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企为何必须树立持久战思想？
在上文中，笔者从民企的内部条件、外部环境以及民企的整体状况分析了民企面临的新形势。那么，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民企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加以应对？笔者认为，绝大多数的民企应该树立持久战的思想。坚持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是由当前的政治形势、经济政策所决定的。如果看不到这一点，企业就会受到经济萧条带来的更大打击。
1、关于政治与经济形势
十八大以来，习同志非常明确提出，不能用改革前30年否定改革30年，也不能用改革30年否定改革前30年。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改革的30年未必什么都是正确的，改革前的30年也并非一无是处。有一点可以肯定，政治大势不会有大改变，就是要继续进行深化改革。
改革怎么改？现在采取的手段就是简政放权、大力反腐，以反腐败为突破口，希望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的壁垒，在取得成效后，再展开各方面的改革。在经济政策方面，国企的地位已经明确不会变，对市场派的声音，最近两会明确提出发挥两个作用，即市场作用与加强监管。
这就明确了未来不可能听凭市场的自由发展。对有些行业来说，就要考虑一些政策的界限，否则“被监管”的日子一定不好过。鉴于民企已经形成的“半壁江山”的事实，估计民企的大政方针是不会变的，这无需怀疑。
2、外部因素决定了持久战
从外部环境来看，环保问题已经成为政府官员们火烧眉毛的大问题，大气污染、水资源污染、土地污染，从天上到地下再到地面，已经无处干净、无处让人不揪心，企业再也不会有过去的“没有污染哪有发展”那样的机会。
用工成本上升问题，不仅会大大压缩企业利润空间，也让民企的国际竞争力大大下降。企业用工荒问题，只是刚刚开始，以后将会更加严重，也就逼迫企业走向管理强化，除了合理的薪酬外，还需要企业有良好的制度、文化、人文环境。商场如战场，丛林法则将在今后得到淋漓尽致的上演。
想想20多年前，一个人在城里开个小卖部，就能完成资本积累，现在或将来还会有那样的机会吗？没有。再想一想，还能有机会批条子倒物资赚取巨额利润吗？还能有九十年代“国退民进”的盛宴吗？绝对不会再有！这就是当今的现实，一夜暴富成为历史，打好持久战，练好真功夫，是民企走向未来的唯一选择。
3、内部问题同样决定了持久战
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部环境的恶化，民企只有面对而无力改变；但内部的管理如何，完全取决于自身。
企业内部的问题，看似都是一些不至于要命的小事，但是如果不重视，同样会要了企业的命。因此，创新问题，管理问题，制度问题，考核问题，都必须提上日程，做好全方位的规范和优化。
管理的问题，并非今天想做好明天就马上见效，需要耐住性子，不断完善，才能取得成功。做企业就像养孩子，在孩子成长每个阶段，教育孩子的方式方法是不一样的，孩子长大成人了就必须遵循社会的规矩，遵守做人的基本道德。
做企业又怎么不是如此？企业小的时候，是老板个人的，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就已经成为社会的了。企业小政府不会给予太多关注，是死是活由你去折腾，但当企业大了，你哪方面有问题，哪方面不规范，政府都可能会过问，并督促你去必须整改。
税收优惠“花样多” 小微企业莫错过
谓小微企业，根据工信部出台的划型标准，是指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30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100人，资产总额不超过3000万元的工业企业，以及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30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80人，资产总额不超过1000万元的其他企业。因此在市场经济下，小微企业意味着“小生意”，而做“小生意”的小微企业自然希望能够“少税收”。
在“税”的方面，从2014年开始，对年应纳税所得额低于10万元（含10万元）的小型微利企业，其所得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在“费”的方面，取消政府提供普遍公共服务或体现一般性管理职能的收费项目，建立涉企收费清单管理制度，对外公开，接受监督。这种“税费减法”的组合，实实在在为企业减负，帮助企业对冲总需求疲弱和成本持续上升带来的双重压力。
实际上，不仅今年我国积极出台税收优惠政策为小微企业减负，近几年来，国务院与各大部委相继出台了多项针对小微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为小微企业带去了直接实惠。
月销售额3万及以下：免征两税
今年9月17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进一步扶持小微企业发展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决定对小微企业加大税收支持，在现行对月销售额不超过2万元的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其他个人暂免征收增值税、营业税的基础上，从今年10月1日至2015年底，将月销售额2—3万元的也纳入暂免征税范围。会议还要求各地各部门要确保政策尽快落实，并适时提出进一步措施，帮助小微企业赢得“大未来”。
年纳税额低于10万：减半征收所得税
