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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15年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总额达到1180亿美元，较2014年同期增长1。72%。自2004年至2014年，中资企业的海外并购热情持续高涨，市场规模年复合增长率高达35%，交易数量也有9。5%的增长。此格局是由多原因促成：一是相对宽松的政策、充裕的现金准备以及民营企业的快速发展；二是危机后全球经济深度调整，日益提升的国际影响力使得中资企业在全球合作中逐渐占据主动地位。
现阶段中资企业海外并购进程呈现四个特征：其一，投资业务：高端技术与全球性品牌开始成为中企的重要目标，以往由国企主导的资源驱动型海外并购逐渐向市场驱动型和核心技术驱动型转变；其二，投资主体：走出去的民营企业持续增多，2014年中资民企对外投资案例较上年同期劲增296%，相当于2013年的3倍左右；其三，投资地域：欧美等发达地区成为新热点区域，2014年中资投资美国制造业的数量占总投资数量的41%，较上年同期增长24%，对核心技术的强烈渴望是重要原因；其四，投资行业：能源和资源行业投资占比下降，投资TMT行业占比持续上扬，2014年中资TMT行业的跨国并购规模为234亿美元，处于所有细分行业之首。
不过，中资企业国际化目前仍处于以获取资源和市场为目的的半全球化，和以获取全球化综合竞争力为目标的完全全球化共存的过渡期，面对的挑战亦不小。
挑战之一，与欧美企业全球化初期相同，中资企业的全球化扩张还是机会驱动型。这种机会主义的全球化会对企业自身的机会鉴别能力和机会价值的体现造成挑战，企业缺乏科学系统的全球化战略的引领与前瞻性准备；目前仍难找到合适的并购目标，主因是战略缺失及严重的海外投资资讯服务不健全，尤其是中小企业。
挑战之二，如何整合团队及人才资源，是中资企业必须面对的问题。中资企业缺乏专业的跨国投资与并购团队，全球性品牌与公关运作能力尚显不足。并购后，中资企业应加强现有团队与海外子公司团队的融合，更好地吸收人才资源的同时，也扩大自身品牌和文化在全球的影响力。
挑战之三是国际化进程中的风险。首先是法律和政治风险，其次是金融风险，中资企业跨境并购中出现的财务风险主要源自并购的财务风险、跨境投资或并购导致的环境不确定性和目标企业估值中的资讯不对称风险，此外，融资难、融资贵的整体状况没有根本改变。中国银行业目前国际化程度不高，难以满足出海民企的融资需求。
未来，中资企业应在国际化的方向上做出更多的战略探寻，其中金融的支援路径尤为重要。
其一，实现更均衡的价值创造模式。现阶段中资企业海外并购时，主要是通过对市场、原材料等竞争性资源的获取和共用实现价值创造，而对提升行业地位与规模效应、快速消灭竞争对手等价值创造手段关注度较低，未来应考虑採取更为丰富的价值创造模式，重新找到中资企业的竞争优势，例如降低产品研发成本、提高研发效率、通过全球化布局来优化供应链成本等方面，可通过海外并购完成弯道超车。
其二，以金融全球化推动企业国际化。纵观欧美地区对外投资大国的海外投资发展历程，各国的金融政策在促进对外投资上均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金融业应当跟随中资企业国际化的步伐，从多个层面支援中资企业的国际化，发挥香港等国际金融中心的独特优势地位，综合运用在岸和离岸金融业务优势，提供中资企业配套的金融服务。
中国银行业在本土市场的业务竞争加剧，海外市场提供一个新的业务增长点，近年来一些中资银行海外市场的盈利增长速度开始明显快于在岸市场。银行业在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可完善人民币跨境支付和清算体系，灵活运行成熟金融市场的风险管理工具，帮助进出口企业和跨境投资机构管理市场风险。
潘维:改革应继续坚持以问题为导向
百姓患不均的问题趋于突出
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是问题导向，即遇到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抓主要矛盾，让国家在不断解决重大问题中前进。什么是主要矛盾、主要问题？眼下人民最关心的问题就是一种主要矛盾，主要问题。谁是人民？社会中最广大的劳动者就是人民。“得民心者得天下”是亘古不变的硬道理。民心是什么？民心就是百姓对政府的信任，信任党和政府竭力为人民服务，信任政策稳定、政府言而有信。
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我国的主要矛盾是百姓温饱问题，我们靠市场化把问题解决了。自那以后，主要矛盾逐渐演化为百姓患不均。老百姓的生活分成四个阶段：被养、养小、送老、被送，养小和送老是百姓生活的核心。 社会不平等不是问题，是必然，但社会在某些方面日趋不平等就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因为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的不平等呈现出扩大的苗头，一部分民众对养小孩和送老人感到吃力。
