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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面临的问题，可以从日本所做出的政策和实践的应对中，去吸取经验和教训，因为这个历程，虽然曲线很相似，但是中国在后面，所以有一个后发优势。所谓后发优势就是当中国和前人处于相同的状态下，可以去学习他们处理问题的经验和教训。
如果中国与日本在大趋势上一样的话，就有这样一个疑问——这个疑问已经提出了很多年——你们总在说根据前人的经验，根据日本、韩国的经验，中国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如果不对应，那么这个风险在积累，有可能出现跟他们一样的问题，比如落个十年、三十年等等，但是中国不是还是过来了吗？至于中国这种高速的增长，也许今后十年甚至几十年都能做到。所以你们散布这种言论是没道理的。
的确，说中国出现大的问题，必须采取措施，已经说了好多年了，可是确实没有爆发危机，但是中国能够应付，是有一定原因的，只是这些原因是不是能够长期持续？中国之所以能够面临与日本相似的问题，但至少十年以来并没有爆发，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所带来的财富，仅土地可能就接近100万亿，同时，土地转移和两亿多劳动力的转移所结合起来创造的财富，也能够支持我们相当长的时候。
第二个原因，中国有个特殊的优势，这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就是“从1到多”，比如微信，不是中国发明的，0到1不是中国做的，但是一到多却是中国做的。因为中国有十几亿人。所以现在腾讯就变成了这个领域里世界最领先的企业。
第三个原因，中国有个非常强有力的政府。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有一批官员确实具有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把握经济的能力。所以政府在处理经济事务，应对经济上的矛盾，甚至出现了系统性风险的时候，应对的能力也是比较强的。
但是这些因素并不能保证中国继续在风险积累的情况下安然无恙，因此政府一定不能掉以轻心。如果风险不断地积累，强大而有力的政府，虽然可以应付，但同时又会使危机积累起来。
现在已经碰到了这样的问题，虽然去年的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库存，或者说补短板都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是政府去杠杆的目标没有完全做到。所以去年年底，政治局会议、财经工作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提出一个问题，金融的系统性风险凸显。一行三会的监管机构根据中央的要求，今年把去杠杆放到很高的地位、防风险放到很高的地位。所以就采取收紧政策，收紧可能使得杠杆率稳住。但是它又有一个问题了，经济增速开始下降。这就说明如果不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的话，矛盾和风险将不断地积累，它总有一天对付不了。所以不能置风险和矛盾于不顾，因为越积累到后来，出现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大，所以要及早下定决心。
因此要对风险的积累做深入地研究，而且要采取有力的措施，去防止系统性风险的爆发，也就是说防止危机的爆发。
以日本经验为例，日本出现了第一次石油危机以后，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是应对的措施不够有力。有没有应对措施？有。1973年以后，日本学界和官厅、企业界，对于日本选择性产业政策，或者通常的说法叫纵向产业政策，或者标的式的产业政策开始反思，而且采取了措施。但是这个措施不够有力，它一直就积累下来了。
比如说日本的技术进步不足，创新不够，也采取了措施，当然现在看到一些效果，但是这中间因为采取的办法可能有些问题，所以它没有能够解决。
另外一次很大的冲击就是广场协议，广场协议以后，外需减少。日本的宏观当局采取的政策在一两年时间里，用大量的公共投资和放水，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让内需起来了。殊不知，这些结果使得风险积累，泡沫生成，其实内阁乐观是虚幻的。后来证明这个政策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
