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以上分析，结合我国的实践，达成矫正“理性预期失灵”的目标，仅仅依靠需求端的货币政策、总量调节是远远不够的，在充分注重于全面改革中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方面，需要在我国宏观调控中十分重视理性的“供给管理”。落实到方针政策层面，可从以下四方面考虑。
1. 把握科学发展，注重结构优化。
理性的供给管理应当首先在提纲挈领覆盖全局的大层面，促进科学发展指导下的统筹协调。科学发展观所追求的发展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强调注重发展的整体性、均衡性、注重当前发展和长远发展结合的可持续性。科学发展所要求的理念、所指引的方向、所追求的目标，实质上更加针对于国民经济中表现为不协调、不均衡、“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结构层面，远不是单一调控需求和调控总量所能够达成。所以，贯彻科学发展观势必要求宏观调控从供给端发力，通过理性的“供给管理”来优化结构，促进协调均衡，助力科学发展。统筹协调是处理重大关系的重要科学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在经济发展层面主要囊括了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五大方面，以及统筹各方面利益关系的层面。而实现统筹协调又特别需要依靠理性“供给管理”之下科学、创新、多方的制度供给。尽管存在“理性预期失灵”，但是某一经济体的经济发展主流和未来发展趋势总体上还是有望沿着理性的主线，但很有必要加入对非理性的抑制我国宏观经济理性的“供给管理”矫正和化解“理性预期失灵”的实质，就是要更为主动、积极、有前瞻性地促进我国经济实现结构优化，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在注重经济发展规模数量的同时更加关注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服务于“后来居上”的现代化赶超和人民美好生活“中国梦”的实现。
2. 认识“柠檬”市场，加强制度供给。
如前所述，“柠檬”市场在我国也必然存在，有些为显性、有些为隐性，虽然按照阿克洛夫对“柠檬”市场矫正的理解，可以分为四个层次，但其实这四个层次归根结底都是强调对“柠檬”和质优品的区别，实质上都是在避免劣质驱逐良质而导致的市场萎缩。基于此，结合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和大学生就业难等类问题，应当切实加强相关制度供给。在缓解的层面考虑：首先，可基于委托—代理理论为中小企业融资时的融资评估提供有用的独立第三方支持，例如：当中小企业采用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进行抵押或者质押贷款时，此第三方机构可以为其出具具有说服力的证明以供其融资或担保时使用；其次，应充分利用网络平台，在真实有效的基础上加强信息交流和信号传递的渠道，缓解信息不对称的程度；第三，针对大学生盲目考证等寻求为自己“贴标签”来走出“柠檬”范围的方式，应考虑将学生在校成绩单等有效信息纳入用人单位的考量范畴，并优化竞争性面试机制以利于现有人力资源的利用和优化。在矫正的层面考虑：第一，有效转变政府职能为中小企业营造良好的品牌塑造、企业成长、连锁经营的环境，并且注重监督、引导行业发展规范，建立健全许可证制度；第二，大力推进教育改革，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调整高等教育的结构，着力提升高等教育的质量，减少大学生劳动力市场中“柠檬”的数量，摆脱“柠檬”市场的制约。
3. 理顺价格机制，疏通信号渠道。
在不完备信息市场下，竞争的逻辑路径会更显复杂，微观主体的行为选择也较理性预期理论假设下更为多样化，而价格体系这一习惯上被视为传递信息从而使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的有效手段，在实际上的非完全竞争市场中，会有诸多细节尚未理顺，更不论价格体系不能够完全反映信息的情况了。基于此，我们仍必须首先注重理顺价格机制，让信息能够顺利传递；在此基础上，由于不完备信息下的竞争性市场往往不能够达到帕累托最优，产生如上文所述的贫富差距扩大等负面影响，所以制度建设和政策手段上应当注重尽量疏通信号渠道，加强信息的流通和共享，建立有效的信息平台，尽量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行为扭曲。
4. 化解“动物精神”，落实“八字方针”。
矫正和化解“动物精神”、“羊群效应”和“王庆悖论”等引起的非理性行为，对策建议可归纳为以下四个层面的“八字方针”：第一，科学发展，统筹协调。在科学发展、统筹协调的大背景及其相关机制约束下，信心及信心乘数催生的虚拟经济投机行为才能够随着国民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而减少，机制公平和心理公平才能够在互动、互补中稳步提升，降低货币幻觉带来的风险，疏导化解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存留的未理顺机制问题，始终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的经济发展阶段而坚持一脉相承的经济发展战略。第二，结构优化，升级提质。虽然受到“动物精神”的支配，但是国民经济运行首先还是基于信息响应对宏观经济产生的理性预期而形成理性行为选择。换言之，某一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未来发展趋势总体上还是有望沿着理性的主线，但亟应更为主动、积极、有前瞻性地促进我国经济实现结构优化，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在注重经济发展规模数量的同时更加关注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第三，制度供给，机制创新。对“动物精神”进行矫正和化解，应特别强调加强制度供给、推进机制创新，即释放改革红利。这能够有效引导公众的信心及信心乘数合理化，在很大程度上解决机制公平和心理公平的问题，特别是有助于理顺原有机制并减少“钻空子”式的欺诈行为，还有助于在必要时期通过提供真实有效的实时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公众减少货币幻觉。第四，后发优势，赶超战略。理性的“供给管理”应当特别注重把握国民经济的发展战略，充分认识作为现代化阶段的相对“后来者”对相对“先行者”赶超的必要性、重要性，与可行性的基本实现前提，注重发挥发展中经济体的后发优势，始终牢牢把握经济建设的中心，结合我国正在进行的“三步走”现代化战略，继续坚定落实经济赶超。
总之，供给侧的结构对策、制度供给，经济社会治理中的政府正确政策与有效作为（包括与其他主体的良性互动），应当为“理性预期失灵”的矫正提供路径。但这也必然成为对调控当局的一种挑战与考验。虽然“政策无效”结论在理性预期假设下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有益的启示，但是还原于现实生活，面对“理性预期失灵”问题，毕竟任何政策当局都无可回避地需要制定必要的政策，并努力地不断优化其政策。（苏京春，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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