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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企业要增强信心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道路

[转贴自:新华社    点击数:2176    更新时间:2020年01月21日]

      新华社北京1月20日电 民营企业家迎春座谈会19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坚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自信,正确看待民营经济的地位作用、困难挑战和发展前景,更好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和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把广大民营企业家的智慧和力量汇聚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民族复兴的目标任务上来。

    柳传志、陈东升、王传福、曹德旺、董明珠、程维、郑跃文、张宗真等8位民营企业家代表围绕“践行新发展理念、助推高质量发展”发了言。大家一致认为,党中央高度重视鼓励、支持、引导民营经济发展,有关部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优化营商环境,围绕减税负、降成本、增便利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给广大民营企业吃了“定心丸”、添了驱动力。在听取大家发言后,汪洋指出,践行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既是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的必然要求,也是民营企业行稳致远的根本所在。越是任务艰巨,越要有闯关夺隘的定力和决心。只要发挥好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民营企业机制灵活的内在优势,就一定能够抗风险、跨难关、开新篇。

  汪洋强调,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前提是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广大民营企业家要加强自我学习、自我教育、自我提升,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要聚焦主业、练好内功,践行亲清政商关系,努力做爱国敬业、守法经营、创业创新、回报社会的典范。要坚持致富思源、富而思进,扎实做好“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助力打好深度贫困歼灭战,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凝心聚力。各级党委要把加强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建立完善协调机制,强化组织保障,充实工作力量,把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统战部门和工商联要积极作为、靠前服务,推动建立健全政企沟通协商制度,及时回应民营企业关切,扎实做好团结引领民营经济人士的各项工作。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统战部部长尤权主持会议。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出席会议。

中央发布“民企新28条” 这份重磅文件民营企业渴盼已久(陆娅楠 李心萍)

      昨天是“冬至”节气,很多家庭都忙着包饺子、煮饺子、吃饺子,一派热气腾腾。就在大家围着饭桌吃饺子的时候,这份文件公开发布了,“冬至”传来春的消息,给人们带来了一份别样的温暖。这个重磅文件,是民营企业渴盼已久的,也是全社会所期待的。

    《意见》说,改革开放40多年来,民营企业在推动发展、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和扩大开放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我国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民营企业的贡献,这些年来大家感同身受,对那个“56789”的总结也耳熟能详:民营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

    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不断发展壮大,对经济社会的贡献也越来越大。但社会上就是存在一些声音,否认民营经济的贡献,甚至曲解中央的政策精神,质疑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和作用。

    为提振民企信心,此前各地各部门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但部分政策仍然是应急式的多,从制度层面着眼的少,还有的政策仍然部分停留在纸面上。作为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意见》围绕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推动民营企业改革创新、转型升级、健康发展,提出一系列改革措施。

    那么,《意见》都提出了哪些管用有效的创新性举措,来保障民营企业依法平等使用资源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竞争?如何支持民营企业在改革发展上实现新的突破?麻辣财经第一时间梳理了文件的重点内容,并采访了有关部门和专家,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破除垄断和隐形壁垒,健全平等保护机制

   “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召开之后不久,《意见》出台恰逢其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文魁说,《意见》对“营造各种所有制主体依法平等使用资源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市场环境”的原则进行了细化,将有利于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得到更好的贯彻落实。

    在支持民企改革发展方面,《意见》有诸多新突破,包括着力公平竞争,破除垄断和隐形壁垒;为民营企业排忧解难,打通痛点堵点;健全平等保护机制,给民营企业家更多安全感。

    比如,针对广被诟病的“玻璃门”“弹簧门”,《意见》要求,坚决破除制约民营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各类障碍和隐性壁垒,切实消除在准入许可、经营运行、招投标等方面的不平等待遇。

    针对部分垄断行业改革不到位,提出进一步放开民营企业市场准入。支持民营企业以参股形式开展基础电信运营业务,以控股或参股形式开展发电配电售电业务。

    再如,针对民营企业在招投标中面临的“玻璃门”,《意见》要求对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企业,不得设置与业务能力无关的企业规模门槛和明显超过招标项目要求的业绩门槛等。提出对依法依规完成的招标,不得以中标企业性质为由对招标责任人进行追责。