那么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呢？最根本的措施就是要改革，要发挥市场的作用，要从过去纵向的产业政策，转向横向的、功能性的、软性的产业政策，这种产业政策的特点，纵向产业政策的特点是抑制竞争的，而横向产业政策的特点是跟竞争政策并肩而行，而且是支持竞争政策的。
说到结构性改革，会议的标题叫“聚焦结构性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入改革，这是个根本性的动力，这两年，工作的主线就是“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但是现在也有一个问题，从一开始这个结构性改革的理解就有不同的理解。
什么叫结构性改革？就是“三去一降一补”。“三去一降一补”是结构性改革中间的环节，最后的结果是强化了竞争。但是怎么才能“三去一降一补”，就是改善结构，或者用经济学的话说，就是纠正资源误配？这里有两种办法，一种办法用行政办法。另外一种办法是，要发挥市场的作用，通过市场的优胜劣汰，使的自然的结构能够改善，因为它建立了一个兼容的激励机制，使效率提高，成本降低，这样来实现“三去一降一补”。
以日本高清晰度电视路线为例。日本开发高清晰度电视，是通产省与日本广播公司一块制定的，有两种基本办法，一种办法是模拟式的，一种办法是数字式的。他们研究的结果表明，很聪明的办法是模拟式，就是把扫描密度提高它就高清晰了，所以日本最先开发出来。1990年的日本，橱窗里到处都摆着高清晰度电视，模拟式的，加上扫描密度，这个很容易做到。
这个时候美国已经开发出数字处理的办法，日本人却认为行不通，因为用数字信号来描述一个视频的音频的波，它的信号量是几十倍于模拟式。虽然信号量可以处理，但是传播就没办法解决。过了几天，美国把压缩、解压缩技术突破了，日本的高清晰度电视全部投资就泡了汤。而人类真正的进入所谓数字时代就是从这里开始。所以人能够比市场更聪明，这个事不大容易做到。
吴敬琏：中国迫切需要六方面改革
中国证券网讯 据新浪财经6月30日消息，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长安讲坛上表示，目前中国需要抓紧进行的重点改革有六个方面，分别是：制定和执行市场准入的负面清单、金融改革、国有经济改革、竞争政策的贯彻、自贸区试验及其推广、建设法治国家。
吴敬琏在长安讲坛上表示，“三去一降一补”说到底，就是实现资源的优化再配置。而实现这一点，只能主要依靠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同时，也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吴敬琏：不能用结构调整去取代结构改革
吴敬琏在长安讲坛上表示，结构性改革中，“结构”有两个含义，一是由于资源错配造成效率低下，从而提出资源有效配置，实现经济结构优化;二是讨论如何提高供给侧效率，提出着力推进结构性改革。不能用结构调整去取代结构改革。
吴敬琏：中国经济增长减速缘于效率不高 吴敬琏表示，供给侧的三个基本内容是劳动、资本和效率，而中国经济增长减速的核心问题在于效率不高。
吴敬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府如何“有所为”
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中有两句话：“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现在有这样一种理解：三中全会说了两方面都要发挥作用，半斤八两。我觉得要搞清楚两者的作用范围是不一样的，各自的职能是不一样的。在资源配置中，应该是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市场的基本功能在我们经济学上说是两个，第一个是有效配置资源，第二个是形成一个兼容性的激励机制，能够激发企业家和一般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政府在市场里面起作用的时候要非常注意手段和力度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当前的重点任务是“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用经济学语言说，就是实现资源的有效再配置，通过市场竞争，使得有限的资源从效益低的、供过于求的企业和部门流出来，流到效益比较高的供不应求的部门去。市场来做这件事是最有效的，但是现在很多地方还是热衷于由政府做：用下指标的方法去产能、去库存；补短板，也是由政府机构决定，要发展哪些产业，用什么技术路线，政府给补贴、给扶植、给贷款。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年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政府去做的结果是怎么样的。