今年，财政部、税务总局出台了《关于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通知》规定，小微企业无论采取查账征收还是核定征收企业所得税方式，凡符合小型微利企业规定条件的，均可按规定享受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包括企业所得税减按20%征收，以及自2014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年应纳税所得额低于10万元（含10万元）的，其所得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并按20%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进口先进设备：免征关税
在2009年出台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为鼓励小微企业开拓创新，《意见》提出，中小企业投资国家鼓励类项目，除《国内投资项目不予免税的进口商品目录》所列商品外，所需的进口自用设备以及按照合同随设备进口的技术及配套件、备件，免征进口关税。而在今年9月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再次强调，对小微企业从事国家鼓励类项目，进口自用且国内不能生产的先进设备，免征关税。
个体工商户享个税优惠
2011年，财政部出台了《个体工商户业主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自然人投资者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的通知》，《通知》规定，对个体工商户业主、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自然人投资者的生产经营所得依法计征个人所得税时，个体工商户业主、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自然人投资者本人的费用扣除标准统一确定为42000元/年（3500元/月）。个体户向其从业人员实际支付的合理的工资、薪金支出，允许在税前据实扣除。这项政策使个体工商户享受到了个人所得税的优惠。
叶檀:就算降息，中小企业也得不到好处
降息不等同于企业融资成本下降。
汇丰银行中大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先生最近表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资产回报率仅5%，利润增长速大幅回落至1%，出厂价格指数31个月为负，小企业更惨。但银行贷款利率仍为7%以上，人民币在3季度对美元升值1%，对一览子货币更狂升5%，这是搞死实体经济的节奏。如果错失降息，汇率灵活调整和减稅的良机，经济失速和通缩风险可能会在明年显现。
汇丰采购经理人指数等数据，使屈宏斌先生对中国实体企业的困境有深刻的了解，但开出降息的药方是错误的。利率不仅是资金的价格，还是出资人对未来风险与收益的判断。降息并不能让多数实体企业获得廉价资金。中国开出降息的药方，只有两类企业可能获得低息融资，一是大型企业，二 是政府背书的企业，并不是因为这些企业的效率有多高，前者是因为大到不能倒、会产生系统性风险，后者是因为企业沾光政府信用，与政府紧密相联，就像地方平台债间接被视作了地方债，风险高但发行价格也较高。
贷款者之所以愿意低息出借，看中的是企业背后的大树。即使这样，这些企业仍然难以为继，中国僵尸公司久居庙堂不下，与融资的逆淘汰机制有直接关系。
一个典型的案例是，债券市场第一单本息违约的11超日债的刚性兑付。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和上海久阳投资管理中心通过出具保函的方式承诺为11超日债提供连带责任担保，草案通过将全额受偿。11超日债于2013年7月8日暂停上市，前一天收盘价为65.15元，重整通过获得全额本息受偿111.6元，如果在暂停上市前买入，简单估算其持有期收益率高达71.4%。垃圾债尚且如此，其他可想而知。普通债权人的风险事实上也不大。
研究机构安邦指出，目前来看，受行政干预影响，超日债可能将以涉嫌违规的方式被兜底。这固然符合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的潜规则，也有诸多先例可循，也显示出依法治国（市）依然道阻且长。
中小企业依然处于融资难、融资贵的怪圈中，这并不仅仅因为中小企业未能得到阳光雨露的滋润，更是因为中小企业是中国奇怪的市场中最市场化的一个群体，风险、收益是透明而公开的。
今年6月，为了缓解中小企业与三农贷款难题，央行开始定向降准，这项被誉为定向滴灌的制度，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中小企业依然是一贷难求。《中国证券报》7月5日的报道指出，定向降准跑偏了，中小企业即便能从银行融到资，年化利率也要高达10%至15%。利润率不到1％的企业以10％的成本融资，理智的做法不是扩大生产，而是进入利润最高的行业，如高利贷与房地产，以盘剥的方式进一步传递风险。
银行也有自己的苦衷，都是企业，都要赢利，明明知道中小企业风险急剧上升，有些行业甚至整体倒闭，民营老板跑路，难道还要让银行强行贷款给这些行业吗？银行又不是活雷锋。因此，央行定向降准是最大市场化、最具乌托邦色彩的政策，注定难以成功。
降息解决不了产能过剩，解决不了中间环节成本高等一系列问题。要解决问题也有一招，全面发钞，那么此前那么多聪明人批判4万亿政策，应该是不是该闭上嘴了呢？
最好的办法是改革。减少政府与市场企业的边界，信用不能混淆，政府是政府，企业是企业，这样才能准确地给企业进行风险定价。同时，以互联网的方式用最快的速度为企业进行风险评级，金融中介环节多，因此互联网机会大。马云一句话让人印象深刻，阿里巴巴上市后，马云现身克林顿全球倡议年会，与克林顿一家及美国商界大佬畅谈上市感想时说，阿里巴巴这实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中国的贸易结构实在太烂了，才给了阿里机会。而美国的贸易基础结构太好，因此在美国，电商就是一道甜点，但在中国，电商却是一道主菜。
