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现场，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何帆教授作为21世纪年度好书评委代表，在北京中信书店芳草地店发表题为《历史的转折点：对2017年政治、经济与技术变化的预测》的主题演讲，现将演讲文字刊出，和更多读者分享，内容略有删节。

　　未来的历史学家会把2016年视为历史的转折点。不是每一个年份都是历史转折点，大部分年份都是平淡无奇的。我的专业是宏观经济，在做宏观预测时，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趋势外推：去年怎么样，今年和明年也怎么样。但是，要把视野拉长，我们就会看到，历史中有众多转折点。从中国历史来看，1949年、1966年、1978年、1992年，都是转折点。如果从全球经济来看，二战之后，1971年、1980年、1997年、2008年都算转折点。如今，我们再一次站在一个十字路口。

　　能够带来历史重大转折的可能有三重力量，那就是技术、经济和政治。

　　“旧的新技术”和“新的新技术”

　　首先来看技术。我们现在正身处在两次技术革命的中间，我们谈了很多新技术，但我们所谈的新技术其实是两类：一类是旧的新技术，一类是新的新技术。

　　什么是旧的新技术？比如现在比较火爆的云计算、大数据，都只能算是旧的新技术，它们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新。

　　这几年我读过的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当属美国西北大学教授罗伯特·戈登写的《美国经济增长的兴衰》，这本书中戈登讲到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和人类生活的影响。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这段时间内出现了一次大规模的技术革命，这次技术革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比20世纪70年代之后萌芽并发展至今的这一轮技术革命更大。

　　一言以蔽之，电比电子计算机的贡献更大。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这段时间内出现了电灯、电话、电报、汽车、火车、轮船、飞机，后来又出现了各种家用电器。医疗技术也有了革命性的突破。这些技术的产生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渗透到方方面面，远比我们现在所谓的“大数据”渗透力量要大。

　　相比之下，这些年我们感受到技术变革的速度很快，但其实我们没有什么太新的变化。使用手机上网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但手机上网和电脑上网并无本质的差异；电商来势汹汹，但电商无非是用原有的技术催生了新的商业模式。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感受到的冲击非常强烈，主要是因为IT技术全面渗透到各行各业，改变了原有的业态，影响到更多人的生意和就业。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出现的那些技术进步彻底改变了人们生产和生活的方式，可是现在出现的这些“旧的新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却没有那么大，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是工业化，大规模生产不仅影响到生产，而且改变了教育；汽车加速了城市化；火车和轮船大幅度降低了交通成本；电报和电话大幅度降低了通讯成本；抗生素等医学方面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的生育，人口出生率才得以迅速提高。

　　原来不仅是技术，还有技术带来的社会和生活方式的极大变化，把技术的潜能释放了出来。

　　什么是“新的新技术”？有可能是人工智能，也有可能是生物工程，或是新能源、新材料。但我们距离下一场新的技术革命还比较遥远。

　　人工智能是不是能够在未来几年就颠覆我们的生活方式？恐怕很难。2016年我们目睹了Alpha-Go击败李世乭，Master击败了聂卫平，据说现在人工智能已经可以在德州扑克中击败人类了，原来我们还指望人类打麻将能胜过人工智能，看来也没有希望了。但是，我想提醒大家的是：那些对我们来说很难的事情，对人工智能来说很简单，比如记忆、计算等；而那些对我们来说很容易的事情，对人工智能来说却很难，比如情感、直觉。人类的小孩子看人脸色，就能判断一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但是人工智能做起来就没有这么简单。什么时候人工智能能够代替人类？如果有一天人工智能可以代替人类照顾老年人的生活，那我就算服了它了。

　　我相信人类进化的下一个阶段是机器人，机器迟早会替代人类，但这场革命可能会发生在更为遥远的时候。同理，新能源、新材料和生物工程等新技术，不是一出现就能带来革命，而是一定要等到这些技术能够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才能发挥其巨大的潜能。

　　“快经济”和“慢经济”

　　我们再来看经济。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我们能够看到快经济和慢经济。

　　快经济就是当前的经济形势。从短期来看，无论是中国经济还是美国经济，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我们担忧的事情，欧洲经济在2017年可能也会比大家想象得好。美元强则欧元弱，这对欧洲的出口有利，欧洲还会爆发危机，但那是以后的事情。