去年在北京“电动车百人会”上，有人说政府扶助电动车发展去年以前已经花了1千个亿。最后总结，有些钱花得不好，所以没有效果，譬如说有一个“十城千辆计划”，选择十个城市，每个城市给1千辆大巴，大巴的补贴强度很高，十城千辆就是1万辆的规模，可能接近最低的所谓经济规模，最低的经济规模达到以后，就能够自己转起来了。
但这里补的方法错了，本来是应该补需方，在市场中需要补的，是补消费者、补购买者，我们用的方法是补供方，补给生产厂商，于是各地纷纷要求“我也参加”，最后是25个城市，一个城市1千辆，就是2。5万辆的大车，这应该说到了最低的有效经济规模了，但因为是补供方，肥水不流外人田，规模也就是1千辆，结果钱完全无效。去年改成主要补需方，但是制度上好像有问题，出来了一个假需方，左手卖右手，勾结起来。供方卖给需方，需方拿到补贴后把这个钱还给供方，再买一次，两方把这个补贴分了。现在正在查这种骗补。所以说，政府在市场里面起作用的时候要非常注意手段和力度。
另外一个是降成本，或者还有去杠杆，许多地方也主要用行政命令下指标的办法。有一个移动通讯供应商的副总说：“我们的日子真难过，有的部门给我们下指标，要提网速、降资费。另外一个部门又给我们下指标，要我们增加盈利上交。”
后来他说了一句话：“其实这个行业如果放开竞争，我们自己都会努力去做。”目前这个行业竞争是很差的，三代移动通讯，工信部发了三个牌，一个牌是上午发的，两个牌是下午发的。为什么他批准三个执照要分两次发呢？第一个叫做“自主的技术”。我们要表现出支持自主技术，实际上这个技术在三代的时候不太成功，所以负责推广这个技术的运营商并不喜欢，运营的效果确实也很不好。其实这些事情都应该由市场通过奖优罚劣、优胜劣汰去做，市场可以做得很有效率。
政府起作用的时候要有所不为有所为，有些事情不能干
政府要做什么呢？三中全会说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这个“更好”是跟谁比呢？是跟过去的做法比。习总书记在三中全会《决定》的说明里说，核心的问题是在资源配置中到底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还是市场起决定性作用。
所以政府起作用的时候要有所不为有所为，有些事情不能干，不能直接组织融资，直接操办项目，不应该去指定技术路线。我常常看到一些部门的领导同志，或者是地方上的领导同志，到企业去就告诉人家“这个技术好，你们搞这个技术”。
他怎么能知道哪个技术好？不要说官员不知道，企业家其实也不知道。这都应由市场决定，由市场判断。政府不要违法设定行政许可，不要违法设定市场准入。反过来说就是要赶快推行负面清单制度，不要干预司法，实行地方保护，不要对个别企业实行政策倾斜，破坏竞争的环境。政府给高新技术企业很强的政策倾斜与扶助，好像看起来很好，但扶助了此产业，打击了千千万万其他产业。
深圳从来都是扶助力度很大，但是因为资源是有稀缺性的，就是说是有限的，扶助一些企业意味着损害和打击其他企业。比如对电动汽车的扶助力度很大，中国有一个声望很高的院士告诉我，他的学生的技术可能是世界先进水平了，想要20多亩地，就是不能批准。最后找了好多的领导，也很帮忙，过了几年还是批不下来。原因是我们的制度就是这样的，他不在重点扶持名单里，要“走程序”，这一走程序几年批不了。这种事情相当多。
政府应该“有所为”，问题是在哪些方面有所为
政府应该要做一些事情，应该“有所为”，问题是在哪些方面有所为？政府的基本功能是提供公共品，比如说好的制度、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基本的社会保障，还有良好的教育体系和科研体系。教育和科研，特别是一些基础性的教育和基础性的科研是有外部性的、引领性的，企业很难去做，这是政府的责任，也应该去做。在市场发育程度比较低的情况下，有一些微观的事情可能也需要政府介入，但要讲究方法。
现在很热门的话题是PPP（即公私合作模式，是公共基础设施中的一种项目融资模式），PPP主要是针对所谓“准公共品”，第一个成功的例子就在日本。原来半导体集成电路很落后，处于技术追赶阶段时，就用了PPP的办法，找了8家半导体公司出资，政府对应出资，组成一个独立的法人实体开发后，把所有的专利、所有的专有技术都向社会有偿提供，做得很成功。后来很多国家都用了这种办法，或者是PPP，或者是政府牵头组织产业联盟，来开发这种共用性的技术。但是一定要注意，这种开发是市场竞争前。竞争前开发可以补贴，到了进入市场竞争的时候就不能补贴了，你补贴一个企业，就打击其他所有的企业，这是破坏竞争。
对于那种外部效益好的企业可以进行补贴，来消除外部性的影响。但这时候一定要讲究方法。关于电动汽车减排，美国加州用的办法最好，他们不是用补贴，用的是排放额度交易。特斯拉拿到很多钱，不是从政府拿到的，是卖排放，因为它是零排放，有些做汽油燃气汽车的则要买排放指标。通过这样一个办法，不用出钱，就把限制排放的成本分摊在生产燃油车的企业身上。当然，这需要比较好的社会诚信、比较好的法制。所以改革是一个全面改革。
