子将来会飞黄腾达，而鲁迅说这个孩子将来就会死掉，别人不高兴，但这是唯一的真理。人会害怕死亡，秦始皇害怕死亡，没有人不怕死亡的，哪怕延长他生命一分钟他什么都干。每个人都会死亡，死亡就会有恐惧。第二，苦难，人生肯定有苦难，在座的各位还年轻，还没有经历太多的苦难。像我们这些人，我们都经历过一些苦难，或者我们目睹过一些苦难，看到身边的人有困难，也会让我们内心感到同病相怜。四川大地震有很多人死亡，很多的孩子死去，地震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变化和影响，当初四川人喜欢炒房，房子是不动产，地震的时候他们发现所有的东西都会动，哪有不动产，没有不动产，有个人在街上骑着一辆车，发现毛主席在向他招手，在后来发现是毛主席的雕像在晃动。四川大地震后，很多人承受不了，包括一些官员，北川一个宣传部的部长就选择自杀。这些苦难每个人都会经历。第三，罪孽。每个人都会有罪孽，世人皆有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很多人年轻时很容易做头脑冲动的事情。这三个东西，所有人都会有，没有人不会经历死亡、苦难、罪孽。有这三个东西，想获得完全的幸福是不可能的，如果解决这三个问题，想获得完全的幸福，如果没有终极的关怀也是不可能的。
中国的变革，中国这几十年的变革我们可以有不同的理解，过去我们看到他是一个市场经济.现在很多人也在期待，说我们将来是一个政治的变革，这是未来的使命，但我更多看到的是一场心灵的变革。目前经历的这场变革跟过去三千年的变革是不同的，是一场有信仰和终极关怀的变革。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经过几次大的融合，比如汉朝是把儒和道两支最优秀的文化融合在一起，实现了大汉的崛起，中国人也被称为汉人；到了唐朝时佛教文明引进来，传统儒道佛的融合，在这个基础上，出现了大唐的崛起，这是中国第二次大崛起；现在我们在经历大的崛起，这次我相信是传统的中华优秀文化跟基督教信仰的一个融合，他的本质是一场有十字架的变革，这十字架的变革他很深的意义是给中国带来一个终极关怀，跟传统的终极关怀融通，给中国人提供博爱精神关键性、现代性的一些精神尊严基础，同时给中国人带来更多的幸福指数。
时间关系，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互动阶段：
主持人：非常感谢，也非常精彩，我看在场的各位朋友都听得非常专注，所以我也不忍打断。同时，非常荣幸杨鹏老师也来到了今天的现场，剩下的时间留两个提问，再请杨鹏老师做一个简短的点评发言。
“明年基本上会是适度的通胀”
提问一：赵老师，我认为，明年不仅仅会出现通货膨胀，伴随着持续的经济萧条，会出现滞胀，作为个人，来说怎么保卫自己的财富，或者增进财富。第二个问题，北京大学樊纲教授在去年主张中国印钞票、制造适当的通货膨胀来解决危机，说中国跟全世界的政府相联手，通过通货膨胀避免了大萧条是伟大的创举。而前几天他又跳出来说，中国现在出现了通货膨胀，问题很严重啊，所以我想请您以一种很客观的态度评价一下。
赵晓：谢谢，这个问题跟我们今天谈的主题关系系不是很密切，但是为了报偿你一个下午的时间，我也要回答一下，第一，我不是特别同意明年会滞胀，明年我认为基本上是一个适度的通货膨胀。对中国这样的一个国家来说，4%的通货膨胀是比较好的，有一定的通货膨胀比通货紧缩甚至比过低的物价增长其实要好很多，所以明年，没有太大的通货膨胀。明年主要的问题还是保八，通货膨胀的问题在CPI反映的我觉得不会强烈，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樊纲讲的我不是特别清楚他的前后过程，因为我没有看到，假设你说的是真的，我想我也能够理解，因为近年的情况是非常紧张，2008年金融海啸是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中国也出现了一场巨大的经济危机，第四个季度中国的经济增长只有6.8%，如果再往下去，按照这种惯性的运行，2009年不是保八的问题，而是保四、保五、保六的问题，这种情况下，失业会成为经济萧条时期的一个显性问题，给大家的幸福带来一个很大的伤害。这个时候用通货膨胀作为代价，把经济稳定，进而稳定人们的心理，可能有他的价值。