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下面的两张图中，直观地可以看出，北京鹤立鸡群，是每百万人拥有医疗卫生技术人员和三级医院最多的城市。

    在政府配置资源的公正性研究中，我们创造了“财政补贴的相对损益指数”。在下图中，各省市按人均GDP从左至右从低到高排列。柱形显示的指数是按该省市的人均财政补贴与其左右省市相比较而得出。在零以上是受益，零以下是受损。下图显示，北京又突出地成为最受益者。

    很明显，北京在医疗人均财政补贴方面占据了最优越的位置。然而又是最不公平的。按照天则所的“价值解读”，北京是在这个财政分配体系中的“极不公正获益”者，而河南、安徽、河北、湖南、江西、贵州、山东等省则是“不公正受损”者（天则经济研究所，《中国行政部门配置资源的效率与公正研究》，2016）。进了北京如此受益，为什么不进呢？于是我们看到，大量的“高考移民”进驻北京，大量的患者也涌进北京。据报道，到2014年，每天进京看病的人数高达70万人，一年高达两亿多人次（《北京晚报》，2014年4月16日）。在我们看来，由于北京集中了过多的优质资源，形成了与其它地区的“租差”，人们因此进京“寻租”，实际上也在纠正资源在地区间的错误配置。这些人进京就是一种理性行为。

   这些进京的高考移民和患者也类似于常年游客。他们不仅上学看病，还要吃饭住宿过日子。仅次均门诊费用就近400元，一年下来约为840亿元。而这只是进京人群花费的很小一部分。加上其它花费，将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按照上面引用的旅游乘数，假定每个常年游客创造一个直接就业机会，进京就医的人将会直接、间接地创造出238万个就业岗位。除了这些为了上学和看病目的来到北京的人，仅就北京的市政基础设施比较好，公用事业的服务比较配套和成熟而言，也值得成为一个北京的居民。在另一方面，北京集聚过多的人口，也提供了更多的交易机会和市场需求，也吸引着外地人口前来发展。据北京市统计局，到2015年底，常住外来人口高达822.6万人，占北京总人口的近四成（《北京青年报》，2016年1月20日）。

    很显然，“北京过大”不是人们非理性地涌入北京的结果，而是政府直接配置资源打破了资源在空间中配置的平衡，人们用行动纠正这种不平衡所致。真正的解决之道是釜底抽薪，即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尤其要减少中央政府在资源的空间配置上向北京明显倾斜的作法。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提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就是解决“北京过大”的根本之道。市场大了，政府就会小；政府小了，北京就会小。

    然而，建立雄安特区的构想，实际上就是沿用着北京过去一直采取的策略，为解决人口压力问题，把雄安的土地也纳入北京直接支配的范围。从制度角度看，将北京的部分功能扩散到雄安，只不过是在建设一个更大的“北京”，同时也把北京在资源配置机制上的问题扩展到雄安，最后也不能实现一个城市的基本平衡。

    沿着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方向，中国中央政府确实在给政府瘦身。我们看到2015年底，财政部改进了《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管理办法》，强调要减少专项转移支付的比重至40%以下，并且提出“建立健全专项转移支付项目退出机制”，包括“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予以取消；可由市场竞争机制逐步调节的，规定一定实施期限实行退坡政策，到期予以取消。”自朱镕基时代起，国务院就一直在不断减少行政审批项目的数量，直到2015年我们还能看到国务院取消行政审批项目的最新目录。因而，从长期看，这会从根本上抑制北京人口规模的扩张。

    但是，在中国目前的制度环境下，国务院的几个文件也没有那么大的威力。多年来，行政部门已经习惯了利用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和管制牟取租金，减少甚至取消行政直接配置资源的权力，就是在损害他们的既得利益，他们因而会明里暗里地对抗各种改革措施。这也是为什么减少行政审批项目的效果并不明显的原因之一。在另一方面，北京长年受到中央财政的照顾，已经形成了一种“北京人文化”，即北京人应该享有比外地人更优越的城市环境和服务条件，因而北京与其它地区的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还需相当长时间才能达到，人们还会视北京为向往之地。所以从相当一段时间来看，北京不会变小，似乎总应有一个地方分担北京的部分功能。

