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障碍：收入分配及教育不公

　　摘要：如果说“中等收入陷阱”意味着一个国家在跻身于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和困难，那么中国似乎已经跌入了这一陷阱，因为收入分配不公、腐败、生态环境恶化、社会治安不佳等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虽然我们不能把中国在发展道路上遇到的各种问题都归咎于“中等收入陷阱”，但有些问题确实与其息息相关。例如，为了加快创新，我们有必要提高劳动力素质。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手段之一是发展教育事业，而目前中国社会中存在的种种不公平（尤其是收入分配及教育不公），已成为创新的障碍。

　　近几年，国内学术界和媒体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兴趣与日俱增，政府官员也不时提及这一术语。然而，人们对其定义莫衷一是，因此，对它的解读也不尽相同。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今后五年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阶段，各种矛盾和风险明显增多。”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应该加强对“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并且首先应该正确理解这一概念的含义。

　　一、何谓“中等收入陷阱”

　　2006年，世界银行出版了一个关于东亚如何应对全球经济疲软的报告。在这一报告中，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指出，“中等收入国家如要繁荣，必须采取一些与以往不同的措施。这一建议与以下事实是吻合的：中等收入国家的增长速度既不及富国，也不如穷国。”“中等收入国家处于工资水平更低和竞争力更强的穷国与富于创新的发达国家之间的夹缝中。”应该注意到，这一报告没有使用“中等收入陷阱”这一名词。 

　　2007年，世界银行发表了题为《东亚复兴：经济增长的思想》的研究报告。该报告写道：“由于缺乏规模经济，东亚的中等收入国家不得不努力保持其前所未有的高增长率。以生产要素的积累为基础的战略可能会导致持续恶化的后果。这一后果必然会出现，因为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会下降。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内，拉美和中东是中等收入地区，但它们无法走出这一陷阱。”  这是世界银行第一次提到“中等收入陷阱”。

　　2010年，世界银行发表了题为《有力的增长与不断增加的风险》的研究报告。该报告认为，“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内，拉美和中东的许多经济体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在这一陷阱中，作为高产、低成本的生产国，它们力图在工资成本不断上升的情况下保持自身的竞争力，但无法提升其价值链，也无法进入正在不断扩大的、以知识和创新为基础的产品和服务市场。”

　　世界银行的上述3个报告未能明确地界定“中等收入陷阱”的确切含义。但我们能从字里行间得出这样一个定义：一个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后，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工资水平会上升，从而导致劳动力成本会上升，而它的产业结构及科技创新却未出现显著的改善或进步。其结果是，它既不能与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竞争，也无法与发达国家竞争，从而陷入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长此以往，这个中等收入国家必然会停滞不前。

　　令人遗憾的是，国内学术界和媒体在讨论“中等收入陷阱”时，常常随意发挥，曲解其含义。例如，有人认为，“中等收入陷阱”就是指一个国家的人均GDP在达到3000美元~10000美元这个阶段的时候，以前积累下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结构问题，都会集中地爆发。  也有人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意味着经济发展到中等收入阶段后，遭遇内需不强、效率提高赶不上成本提高、创新不足等问题困扰。  也有人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国家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水平以后，难以突破12000美元的上限而进入高收入行列。相反，其经济社会发展很容易进入长期停滞徘徊期。规模庞大的城市贫民窟、泛滥的毒品交易、严峻的社会治安问题，正是“中等收入陷阱”的注脚。  还有人甚至说，“中等收入陷阱”的含义是指一国经济跨越人均GDP1000美元的“贫困门槛”后，经济增长在较短时间内很快实现翻番；但进入人均GDP3000美元~5000美元的中等收入阶段后，受到发展模式、经济社会体制等因素的制约，经济增长开始迟缓甚至长期停滞，社会分化趋势加快，社会风险随之积聚，社会运动频发，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制约，难以进入人均GDP10000美元的高等收入阶段，整个国家跌落经济停滞、社会失衡的陷阱。  一杂志在征求了50位国内专家、学者的意见后，列出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的十个特征：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

　　二、“中等收入陷阱”不是数字游戏

　　世界银行对“中等收入陷阱”所作的定义未能明确告诉我们如何判断一个国家是否陷入了这一陷阱，但它提供了世界各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的数据，并将不同的国家分为不同的类别，即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一些学者以此为依据，得出了这一结论：如果一个国家长期不能跻身于世界银行确定的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它就可被视为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毫无疑问，一个国家从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不可能立即进入高收入阶段，必然会在中等收入阶段“停留”若干年，继续发展，然后才能进入高收入阶段。问题的关键是，在中等收入阶段“停留”多少年才是正常的或是不正常的。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个伪命题。

　　一些学者认为，虽然我们无法确定一个国家在中等收入阶段“停留”多少年是合理的，但是，如果其人均国民收入达到世界银行确定的高收入国家的数值后，它就可被视为跳出了“中等收入陷阱”。基于这一简单化的推理，有人认为，“2011 年是南美大陆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元年”，因为智利和乌拉圭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了世界银行在2010年确定的高收入国家的“标准线”（12196美元）。这意味着，这两个国家在南美洲地区率先跳出了“中等收入陷阱”。 

　　世界银行为高、中、低收入级差确定的“分界线”是经常发生变化的：2010年为12196美元，目前已上升到12736美元，两者相差540美元。这意味着，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高度”不是静止的，而是不断上升的。换言之，今年能够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在若干年后可能会再次跌落到这一陷阱中。

　　人均收入还受到汇率变动和计算方法的影响。如果汇率大起大落或计算方法出现变化，人均收入就会随之升降。其结果是，这个国家可能会突然从中等收入国家跻身于高收入国家行列，或从高收入国家行列跌落到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人口大国的人均收入要达到高收入国家的“标准线”，无疑会更加艰难。假定未来几年世界银行的高收入国家的“标准线”不会被提高，即永远保持在目前的12736美元之上。毫无疑问，中国还要奋斗多年后才能达到这一目标。

　　三、教育不公阻碍中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能否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与这一术语的定义有关。不同的定义必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如果说“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长期达不到世界银行确定的高收入国家的“标准线”，那么中国正面临着陷入这一陷阱的风险，因为中国的人均收入在本世纪初达到中等收入国家的“标准线”后，已有十多年时间，而且何时达到12736美元这一宏伟目标尚不得而知。

　　如果说“中等收入陷阱”意味着一个国家在跻身于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和困难，那么中国似乎已经跌入了这一陷阱，因为收入分配不公、腐败、生态环境恶化、社会治安不佳等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虽然我们不能把中国在发展道路上遇到的各种问题都归咎于“中等收入陷阱”，但有些问题确实与其息息相关。例如，为了加快创新，我们有必要提高劳动力素质。

　　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手段之一是发展教育事业，而目前中国社会中存在的种种不公平（尤其是收入分配及教育不公），已成为创新的障碍。联合国官员纳兹卢•伊斯拉姆在一篇题为“不公平是否会导致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论文中指出，“不公平陷阱”（inequality trap）与“中等收入陷阱”相辅相成。他为“不公平陷阱”给出的定义是：当收入分配不公恶化到一定程度后，消除这一不公就会变得难上加难，从而使收入分配不公持久地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