中国的金融风险体制很烂，互联网金融是改变基因的有力方法，可惜，有关方面却没有推出准确的互联网金融模式，反而允许P2P中很少一部分骗子败坏市场，断了中国互联网金融的整体信用。鼓励互联网金融，必须赶走金融骗子。
中国需要先改革，后降息，而不是以降息掩盖改革的滞后。
“黑名单”企业将禁入政府采购
在23日召开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工商总局外资局局长马夫表示，《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将于10月1日起施行，企业未如期公示或信息不实将入“黑名单”，政府采购将对“黑名单”企业实施限制或禁入。
马夫介绍，企业公示信息主要包括即时信息和年报信息两部分。对于即时信息，条例一共规定了6类，如公司股东股权转让等，企业应当自信息产生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向社会公示；年报信息主要涉及7类内容，前六大类是企业必须报送并公示的，第七类是企业必须报送但是否向社会公示由企业自主选择。企业应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工商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的年报，并向社会公示。
除企业主动报送外，工商管理部门还将按照不少于3%—5%的比例，对企业公示的信息依法开展抽查。对未按规定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公示信息隐瞒弄虚作假等情形，条例规定，此类企业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中，连续3年被列入这一名录的，将被列入严重违法企业名单即“黑名单”。马夫同时指出，《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在政府采购、工程招标等方面对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和严重违法名单的企业进行限制和禁入。
专家把脉中小企业“上市之惑”
“企业上市就意味着监管加码，这也不能干，那也不能搞，生产经营就像戴上了脚镣手铐。”“一旦上市，各种财务信息、经营行为都要公开，别人看你一览无余，就像跳脱衣舞。”
“公司现在不缺钱，为啥要上市?为啥要戴着镣铐跳舞?”4日至8日，省经信委中小企业服务中心组织专家服务团，走进随州、天门、潜江、仙桃、黄冈，为中小微企业“把脉”，众多中小企业负责人道出了心里的困惑。
图远景，不差钱也上市
随州市江南专用特种汽车有限公司厂区，停满了消防车、拖车等特种车辆。公司副总经理江光连介绍，该公司产值约3亿元，在全国消防车行业可进入前三位。
“我们是上市后备企业。”江光连说，“公司不差钱，银行1.2亿元的授信，只贷了1000多万元，还是银行做工作让我们贷的。”
“现在不缺钱，银行会给你贷款;真缺钱了，银行就不一定给你贷款了。”服务团团长、原机械工业部经管研究院副院长刘建一说，很多中小企业对上市存在误解，认为上市就是融资，不缺钱就没必要上市。其实，除了融资，上市至少还具有三大功能：分散风险，提升管理，打造形象。
“另一个重要功能没有引起重视。”刘建一说，中小企业绝大多数是民营企业，创业艰难，经营艰辛，很多企业主的子女不愿接班，“创一代”一退休，企业面临垮掉的危险。“上市让企业资产资本化，子女不愿接班，可以持有股份，资产传承问题迎刃而解。”
算成本，也要量力而行
“但是，上市也要量力而行。”刘建一说，一些地方政府下指标、派任务，主观上是服务企业发展，但客观上也加重了部分中小企业的负担，好事没有办好。
“上市收获很大，但成本也不小。”武汉股权托管交易中心市场发展部主管王佐明介绍，目前在四板挂牌，费用约50万元，减去地方政府的奖励资金，企业还需承担约20万元的成本。“要做到零成本挂牌，还需要各方加大支持力度。”王佐明说。
而一些隐性成本，更为惊人。“仅规范税收这一项，代价巨大。”服务团税务专家吴富敏介绍，这主要包括两项税收。一是非上市公司的资本公积金，要转入个人股本，需交20%的个人所得税;二是企业上市之前的未分配利润，要缴纳25%的企业所得税。“为上市而补缴税收，对很多中小企业来说，不堪重负。”
“不上市的企业，经营不一定就差。”服务团法律专家刘兆君说，目前国外出现了一波上市公司私有化浪潮，国内的华为、省内的劲牌等众多优质企业，也暂无上市计划。“中小企业是否上市，要因企而异、量力而行。关键是要瞄准上市的目标，学习上市公司的做法，建立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为企业的长远发展保驾护航。”刘兆君说。
经济日报:从民企的“顾虑”说起
最近，有专家在李克强总理主持的一个经济形势座谈会上提出，“混合所有制改革非常有必要，但现在很多民营企业对混合所有制还存有顾虑”，一是政府拿出什么东西来混合?二是民营资本能占多大比例?三是混合
“联姻”后会不会受到干预?
民企的“顾虑”引人深思。这些顾虑消除不了，混合的动力和意愿就无从谈起，混合所有制改革也就有名无实。但是不是国企把优质资产都拿出来，把控股权让出去，放弃对混合资本的管理，就可以了呢?显然不能简单这么说，国企也是企业，为什么要把最赚钱、最有活力的部分“嫁”出去?这需要研究、探讨。放弃控股权会不会引发国有资产流失，降低国有经济的影响力、控制力?这还是要打个问号的。至于对管理权的处理，也涉及现行国资管理体制的诸多衔接，管什么、不管什么，混合后的企业实行怎样的管理架构，均是需要好好斟酌的。
民企“顾虑”的背后，是当前混合所有制改革仍面临着若干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离不开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离不开对深化改革的一些重大关系的理性把握，离不开对国企改革目的和方向的认识。
