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知沟所带来的两侧信息不对称，也催生着精英主义的发生。新一代的知识分子难逃精英阶层的框架体系，他们抱有科普之心去促成公民意识的普遍觉醒，然而也正基于被封锁的“无知”的“沉默的大多数”，他们找到了某种话语权的优越感。他们在社交媒体上获得广泛的关注度，甚至被标榜某种身份标签。方可成作为政见团队的发起人，在知乎上回答“政见是个怎样的团队？是如何运作的？”这一问题时，对于团队成员有以下的描述：“‘政见’是一个独立网站，向你介绍世界上最聪明的脑袋是怎样分析中国的。……我曾戏称‘政见’团队可能是全世界名校校友密度最高的团队，我们的成员大多是在国内外一流大学读政治学相关专业的学生（其中又以研究生居多），大家来自牛津、剑桥、哥大、宾大、杜克、伯克利、康奈尔、密歇根等等，当然还有华人世界的台大、港中文、北大、人大等。”即便是戏称，他们可能有意无意构建着群体壁垒，主办的沙龙局限于一些学术圈子内或留学生圈子内部。在这里，专业化成为公共讨论的硬性指标。随着圈层化的进一步加强，持有专业知识的青年与更多没有接受精英教育的大众形成更大的分化。而这种分化正背离了他们号召更多民众参与的初衷。那么，精英式的“新知识青年”与大众的距离又该如何消解？这可能是他们在日后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自身矛盾之二：身份认同悖论
　　对于身处大陆地区以外的“新知识青年”来说，身份认同其实是一个矛盾点所在。在2014年的香港“占中”运动中，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刘冉（在香港中文大学就读时师从占中三子陈建民）一直在收集大陆学生的声音，维护“内地生撑香港”的Facebook页面。其初衷是由于一个发布资讯内容的账号“港漂圈”打着代表内地生的旗号发布“反占中”的内容，但刘冉及其团队认为这只是以偏概全，过滤了其他内地学生的声音，因而开始收集并发布内地生对于“占中”事件的看法。她在纽约文化沙龙第60期节目《香港“占中”讨论》的音频中，提到朋友的父母被请去“喝茶”借此向其施加压力，而谈到了自身情况：她刚开始做“内地生撑香港”的时候是抱着作为无名小卒的侥幸心理，但即使将来会发生危险，自己也不会因为危险的存在而不去做想要做的事。很多人没有站出来，不代表他们不支持，而是考量到家人安危、未来前途等复杂的因素，这情有可原。但她认为，有一两个人能够发声，也是非常必需的，她选择成为发声者，她说：“如果将来会付出什么代价的话，我觉得是可以承受的。”

　　一篇《在港陆生，无处投递的热爱》的报道中，提到内地生在现场参与活动时，竟需要戴口罩来防止被认出。这种对内地生身份的掩饰，是出于自我保护，害怕遭受部分港人的抨击，但也能就此看见一些港人对待内地生身份的看法。在“占中”事件中，无论这些在港的“新知识青年”如何表态，都可能陷入“吃力不讨好”的两难中。

　　当然，以上的例子只能代表身份认同的一种选择，海外留学生的身份认同问题存在更大的复杂性。由于所处外部环境的变化，文化主体固有的身份认同感在另一种文化模式中成为弱势，异质文化的冲击迫使留学生在进入海外生活时，须建构起对新环境的认知及作出对外界社会群体的认同选择。John W。 Berry和Robert C。 Annis认为文化适应包括两个维度，一种是对母文化（Native Culture）的态度，另一个是对当地社会群体的态度。对这两种态度的偏向，决定了在身份认同的过程中是选择整合、分离、融入或是边缘策略。（Acculturative stress： The role of Ecology，culture，and differentiation，Journal of Cross- Cultural Psychology，1974，（5）：382- 406。）因此，去国而更加爱国的心理过程在海外留学生在身份认同中同样存在。在出国之前，基于对大陆的不满，留学生抱着对国外某些民主自由制度的欣赏和期待，但在渡过了最初的适应和新鲜感之后，他们或许看到了异质文化体制中的诸多问题，反而回过头来发现母文化的闪光之处。另一方面，如果他们在语言、人际、生活等多方面的适应过程中受阻，文化隔阂的孤独感也会使其转向对异质文化的排斥，而增加对母文化的依恋和认同。

　　自身矛盾之三：参与的可持续性不高

　　“新知识青年”的社群活动，很多时候像是在做同人媒体，而这一类媒体的发展，可持续性是关键。社群成员的“社会化”和政治热情的保有往往背道而驰。随着成员个人生活轨迹的变化，例如毕业、结婚等，会出现一种状况，即投身公共事务的热情不再，行为也趋于保守，仿佛过往的公共参与只是人生一个阶段的过程而已。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说，年轻时候直接表达不满只是某种幼稚的行为，当一个人开始“社会化”，学会了老道狡猾圆融，他就成熟了。《吾国与吾民》中对中国青年的概括，在多年之后放到当下却似乎仍然适用，不禁令人思考“新知识青年”之路究竟能走多远。

　　外部困境之所在

　　网民涣散：扶不起的阿斗？

　　在物欲主义的大环境下，注意力经济的诱惑不断。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提到，享乐使人民失去自由。在泛娱乐化的年代，民众注意力被有效转移，在“趋利避害”的本能指导下，惯性选择消费简单有趣的内容，在享乐中退化，并且不自知。社会总体上呈现“去政治化”的状态，把政治视为肮脏的应该远离的所在。而在这个“自我”的年代，闹不清或许也不愿闹清宏大话语的人们，越来越多专注于个人的“小确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