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对雄安新区定位的最权威解释是说，它要“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这说明，北京人口的巨大压力是提出疏解的主要原因。那为什么北京有如此之大的人口压力呢？是否“首都”就必然要有人流的不断涌入，那些“非首都功能”非理性地不请自来，打破了原来首都规划的理想安排？
从城市经济学的角度看，除了政治中心与军事要塞，一个城市的定位、形成、发展及其最终规模是由市场决定的。一般而言，这些城市都是在贸易通道的节点上，由于其特定的位置，到达的便利程度，长途贸易整休所需的恰当距离，改换运输方式的口岸，周边腹地的人口密度和纵深等，决定了它们的位置和基本规模。该城政府对交易活动征税，用于对市政基础设施的投资、公用事业服务和其它公共物品的提供，而这些受本地财政收入规模约束的公共服务规模，又与本城的交易活动规模达成平衡。即使是政治活动，也广义地被认为是交易活动，相应的城市规模也受制于由它们而形成的财政规模。
然而如果有政府干预，会带来一些扭曲。我们很容易发现，“北京过大”有两个原因。一是政府占有国民收入的份额太大。据我最近的估计，中国的宏观税率约为45.6%（2013）。而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份额近十年来约为48.7%，支出份额仅为16.6%。2015年，这中间的差额约为43725亿元，依赖于中央政府在地区间的转移支付。其中又分为一般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前者是常规的因而也比较规范，而后者分配的具体规则并不确定，很大程度上要靠地方政府进京“跑部钱进”，即到中央政府各部门游说。尽管专项转移支付只占40%多，绝对数也是很大的。
另一部分中央政府控制的资源，是包括土地资源在内的自然资源。如果不按市场规则，由政府分配或者免费划拨，或者以低于市场租金的价格分配（如石油开采的资源租税只有每吨30元左右，经常不到市场租金的十分之一），那么，以低于市场价格获得这些稀缺资源就相当于获得了“租”。还有就是进入到某些行业的行政许可。由于有政府进入管制，这些被管制的行业就具有垄断性质，获得进入许可就获得了垄断利润。而行政许可审批的项目多达数百项。还有价格管制。管制价格定多少就大有寻租空间。据报道，国家能源局煤炭司的一个副司长，竟可获得2亿多元的贿赂，就是这种情形的生动写照。
据2010年的不完全统计，“除54家副省级以上单位的驻京办之外，还有520家市级单位驻京办、5000余家县级单位驻京办。如果加上各级政府部门设的联络处、国有企业和大学的联络处，各种驻京机构超过1万家。”（《南方日报》，2010年8月24日）尽管中央政府进行过限制和清理，但多数驻京办只是“转入地下”。更退一步，地方官员在京买房的情况也很多，这是无法阻止的。
要游说，就要有活动，有需求。为游说活动服务的产业也随之发展。据说在国家发改委旁有一条礼品街，是收礼官员处理礼品的地方。街上的商店以低廉的价格收购礼品，再以便宜的价格卖给送礼人，如此循环，也是生意。明的暗的“驻京办”本身就增加了大量人口，说有10万人也不为过。这些驻京办人员相当于常年的旅客，他们的需求带来了北京的就业增加。如果一个常年游客能够创造一个直接就业机会的话，据北京的旅游就业乘数（张佰瑞，“北京旅游就业效应和就业乘数分析”，《北京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驻京办能直接间接地创造34万个就业机会。当然，到北京的公干不仅是争取经济资源，更重要的是争取政治资源。这当然最终归结为经济利益。地方官员到北京的动力会更强，也为北京的过大作出了贡献。
“北京过大”的第二个原因，是北京市政府不仅动用北京自身的财政收入，而且动用了全国的财政收入进行市政基础设施和其它公共物品的投资。我们注意到，北京的财政支出长年超过收入，有时多达20%。与其它省会城市比，如西安的人均财政支出为1.06万，北京则是3.05万元，约三倍于西安。试想，如果一个城市的财政支出总是大于其收入，它的市政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的投资就更有可能是挪用了其它城市的资源，人均享受的城市设施也会更好，能不吸引更多的居民吗？
不仅是投资，而且公用事业或其它城市服务的日常服务，北京也占有了更多更好的资源。我们在研究教育和医疗资源配置时，发现北京不成比例地更多享有教育和医疗的优质资源。将各省市211学校数量比上本省市人口数量，比例最高的是北京1.11所/百万人，最低是河南省0.016所/百万人，北京是河南的69倍。虽然北京的211学校也录取其它省份的考生，但录取机会也是不同的。录取机会也是一种教育资源的分配方式。如果最低的四川一本录取率为1，2012年，北京的“一本录取机会比”就是5.2。也就是说，北京的考生被一本院校录取的机会是最低录取率的四川考生的5.2倍。
2014年人均拥有三级医院数量最多的是北京，每百万人有3.39家三级医院。最低的是重庆，每百万人拥有的三级医院数量为0.77。北京是重庆的4.4倍。按医疗机构床位数获得的政府财政补助最多的是北京，平均为205297元/床，财政补助最少的省是河南，为26291元/床。若按居民人均获得的财政补助，也是北京最高，人均10482元，最低河南人均128元，北京是河南的82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