还有一个是规划。规划要提供一种预测性的信息，不是计划的规划。既然成败的关键就在于推进改革，现在有一个问题一定要防止。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刘尚希最先提出，就是文件发得太多，落实不够。他叫“冰上开车，空转”。我觉得他指出的这种现象必须要改。中央领导在最近好几次深改小组的会议上反复讲“要拧紧螺丝”，把改革的主体责任落实到位，让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五中全会的各项改革决定落地生根。
吴敬琏：没有产业支撑的增长都是空谈
假如说我们把主要的经济学家们召集在一起，让他们预测未来五年中国GDP 增长可能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区间，非常有意思的是，乐观的经济学家和悲观的经济学家给出来的数字将非常贴近，基本上都在6%-7% 之间。
唯一能够把增长速度稳住的就是创新和产业升级。但更重要的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方案形成至今，改革落实的速度慢于经济学家们的预期，中国需要更强的顶层协调来推进改革。
在创新产业的培育中，政府应当将产业政策集中在教育、科研、知识产权保护、金融体系改革等基础性的方面，而非直接支持某一产业，凡是政府明确支持的一个产业，这个产业就会很快发展，但产能过剩也会更快速地形成。
供给侧政策与需求侧政策是长期与短期的关系
供给侧政策与需求侧政策，我不认为存在谁胜出的问题，这两方面都很重要。其实大多数需求侧的政策，主要是宏观政策、短期政策，它其实更多的是平衡经济。而供给侧改革，更多地考虑如何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可持续的生产率的提高和技术进步，所以它可能是一个更长期性的政策。
在发生全球性经济危机的时候，讨论供给侧的政策是没有意义的，那时需要的就是反周期、稳定宏观经济的政策;但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考虑的是中国经济还能不能持续增长五年、十年甚至更长时间，这时候考虑供给方面的政策是有意义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解决我国目前生产当中存在的低效率、资源配置不当、技术进步比较缓慢、企业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的角度来说，是比较有针对性的。
短期宏观经济政策适度放宽松有可能
经济学家认为，中央提出供给侧改革，意味着此前“通过增加投资刺激需求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思路有所转变，因此货币政策会相对收缩。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首先，现在货币政策并没有特别宽松，目前实行的一直是稳健的货币政策。其次，这两个问题并不在同一个维度上。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用于解决短期稳定的问题，比如经济下行压力过大，将货币和财政政策用于经济的短期托底、稳增长;而供给侧的政策，通常用于解决中长期增长的可持续性问题。
不过，在重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情况下，将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刺激暂缓，这的确是一种可能性;而同时存在的另一种可能性是需要推进供给侧改革。
比如，一些产业需要重组，意味着短期内经济增长下行的压力可能会进一步加大，因为需要人为关停部分企业，那么原来有的就业和生产，现在都没有了。当然，这些生产和就业本身都是无效的。但即便如此，把它们人为关停，经济活动就变得更少。此时，为了配合改革，以及实现保持经济平稳过渡，将短期宏观经济政策适度放宽松一些，也是有可能的。
两年前的改革方案(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出来后，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经做过一个测算，发现如果所有的政策都能完全实施的话，对于长期经济增长是有益的--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可以提高两个百分点。
但它同时发现，在短期内，这个改革会让经济增长下降0.3个百分点。即调整和重组在短期内，是会让经济活动有损失的。因此，经济结构改革，包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般是改革政策(例如关停“僵尸国企”等)与宏观政策之间的协调，它是多层次、多维度的，而不是简单的一个方面。