首先要处理好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关系。所谓的解放思想，就是要突破对原有国企理念的认识，真正认识到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大趋势，是国企改革的重要方向。不进行思想的大解放，国企改革势必难有大突破。但解放思想不是脱离企业实际的“异想天开”，也不是“闭门造车”的主观想象，更不是毫无章法的莽撞蛮干。解放思想的目的在于更好地实事求是。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从企业的需要出发，既大胆探索又脚踏实地，不能有条件上，没条件的也要“硬”上。在统一原则下实行一企一策，未尝不可。要时刻认识到，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目的，是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而不是为了挂个混合的“招牌”。
二是处理好整体和试点的关系。国资委近日宣布，在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中国建筑材料集团公司开展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试点。此举十分重要，也十分必要。通过试点，积累经验、总结规律，然后再推开，是30多年来我国改革取得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混合所有制改革是个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的复杂系统工程。要坚持整体推进，统筹谋划深化改革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各个要素，注重推动相关改革相互促进、良性互动、协同配合，注重改革措施整体效果，防止畸重畸轻、单兵突进、顾此失彼。同时，也要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抓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注重试点先行、大胆试验、大胆突破，探索和把握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内在规律。
三是处理好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一定要坚持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战略上要勇于进取，战术上则要稳扎稳打。”混合所有制改革同样如此，一方面要以更大毅力和勇气，大胆探索，勇于开拓，这是第一位的。同时也要稳扎稳打，积小胜为大胜，不可急于求成。对改革进程中已经出现和可能出现的问题，困难要一个一个克服，问题要一个一个解决，既敢于出招又善于应招，既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充分发挥决定性作用，也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做到“蹄疾而步稳”。
总之，当前社会上关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议论很多，“药方”也很多。有关部门要善于从中汲取营养，善于发挥市场作用、调动企业主体的积极性，善于利用经济规律来推进改革。只有这样，民营企业的顾虑才能真正消除，混合所有制才能真正“混”出动力来、“混”出活力来。
王鲲:夹缝中的民营企业生存之痛
民营企业，这个一直以来为中国经济和社会稳定做出巨大贡献的群体，目前正遭受着新一轮的挑战。
据相关资料统计：中国每年约有100万家民营企业破产倒闭，60%的企业将在5年内破产，85%的企业将在10年内消亡，大型企业集团的平均寿命也只有7.8年。在中国每天有2740家企业倒闭，平均每小时就有114家企业破产，每分钟就有两家企业破产。在国家相关政策的扶持之下，有这么多企业走向破产，甚至负债累累，究竟是什么原因将一些企业的生存推到了风口浪尖，让一些民营企业痛苦的在夹缝中生存呢？
今年，浙江受理了企业破产案件346件，同比上升145.07%，破产企业债务总额达1595亿余元，比2012年的243亿元增长了近6倍。其中，发生在温州的企业破产案就有198起。有业内人士判断，今年的情况或许会比去年更严重。而经过一些媒体的调查发现，河南、湖南等地的民营企业的生存现状也不容乐观。尽管这两年民营经济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实际上，广大民营企业却可能面临着比金融危机更为严峻的考验。
民营企业到底遭遇到了什么样的困境？而这样的困境，民营企业又该如何应对？作为为企业担负着保驾护航的政府主管部门又该如何拿出可行的办法来扶之一把，助民企渡过危机？政府应该重点扶持哪些民营企业，才能避免资源浪费？这些问题，都考验着企业与政府的智慧。
民营企业生存的尴尬 是阵痛还是剧痛
不久前，笔者接触了一些民营企业家和国企高管。不少民营企业家如此感叹：经济形势实在不好，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制度环境令人后怕，真想换个活法 。
一位民企的董事长说：别看我们被媒体忽悠到台前幕后得瑟，其实，我们本质上还是“土老帽”，骨子里不想离开中国，谁愿意跑美国去当孙子？我们也没有人家李嘉诚的本事，把大量资产转到国外去经营，我们最多是给孩子和家人在海外留条后路、留点学费和生活费。我们除了宴请政府不得不大手大脚外，平时出差、商洽，每笔支出都精打细算，当我们看到国企大佬肆意挥霍、吃喝玩乐，的确很心疼。
在目前形势下，很多民营企业都是在非常艰难地苦苦支撑着，只要不亏甚至微亏，大家都挺着，都在盼望经济形势一天天好起来。但是，政府每一次动辄数万亿的投资，看似在激活市场，缓和和消解经济矛盾，但是到底救了谁、肥了谁？民营企业能得到什么好处？
每次数万亿的投资经过短暂的循环后，资金和利润该留到谁腰包还是流入他们的腰包，很多民营企业最多是出苦力、喝稀汤而已。一位民营企业家形象地说：跟国有企业比和一些与政府有暧昧关系的企业相比，我们就是趴在地上铺路的，他们才是踩踏着我们身体的前行者；无论从政策、资源还是资金和机会，我们的生存空间已经很狭小，而且氧气稀薄。
