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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日,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了1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数据显示,1月份,制造业PMI为51.3%,比上月微落0.1个百分点,连续6个月站上50%荣枯线,延续平稳扩张态势;非制造业PMI为54.6%,比上月微升0.1个百分点,继续保持稳中向好增长势头。
有关专家表示,从制造业和非制造业PMI看,2017年我国经济运行开局良好,延续了缓中趋稳、稳中向好基本态势。专家建议,政策调控应着重于改善市场环境,提高微观经济活力。
制造业PMI延续扩张态势
1月份,制造业PMI为51.3%,连续4个月保持在51%以上,为2012年以来同期高点,延续平稳扩张态势。
从13个分项指数来看,原材料库存指数与上月持平,生产指数、新订单指数、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出厂价格指数、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与上月相比有所下降,其余7个指数均有所上升。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高级统计师赵庆河分析说,受春节假日因素影响,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增速有所放缓。1月份,制造业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为53.1%和52.8%,分别比上月回落0.2个和0.4个百分点,但供需仍然保持稳定增长。
受生产和市场需求增速放缓影响,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和出厂价格涨幅双双回落。1月份,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和出厂价格指数为64.5%和54.7%,分别较上月回落5.1个和4.1个百分点,为连续多月上升后首现回落。1月份,高技术制造业PMI为55.7%,比上月上升1.9个百分点,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水平,且呈现加速扩张态势,表明制造业向中高端迈进的步伐持续加快。
此外,进出口小幅回升。1月份,新出口订单指数和进口指数为50.3%和50.7%,分别高于上月0.2个和0.4个百分点,均连续3个月位于临界点以上。
“结合分项指数来看,2017年经济开局良好,供需保持均衡增长;企业预期良好,节前备货积极;行业基本面保持恢复性回升,结构优化继续深入发展。”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专家陈中涛说。
不过,调查结果还显示,1月份仍有超四成企业反映资金紧张和市场需求不足,降低融资成本和扩大有效需求依然是巩固实体经济稳中向好的关键因素。
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稳中有升
1月份,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4.6%,比上月微升0.1个百分点,保持平稳向好增长势头。在非制造业PMI的各单项指数中,只有在手订单指数环比有所上升,升幅为0.6个百分点;其余各主要指数环比有所下降。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蔡进表示,2017年1月份非制造业PMI小幅上升,连续4个月运行在54%以上,表明2017年开局非制造业继续保持稳健较快的发展趋势,而服务业活动回升是本月非制造业稳健上升的主要动力。
数据显示,1月份,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3.5%,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服务业增速有所加快。其中,批发、铁路运输、航空运输、邮政、住宿、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互联网及软件信息技术服务、货币金融服务、保险、租赁及商务服务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均位于55.0%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是服务业平稳较快增长的主要行业。
从建筑业看,受春节假日影响,企业开工率有所降低,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比上月回落0.8个百分点至61.1%,但仍连续5个月保持在60%以上。从市场预期看,建筑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64.5%,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企业对近期行业发展继续保持乐观态度。
着力提升微观经济活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立群认为,1月份PMI指数小幅下降,但生产指数继续保持在53%以上的较高水平,工业运行继续保持在景气区间。产成品库存、采购量、进口等指数均有提高,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提高,表明工业企业对未来市场前景预期比较稳定。
从非制造业看,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专家武威表示,2017年伴随着民众消费能力的增强和消费环境的改善和消费升级的逐步推进,非制造业,特别是服务业发展动力将会逐步增强。
“当前经济运行中值得关注的问题,主要是上游产品价格上涨快、企业生产成本增加多,产成品价格上涨难,企业盈利空间缩小。”陈中涛分析说,购进价格指数去年以来基本上呈持续上升态势,期间只有短暂回调,已连续4个月保持在60%以上高位。但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出厂价格指数去年四季度才形成较为明显的上升态势,今年1月份又出现逆转,回落逾4个百分点至54.7%,低于购进价格指数近10个百分点。这种“一高一低”的局面,如果加剧发展,恐将影响企业生产扩张意愿。
微观活力提高了,宏观经济稳定才有坚实基础。 陈中涛建议,2017年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向好局面,要着重于改善市场环境,提高微观经济活力:一方面,要适度扩大总需求,增加企业订单;另一方面要推进供给侧改革,降低企业综合成本,改善企业盈利状况。
