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过来，一旦思想市场遭到破坏，产生和形成“正确的思想”的机制就遭到破坏，“正确的思想”也就很难出现；相反，不正确的思想却可能大行其道。而“正确的思想”是一个社会赖以发展和走向繁荣的基本条件。所以，维护言论自由，保证思想市场不被破坏，就成为一个社会的极为重要的原则。而唯一能够破坏思想市场的主体，就是政府。这是广义的政府概念，包括立法，司法和行政。所以，要想保卫思想市场，就要限制政府。正如不少研究者所说，第一修正案的核心内容，是限制侵犯言论自由的立法。这被科斯教授表述为，“在思想市场中，政府管制是不适宜的，应该对政府管制加以严格限制。”（2010，第79页）这就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宪政背景。

    科斯教授有关思想市场的观念，并不是他自己的发明，显然是受到了这种美国传统的影响。并且似乎，科斯教授并没有仔细了解美国思想市场形成的历史，没有看到自宪法第一修正案以来，美国人为捍卫言论自由所付出的艰辛努力，而把自由的思想市场视为当然。他引用思想市场概念的目的，是把其作为商品市场的榜样。不过科斯教授还是敏锐地发现，第一修正案所保护的言论自由，首先是知识分子的言论自由。因为他们是思想市场中的生产者，“思想市场是知识分子从事经营的市场”（2010，第82页）。所以他们极力维护言论自由。这样讲也许很功利，但知识分子的领域确实是一个社会推行言论自由原则的首要领域。有了知识分子的言论自由，就至少有了思想市场中的多样化的供给。

    无论是西方现代的宪政民主社会，还是中国传统中的有儒家宪政框架的君主制，统治者，或者说政府，其实也是言论自由的受益者。只是在人民主权概念下的政治实体，更像一个有全局视野和长远眼光的统治者，它惟恐不能发现最好的思想产品。在这里，所谓“最好”，是指这种思想产品能够向统治者提供有关自然和社会的正确描述，以及恰当的社会规范和文化价值，使之可以更有效地治理社会。

    这种看法认为，统治者并不天然拥有和自然获得最好的思想产品，它必须在各种思想产品中保持中立，甚至在形成“正统”思想以后，那些远远偏离甚至反对正统的思想，也是使“正统”保持“正确”的重要条件。如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1939年~1975年）威廉？道格拉斯认为，“充分和自由地讨论甚至为美国所痛恨的思想，也是鼓励检验美国自己的偏见。”（转引自邱小平，2005，第57页）大法官（1939年~1962年）法兰克福特认为，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前提“承认了正统，但同时又有一个例外，这就是，如果不限制质疑正统的言论，就最有可能产生真理”（转引自第54页），即能保持正统的正确性。

    言论自由对统治者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及时了解下层民众和少数族群的不满，甚至让这种不满得到发泄，以舒缓社会的紧张。这在缺少直接民间表达机制的传统中国更为重要。早在周朝，政府就设立“风官”职位，其职责是搜集民间讥讽朝政的诗歌，以为执政者发现执政的不足。在大多数成功的朝代，言路通畅是一个重要的原则，而“阻塞言路”则是大罪。这在美国更是如此。大法官道格拉斯指出，“让思想得到传播，能使本来可能具有破坏性质的压力得以宣泄”，而“压制受到轻视的少数，而不是让他们一吐胸臆，只能使自由付出更沉重的代价。”（转引自第57页）

    所以，当谈到管制思想市场时，思想市场的宪政基础性质，思想自由以至言论自由不应受到压制的优先性质，小心翼翼地保证思想市场不受政府干预的破坏，是一个基本前提。而对思想市场的管制，不管我们证明是否需要，都是次一级的问题。

    三、如果我们要讨论思想市场的管制，就要首先证明，思想市场会否失灵。

    我们用思想市场比照商品市场，看看思想市场是否会失灵。首先，思想市场似乎也存在“动力不足”的市场失灵。这表现为思想产品还不够丰富，尤其是具有公共物品性质的思想产品供给不足。例如，詹姆斯？布坎南最终承认，利已的经济人没有动力写一部宪法。然而，解决这种市场失灵，不一定需要政府。

    人类历史告诉我们，克服思想产品供给不足问题，有各种各样的方法。首先是，有些人具有超越自身利益的倾向，如布坎南所说，写宪法的人要有“宪法公民身份伦理”（《宪法秩序的经济学与伦理学》，商务印书馆，2008，第203页）。这种倾向可能是天生的，即所谓“生而知之”，但多数情况下是后天学习和修身所致。这样的人会形成一个文化精英群体，除了一些物质依托外，他们有自己的传统，这种传统可以加强对物质利益的超越。如比较极端的，有宗教中的禁欲主义；比较温和的，则是儒家的“孔颜之乐”。可以说，具有宪政意义的儒家文化原则的供给，是孔子个人在儒家文化精英群体中实现的。

    第二种方法是家庭。一些富裕的家庭为其子弟提供优裕的生活环境，使其可以不从事直接的经济活动也能过着体面生活，从而可以在精神领域探索。例如达尔文就出生在英国的一个富裕家庭。这不仅使他的教育没有维持生计的压力，而且可以提供他搭乘小猎犬号军舰的费用。正是这次航行考察，为他提供了形成进化论的重要经验基础。在中国，“家庭”的概念就更大一些。早在春秋战国时间，就有“家”“养士”的传统。如“战国四君子”，即齐国的孟尝君田文，赵国的平原君赵胜，楚国的春申君黄歇，和魏国的信陵君无忌，各养士三千。当然这个“家”一般是指卿大夫的家，是一个家族概念；由于有国君封的采邑，所以也有一部分“国”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