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平的改革开放则推动了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大转型。关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端，有的史学家认为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有的认为是1894年的甲午中日战争，也有人把时间划在1911年辛亥革命。不管有怎样争论，各家一致的看法是自晚清之后，中国社会的传统形态已经保持不住，不得不向现代社会过渡。
2.两类不同性质的变法
为什么只有一头一尾的改革成功了？这与改革的性质有关。
我们把改革分为两类，一类叫“突破型”，另一类是“修补型”的。一头一尾的改革都是突破型的，因为敢于突破，建立了新型制度，所以成功了。后一类改革的目的是修补现有体制，无法解决深刻的社会、政治和经济上的矛盾，所以都失败了。
所谓突破型改革就是在保持社会总体稳定的前提下，引入新型制度，新制度带来新的激励机制，在新的激励机制下，资源的使用效率大大提高，即使资源总量基本不变，效率的提高也能够增加社会总产出。财富增加了，有个比以前更大的蛋糕，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可能受益，实现双赢或者多赢，这在经济学中叫做“帕累托改进”，它的严格定义是“有人受益而无人受损”。
在现实中，变法意味着改变现状，“无人受损”是不可能的，最大的受损者无疑是既得利益，他们必然会抵制和反对新法，然而突破型变法在提高效率和增加社会总财富的同时，也造就了拥护新法的新生力量，这些新生力量足以抗衡和压制守旧派。商鞅变法中出现的新生力量是城市平民和农民，依靠这些人，秦国君臣克服了贵族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将新法坚持了下来。邓小平的改革为农民、城镇居民提供了全新的激励机制，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大幅度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水平，改革因此获得了民众的广泛支持，在此基础之上，中国政府得以废弃计划体制，成功导入市场经济制度。只要蛋糕做大了，受益者推动改革的力量大于受损者的阻力，就会增加改革的成功概率。
新制度为什么使做大蛋糕成为可能呢？因为激励机制和资源配置方式不一样了，同样的资源能比过去产生更大的效益。古代中国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比较简单，最重要的资源是土地和人力，土地的产量由人决定，要想提高农业产量，归根结底还是要提高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如何激励农民，如何发展农业生产，就成了历代变法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当然了，古代的统治者并不关心臣民的生活，他们想要的是富国强兵，为了富国强兵而发展经济，增加财政收入。有钱有物资，国君可以养更多的士兵和官吏，对外进行战争，征服外族和外国，夺取更多的土地和人口，对内维持现有秩序，保持自己的统治地位。
如果不能做大蛋糕，变法就退化为利益的重新分配，如同历史上的修补型变法那样，有人受益但也有人受损，如果受损者是统治精英中的既得利益，变法就难逃失败的命运。简单的利益再分配非但不能缓和反而激化社会矛盾，改革者在社会上缺少支持，朝廷里又面临既得利益集团的攻击，内外交困，仅靠皇帝的信任勉强支撑局面。
修补型变法和突破型变法的另一区别是方法论，后者的特点是自下而上，上下结合，新制度来自社会实践；而前者是完全的自上而下，靠宰相做顶层设计，皇帝批准后由官僚体系推进落实。商鞅的新政不是他和秦孝公躲在宫廷里设计的，变法不过是把实践中证明有效的制度加以推广，例如下面我们将展开讨论的郡县制和土地私有制。邓小平的改革吸收了民间的创新，例如农村的包产到户，那是安徽小岗村农民的发明。
王安石是顶层设计的高手，他为官清廉，工作勤奋，用心良苦，计划周密，从智商、人品到职业操守都是当时第一流的，尽管情商低了一些，但是他的方法错了，自以为聪明，大搞顶层设计，用政府取代市场。
政府取代市场会碰到两个问题，第一、政府官员不了解市场的运作，顶层设计的方案往往不具备实际可操作性。第二、激励不协调，用民间的俗话讲，上下左右拧着劲儿，不能调动基层的积极性，也就不能提高效率和做大蛋糕。王安石的精巧设计在实践中全都碰了壁，不仅没有达到所设想的目标，反而扰乱市场秩序，破坏了社会生产和经济活动，结果社会财富没有增加，变法成了利益再分配的博弈。民众怨声载道，因为他们没有从新法中得到实惠；官员普遍敌视王安石，因为新法伤害了他们的利益，一场经济变法就此转化为政治斗争。
一旦进入到政治斗争阶段，变法就凶多吉少了，这是因为官僚体系天生保守，官员既没有积极性也没有能力推行新法，而不敢突破体制的变法者又必须依靠官僚落实各项政策，修补型变法因而落入一个没有解的悖论。当新政未达到预期效果时，在保守派的攻击面前，变法派很难为自己辩护，他们也没有民间的同盟军，全靠皇帝的信任和支持。随着朝野压力的增加，皇帝开始犹豫动摇，新法的废止就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
下面我们分析变法成功和失败的具体案例，要说变法的彻底和影响的深远，自然是非商鞅莫属。
3.商鞅变法的全面突破
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有两项，一是经济上的，另一个是政治上的。经济上最重要的是土地所有制改革，“废井田，开阡陌”，土地私有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