此外，社会越来越富裕，但大众性的体育文化却成了奢侈。部分地区尤其是村镇，老年人面临老无所依的困境，不敢花钱、也不敢看医生。市场化难以解决这个矛盾，医疗、教育、养老的市场化本身可能就带来矛盾之源，均等化或许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以解决人民生活面临的最大困难为核心任务当然会获得人民的信任。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看问题，处理问题，党和政府就会接地气，有根基。社会主义相信社会至上，而非资本及个人权利至上。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百姓而言，就要求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中华大家庭”的互帮互助。而中华民族兴衰的关键，就在于能否维护“大家庭”这个社会核心价值观念。
抓住罕见战略机遇期，消化“过剩产能”
市场除了供给就是需求，供需平衡要靠市场解决。经济结构转型从根本上说是市场问题。国际市场低迷，出口制造商自然会衰落，他们在压力之下必然会想尽办法升级自己的出口产品。便宜马桶盖适应国内廉价品市场，如果市场需求变了，更高级的马桶盖早晚会有，政府无须过多地为此操心。而廉价品的大量生产无法持续，带来的是环境随之改善。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向供方倾斜，工人工资提高，这对百姓来说也是好事。
短缺靠市场解决，但过剩就要具体分析了。是垃圾可以靠市场解决，可若是人均依然短缺的牛奶就不能倒掉，得靠政府干预再分配来解决“市场失灵”。当前应着力去做的是改善经济基本面，抓住国际原料和能源价格低迷的罕见战略机遇期，落实能促进公共利益和经济进步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消化所谓“过剩产能”，在人均基础设施上接近发达国家。
将市场与政府用两分法看待以及孰重孰轻的讨论是笔糊涂账，而且极具误导性。人民的利益诉求是市场和政府都要服务及服从的对象。真空里的纯市场只是为帮助理解现实而画的一条“辅助线”。现实里没这条线，中国没有，外国也没有；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自古以来，为什么说治国要靠政治家，因为他们能实现百姓的具体诉求。
政策比制度重要得多
“制度决定论”在当今很流行，那么是有好制度就有好结果，还是在同样制度下有好政策就有好结果？改制从来不是西方发达国家的追求，而是冷战后西方对欠发达国家的强硬诉求。我认为政策比制度重要得多，主要有三个理由：
第一，制度是稳定的，长久不变的，但问题层出不穷，随时在变，需要灵活机动的政策来及时解决。走依法治国的道路是对的，但解决日常问题主要靠行政。如果出了问题就用立法来解决，最后导致的结果很可能是法律繁琐、混乱、互相冲突。在这种情况下，行政无所适从，就只能怠工。当前的问题显然不是缺制度，是以“缺少法律”为名的执法随意、懒惰。
第二，政策只惩罚犯规的人，且因时、因地、因事轻重缓急不同。例如，因极少数人婚姻欺诈就要立一个制度，要所有申请结婚的人都提交材料来证明自己未婚，这既大幅增加了群众办事的成本，也大幅增加政府办事机关的成本。一方面制度的门槛确实高了，另一方面政府的效率也降低了。我认为，严惩那些欺诈者才是正道。中国哲学中所说“大道至简”就是这个道理。
第三，制度是特定生产和生活方式的结果，不是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原因，不是国家成败的原因。制度表面看是设计出来的，其实能立住生根的制度都是“长出来”的。美国宪法是从英国宪政惯例和“五月花号公约”长出来的。其实，不少问题主要出在政策上，而不是因为制度。例如，美国宪法好，却没能防止立宪80年后爆发大内战；郡县制好，秦朝寿命却仅十几年；科举制和宪政制好，创制的隋朝和民国都没活过半个世纪。
此外，强调用全国一刀切的制度解决问题，忽略政策“试点”，忽略各地的巨大差异，轻视因地制宜，就难以调动各地各部门官员的能动性。
当前许多问题贯穿其中的主线是以民为本，为人民服务。什么是“中国特色”？我认为，从人民的立场出发，为实现中国百姓的具体利益执政，就是“中国特色”。“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在我国已有三千年了，共产党人对这个理念的贡献是坚决强调依靠群众，以动员和组织群众去推进现代化事业。20世纪全世界风行民主理念，中共“群众路线”体现的民主独具特色。
今天，我们维护社会稳定更要依靠组织起来的人民，让人民自己维护自己社区的秩序。其中的道理有三：第一，成本太高，政府财政无法承受这个无底洞。雇再多的临时执法人员也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秩序出现的问题，甚至临时工本身也变成了社会秩序问题。第二，科层机构分门别类执法，管不了小事。人民日常生活的每件小事都在各种法律的交叉、边缘和灰色地带，政府不可能对每件小事组织联合执法。第三，法律管大事，人民生活中的小事要依照本地风俗习惯来管。
民本主义是我国万世一系的治国理念。正因为如此，我们信奉“得民心者得天下”。
林毅夫:国经验对新兴经济体的启示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成就已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所称道，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开始学习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经验，有些国家甚至开始按照中国经验来制定和实施自己的经济发展方案。鉴于此，有必要探讨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经验是什么；对于发展中国家包括其中发展得比较好的新兴经济体而言，哪些经验具有实质性借鉴价值。我认为，可供借鉴的中国经验至少有以下三方面。
