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种方法是企业和市场。一些企业家为了开发新产品，支持一些发明家进行研究。如在瓦特穷困潦倒之际，一个企业家对他进行了资助，最后完成了蒸汽机的改进。道格拉斯？诺斯教授指出，只要市场足够大，新的发明是可以获得足够报偿的。不过，应该指出，这种思想产品具有较强的私人物品性质，企业家个人的支持可以获得直接的和较快的回报。

    应该承认，即使具有私人物品性质，思想产品的供给仍然不足。这是因为思想产品具有可低成本模仿和复制的特点。解决的办法，就是将多少是自发生成又经政府加强的产权制度推广到精神领域，即创立专利法。历史证明，自从有了专利法后，技术发明突飞猛进。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爱迪生。

    那些多少具有公共物品性质的思想产品，显然就更加供给不足。在这方面，政府也扮演着促进的作用。例如1714年，在英国商人和水手的请愿下，英国议会同意设立“经度奖金”，促进了精确定位经度的技术的发展，最终奖金由制造出精密钟表的约翰？哈里森及其他人获得。通过政府的奖金，英国获得了精确定位经度的知识。实际上，由政府出资支持具有公共性质的思想产品，很早就有较成熟的形式。如在中国，春秋时期齐国就开始设立了稷下学宫，这是一个官方设立的最高学府；唐代开始设立的翰林院，实际上是国家最高学术机构。西方世界也在十七、八世纪先后创建了国家科学院；如英国皇家科学院，法国科学院等。

    当然，应对具有公共性质的思想产品供给不足问题，不见得要由政府出手解决，民间机构也可以发挥作用。在中国比较著名的例子就是民间书院。例如在宋代，至少有71%的书院是民间书院（邓洪波，《中国书院史》，东方出版社，2004，第121页）；很多官办书院也是在民办书院的基础上创立的，如岳麓书院。那些大儒，如朱熹，就是依托着民间书院而发动了有着深远文化影响的儒学革命的。在国外比较著名的例子就是诺贝尔奖。这个奖项虽由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发，但是由一个个人设立的。再如大量的民间基金会对科学研究和人文研究的支持。人们之所以愿意支持一项没有直接收益的研究项目，是因为人们不仅有自利之心，也有慈善和公益之心。后者已经超出了经济学的基本假定——人是自利的经济人。

   总之，即使存在动力不足的市场失灵，政府的作用一般只是“促进”和“推动”，而不是“管制”。

   四、若想证明，思想市场是不需要管制的，就要首先证明，思想市场不存在导致负外部性的市场失灵；其次要证明，如果存在这种市场失灵，也不需要政府管制。

    所谓“导致负外部性的市场失灵”一般包括，垄断，外部侵害，和有毒产品。垄断带来的负外部性就是通过垄断定价或垄断的其它交易条件，将本来由交易对手获得的利益转为已有，并导致一个社会福利的净损失。在思想市场中，并不存在导致自然垄断甚至寡头垄断的条件。首先因为，思想产品的生产规模非常小，一般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思想产品的消费者却是成千上万。所以不存在生产规模过大而导致垄断的情形。

    比较接近垄断的情况，是在思想产品的推广和“销售”领域。有些思想产品，如宗教，可以大规模地提供，从而有可能形成垄断。如目前信众超10亿的宗教就有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宗教垄断的表现主要应包括，向信众索要垄断高价（即偏高的宗教服务费用），提供较次的精神产品（即扭曲的道德标准），或要信众支付较高的交易费用。但就目前情况看来，在没有政府管制的情况下，这几点似乎都不存在。目前对基督教服务的支付是自愿的，并不是市场中“不交钱就不交货”的形式；穆斯林交纳天课也是自愿的。既然是自愿的，就谈不上有垄断价格的问题；反过来倒是对宗教服务的供给者产生压力，使他们不敢懈怠。

    而在历史中，却曾经出现过强制性地交纳宗教服务费用的现象。如六世纪后西欧基督教诸国强制性地征收什一税；而在哈里发国家时代，穆斯林的天课是由国家征收。而不交天课的地区，则要受到哈里发的征伐。在这种情况下，存在着与宗教垄断行为相近的现象，即用强制手段阻止宗教间的竞争。如禁止本宗教信众改宗，强迫其他宗教信众改宗，禁止竞争性宗教的传播，对异教徒采取歧视性政策，甚至迫害致死，等等。这些现象都与政府的介入有关。正是政府假宗教名义征税，宗教也可以利用政府的武力扩张，或反对其他宗教借用其他政府的力量扩张。

    这种所谓“市场失灵”其实是政府干预导致的失灵，所以解决的办法是限制政府与宗教的结合，即政教分离。但涉及到对政府的限制，就不在政府管制的范围了，而是一种宪政原则。对这种宪政原则的接受，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如西欧基督教国家在十八、十九世纪以后逐渐废除了什一税；近代以来，穆斯林交纳天课也逐渐成为个人的事情。这是在财政上，将国家与宗教的分离。更有一些国家，在其成文宪法中明确规定政教分离原则。这或者由一国立法机关设立，或者由于特殊原因，由外力强加。前者的情况如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其中说道，“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后者如占领日本的盟军总部的“神道指令”，其中说道，“本指令之目的，在于将宗教从国家分离”（转引自子安宣邦，2007，121页），后来这一原则体现在了日本宪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