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对经济增长下行势头加剧的担心，国务院周三出台了包括进一步增加铁路投资、改善低收入家庭住房条件、为经营困难的小微企业提供税收减免等在内的促进经济增长的一揽子支出措施。预计随着上述微刺激措施的逐渐落实，二季度经济增长有望企稳回升。

　　其实，从宏观经济调控的基本政策工具来看，中央出台的上述稳增长措施是较为自然的逻辑安排。而且鉴于过往4万亿元经济刺激方案的负效应，预计本次投资规模不可能过大，各级各地政府以及相关市场主体不应放大本次政策释放的投资效应。

　　还是回到这些年来一直困扰中国经济的高难度命题：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究竟靠什么？显然，投资是这些年来各级各地政府最为看重的政策偏好，而我国在过往的经济增长周期中之所以能够启动大手笔投资，一方面是拜赐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高积累所致，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人均GDP不足7000美元的经济现实所具有的巨大增长空间。换句话说，中国可以适度透支未来增长预期，即便宏观经济政策偶尔“脱轨”，所招致的来自经济系统本身的惩罚也可以被未来的高增长所“对冲”。

　　但是，无论如何这种带病的经济增长不应成为一种惯性的常态。现在我们已经看得越来越清楚了，我国在应对前几年的金融危机期间启用的积极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尽管成功地避免了类似日本那样的经济雪崩，但也付出了极大的短期代价，也承担了不小的中长期风险。直到今天，宏观经济政策不还在为当年过于激进的刺激政策买单么？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那时候是以牺牲经济转型时机为代价来换取经济的表面增长的。至于由此带来的经济失衡状况进一步恶化，由于流动性过剩引起的新一轮资产价格泡沫破灭，以及由此带来的中国系统性经济风险的上升乃至大规模爆发，尽管一直被市场和经济学界所警告，但现实世界里，还没有几个地方政府官员能真正引以为鉴。

　　鉴往知来的反思告诉我们，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经济内外失衡的环境里依靠天量的投资来保持可持续发展的。钟情于美国模式的经济学家们现在终于认识到，美国尽管可以仰仗美元本位来定期向世界辐射经济风险和转嫁经济危机，但在经济全球化的逻辑框架下，这种不负责任的经济政策只会恶化本已严重失衡的世界经济，最终使世界经济由失衡走向失控，美国也不得不为此痛苦地疗伤。曾经在上世纪80年代不可一世的日本，其过于保护国内市场的重商主义贸易政策抑制了本国市场主体的创新，经济此后走走停停，积重难返。

　　中国如今早已不是过去那个隔离于世界的封闭经济体，而是已全面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开放经济体。但在投资、消费和出口的增长的“三驾马车”中，这些年来却始终对投资和出口保持高度的偏好。尽管在2007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首次压过了投资，但那并不说明经济已经转型，而是由于投资效率递减的缘故。事实上，去年最终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0%，而投资贡献率为54.4%，货物和服务净出口的贡献率为负4.4%。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依然超过消费。我国经济的投资依赖症不仅未能解除，而且有再度发酵趋势。

　　从国际比较来看，最近十年，美、德、法等国GDP中来自投资的比重保持在10%至20%左右，而我国始终保持在45%至55%的高位；上述国家每增加1亿元GDP需要投资1亿元至2亿元，而我国最近几年增加1亿元GDP，约需投资4至5亿元。尽管近几年来，中央和地方不断采取措施促使经济结构向消费转型，但在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农村家庭收入增长缓慢，城市低收入群体困难情况未得到显著改善，全社会收入差距依然在扩大等诸多约束条件面前，要使量入为出传统深厚的广大消费者无后顾之忧地掏钱实在是说易行难。

　　如今，中国公共部门、消费者和企业的债务之和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已达到230%，而在2008年这一数据为125%，其间，地方债与影子银行规模的急速扩大，已成了我国经济的最大风险所在。鉴于在依赖债务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下金融系统日渐积累的内生性不稳定，如果经济增长再继续依赖债务拉动，或将使中国在未来某一个时间节点出现“明斯基时刻”：即信贷的集体恐慌与市场信心突然崩塌进而引致资产价格断崖式减缩。为此，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着力点理应通过系统性政策设计与有效的执行力来全力实现经济结构战略转型，以期将经济增长的下一个周期建立在结构均衡的逻辑起点上。

　　在经济学界里较为另类的美国经济学家、金融不稳定论的开创者海尔曼·明斯基早就发出过警告，一国经济周期反映的不仅仅是实体经济的毛病，更是金融系统的问题。因为金融部门是经济体系中最不稳定的。从源头来看，这种不稳定是内生性的，无法根除，而金融业的内在不稳定性终将演化为金融危机，进而拖垮整体经济。尽管明斯基主要以资本主义经济为研究样本，尽管他的所谓“明斯基时刻”不断被人质疑，但无论是美欧经济还是中国经济，都确曾出现过从流动性泛滥到流动性瞬间枯竭，进而对经济系统带来巨大不确定性的现象。显然，真实世界里，谁也无法确定本国经济就一定不会出现“明斯基时刻”。

　　中国尽管尚未出现由于信贷的集体恐慌与市场信心突然崩塌而引致资产价格断崖式减缩的严重经济问题，但殷鉴不远，风险切勿低估。在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系统性政策设计与实现经济结构战略转型的过程中，必须彻底摒弃资源型、粗放型的经济发展范式，尽早将经济由不可持续、不均衡的资本与外需驱动的发展轨道，切换到依靠技术与消费驱动的内生性规模报酬递增的发展轨道上来。而作为配套支持条件，有关职能部门也该切实改变现有的政绩考核体系，解除各级各地官员的GDP情结。说得更彻底些，宁可拿出一部分财政补贴来承担经济转型过程中失业率增加的成本，也要创造条件为经济转型清除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