首先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既正确认识自己，也正确认识别人。所谓正确认识自己，就是客观全面地了解本国的基本国情和条件，包括所处的发展阶段，所具有的自然资源、劳动力、资金等禀赋条件；也要了解过去和现在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其产生的主要原因；等等。所谓正确认识别人，就是对世界上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类型的国家作出系统分析，并对本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包括可比性、差异性、互补性等作出客观判断。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对本国和其他国家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和相对价格，或者说对不同国家的相对比较优势及其阶段性特征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这是不同国家之间相互学习和借鉴的基本前提。
其次，在确立以上正确认识的基础上，制定本国的经济发展战略。经济发展战略包括许多方面，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制定适合本国的产业政策。好的产业政策对于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尤为重要，因为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经济持续发展，必须不断通过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升级，而且升级的产业必须符合要素禀赋及其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这样生产成本才能在世界上处于较低水平。但是，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营商环境、法律制度等条件普遍不好，行政管理效率普遍不高，导致企业经营的交易成本高。只有把交易成本降下来，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才能提高竞争力。怎么降呢？基础设施、营商环境、法律制度、行政效率的改善工作需要政府来做，但政府的资源和行政能力是有限的，因此需要采用产业政策。好的产业政策能够集中资源和力量，根据所要发展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需要，把工业园区或经济特区办好，让所要发展的产业在整体环境不佳的情况下能够具有较低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从而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迅速形成竞争优势。如此，一边快速发展，一边逐步完善基础设施、营商环境、法律制度，提高行政效率，就能积小胜为大胜。
最后，在正确认识自身比较优势和积极实施经济发展战略的过程中，应注意吸取两种发展思潮的教训。一是吸取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结构主义思潮的教训，因其带来发展中国家政府对于经济活动干预过多，制约了经济社会发展；二是吸取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教训，因其片面地、激进地反对政府在经济结构变迁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造成一些市场失灵问题难以解决。要想让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既要有“有效的市场”，通过市场竞争、根据各种要素的相对稀缺性决定其相对价格，从而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也要发挥好“有为的政府”作用，以克服市场失灵，破除制约产业升级、经济发展的软硬基础设施瓶颈。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我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内核，是对上述两种发展思潮教训的总结，也是对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成功经验的总结。对于发展中国家包括新兴经济体而言，能从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经验中学到的精华也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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