　　慢经济才是我们真正要担心的事情。大家都在猜测2017年会有哪些黑天鹅，其实已经没有黑天鹅了，大家把能够想到的坏消息都想到了。可能出现的是另一种动物，即灰犀牛。灰犀牛块头很大，被它撞上了非死即伤。你知道它存在，但不知道它躲在哪里，可能它躲在灌木后面，也可能正躲在河里。它并不神秘，但更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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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拉詹写过一本《断层线》，里面讲到导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断层线”。灰犀牛和断层线，都是对慢经济的描述。人们感到不满的很多现象，其实在三十多年前就已经出现了，但我们一直没有察觉和重视。到了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这些问题才变得格外重要，其中最为重要的问题就是收入不平等。

　　2015年影响最大的书是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写的《21纪资本论》。皮凯蒂在书中写到，19世纪是一个贫富悬殊的年代，那时的经济学家，从马尔萨斯、李嘉图到马克思，最关心的都是财富如何分配。到了20世纪，经济学家更关心经济增长，不再关心收入分配，这是因为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收入分配问题暂时得到了缓和。

　　如果皮凯蒂的预测是对的，到了21世纪，我们会重新回到19世纪。19世纪是一个贫富悬殊的年代，也是一个革命的年代。如果未来的年轻人不能再靠自己的拼搏，而只能靠“拼爹”，才能出人头地，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出大乱子。

　　令人遗憾的是，研究不平等问题的著名经济学家阿特金森刚刚去世，要是他不去世，估计很快也可以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推荐大家读一下阿特金森的《关于不平等，我们能做什么？》，未来经济学当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关于收入不平等，这是悬在全球经济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

　　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导致2016年成为历史转折点的最主要原因不是技术，也不是经济，而是政治。政治又分为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

　　先看国内。在很多国家，人们都感到困惑，不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变化。著名经济学家赫希曼曾经讲过，社会的风气会出现变化，有的时候整个社会更关心私人事务，也就是人人都想赚钱；有的时候整个社会不关心赚钱，关心的是公共事务。

　　大家可以看看中国。上世纪80年代大家关心什么？那时人们看的是《读书》杂志，关心的是中国经济向何处去，任何一个有自我尊严的中国人都不关心挣钱，只有投机倒把分子才关心挣钱。到了90年代，社会风气发生了很大变化，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当埋头挣钱的时候，你得到的不仅是财富的增加，还有世界观的巨大改变。二十年前，谁能想到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放假了出国度假、或是自己驾车周游世界？谁能想到巴黎的商店“老佛爷”里，到处都是出手豪阔的中国人，售货员都会讲中文？随着经济增长放慢，“九零后”还会关心经济的增长吗？未来年轻人关心的问题不可避免地会和原来这一代人关心的问题不一样。“九零后”的年轻人到底关心什么？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同样，2016年最大的黑天鹅就是美国大选。如果你想要理解为什么特朗普当选，就要理解这个世界上的人并不是都跟你一样。最近一段时间，我看了不少这方面的书，如《在自己国度里的陌生人》（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白人垃圾》（White trash）。你会发现，在美国有一批低收入的白人一直是被压抑的，现在他们开始爆发了。你可以认为他们对这个世界的很多看法是荒谬的，但你不能说他们担心的问题没有意义。有很多知识分子和所谓的精英认为，既然你们的答案不对，那么你们关心的问题也就不对，这是一种愚蠢的错误。如果我们不去面对这些人担心的问题，提出更令人信服的答案，这个时代将会在歧路上越走越远。

　　特朗普上台带来的最大的风险不在美国国内，而在国外。特朗普上台之后，会影响到世界各地的地缘政治。特朗普的一个基调就是美国往回撤。一旦美国往回撤，就会出现权力的真空。权力最害怕什么？最害怕的是真空。当权力出现真空之后，就会有各种力量蠢蠢欲动，而且这个过程当中就会产生很多误判和由误判带来的冲突。

　　随时准备做出改变我真的不知道我们现在正处在什么时候。

　　如果我们很理想、很乐观，相信特朗普真正能够做成一些事情，现在也许像1980年。当时，里根当选美国总统、撒切尔夫人在英国搞改革，邓小平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全球经济迎来了前所未有的一段新的高速增长时期，但是这种可能性很小。

　　现在也可能像1968年，当时是资本主义增长的黄金年代，包括西欧的中产家庭都是第一次过上现代生活，有了电冰箱和洗衣机。他们生活富裕，但却很不满意。法国的戴高乐总统刚刚说，我觉得事情已经都做完了，没有什么事情好干的了，突然在巴黎爆发了红色五月，学生和工人开始上街，然后在墙上写满了乱七八糟的标语，其中有一句话是“我想表达我的声音，但是我不知道我想说什么”。

