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鲍德里亚是一位赢得了世界声誉的社会思想家。但有趣的是，如果硬将他归之于任何一种传统学科体系之内，似乎都要丢失掉一些他思想谱系中重要的部分。那么，鲍德里亚的社会思想究竟该如何定位呢?
 
众所周知，鲍德里亚首先是一位“社会学家”，因为他在大学的教席也是社会学的，他的学术起跑也是从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学研究开始的。
 
在当代社会学理论中，鲍德里亚以其“符号消解现代性”与持“语言游戏”观的利奥塔、提出“被释放的文化”的拉什、坚持“后文化”观念的克鲁克等人一道，被列为“自主而有效的后现代文化”研究者。由此可见，他之所以能在社会学的界域内占有一席之地，并不仅仅因为他的一套形成自己术语体系的消费社会理论，倒更是因为，他从一位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演变成一位后现代主义推崇者，是因为他对现代商业社会的文化的相关研究成果，这才是他在社会学家中“独树一帜”的地方。由于他的社会学研究往往具有哲学的意味，因而，他还被视为一位重要的当代哲学家。
 
其次，可以认定，鲍德里亚又是一位著名的“后现代主义者”。
 
他与福柯、德勒兹、利奥塔在同一条阵线上与“现代性”作战，并是同一重量级台面上的“后学大家”。尽管直到80年代，鲍德里亚才开始采用后现代话语，似乎比其他同仁略晚了一些，但是，“在他60年代和70年代的著作中，已经包含了许多原型后现代(proto-postmodern)主题……鲍德里亚叙事的中心议题是：由生产、工业资本主义以及符号的政治经济学所支配的现代性纪元已告结束，与此相对应，一种由类像和新的技术、文化和社会形式所构成的后现代性纪元业已降临”。其实，鲍德里亚最切近后现代主义精神的那部分，就是对现代社会的“超真实”(hyperreality)境遇的论述，它使得一切价值上的真正对立或一分为二不复存在，真实与非真实间界限的日益模糊构成了后现代社会的独特景观。
 
再次，还可以认定，鲍德里亚更是一位当代“文化研究”的先锋派人物。
 
可以进行横向类比的是利奥塔、詹姆逊的文化研究，这三人的工作，被认为是在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起到了“关键性的定向作用”。尤其是在缩短现实与理论的距离方面，“利奥塔通过语言游戏的论争使得知识审美化，詹姆逊对文化与理论之间批判距离的丧失表示忧心，而鲍德里亚则最为极端，他使得理论自身适应性地转化为使其理论化的类像境遇，并开始试图说明如下两者固定而明确的角色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是在社会与经济生活里后现代性的角色，另一方面则是文化生活中后现代主义的角色，并以取消这两个领域之间的界限作为终结”。无疑，在社会与文化间的界限无法区分的多种状态中，三者都在试图界定后现代性，只不过鲍德里亚似乎走得更远，社会学的景深更加深远。
 
鲍德里亚曾屡次借用传播学家麦克卢汉的“内爆”理论，来说明类像与真实世界之间界限的崩塌。其实，各个学科分界，在鲍德里亚的理论实践中也已经“内爆”了，社会学、后现代主义思想、文化研究在他那里形成了一种环环相扣的“多维交集”。
 
在《符号交换与死亡》(L’échange symbolique et la mor,1976;Symbolic Exchange and Death, 1993)这本专著的英文版封面上，设计者套用艺术家安迪茰霍尔将头像进行重复丝网印刷的手法，将九个骷髅版画像进行多色彩的复制和造型。这个封面设计就好似一个象征，鲍德里亚就犹如这样的幽灵一般，飘荡和跨越在各个思想领域和学科沟壑之间。
 
鲍德里亚这位在思想丛林里不断冲锋的游击队员，他的思想进程经过了如下演变的阶段：
 
     第一阶段：“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时期”。《物体系》(1968)和《消费社会》(La Société de Consommation,1970)是该阶段的代表作。确切地说，在这一阶段，鲍德里亚采取的是结构主义符号学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的方法论。《物体系》中还能明显嗅出罗兰巴特的《流行体系》的符号学味道，《消费社会》则为人们提供一套西方社会转型的整体理论。消费社会被视为“符号的系统生产”占据主导的社会类型。
 
     转型阶段：“批判马克思主义时期”。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是《符号的政治经济学批判》(Pour une critique de l’economie du signe，1972;For a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ign, 1981)和《生产之镜》(Le Miroir de la production，1973;The Mirror of Production, 1975)。从70年代开始，鲍德里亚清算掉了自己身上的马克思主义成分，反戈一击，试图从一种基本的人类学观念来超越马克思主义。
 
      第二阶段：“社会思想成型时期”。在转型阶段的基石上，鲍德里亚的社会思想终于成熟，《符号交换与死亡》成为了他整个学术生涯最关键的作品之一。在这部专著里，他提出了资本主义文化批判的新基础。以前的鲍德里亚的聚焦点是“消费符号”，而今他的关注点是：以“符号交换”来应对“类像的逻辑”。在这一新基础上，到了70年代中期，他开始在一系列的领域八面出击：《博布尔效应》(Beaubourg Effect)、《忘掉福柯》(Oublier Foucault，1977;Forget Foucault,1987)、《在沉默大多数的阴影里》、《媒介的内爆》(Implosion of the Media)等一些专著出炉，真可谓威风八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