与之相反：国有企业的高管层则是一种坦然淡定的态度。一位国有企业上市公司老总说：“不懂人力资源的管人事，不懂经济的做决策，能干事的不安全，想干事的没机会；经济形势好的时候做假账埋没利润，经济形势不好时，做假账埋没成本；真心做事的人是非多、麻烦多，投机取巧的人员好、升得快。
一位业内人士透露，还有些地方性的民企，由于长久以来，与当地政府交情甚深，虽然企业管理和生产情况都是相对落后的，人才也是匮乏，但是却靠着关系，经常可以拿到政府担保的贷款，这往往也使一些新兴的民营企业望尘莫及。而有些地方政府本着招商引资的原则，给了很多企业做了担保贷款以及一些优惠政策，但是很多企业却拿着政府的贷款去做其他的事情，一座厂房，四五年了，还是没有建起来，而真正需要自己发展的民营企业反而没有得到资金支持。这业造成了民营企业两极分化的尴尬境地。
其实很多得到实惠的企业心里都明白：只要政府不破产，日子就好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退一万步，即便是出现社会大动荡，顺势而退，在地球上找个地方养老还是很容易的事。所以，一些需要发展的民企苦苦支撑，甚至缺乏资金链破产了，一些国企和得到实惠的民企发展滞后，甚至恶性循环，造成了资源的聚到浪费。很多民企，只能在在刀尖上独舞。
“病痛”如何迅速渡过
民企的发展是民生之大计，目前的情况，企业、政府如何去想办法改变现状显然更加重要。对于企业自身而言，企业提高产能、扩大企业规模所需要的大规模资金，靠银行贷款或者民间融资已经不是企业首选。选择引进战略投资者，为企业规范化发展与上市提供支持，而一些目前还达不到上市要求的企业，则纷纷联合发行企业集合债券或转向股权交易所这样的融资平台进行融资。这也是企业寻求生存发展的一个途径。
除了企业自救之外，政府主管部门此时也应想方设法帮扶有需要的企业度过当前的难关。对于大部分还在产业链的低端，很少能做出高精尖的东西的企业，政府应该加大监管力度和技术人才的扶持力度，而不是单单盲目的资金支持。要帮助其搞技术研发与创新，由低端产品向高端产品转型，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而对于招商引资的企业而言，政府也不要盲目的追求政绩，要对企业进行层层的考核和筛选，签订协议，立下军令状，来保证和完善企业到招商所在地一心的发展和贡献。避免一些企业利用招商引资的名义去套取资金。同时，也消除关系企业的不正当贷款融资，要引导和帮助其正向发展，，造成资源和资金浪费。。
当然，这些还是需要更高权利的部门对当地政府和企业进行监管，治病要去根源，钱要花在刀刃上，只有这样，将有用的资金用到实处，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才能更顺利的将阻碍民企发展的“病根”剔出去。(科技新发现 康斯坦丁/文)
冯仑：民企成长与规则博弈
实际上，我们的改革开放就是清理体制原罪，在清理体制原罪的同时解放生产力，在解放生产力的过程当中，我们不得不允许在法律还不健全的时候大家先干起来再说，所谓摸着石头过河。当然要和政府合作了，它领导了30年改革开放，说它主流肯定是对的，你不跟它合作，那你跟谁合作?要看到，政府的主流是健康的。
你要记住政府永远是发牌的，我们是接牌的。如果是个赌场，政府肯定是要赢的，所以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你手上那副牌打好。创造税收和就业机会这不是清白吗?这不是民族大义吗?这“义”比汤唯那个大多了。
深度对话：在《野蛮生长》的序言里，您写到《清清白白的汤唯干干净净地脱》，用此来类比民营企业家的心态。一般人都会认为，要脱，就难清白;要清白，就不能脱。脱了，又想是清白的，这种心态，是不是民营企业家的集体心态?
冯仑：其实民营企业就是这样，您别看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一些东西可能属于隐私或者我们说是羞处，但是它脱了，第一它是清清白白的，第二，它脱了是干干净净的。我把它说出来，就相当于汤唯脱了一次衣服，我是艺术，不是色情，是做了一个干净的事情。
对话人物：冯仑 对话者：杨子云
“大象是哺乳类动物当中活得最长的，能活六七十年，最重要的是它不争，而狮子四天一顿要吃掉几十斤鲜肉，活下来以伤害别人为基础;另外，大象后发制人，平时不惹事，有事不怕事，你要惹到它了，狮子它都敢打，而且狮子根本不是他的对手。我认为在中国做事情，不要去做狮子、不要去做豺狗、不要去做狼，而要做大象，第一不争，第二后发制人。”
1991年9月13日，在海南注册成立的海南农业高技术投资联合总公司，无疑堪称地产业的先驱，“农高投”为万通的前身，后来被媒体称为“万通六兄弟”的冯仑、王功权、刘军、易小迪、潘石屹、王启富等人，无疑堪称今日地产从业者们的前辈。在“以江湖规则进入、以商业规则退出”的兄弟分家之后，继续扛着万通的大旗站立在地产业界的冯仑先生，把自己企业的行事哲学概括为不争的“大象哲学”。
30年来，中国民营企业从前公司时代发展到公司时代，21世纪后又进入创富时代，冯仑和万通也伴随着其他民营企业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过程。在新书《野蛮生长》中，冯仑对民营企业的所谓“原罪”、合伙人制度、管理逻辑以及生死存亡等都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和思考。
历史地看待民营企业的发展
深度对话：记得你曾说，放到历史的长河中来看，100多年来，中国的民营企业能够持续稳定发展，就是近30年的事。而且你强调，开始公司化也就是1993年以来，这是名副其实的野蛮生长时期。我认为《野蛮生长》这本书，可以说是您给整个企业界尤其是民营企业界的一大思想贡献。
冯仑：中国人自由探讨现代化问题是就在清朝末期，距现在不到100年，从1911年辛亥革命算起，推翻清王朝还不到100年，这100年里面。民营企业持续稳定发展也就这30年。 我们有公司法是从1993年开始。
深度对话：在《野蛮生长》的序言里，您写到《清清白白的汤唯干干净净地脱》，用此来类比民营企业家的心态。一般人都会认为，要脱，就难清白;要清白，就不能脱。脱了，又想是清白的，这种心态，是不是民营企业家的集体心态?