各界前瞻明年经济:筑底持续改革需冲破利益藩篱
2016年年底将至,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在即。从政府到业界都在总结2016年经济情况,预测2017年经济走势,探讨经济运行中的矛盾风险并寻求解决办法。当前,全球进入政治经济多重风险叠加期,中国经济在加速探底后初显回升迹象,供给侧改革进入深水区,结构性矛盾和改革压力凸显。专家认为,推动和加快改革需要形成共识,必须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积极财政政策应进一步增强,货币政策应坚持稳健的基调,进一步巩固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基础,提高增长的含金量。
明年中国经济将持续筑底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等19日发布《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2016~2017)——稳增长与防风险双底线的中国宏观经济》(下称“报告”)。报告称,2017年将是中国经济持续筑底的一年,2018年或许是底部反弹的一年。根据模型预测,2017年中国GDP增速为6.5%,CPI增长2.1%。从中长期来看,支撑中国过去30多年高增长的几大动力源(600405,股吧)泉均不同程度地减弱,全球化红利耗竭、工业化红利递减,人口红利也随着人口抚养比底部到来、刘易斯拐点出现、储蓄率的回落而发生逆转,“十三五”期间经济增长潜力有所下降,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底部有可能突破6.5%。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在《财经》(博客,微博)年会上表示,经济的增长应该在一个相对合理的区间内,我们经济增速的可行区间相对较窄,下限总的来说是在“十三五”时期保持平均6.2%的速度,上限是6.7%的增长速度。
国务院参事夏斌在华尔街见闻“2017全球最佳投资机会”的年度峰会上称,尽管目前经济有筑底迹象,但调整与转型的逻辑没有变。经济调整到位、基本结束,没有两三年时间不可能完成,原因在于市场基本出清的过程很艰难。市场不出清的话,很多融资的问题、货币回归正常问题都不可能解决。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却认为,明年最有可能是一个转折年,即从过去连续四年增速全面下降的态势,转为增速稳定,甚至于略有回升的转折点。尽管明年欧洲国家将历经数次选举,但不可能立即影响明年的宏观走势。世界经济,至少是中国之外的世界经济,在明年可能处于U型的底部,也许无法很快从底部走出,但最起码不会下滑。
多重风险与挑战仍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前副总裁朱民在第一财经金融峰会上表示,金融市场的剧烈波动正在成为常态,对全世界的宏观政策制定者带来了重大的挑战。美元持续走强是今后12个月间金融市场最大的风险,其可能引起公司和国家资产负债表、跨境资金流动的深刻变化,美元再度进入强势周期,意味着全球已经进入了危机的潜在阶段。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在第一财经金融峰会上称,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波动以及资产价格波动是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个体金融机构的稳健性并不意味着系统稳定,需要从宏观的、逆周期的视角,运用审慎政策工具有效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毛振华表示,债务风险是经济运行中需要密切关注的重要问题,政府及政府背景企业债务风险的防范更是重中之重。我国企业部门债务余额为116.3万亿元,杠杆率高达169.1%,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95.5%)。企业部门债务问题的关键在于国有企业债务过高,尤其是在直接融资的债券市场上,国有企业债券在信用债中的规模占比高达86%。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李扬持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中国发生债务危机是小概率事件。我国金融结构以间接融资为主,这使得中国债务的融资主要来自相对稳定的银行存款,而非波动性很大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资金。这决定了中国金融业的风险点主要集中于流动性上,偿债能力位居其次。因此,只要高储蓄率得以延续并支撑着巨额的资金流动,债务问题就很难演化为系统性金融危机。
改革需冲破利益藩篱
蔡昉称,当前推动和加快改革需要形成两个共识。第一,不要把改革看作是和经济增长非此即彼,或者此消彼长,两者是可以互相促进的,改革可以带来实实在在的改革红利,可以提高潜在增长率。第二,在推行改革的时候也有成本,因此改革不是免费的午餐,至少几项重要改革都需要增加财政支出,要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分担改革的成本,分享改革的红利,这样才能做到各级政府都有改革的相同激励,否则激励不相容,就会产生冲突,产生观望和等待。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贾康表示,现在的财税改革的实际进度和时间表已明显不匹配。预算改革方面虽然有积极进展,但预算只是载体,钱从哪里来还要靠税制改革。同时需要财税配套改革让所有机制生长,配套改革的关键是各级政府职能如何划分,理清事权必须形成由粗到细不断优化的明细单,目前并没有看到事权明细单如何生成、如何合理化。
贾康认为,财税配套改革面临的考验已近在眼前。如何攻坚克难整体推动,牵扯到方方面面的利益诉求,已进入改革深水区,必须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最终达到的境界应该是各地政府包括边远地区,进入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平衡。
陈雨露在第一财经金融峰会上表示,应对国际性金融危机需要加强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者应该充分认识到货币政策对他国的外溢效应,针对本国制定的政策可能在其他经济体引起跨资产、跨市场的金融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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