“僵尸国企”退出的障碍并非无法化解
改革确实比较复杂。例如要让僵尸国企不生存，从理论上来说很容易，但如果真要把一个大国企关掉，它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执行的时候肯定会比较谨慎一些。第二个原因可能是，顶层设计方案做好了，但它最终实施的时候还是通过各个部门去落实，而各个部门的考虑和动力不太一样，所以有时候不同的部门，政策推进差距很大。现在的有利之处是，有了顶层设计，那就可以进一步加强实施和落实方面的协调，共同推进。
就国企改革而言，如果是“僵尸国企”要被关闭、被兼并或被重组，政府担心的无非是几方面的问题：第一，如果工人失业，会不会有社会问题;第二，会不会有很多不良资产--银行的不良贷款过多会导致问题;第三，一些地区的经济增长可能会受到影响。
这三个问题，有可能导致改革推进变得非常困难。但反过来看，不推进的后果是什么?例如我们确实担心失业问题，但通过支持一个本来已经资不抵债和产能过剩非常严重的企业继续运行，来保证一部分人的就业，和直接用资金保障这部分人的生活，哪一个效率更高?答案显而易见。
并且，目前我国有一定的社保体系，与过去什么都没有的改革环境已大不相同。同时，与过去劳动密集型国企很多的情形不同，目前的很多大国企尽管规模很大，但是其实都是资本密集型的，因此就业的问题其实是能够被化解的。
不良资产的问题也同样可以化解。其实，通过给“僵尸企业”提供更多的融资，让它们的不良资产不爆发，这更加危险。如果现在不处理，不良资产问题会变得越来越严重--这非常重要。我们已经见到很多企业，在2008 年或2009 年本来要破产了，结果在2009 年的刺激政策中全都被救活，但最近又要破产了。唯一的区别是，现在的负债已经比那个时候庞大很多。
从目前来看，以我国政府的资产负债表，或者说我们整个国家的财政能力，要化解不良资产问题是有可能的。比如，过去通过资产管理公司，将一部分不良资产先放在一个单独的平台上，慢慢化解。
第三个问题就是影响GDP增长：关闭国企使当地的经济暂时不活跃了。这正是长痛和短痛的问题。所以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它确实考验顶层的决断力。如果我是市长，估计我也不愿意关停。但如果不化解，以后的问题会更大。
因此，顶层设计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其实意味着顶层的协调和顶层的实施，大家一起来推动这件事进行。
有竞争力的产业形成后经济增长才会企稳
所有的改革政策，两年前都已经告诉我们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方案非常完整，而且中心思想非常明确，即市场机制要在市场配置当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现在的问题就是能不能落实。
因此，经济增长短期的触底回升是有可能的，但那些触底回升都不可持续。什么时候经济增长能够真正见底、平稳住，甚至有所回升，取决于我国有没有形成新的、有竞争力的企业，而这就需要经济结构性改革，或者说目前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它对经济稳定和保持中高速的可持续增长有积极的作用。
但是我想说的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对经济增长发挥显著作用，将有很明显的时间滞后，不会今天采取措施，明天增长就回升。
过去，中国经济很大一部分问题是宏观经济问题，即经济上下波动，并进行配套的金融改革。但现在的问题是，过去有竞争力的产业都不行了。无论是宏观政策还是增长潜力，核心问题是下一轮中国经济靠什么产业支撑，如果这个产业都想不出来，我们讨论的宏观政策、增长潜力，这些展望全部都是空的，因为最终GDP 是靠企业、靠一块钱一块钱做出来的。
这也可以看成是一个特殊的问题，即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的核心问题，就是以前有竞争力的产业都不行了，下一个阶段有竞争力的产业还在形成，有的我们现在还没看到。它其实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产业升级真的非常关键。
本文来源于吴敬琏等著的新书《供给侧改革》，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在2016年3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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