冯仑：这个标题我越想越觉得挺贴切。为什么呢?其实民营企业就是这样，您别看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有一些东西可能属于隐私或者我们说是羞处，但是它脱了，第一它是清清白白的，第二，它脱了是干干净净的。我把它说出来，就相当于汤唯脱了一次衣服，我是艺术，不是色情，是做了一个干净的事情。我说民营企业在道德上要立住，脱不脱是一个行为，但怎么看这件事情是道德问题。我在《野蛮生长》里虽然也讲到一些故事，但我始终认为民营企业是清白的、是干净的，是合法的、合理的、合乎规范的，是道德的，这是我的基本想法。
深度对话：你曾说，“心地清白，所以脱得干净”。汤唯的“心地清白”，指的是为国家民族大义而牺牲，脱的目的是救国救民。民营企业家们的“心地清白”具体指的是什么呢?同时，我们经常在一些贪污腐败案件中看到民营企业家的身影，像汤唯那样脱，而且在脱中受益，是不是民营企业家的集体选择?我看到，您还曾讲到‘原罪’是最初制度安排上的困境和悖论造成的原发性疾病，改革的过程就是清理体制原罪的过程。
冯仑：创造税收和就业机会这不是清白吗?这不是民族大义吗?这“义”比汤唯那个大去了。你说大家印象中民营企业总是与一些腐败事件联系在一起，那我问你，人们印象中的国企是不是全是贪污和懒惰?那你怎么不说国企的问题?那个耽误我们几十年发展的制度你们怎么不谴责呢?它在道德上更混蛋。那你说是谁的错?是体制的错还是人的错?我们讲原罪更多的是讲体制的原罪，不是讲个人原罪，如果我们不搞斯大林主义公有制哪会有个人的原罪呢?个人的原罪是体制先有原罪，因为体制设计先错，体制设计把私人的东西都消灭完了，不创造财富。
所以我讲原罪，从来是讲体制原罪在前，而不是对个人道德谴责在前。如果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审思，实际上我们改革开放就是清理体制原罪的过程，在清理体制原罪的同时解放生产力，然后在解放生产力的过程当中，我们不得不在法律还不健全的时候允许大家先干起来再说，所谓摸着石头过河。其中有犯点错什么的，大家把它叫做道德原罪，但实际上，你比如说体制原罪，小岗村，它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冲破这个体制，这是解决体制问题。民营企业和小岗村是一样的，如果它不犯点规怎么能够冲破这个体制原罪呢?我们的体制原罪就是我们过去单一的国有经济、计划经济，它束缚生产力，别说束缚中国生产力，共产主义实践连非洲的坦桑尼亚的生产力、伊拉克的生产力都束缚了，你们知道吗?所以这是体制原罪。
1980年代，待业青年都是处在没事干状态。知青回城、待业下岗，那怨谁?我为什么说要历史地看问题，只有放在一个时间的长河里，你才能看清它的对和错，过去错的地方恰好是今天能对的开始，如果没有那个错，你今天怎么对的起来呢?如果都要符合当时的那个对，那就没有改革开放了。你敢动吗?你卖个东西都不让你卖，当时办个个体执照都是天大的事。
整体来看，民营企业发展这么多年，都是随着改革开放发展起来的，我认为目前的现状是健康的，尤其1993年有了《公司法》以后。我曾说，《公司法》以前是江湖时期，江湖时期是比较乱，有了公司法后大家进入公司时代，公司时代就清楚了，到了现在新经济时代，就已经非常干净了，没有什么问题了。国企也一样，国企经过改革以后体制的原罪消除了，现在也逐渐规范了。这30年，我们经过了一段混乱的、没有良好规范的时期，现在逐步建立起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规范，特别是《公司法》、《劳动合同法》的出台，这相当于运动场上给出规则了，我们就能跑出冠军了。以前那个是农村的墙院，没有个跑道，也没个教练，你说我跑错了我还不服气呢，因为你凭什么就说我跑错了?比如说1993年前没有《公司法》时，你说我那件事是叫侵占，那我问我怎么就叫侵占了?根据哪条呢?那时候法律都没有，没有法律你怎么说我错。那你只能说是道德问题，你们都知道，道德有相对性、有历史性，不同阶级、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道德，一到道德，就等于就没有标准。
所以，我觉得要历史来看民营企业的发展，1993年，《公司法》出台以前，我们把它当成一个特殊的阶段。有了《公司法》以后，有法可依了，就不叫原罪，叫现罪，对于现罪，有事说事，有罪罚罪。今天不管是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只要有违法我认为一律都要追究。对民营企业过去这一段，就要把它放在一个历史环境下，是你体制的问题你自己改，你自己都乱改，有些东西是今天弄明天变的，然后你按今天的标准看那段历史，要求都是100%正确、严丝合缝的，这叫历史的不公平。我觉得现在谁犯了什么事就抓谁，不是道德问题，而是法制问题，要把民营企业的事逐步的纳入法律轨道来处理，而不放在道德上处理。
对未来，我们是越来越乐观，因为未来逐渐是规范一致、行为一致了，道德认识上也越来越一致了。比如说今天的创业，大家基本上都这么评价，我们那时候不叫创业，叫折腾。你想1993年以前哪知道什么创业啊，都叫折腾。“折腾”和“创业”这两个词道德差距就大了。
总体来说，回顾改革开放30年，你不能把民营企业从道德上盖个黑戳，对自己的改革开放打破旧体制就盖个红戳，这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应该是都盖个红戳就完了。
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冯仑
民企成长与规则博弈
深度对话： 回顾改革30年，可以发现国家法律政策的变化，对民营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您刚才说1993年有了《公司法》是一个拐点，1999年确定混合经济的地位是一个。那现在的情况，比如说，不久前《劳动合同法》的出台，华为、玖龙纸业的张茵他们，似乎已经感受到压力了，不知对你们万通有没有压力。有人忧心《劳动合同法》将对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带来很大创伤，不知道您怎么看待这个担忧。