    偶然地，这就是雄安。但“分担北京的非首都功能”的雄安能否成为又一个上海或深圳呢？似乎不可能。这是因为，如果一个城已经定位，它的发展潜力依赖于它在贸易节点上的重要性和其腹地市场的纵深程度。应该指出，上海和深圳并非政府定的位，而早由市场定了位。深圳紧邻香港，在上世纪80年代初，香港在地理上是中国大陆上最大的贸易口岸，不仅有最大的港口，还有为贸易口岸服务的成熟和丰富的现代服务业。深圳的腹地则是珠江三角洲和珠江流域。深圳与香港在城市功能上是一体的。上海则曾是近代以来东亚最大的贸易口岸，只是在计划经济年代衰落了。只要实行市场经济，它自然会崛起。更不用说，它的腹地是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

    反观雄安，则没有这样的条件。本来海河流域和华北地区已有天津的滨海新区作为出海口，且有京津冀晋等省为腹地，多年以来，滨海新区发展迅速，是全国除了浦东以外发展最好的开发区。在该区努力的基础上，这显然得益于其地理位置。如果有更好的制度环境，并疏通其腹地的交通设施，滨海新区是最有条件挑战上海和深圳的城市。而雄安距滨海新区口岸虽只有两个半小时的车程，但终究比滨海新区本身要远。试想，如果有一个离口岸更近的地方，为什么要到更远的地方去呢？如果是由市场决定，绝不可能有一个与上海和深圳匹敌的贸易中心会在雄安崛起。雄安附近的保定的现状已经说明问题。保定只是一个中国北方貌不惊人的中等城市。

    再则，如果将雄安定位为“疏解北京部分功能”，则与上海与深圳的定位完全不同。如前所述，上海和深圳首先是贸易口岸，以贸易为中心，才发展出其它产业。直接为贸易服务的金融业、信息业、贸易服务业、物流业等应运而生；由于贸易带来市场，也就推动了制造业的发展；由于市场需求和产业竞争压力，科技创新才会兴旺起来。而雄安疏解的所谓非首都功能，很大一部分还是政府分配资源的功能。如果说贸易、金融、制造和科技是“生产性的产业”，则政府分配财政资金和行政审批项目则是“非生产性的”，只是在转移和分割生产性产业创造的价值。

    如果雄安仍坚持“北京优越”的财政配置理念，创造出“地区租差”，还会吸引许多外地人前来“寻租”。寻租行为会将行将消散的部分租值留住，显得似乎有些价值，但并没有创造新的价值。而如果政府限制这些寻租行为，结果是将创造出来的“地区租差”大部分消散掉，更是对资源的浪费。就类似于，如果有人愿意出高价住进“高干病房”，则是对本来就空着的高干病房效率的提高，医院有收入，自己也有消费者剩余；但如果禁止这样做，则高干病房就虚位以待个别高干随时住下，在平时则以空置的形态浪费资源。这种寻租的冲动，显然也不是一个城市发展的终极动力。

    那么，将一些国企总部或大专院校迁入雄安是否有着生产性的意义呢？如果真把国有企业当作企业，它们为什么要迁到雄安去呢？为什么不根据企业的真正需要选择总部落脚点呢？这些国有企业之所以长期以北京为总部，只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因，就是它们不付地租。因它们占有的土地是原来计划划拨的，在改革开放以后也没有向它们征收过地租。这些企业甚至占据着市中心的高地价区域，只是没有按照市场价格付费，所以就没有搬出的理由。反过来，如果要求它们按市场地租支付，它们就会自动搬走，何需搬到雄安？至于高校，本来就不太喜欢和满足城区内的校舍，所以已有不少高校搬到了那些愿意以低地价吸引它们的郊区卫星城，如昌平和良乡等，有的甚至在其它城市，如珠海和深圳等建立分校。

