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属于第三阶段的“类像”，主要用以描述当代社会出现的一种提供给大众的“形象文化”，如无所不在的电视影像对大众文化的环绕和包围就是如此。这种形象虽然首先能“反映基本现实”，但进而会“掩饰和歪曲基本现实”，进而又会“掩盖基本现实的缺场”，最后进行到“纯粹是自身的类像”领域，不再与任何真实发生关联。
可见，所谓“类像”就是游移和疏离于原本，或者说没有原本的摹本，它看起来已不是人工制品。“Simulacrum”被翻译成“拟像”也有道理，类像的“类”指的是形象群的复制性，拟像的“拟”指的是形象与形象之间的摹拟性。“类像”创造出的正是一种人造现实或第二自然，大众沉溺其中看到的不是现实本身，而只是脱离现实的“类像”世界。
这很好理解，当代都市大众就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在大众的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用”当中，“形象文化”便无孔不入――外套和内衣、高脚杯和盛酒瓶、桌椅和床具、电视机和音像设备、手机和计算机、自行车和汽车、霓虹灯和广告牌――无不充满了商业形象，这种形象是被大规模生产出来的，是毫无现实感的形象泛滥。这是因为，通过“文化工业”的巨大过滤器，一切的商业形象都经过了“机械复制”的链条，成为了游离于摹本而趋于无限复制的“类像”。
由此可见，“类像”是由“文化工业”所生产的，“文化工业”在生产消费品的同时，也在生产着消费者。2004年CCTV重点推介的“梦想中国”节目，在国内引起了收视热潮，这个节目宣称能在短期内将“普通的您”打造成耀眼的明星。于是，在电视工业的商业运作下，“梦想中国”的直播现场就成为了“明星制造秀场”，普通的参赛者被“包装”而赋予了“形象化”的灵光圈，并通过电视向千家万户的复制传播而成为“类像”。与此同时，千千万万的电视观众，也在通过手机短信的投票互动，而同谋式地参与进了这场铺张的“秀”之中，亦即也在为电视工业所塑造。据说，最终的获胜者的手机短信支持率高达386715人之众，足见“类像”与“大众”的文化力量。
安迪茰霍尔著名的波普艺术《25个有色的玛丽莲梦露像》(1962)可以与“类像理论”互为印证。画面中是丝网印刷的横竖排各5个玛丽莲梦露照片，她们都被套以头发的黄色、双唇的红色和诱人的肤色，除了印刷造成的阴影差异之外，这为数众多的梦露像几乎都是一样的。这就暗示出，“文化工业”一方面在不断生产这种“类像”并使其增殖和蔓延，但另一面，大众所面对这种类像所感受到的却只是“千人一面”。
质言之，在鲍德里亚的视野内，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最核心特质在于：类像与真实之间的界限得以“内爆”，今天的文化现实就是“超真实”的，不仅真实本身在超真实中得以陷落，而且，真实与想象之间矛盾亦被消解了。
同时，“类像”与大众之间的距离也被销蚀了，“类像”已内化为观众自我经验的一部分，幻觉与现实混淆起来。毫不夸张地说，生活在这种类像所环绕包围的世界内，“我们的世界起码从文化上来说是没有任何现实感的，因为我们无法确定现实从哪里开始或结束”。在文化被高度“类像化”的境遇中，大众只有在当下的直接经验里，体验时间的断裂感和无深度感，实现日常生活的虚拟化。
鲍德里亚的《海湾战争并没有发生》就道明，1991年的海湾战争其实大众看到的，只是没有发生的虚拟的“媒介之战”。同理可证，美国的“9.11事件”、“入侵阿富汗”、“伊拉克战争”，对于大多数的中国人而言，其实都是不真实的“媒体事件”或“电视战争”。当大众夜以继日的观看美军与伊拉克抵抗力量交火的时候，他对这场战争的观赏实际上与对美国越战大片的观感并无两样。因为他们所看到的电视影像，只是由持某一政治倾向的摄影师捕捉、剪接和变形的结果，大众看到已远非是真实的伊拉克，而是被具有实时转播功能的媒体所“虚拟化”的纪实叙事作品。更何况，对摄影师和交战双方而言，他们置身于真实的战争现场之中，而对于歪在沙发里、吃着零食、瞥眼看电视的大众而言，这场战争倒似乎更像一场影像游戏。
步入90年代，鲍德里亚的思想进程进入到所谓的“类像第四序列时期”。作为类像思想在这一时期的新发展，他开始关注于第三序列的“代码―矩阵”的分解问题, 从而呈现出其思想的开放性。但无论是“类像三序列说”，还是发展出“四序列说”，类像思想无疑成为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同时也成为了测度文化后现代性的标准之一。
五、影响与评价
鲍德里亚的思想影响是如此巨大，以至于他的影响从1996年起被称为“鲍德里亚效应”(Baudrillard Effect)，因为他就是一位“现时代最重要和最具煽动性的作者”。
从1971年至2000年前后，鲍德里亚就为他的读者们奉献了20多部专著和200多篇文章(还有选集)，以其“高产”和“高质”而在当代社会思想家中位置凸显。他也是向英语圈输出知识最多的法语作者之一，几乎一有法文专著出现就尾随有相应的英译本推出。由于他的思想的原创性和冲击力，他也成为了世界上备受关注的思想家，他的周围聚集着如Mike Cane、Douglas Keller这样的虔诚的研究者。据笔者所见，2000和2001年在英语圈还都有专门研究他的专著出现。
鲍德里亚的影响也是多维度的。他不仅是后现代性的先知，而且，在现代消费社会理论和文化研究方面成果卓越。有人关注他用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来研究消费社会方面的贡献，有人关注他“后马克思主义批判”和宿命理论方面的成就，包括政治经济学批判、主体理论批判、真实的意识形态批判、女权主义批判、阶级理论批判、后现代主义批判等等，还有的人关注他的信息革命的新理论。从《让贰德里亚》论文集来看，人们对他的关注不仅包括社会理论、后现代主义、文化这些“老问题”，而且还囊括了鲍德里亚对战争、美国、诱惑、小说与艺术等相关的“新研究”。
然而，必须看到，鲍德里亚在欧美学界始终是一位“剑走偏锋”式的人物。虽然他的思想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但并不能说他对现代社会和文化的描述和深究就相对准确了。他只是提出了现代文化的较为彰显的方面，在现代大都市里，“类像文化”无疑具有蔓延之势，但是在除此之外的其他地方呢?况且，中国与欧美文化之间还处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理论只是阐释现代欧美社会的一种版本，并不具有绝对的普适性。还由于他的思想较为庞杂、所触及的问题丰富，难免还有自相矛盾之处。但这些，都不能抹去他身上作为一位世界级的社会思想家所闪现的光辉。
《鲍德里亚与千禧年》只是对鲍德里亚的一枚思想碎片的解读和阐发，要掌握其思想深义，还需要对其整个思想体系有所掌握，这正是本导读所能做的微薄工作。
【本文为笔者给克里斯托夫霍洛克斯《鲍德里亚与千禧年》一书所写的导语，译本见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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