冯仑：怎么会没有压力，我们物业管理公司好几千人呢，我们万通快四千人了。就我个人来说，我是习惯把丧事当喜事办了。就是不管什么法律政策，只要政府出了，我就认真研究，我就执行。管理是有限条件下的管理，企业的生存也是在有限的条件下生存。你光发牢骚怎么办?所以《劳动合同法》一出来，我们就请一些专家来培训董事会、修改劳动合同。把这些事都弄完了，我们现在就研究怎么把价值再做大，我既然用贵的人我就干贵的事。不能人越用越贵，事越干越低级，所以我们把事往高级里办，而往高级里办恰好是市场经济竞争的一个趋势。
要问我怎么看《劳动合同法》，这个问题如果就小看小，我同意这种担忧。但如果就大看小，也许是社会又要付一次成本。就像国企改革让这么多工人下岗，经济学家也很忧心这个问题，那现在改完了也不是挺好吗?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我们需要让劳动者能够大规模的就业，同时大量的生产，忍受污染、忍受模仿。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到这个水平可能已经不需要低层次的加工业了，《劳动合同法》出来，恰好把这些产业赶到越南等地去了。如果没有这个《劳动合同法》，可能很多企业还是赖在低廉劳动力上。那么，这个立法逼着所有的企业开始变，搞技术创新、逼它产业升级。从这个角度，就看出这个法律的正面效应了。
你要记住政府永远是发牌的，我们是接牌的。如果是个赌场，政府肯定是要赢的，所以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你手上那副牌打好，如果你说牌桌不合理，那么你就走人到国外去，越南成本低你就到越南去。所以我们的任务就是把政府发的牌弄明白，最后把自己手里这副牌出好。
深度对话：这是否也表明现在民营企业家跟政府谈规则修改的力量还远远不够，就是发牌规则就是由它定，企业只能被动适应它的规则。
冯仑： 任何一个地方的民营企业跟政府都是这个接牌和发牌的关系。但政府怎么定规则，有的地方可能有个事先博弈的过程。我们现在是事先的博弈不够，按规则、按程序博弈这方面严重不够。事先博弈不够就只能是事后对策，政策与对策博弈，所以就变成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如果这个事先博弈是足够的，那么基本上政策出来就没对策了，对策在之前就谈完了。
深度对话：改革30年来市场经济的发展，整个趋势是在往好的方面走，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但最近出台的立法，比如说《劳动合同法》，有人认为它在过分强调公正，可能对现阶段市场本身的发展会带来阻碍。不知您怎么看待这种政策与市场的这种关系。
冯仑： 这个东西就是经济学者所批评的了，我认为很难定量地说是哪个法律带来的效应。总体来说，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喘喘气，在分配上稍微做一些调整，让各方面平衡平衡，其实是为了更大的发展。不能说我们一个劲的只顾发展，就不顾公平了。比方说第一代人富起来了，收入差距拉大了，就会有人心里不平衡，比如说我们俩同学，我挣很多钱了，你还买不起房，这时候你心里会不平衡，但到第二代、第三代谁都不认识谁了，差距大就拉大吧!你记得洛克菲勒吗?不记得了，那是咱爷爷的爷爷的事了，咱也不认识他。所以改革开放一定要容忍到第二代、第三代，那时对对贫富差距的承受力、社会心理的耐受力会比现在大一点。
作为我们活过来的、发展下来的民营企业，更多的应该看到我们和这个体制共同进步的一面，其实我们是跟这个体制共同成长、共同进步的，我们每一步的发展离不开体制改革，如果不改革、不指定新的空间、不给出新的规则，就是刘翔他也跑不快。必须意识到我们是依附于这个体制的，这个体制是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应该说我们是改革的受益者，也是改革的推动者，我们支持政府所有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政策。
深度对话： 我看了您在2007年新年写的文章， 说您中国未来发展很可能是走新加坡模式：在政治上，是民主法制下的长期一党执政;在经济方面，是国有企业主导的自由市场经济;在文化方面，是新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思想多元化体制。我看到有人提出反对，比如说，政体与自由的市场经济，儒家的一元文化和多元文化等，似乎这中间存有比较矛盾的几个因素。
冯仑：没矛盾啊，新加坡就做成功了。新加坡是长期一个政党，国有资产也市场化经营，在实施儒家的文化同时又有西方的自由。有人反对这是每个人的看法不同。我认为未来中国在2020年以前要完成一个社会体制的一个转型，那么在这一段期间，我相信新加坡的经验对我们是适用的，之后可能还会发生新的变化，可能会不按新加坡的方式做了，但至少2020年以前，我认为就是新加坡的这套方法来推动市场化的改革和社会整体的进步。有一种说法，人均GDP到8000美金以后，民主化的压力会越来越大。中国现在人均GDP3000美金都不到，似乎是平均2050美金。全中国13亿人，就拿个省会城市来说平均要到8000美金还得五年以上。所以我认为到2020年，差不多我们可能遇到他们所说的这个全面民主化的压力。
民企的长子心态
深度对话：对民营企业的心态定位，我注意到您有一篇文章，“让您的公司更张艺谋”，您提到要“由边缘、反叛到与主流合作的演变”。中国的主流是什么?我理解，中国现在的主流是官场。与主流合作，是不是就是做官商?您还提到“要主动地与政府合作，与政府合作实际上已经成为未来社会进步的主流”，政府有健康的一面，也有不太健康的一面，您与哪一面合作呢?
冯仑：当然要和政府合作了，它领导了30年改革开放，说它主流肯定是对的，你不跟它合作，那你跟谁合作?要看到，政府的主流是健康的。这大概是我四五年前写的文章，是特别重要的一个想法，我每次想完了我都做了。要抛弃边缘心态，所谓边缘心态是什么?是逃避、不负责任、占便宜。转到主流心态就是能负责、敢担当、合作、吃亏。就是相当于是你家大儿子，那就是吃亏的，我是寄养在你家的，那就叫边缘。
现在，民营企业在中国国民经济当中所占的比例比国企还多一点，我们就是一个长子的心态，这种心态是全面合作的心态，包括跟国有经济合作、跟政府合作、跟主流的经济发展的要求合作，所以万通在2004年的时候引入了泰达，占了那个股东，就是跟国企合作。这种合作使民营企业可以从边缘走向主流，国有企业也弥补了体制短处。然后我们又成立公益基金会，这是为社会负责任，强调企业公民责任和企业公益。我们都是合作心态。这是我对中国社会进步的一个肯定。
深度对话：民营企业这种心态的转变是从何时开始的?