    当然，如果中央政府真要下定决心建设雄安，至少在短期内会看到效果。因为一个城市的发展还有赖于基础设施的建设。如果有数千上万亿的资金砸下，在雄安与北京和天津之间建设更优越的城际交通，雄安本身的市政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优于周边的城市，还是会吸引不少企业和居民。但由于与上海和深圳相比，雄安既不以贸易口岸定位，也就不能引致相关产业，包括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发展，因而缺少生产性产业的终极动力，它永远不可能达到深圳和上海的水平。由于没有真正的生产性产业的支撑，若雄安只以本地的税收维持城市运转，则其规模会受到很大限制，远达不到决策层所预想的规模；若硬要支撑规模，则在财政上会入不敷出，更可能成为中央政府的财政负担。

    相反，中央政府的直接介入，政府对资源配置和制度环境的直接插手，却可能带来负面结果。要想建立或扩展城市，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土地问题。土地问题最重要的是产权问题。当雄安项目刚一公布时，政府就马上叫停房屋买卖，也就预示着中央政府不打算按照市场价格收购土地。在这里所谓的市场价格，就是把雄安前景估计在内的定价。但这不是因为中央决定才有的前景吗？雄安居民们不这么看，他们认为就像中奖一样。谁说中的奖不是自己的？这会带来中央政府在征地时与当地居民的冲突。迄今为止，征地冲突还只是地方政府与居民的冲突，雄安则会把中央政府推向第一线。中央政府如果用强，高压低价获得土地，它今后怎么还能弹压地方政府不再强拆？如果按照市场价格，就会支付高额的财政资金，就会拖累中央财政。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设立深圳特区和浦东开发区时，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刚刚起步，中央政府不需出资金，只要给政策，就能造成明显的“制度落差”，形成对资金的强大吸引力。而今市场制度基本在全国形成，再优惠的政策也不见得能造成“制度落差”，中央政府就只能靠钱去堆。但这本身又是问题。比如说，同样是一万亿元，政府投和民间投的意义和效率都不同。民间的投资是对制度环境和市场前景的认可，它本身就是强烈的认同信号；而政府投只是执行命令，并不能判断自己命令的价值。由于政府投资，政府可能会误以为城市发展要靠严密的计划，而忽略了城市生成和发展主要依赖于市场机理，依赖于人们逐利形成的自发秩序，因而这个计划经济的小试验最终会以失败告终。

    如今有关雄安的议论多如牛毛，涉及对未来的判断，谁都不能断言谁对谁错，即使学富五车的学术权威或大权在握的政治精英。最终要看雄安发展的结果。但城市的发展需要较长时间才能见分晓，虽然不会用一千年，三十年总要等待。

张晓峰：雄安新区：新角色·新空间·新治理·新生活

     春风数度，昨又春风。随着设立雄安新区的尘埃落定，它不仅盘踞了朋友圈，还激发了投机热，也让郁闷的股民暂时有了点宿醉饮甘霖的感觉。是否，也给那些怀揣梦想的年轻人的内心点了一把火？

    　2017年04月05日，雄安新区公布后第一个交易日--上证

　　关于雄安新区，它是什么，它将成为什么，它如何成为什么，这些虽大家热议，但莫衷一是。

　　相关者太多：三县原驻民，三县外出淘金者，新区周边看客，京津两地，即将被疏解的机构、职能与人，外部围观者，投机客，股民，当地官员与其它官员，产业投资者，90后，其它新区相关者，决策者与知情者，海外观察者……

　　1----新角色：自带使命，风物长宜放眼量 新角色就是新使命。

　　不再是偏于一隅的小县城，不再是不起眼的小兵，不再是默默无闻的旁观者，不再是亦步亦趋的附庸。

　　除了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这“四个意识”，现在和雄安新区直接相关的京津冀官员似乎还应该再加上两个意识，即角色意识和使命意识。

