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是所有的变法者都像商鞅那样幸运，由于“祖制”也就是现行制度和正统意识形态密切契合，改变现行制度不可避免地要和正统意识形态发生冲突，而所有的变法者在这道障碍面前都不幸地处于下风。不仅既得利益以卫道士自居，占据道德高地，冠冕堂皇地反对新政，而且民众也因为习惯性思维作怪，不愿面对新法带来的不确定性，若不修正意识形态，变法就不能进行下去。王莽要恢复周礼，“托古改制”，借周公的名义推行新政。王安石说他的新法和尧舜禹圣王之道相符合，以此抵挡守旧派的攻击。清末康有为写了《孔子改制考》，把孔子描绘成主张改革的圣人，从儒学的源头上论证变法的正当性。上一世纪七、八十年代，邓小平要改革，马上就招来“姓资还是姓社”的质疑，小平同志讲不要争论姓资姓社，要看实际效果，这就是著名的“黑猫白猫论”。这个策略很明智，因为一旦争论起来，恐怕多半是改革者被动挨打。
不争论并不表明大家都认同，只有得到认同——无论自愿的还是被迫的——的政策才有执行力度，这就是改革的公信力问题。如果官员和民众不相信朝廷的决心，或者不相信新法的效果，就算国君下令，臣民也会假装没听见，皇上若认真追究起来，他们就阳奉阴违，敷衍了事。为了强化法令的公信力，商鞅在都城中竖立了一根木头，发布公告，谁把木头拖到南门，赏赐十金。百姓不信，因为当时的都城不大，南门到北门据说只有三华里，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能赏这么多吗？赏金逐步加码到五十，终于有一位从人群中走出来，完成了这桩看上去是很荒唐的任务，结果还真得了赏金五十，这就是立木为信的故事。秦人从此知道，商鞅令出必行。守法有奖，违法必惩，太子犯法了，商鞅也不宽恕，考虑到储君不宜施刑，令太子的师傅公子虔代为受过，结果公子虔被削去了鼻子。
改革的公信力最根本的还是看实际效果。商鞅在第一次变法之后就带领秦国和赵国联军和魏国打了一仗，战争以联军的胜利而告结束，秦国一举收回了以前割让给魏国的河西之地，商鞅用抓住老鼠来平息关于黑猫白猫的争论，大大增强了新法的公信力。
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商鞅变法的成功在于通过改变激励机制，提高了古代中国两个最要资源——土地和人力的使用效率。废除井田制，土地私有化，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政治上采用军功爵位制，打破贵族阶层对国家治理的垄断，选拔和吸引了大量的优秀人才，充实军队和政府。人尽其才，地尽其力，秦国在很短的时间里得以富国强兵，到了这一步，新法甚至对初期的受损者——贵族阶层来说也是有益的了。商鞅没有动用暴力手段铲除贵族阶层，而是一方面通扶持新生力量，不断降低贵族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中的相对重要性；另一方面，在允许贵族保留土地的同时，将他们排除在政府和军队之外，必须有战功才能任职。贵族阶层也认识到，如果继续因循守旧，秦国就会在对外战争中失败，国土面积越来越小，就像变法前的历史已证明了的那样，一旦亡国，贵族失去一切，不是遭到屠杀，就是沦为奴隶。外部竞争的压力使秦国贵族即使有机会，也不敢回归旧制度。秦孝公死后，继位的太子和公子虔杀了商鞅，但没有改动商鞅设立的各项新法。
有人受益而无人受损，商鞅变法通过提高经济和国家治理的效率，得到广泛的社会支持而成功。二千年后，我们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总结出同样的原理。
4.邓小平：“发展是硬道理”
在1978年开始的农业改革中，我们解散了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民的激励机制，其作用和商鞅的“废井田，开阡陌”是相似的，效果也是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城镇经济改革和鼓励民营企业的着眼点同样在激励机制，由利润驱动企业家，由绩效工资激励工人，同时对外、对内开放，允许资源较为自由地流动。通常我们对“开放”的理解是对外开放，其实对内开放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对外开放。取消国家计划委员会，取消指令性计划后，资源摆脱了行政部门的束缚，在市场价格信号的指导下，朝着最有效率的地方配置，从低效的农业流入高效的城镇工商业，从低效的国有部门流入高效的民营企业。激励机制和资源配置方式的改变带来了总体经济效率的提高，表现为GDP的高速增长（参考“两个中国模式”一文）。
提高效率，做大蛋糕，社会的各个阶层都从改革获益，经商的发了财，农民进城找到工作，工人涨了工资，民众改善了生活，共产党巩固了执政地位，改革是一场多赢的博弈。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不管我们在政治上和利益分配上有怎样不同的观点，如果说再退回到中央计划，恐怕没有人赞成，就像商鞅死后，如果说再回到旧的封建制，秦国也没有人赞成，效率的提高使每一个人都感受到新制度的优越性。小平同志说：“发展是硬道理”，发展经济才能人人受益，大家受益才能坚持市场化的方向，才不会开倒车，道理硬就硬在这里。
邓小平的改革也是思想观念先行一步，从真理检验标准的讨论开始，形成关于改革的社会共识。改革要触动政府部门的利益，有阻力怎么办？成立独立的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摆脱部门利益的掣肘，直接向中央汇报；另一方面，依靠民间的创造突破计划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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