那个时候提出来是有道理，现在提到的通货膨胀我不太清楚。从CPI来说，通货膨胀反映还不是很强烈。假如他有自相矛盾话，像你刚才说的那样，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他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背景下说的不同的话。樊纲，是我个人比较尊重的一个经济学家。他提出很多的非常好的改革建议，我们现在看到中国改革有很多痛苦，也出现很多不如人意的地方。大家不幸福和痛苦时，会有很多批评，中国的批评有一个特点，大家只敢批太监不敢批皇帝。房价太高了，一定是开发商的毛病，就骂开发商，开发商其实不是真正的原因，中国改革之所以会出现这些问题，也不是经济学家的问题，但是大家敢批评只有经济学家。 我说到这里。
“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们需要这样的终极追问”
提问二：我今天过来，是看这个问题过来的：经济学与终极关怀，今天谈的更多的是站在外在的角度去怎么追求内在的升华，您作为基督教徒，怎么去追求幸福，您之前说的方程式很有道理，我还想听听您对于终极关怀的看法。
赵晓：我很感谢，你提出的问题也特别好。终极关怀在这里我没有过多的解释，终极关怀指的是我们对最终的一些问题要有关怀，什么是最终的问题，比如说人活着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就是终极问题。终极问题不见得有答案，更不见得有终极答案，一般来说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但是他很重要，终极关怀没有解决。会发现很多的小问题就会解决不了，比如说各位都在学习，有没有意义，当然有意义。为什么要学习，有人说因为我将来想找一份好的工作，自己养活自己，自立，这很有意义；还有人会说，因为爸爸妈妈掏钱花了钱，他们很辛苦不容易，所以我为他们也要好好读书，这也是有意义的；还有人会说我是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就像周恩来一样，也很有意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但是人们还要问一个最终的意义是什么，就像我们读书读完了就去工作，满足家庭的期望，为了报效国家我都做了，这个国家已经富强，为中国之崛起而读书，现在中华已经崛起了，是不是不用读书了。这些只能解决一时的，提供一定时期的动力，但是他不够终极，所以一定要问最终的终极意义是什么。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每个人都有要问他的意义和价值，终极关怀其实就涉及到对自己的评价，自己的生命究竟有没有价值和意义，在人生历程中会不断地发问。
有的时候会问自己，过了一段时间可能实在想不明白就不问了，但这个问题还是会不断地浮现出来，所以这是一个终极关怀的问题。你这个问题的解决，跟自己的行为选择有关系，跟幸福指数有关系，如果把这些问题解决了，死亡、苦难、罪孽可能就都没有了。美国的将军有一个对儿子的祷告，一般的人希望自己的儿子长命百岁，希望一生平安，希望他顺顺利利，功成名就，但他的祷告是希望他的儿子将来会经历风浪，没有一个人求上帝让自己的儿子经历风浪，当然后面有一句话，让我的儿子在风浪中站立得住，并因此祝福他。人的幸福可能跟成就有关系，可能是物质上的，也可能是精神上的，也可能跟你与他们的关系而有关系，这里面有很多的东西是跟终极关怀有关系。前面说的三个指标：成就、关系、欲望可能都跟终极关怀联系在一起，今天只是讨论了这样了一个话题，但没有时间展开。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也是值得去探讨的话题，小到我们每个人的幸福，大到整个中国改革，中国改革应该怎么改，现在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走投无路了。我们用货币燃烧的办法解决当前的问题，但我们又出现了另外的痛苦，这个路能够走多长时间？过去我们是用经济增长强势来掩盖我们在其他方面的劣势，这样又能有多长的时间？要不要思考中国更全面的变革，而这个全面的变革能够给中国带来一个全社会幸福的指数吗？这都是我们需要讨论的。