　　如果糟糕的话，会像1936年或者1937年，当希特勒越来越咄咄逼人，欧洲国家害怕又出现一次世界大战，所以本能的反应是：那就让让他吧。希特勒要捷克的苏台德地区，那我们就给你吧。当张伯伦采取绥靖政策，割让了苏台德，回到伦敦的时候，他受到的是英雄般的欢迎，大家认为他成功地避免了一次战争。结果呢，我们看到欧洲加速滑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深渊。1936年时，美国刚从大箫条中走出，1937年却又二次探底，然后一直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可以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不是罗斯福新政拯救了美国经济。

　　如果最糟糕的话，会像1914年。现在我们讲经济全球化，其实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才是真正的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移民，劳动力是可以自由流动的，现在你想劳动力自由流动一下？很难。当时有长达半个世纪的和平，大家已经觉得习惯了，认为和平与发展理所当然是时代的主题，结果突然之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有的时候历史的转折是非常快的。

　　假如2016年真的是历史的转折点，那么，我们会发现，原来熟悉的很多规则，原来熟悉的那个世界，原来熟悉的那个生活已经不再存在了。这里面有技术、经济和政治的影响，但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是政治带来的撕裂。全球愤怒，这会在未来越来越多地改变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

　　沧海横流，你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改变过去的认知，把原来的知识全部倒空，随时准备做出改变，随时准备改变自己的认知和行为。

    笔者曾经用“停滞、分化、动荡、冲突”这四个关键词来刻画2016年的全球经济。所谓停滞，是指全球经济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陷入了增长持续低迷的怪圈。所谓分化，是指各国增长态势在全球低迷的背景下有好有坏、苦乐不均。分化的态势体现在经济增长、货币政策、资本流动与汇率走势等诸多方面。所谓动荡，是指全球金融市场在美联储货币政策、英国脱欧与欧洲银行业危机、地缘政治变局等多重不确定性冲击下持续震荡。所谓冲突，是指全球各国在经济领域内的冲突开始激发，尤其体现在贸易战与货币战等层面。

    恐怕，2017年的全球经济，依然难逃“停滞、分化、动荡、冲突”的格局。特朗普政府在1月份上台之后，已经宣布退出TPP、重启NAFTA谈判、废除奥巴马医疗法案、重新考虑多德弗兰克法案、收紧移民政策、修建美墨边境墙等举措，这意味着全球化与多边主义的退潮，孤立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滥觞。这似乎也奠定了2017年全球经济的黑色基调。

    在笔者看来，2017年全球宏观经济与金融市场，将至少面临以下四重不确定性的冲击。

    不确定性之一：“长期性停滞”格局将会维持还是被打破？
    2011年至2015年期间，全球经济增速不断下滑。2016年的全球经济增速基本上与2015年持平。全球经济似乎陷入了美国经济学家萨默斯所称的“长期性停滞”之中。萨默斯认为，要摆脱长期性停滞，要么依靠新的一轮技术革命，要么依靠主要国家实施集体性的财政扩张政策。由于短期内技术革命爆发的可能性不大，且各国在扩张性财政政策方面达成集体行动的难度极高，因此长期性停滞的格局可能依然会维持几年。

    不过，当前全球经济增长似乎在面临一些转机：一是美国经济持续复苏的态势依然在延续，而特朗普政府可能采取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有望进一步刺激美国经济增长；二是欧元区经济在2016年的表现相当不错，年度增速多年来首次超过美国；三是中国经济增速在2016年下半年出现了企稳态势；四是2016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回暖改善了资源出口国（例如俄罗斯与巴西）的经济增长。

    然而，我们依然不能对2017年全球经济增长过于乐观。首先，已经较高的债务负担将会制约美国政府财政政策的潜在扩大力度，过强的美元汇率也将通过冲击出口与美国跨国公司全球收益的渠道来影响经济增长；其次，欧洲经济持续复苏至少面临三大潜在冲击，一是政治领域新的黑天鹅事件是否会继续爆发，二是以意大利为代表的银行业危机如何演化，三是南欧国家的债务问题是否会再度爆发；再次，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回落以及企业补库存周期的基本结束，仅凭基建投资能否帮助中国经济成功地稳增长，也存在一些疑问；最后，在全球需求难以继续改善、美元汇率依然强劲的背景下，全球大宗商品市场能否延续2016年的“小阳春”，则是很大的未知数。

    不确定性之二：美联储加息节奏快慢、美元汇率强弱与流动性拐点到来与否？
    特朗普大选获胜似乎忽然之间改变了金融市场对于美国经济走势与美联储货币政策走向的看法。很短时间之内，市场的看法就由悲观转为乐观。在美联储2016年12月加息之后，市场认为，2017年美联储可能有三次加息。在加息频率上升的背景下，美元指数迅速走强，最高升至103左右。