冯仑： 1999年，十六大确定了混合经济为主体，也就是民营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一个信号，政府已经给你端到台面上了，所以我们要识相、识抬举。那之前很大的心态游移，不知道你的事业在中国能不能立住，有可能立不住你就撤了。十六大以后我们知道，我们的事业在中国可以长期的发展下去，所以大家就积极的开始做。也就是说，既然政府这么抬举我，我就要像张艺谋一样，之前张艺谋也是边缘心态，但是现在已经玩到奥运会了，肯定是主流的。民营企业是主流心态还是边缘心态表现出的行为会大不相同，主流就是负责任、敢担当，包括愿意做公益，愿意花这么多的时间来做一些政府希望你们做的事情，我觉得这是民营企业的一个重要转折。
深度对话：是整体都转了?还是一个趋势?
冯仑：当然整体都转了。在中国，绝大多数民营企业现在都是社会的主流心态，从99年到现在都9年了。我们是转得快的，因为我们是个比较理性的公司，每件事都想得比较清楚，我们弄清楚了信息，然后就认真地去做，公司马上适应它来改。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伴随着记者开放的进步来完成民营企业的一个进步过程。
社会责任与公益事务
深度对话： 您是特别讲规律的，你讲了民营企业家以前是3、4岁，现在正好万通今年是18年，18岁也正是你们承担社会责任的时候了。您刚才提到万通已成立了自己的公益基金会，作为一个承担责任的民营企业家，在整个公共领域中，您觉得自己承担着承担什么样的角色。另外，您曾概括政商关系为“离不开，靠不住”，那么，民营企业家与NGO、与公益事务或说公共事务会是一种什么关系?
冯仑：民营企业跟NGO的关系，在国外是非常简单的关系，它就是个捐资方、捐资人，剩下的是靠一些专业人员来打理。我觉得政府对NGO是有一套管理规则的，而且对NGO也非常倚重。这次行政体制改革提出建设服务型政府，就是要把政府的一部分功能拿到NGO这边来，包括其他的行业协会，类似的基金会等。在这个过程中，民营企业能够做的工作就是捐资，帮助政府完成这项变化。我不主张民营企业的老板直接参与NGO的事情，把NGO的事情和自己公司的事情连在一起来做。我主张NGO应该独立去做, 一定要让它独立，否则就不叫NGO了，交给专业的管理者去做，民营企业你就是个捐资方。比如说万通公益基金，我就是捐资。理事长不是我，秘书长也是猎头公司找来的，里面还有很多专家，万通人谁也决定不了这个事。在组织结构上它跟万通没关系，我们是在工商登记，他们是民政登记，叫这个名就是表明是我们捐的钱。
民营企业与NGO的之间，我认为最大的课题就是捐资，同时学会和NGO相处。我和王石等我们今年安排了很多学习，其中一个就是6月份我们将去美国去走访全球最大的公益基金，包括洛克菲勒基金也在联系，还包括盖茨基金，看看他们怎么做。比如说盖茨，他要做基金会他就辞了微软总裁，这就是对的。第一要让公益基金独立，既独立于政府，也独立于民营企业。民营企业老板千万把这个事想错了，以为你出了钱你就能管，这种事出了钱也不能管，叫捐资，相当于我把孩子都送给你了，但我天天到你们家教育这个孩子，那不是乱套了吗?这是一个。同时，我们准备去欧洲、去日本参加培训，还在哈佛安排了课程，也就是说我们先要把自己培训好，让自己知道跟NGO怎么相处，弄完了以后我们尽可能做好捐资人工作，而不是做NGO管理者工作，NGO一定要让独立的专业人士去管理。
NGO的独立性和专业性是它的生命，如果它是依附性的、非专业性的，那就像过去的行业组织、行业机构、行业协会。
深度对话：我注意到你同时是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执行理事，比照你刚才所说，这有点像是企业家在直接承担，该怎么理解这种关系?
冯仑：它本身就叫协会，协会还不是我所说的公益组织。我们正在成立SEE公益基金，如果成立了公益基金就可以转化出来了。经过这一段的体会,我研究了一些国外的做法，我就特别强调，NGO第一要有独立性，第二要有专业性。
深度对话：那请问在我们的法律政策上，对于成立公益基金、NGO组织，是开放的、规范的还是比较封闭的、限制较多的?
冯仑： 现在政府对这个事，在态度上是积极的，手续是上缓慢的，相关部门是很慎重的。为什么?因为相关部门不懂。比如说它要一个主管机构，你说企业现在都不挂靠了，从哪里找来一个主管机构?因为它不懂，不懂，你找他批的时候就很麻烦。他的态度很积极，他让你去找主管单位，但你找不到，所以办起来就有点难。
深度对话：这中间有不少有待厘清的关系，政府怎样从政策上给公益基金、NGO组织一个空间。
冯仑：这个不着急，为什么不着急?这事就相当于我们30年前办民营企业。那时候也得挂靠，谁都不懂，认为坏人才做买卖，现在办个公司不是很容易的事吗?所以你慢慢来别着急。比如说我们现在拿到主管单位批文、再把所有理事的章盖完，然后再拿到民政，也就两个来月时间，是很快的了。要知道在80年代注册一个民营企业没有三个月是肯定拿不到执照的。但现在这个已经不是问题了。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的重大进步就体现在这些细节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