　　特区、国家级新区这些字眼都不足以概述雄安的新角色新内涵，首都副中心、迁都、第二个曹妃甸等等诸多言论看来都不过是臆测或意淫。

　　围绕雄安新区“绿色生态宜居新城区、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区、协调发展示范区、开放发展先行区”的新区功能定位，聚焦建设绿色智慧新城、发展高端高新产业等重点任务，一言以蔽之，雄安新区不能穿新鞋走老路、新瓶装旧酒，不能拿别人的地图走自己的路，更不能热极喧嚣之后悄无声息。

　　其实，雄安承载一个重要使命，那就是----打造一个对全球都具有示范意义、样本作用的新型智慧城市。

　　雄安承载的另外一个隐含的重要使命在于，如何让那些天马行空又脚踏实地的年轻人敢于造梦、善于协同，而不是被高房价或者大家热议的阶层固化挤扁想象力空间、榨干创新创造的热情。

　　说白了，这个使命就是一个可以让国人、世界看到2050年中国的样子，让年轻人、创新者有盼头、敢于预期、不惮于试错，也看到中国对未来世界发展的理解与引领。

　　君不见，党中央、国务院通知中要求，“用最先进的理念和国际一流的水准进行城市设计，建设标杆工程，打造城市建设的典范”。习近平对规划建设雄安新区的重点任务要求突出了七个方面：一是建设绿色智慧新城，建成国际一流、绿色、现代、智慧城市。二是打造优美生态环境，构建蓝绿交织、清新明亮、水城共融的生态城市。三是发展高端高新产业，积极吸纳和集聚创新要素资源，培育新动能。四是提供优质公共服务，建设优质公共设施，创建城市管理新样板。五是构建快捷高效交通网，打造绿色交通体系。六是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激发市场活力。七是扩大全方位对外开放，打造扩大开放新高地和对外合作新平台。

　　河北地方官员已经将“强化责任、使命、担当”、“四个意识”身体力行在讲；北京、天津、河北包括保定的先后表态看起来也非常清晰、坚定。这种角色意识和使命意识非常关键。“举各方之力建千秋之城，聚全球智慧建未来之城。”河北省委副书记、候任省长许勤这个理解是到位的。

　　从官方的解读，规划建设雄安新区，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历史性工程，对探索人口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模式、调整优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培育全国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生态，不仅仅是环境意义上的，还应该体现在结构、关系、模式、机制、文化等多重维度。就雄安新区而言，能不能形成跨界融合、协同创新的生态？能不能形成人才、信息、数据、技术、创新、智力资本等新生产要素集聚、共创的生态？能不能成为世界的重要节点、培植可持续的发展势能？

　　承载地，示范区，新样板，引擎……繁多的界定的确让人眼花缭乱，但有根本的一点要想清楚，那就是新区既是连接、承载、融合、获得机遇，也必须是开放、协同、外溢、输出价值，否则就失却了国家重大战略部署的意义。只是接纳、导流而不产生正的外部性，这件事就太“内向”了，和开放、生态、利他、多赢是格格不入的。

　　2017年12月27日，蚂蚁金服与互联网+百人会联合发布《新型智慧城市白皮书》

　　2016年底，蚂蚁金服与互联网+百人会联合发布的《新型智慧城市白皮书》将新型智慧城市归结为三个“新”：新空间、新治理、新生活。新型智慧城市是城市新的发展方式、新的治理模式和居民新的生活方式。

　　新空间、新治理、新生活，某种程度上为即将逐步明确新角色、新使命的雄安新区未来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注脚！

　　2----新空间：不断厚植可持续发展的新动能、新势能

　　新空间就是找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未来空间以及发展的动能。这个空间既是方向，还是规模，又是结构，还是质量与效能。而动能对以上因素均会发生影响。

　　对城市而言，“新空间”可以有多样的定义与构成，如经济新空间、发展新空间、资本新空间、生活新空间、治理新空间、文化新空间、城市合作新空间、新要素空间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