    目前支撑2017年美联储加息次数可能较多观点的主要理由，是当前美国通胀率与通胀预期均在显著上升。一方面，剔除了能源与食品价格的核心通胀率近期走势强劲，这背后意味着劳动力工资水平正在不断上升；另一方面，虽然美元强劲有助于降低进口价格，但未来特朗普政府可能限制进口的诸多举措（包括惩罚性关税与边境调节税）都可能带来进口价格的全面显著上升，也即输入型通胀的压力在加大。

    然而，美联储主席耶伦近期反复表示，美联储加息频率上升的前提，是特朗普政府如约实施的财政刺激将会提升经济增速与通胀中枢。反过来，如果特朗普政府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总体力度最终在债务掣肘与党派纷争中大打折扣的话，2017年美联储加息的频率就有下调的可能。而如果美联储加息次数下调，再考虑到特朗普最近表示的对强势美元的担忧，这就意味着2017年美元指数不可能太强。再进一步的，关于2017年全球流动性拐点到来的判断，也可能发生调整。

    不确定性之三：全球政治黑天鹅事件继续纷至沓来？
    英国脱欧、特朗普胜选与意大利修宪公投失败，可谓2016年全球政治的三大黑天鹅事件。这些事件看似出乎意料，背后其实反映了上述国家中产阶级对于过去几十年全球化与金融化浪潮的不满（尤其是在收入分配层面），也难怪民粹主义与孤立主义会因此抬头。

    2017年，除了英国脱欧将会继续推进之外，欧元区的几个核心国家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都会迎来国内大选。至少目前在法国与意大利，右翼政党上台的可能性都不容忽视。一旦法国勒庞上台，法国版的脱欧就可能变为现实；而一旦意大利五星运动党胜选，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主权债违约就可能上演。一旦上述暗黑情景变为现实，欧元、欧洲金融市场、欧元区经济增长，乃至全球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都可能蒙上一层阴影。

    不过，在目睹了特朗普上台制造的政治动荡之后，上述欧元区各国的建制派与温和派是否会醍醐灌顶般苏醒过来，开始重视手中的选票，进而团结起来与右翼政党抗衡？在特朗普政府制造的全球孤立主义情绪加剧背景下，欧元区的拥护者们是否会重新珍视欧洲一体化的成果与不易？欧元区是否会逆风飞扬，变成全球多边主义与集体合作的“新高地”？这一切均为未定之数，需要考验欧元区政治家与广大选民的智慧与勇气。

    不确定性之四：全球贸易战与汇率战爆发在即？
    在全球经济增长持续低迷的背景下，汇率战与贸易战就会轮番上演。我们在历史上看到的上一幕，恰好发生在1929至1933年的全球大萧条之后，美国的斯穆特霍利法案打开了贸易战的潘多拉之盒，而主要国家放弃金本位制也拉开了汇率战之幕。

    特朗普政府当前的危险举措，似乎正在把我们拉回20世纪30年代的暗黑时代。一方面，特朗普开始指责中国、日本、德国操纵本国汇率，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目前似乎正在酝酿针对中国、墨西哥等国家的贸易制裁。一旦美国悍然发动贸易战，很难设想受制裁的一方不会实施“以牙还牙”式的反击。必须指出的是，以邻为壑的汇率战与贸易战一旦爆发，没有一方能够全身而退。

    可以说，目前全球贸易战与汇率战是否爆发的引信，的确掌握在特朗普及其幕僚们的手里。如果他们懂经济学的话，他们自然会明白以下事理：第一，美国制造业就业的下降，是产业结构变动与劳动生产率上升的必然结果，针对部分顺差国实施贸易战的做法，并不能为美国带来多少制造业就业；第二，贸易战的结果，将会显著提高美国中低收入阶层的生活成本，而这些人恰好是特朗普的铁杆支持者；第三，悍然发动贸易战将会对美国政府过去几十年孜孜经营的全球化“旗手”与“领袖”的形象构成沉重打击，这将显著损害美国的全球利益。但是，如果特朗普及其幕僚们最终发动贸易战的话，这表明他们很懂“政治”，把自己不能履行自相矛盾的竞选口号而引发的群众怒气，通过嫁祸给子虚乌有的外部替罪羊而转移出去，是看似高明的做法。

    笔者目前依然相信，全面贸易战爆发的概率不大。特朗普政府很可能挑选几个代表性国家的代表性行业，征收较高的惩罚性关税，而非全面提高关税。但即使如此，局部贸易冲突的危害依然不容忽视。况且，正如我们不能高估特朗普政府的“智慧”一样，我们也不能低估特朗普政府的“勇气”。

（笔者为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投资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