谢谢。
主持人：非常感谢，有些问题我们可以看赵老师的文章得到答案。在2006年时杨鹏老师和赵晓老师有一个重要的对话《信仰、文明与中国崛起》。今天杨老师也来到了现场，我们欢迎杨老师做一个点评发言。
杨鹏：回到经济学的出发之地：一是上帝，二是自由市场
杨鹏：大家好，我跟赵晓是很好的朋友，我们关注的很多问题非常相近，今天我听他讲的是幸福，他是经济学家，所以他是从经济学、经济增长入手的，花了很长的时间对经济增长、收入的提高和幸福的关系进行了论证，用很多数据说明经济对人的幸福是非常重要的，但他不仅仅是限于经济增长与幸福关系的这个层面。他以幸福为中心展开，经济收入的增长当然是人幸福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仅有此是不够的，就像耶稣说的：“人不能仅仅靠面包活着，还要靠上帝嘴中说出的话。”赵晓的逻辑，是顺着“面包”与“上帝的话”的两个层面展开的。刚才有个同学问，说赵晓对终极问题谈得不多，其实赵晓对终极问题有很多思考，同学们提到谈终极问题不多，是因为没有读过他的文章。我从另外一个方面为他的这个观点做一个补充。
信仰和经济学放一起进行思考，或者说把终极问题和经济学放在一起思考，这本来是经济学的传统。赵晓说要回到经济学的出发地，我理解这个出发地就是亚当.斯密。如果经济学从亚当.斯密开始，就是从信仰与经济学的统一开始的。大家知道，亚当.斯密首先是一个伦理学家，因为他先写出了《道德情操论》，后来才写了《国富论》，很多人看不出这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好像是亚当.斯密在两个不同的、无关的专业领域取得了成绩。同时读这两本书，仔细比较，我发现了两者内在统一性。我们可以从“看不见的手”这个概念来解释一下两者的统一性。我问大家，“看不见的手”是什么？大家都会说，看不见的手就是市场经济的规律。是这样吗？分析《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分析到最深处，我们会恍然大悟，亚当.斯密的宗教信仰和他的经济学理论是完全统一的，怎么这么说呢？因为“看不见的手”就是上帝的意志。
赵晓说《道德情操论》是一本伦理学著作，但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伦理学著作呢？孔子也是伦理学家，但孔子的伦理学跟《道德情操论》里面所表达伦理学完全不一样，《道德情操论》中的伦理学是新教伦理学，这是非常清楚的，而这点很重要！《国富论》是新教思想进入经济研究领域后结出的硕果。
其中，新教反复强调，上帝在每个人的心中，每个人要从自己的心去体悟上帝的意志，按照上帝意志去行动，由上帝来直接引导自己。正因为如此，每个人应该是自由的，每个人与上帝之间，不能由别人来代表。当你面对上帝是一个顺从者时，面对别人你就是自由。既然有上帝在你心中引导你，你当然是一个自由人，无需听从别人强制性的安排，所以这是亚当＆#8226;斯密的自由伦理学，这种自由伦理学是以上帝在人心之中，上帝是秩序之源为基础的。因为上帝无处不在，只有上帝是根本的秩序之源，人间没有任何人可以代替上帝行事。每个人信仰上帝，做好自己的事，上帝在你心中引导你，引导着人类的秩序。秩序源于上帝，上帝在人心中，个人的自由=繁荣的秩序。英国女王伊丽莎白说，“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这与亚当＆#8226;斯密的逻辑是完全相通的，核心是对全智全能全善的上帝的信仰。《国富论》中的自由市场经济学，《道德情操论》中的自由新教伦理学，这两个部分是完全统一的，而且新教信仰是本根。如果上帝是市场秩序的调控者，任何人对市场秩序的干预，实际上是要窃取上帝的权力。亚当＆#8226;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就是上帝，在人心中的上帝，在市场秩序当中的上帝，只要把两本书联在一起，我们就得出这个简单的结论。回到经济学的原点，这个原点是从终极本原的秩序和经济自由秩序的内在统一开始的。赵晓说要回到经济学的出发点，经济学的出发点就是“上帝和市场经济”，就是赵晓说的“教堂+市场经济”。这是我的第一点体会。
第二点，刚才赵晓讲到杨小凯，我同意赵晓的看法，中国经济学界，通过回到分工和市场交易来展开经济研究，杨小凯确实是回到了亚当＆#8226;斯密的传统。但看他的著作，我确实看不出来杨小凯回到了上帝。杨小凯向亚当＆#8226;斯密回归，回归了一半。听说杨小凯后来成为基督教徒了，但他在经济学上没有回到上帝。经济学的原点，一是上帝，二是自由市场，杨小凯回到市场分工，但没有回到上帝，杨小凯的经济学理论构建不是在上帝的基础上展开的。或者说杨小凯是在《国富论》的基础上构建的，但没有在《道德情操论》的基础上构建，这样看杨小凯只回去了一半路，但这已经是伟大的回归。
我有个感觉，能把终极思考和经济现象，能把上帝和经济学再次打通，在当今中国学者中恐怕只有赵晓有这个可能。我非常尊重他的感悟和感觉，很多的经济学家连亚当＆#8226;斯密《国富论》的源泉还没有回去，就已经沉迷于细枝末节中了。有的人一篇文章可以写好多年，为什么这么说？一篇文章写好了，因为每年的数据不一样，换换数据就行了，所以就写了好多年，这不是真正关心经济运行的规律和关心经济背后更深的东西，比如说从伦理到道德、到神的根本的本原。赵晓到美国以后，感受美国经济与中国经济的区别，发现美国是市场经济，中国也有市场经济，但美国教堂很多，中国不多（不能说没有）。这样就演化出两个不同的经济秩序，不仅仅是经济秩序的不同，整个的社会结构、政治结构、文明结构都有了差异。我相信赵晓还会走下去，也许在未来几十年，有人写中国经济学史，可能会得到一些结论，说历史上，能够把终极关怀和经济学打通的第一人，或者说把上帝和经济学在中国走通的那个人，可能就是赵晓。谢谢大家。
主持人：我听了赵老师的演讲和杨老师的点评，忍不住想到中国古代的先贤墨子，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兼相爱，交相利。我认为这跟今天两位老师所讲的主题有相通之处。这句话出现在墨子的《明鬼篇》，在墨子的思想中，鬼和神是相通的。他认为人与人之间要相互爱护，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要相互带来利益、带来好处。“兼相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互相爱护;“交相利”是市场秩序，即人与人之间交往要互相带来好处，我觉得这真是理想的境界。但墨子认为，达到这个理想境界，前提是内心有对鬼神、对上帝的敬仰。换句话说，信仰上帝、信仰鬼神，才能够做到“兼相爱、交相利”。可见，墨子早就提到，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和市场秩序必需建立在对鬼神的敬畏的基础之上。我注意到，在墨子中，使用的就是“上帝”这两个字。
我们再看我手上这张美元，美元上都印有“In God We Trust”，我们信仰上帝。当年看到赵老师的文章时，就认为他已经走得很远了，他在2002年写《有教堂的市场经济和无教堂的市场经济》，是在中国呼唤一个有信仰的市场经济。后来，在2006年的时候，吴敬琏老先生写出了《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如果按理解的深度，我觉得法治还不够，如果没有信仰，法律也会被玩弄于股掌，法治也不能解决市场经济的一些问题。而一个有信仰的人，追求财富的目的是为了荣耀上帝，这样，最终财富的分配也会有一个比较良性的局面。
下面请赵老师回应作结。
赵晓：我很感谢，今天天气很冷，下着大雪，我们坐而论道，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另外，我很感谢杨鹏的点评，他的点评不是说朋友之间很庸俗的。其实他是给了我一个鼓励和一个方向，深化了我的思考，也帮助我进一步理清思路；主持人安排这个活动，包括主持人最后讲的几句话，对我很有启发；今天在座的朋友，是一起讨论的贡献者。今天大家在一起很快乐坐了一个下午，做了一个很快乐的产品，会对我们的国家有一些帮助，有一些祝福，我觉得这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非常感谢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