    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介绍,针对融资过程中民企与国企地位上的不平等,《意见》提出健全民营企业融资增信支持体系。推动建立统一的动产和权利担保登记公示系统,研究推出民营企业增信示范项目,发展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

    《意见》要求依法惩治侵犯民营企业投资者、管理者和从业人员合法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并强调“健全执法司法对民营企业的平等保护机制”“保护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合法财产”。

    “建立有效的产权制度和产权保护制度,是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基础,对于民营经济多年来积累的大量财富,必须依法给予保护,才能进一步增强企业家诚实经营致富的信心。”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所长银温泉说。

    《意见》还提出支持民营企业加强创新。要求各级政府组织实施科技创新、技术转化等项目时,要平等对待不同所有制企业。畅通科技创新人才向民营企业流动渠道。

    “准入难、融资难、回款难、中标难、维权难、转型难等一些发展中的困难、前进中的问题、成长中的烦恼仍然困扰着民营企业,影响民营企业的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完善有关制度,出台切实管用的政策举措加以破解。”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表示,《意见》立足于民营企业改革发展首个中央文件的总体定位,兼顾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从制度层面着眼,更多用改革的方法,破除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性障碍,完善推动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制度框架。

“三连炮”高规格、高密度,坚定不移支持民营企业发展

    近年来,面对内外环境的复杂变化,民营经济发展也面临着一定的困难和问题。1—11月,我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4.5%,增速较去年同期下降4.2个百分点;1—10月,私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5.3%,增速较去年同期下降4个百分点。

    “在此背景下,如何进一步激发民营企业活力和创造力,破解民营经济规模小、发展粗放、国际竞争力不强等突出矛盾,是一项重大课题。”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说。

    本次《意见》与此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形成了一个有机的制度组合。

    “这‘三连炮’以如此空前的高规格、高密度出台,体现了中央一以贯之的坚定不移发展壮大民营经济的战略决心,也体现出中央致力于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长期制度保障、增强民营企业改革发展信心的深刻用意与战略定力。”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王曙光说。

    “《意见》回应了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家公平竞争、政策同等、法律平等的呼吁,对解决民企在经营发展中遭遇的‘市场的冰山、融资的高山、转型的火山’提供了具体的路径,我们倍感亲切。”泰康保险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陈东升说。

    “民营企业最大的心愿,就是有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和包容的政策环境。此次《意见》旗帜鲜明地提出‘四个坚持’,让民营企业再次吃下了定心丸,稳定了发展预期,增强了发展信心。”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说,《意见》充分说明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鲜明态度,真正把民营企业当成自己人。

    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首席执行官马化腾也表示,《意见》对市场、金融、司法等部门的治理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感受到这些政策举措的精准务实。“《意见》为民企健康发展提供了宽松安定的环境,是民营企业克服暂时困难、加速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助力。”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意见》围绕为民企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提出了一系列具体举措。这些举措能否真正落地,能否转化为民企真正的获得感,关键在于抓好落实。

    “《意见》提出不断完善工作体系,健全政策落实机制,强化示范引领,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说。例如,在放开市场准入方面,《意见》明确放开行业、领域的相关职能部门要研究制定民营企业分行业、分领域、分业务市场准入具体路径和办法,明确路线图和时间表。

    按照《意见》要求,国家发改委将抓紧会同相关部门提出落实分工方案,明确任务分工,将改革要求和任务量化为可实施的具体举措。地方政府也要根据中央文件精神和要求,充分结合地方实际制定具体实施举措,确定工作目标和时间进度安排,确保各项措施落实落细。

    “我们将加强对落实情况的跟踪问效,并对政策落实效果实时评估,在不断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深化改革,让有含金量的措施实实在在地见到效果、发挥作用,增强民营企业真实获得感。”这位负责人说。

(陆娅楠 李心萍)

改善营商环境靠开会? 有企业打算专门聘高管“陪会”

 导读

  当前,各地正积极改善营商环境,帮助民营企业发展。但在某些地方,有相关部门打着优化营商环境、解决企业痛点的旗号,频频要求企业负责人“陪会”。一些号称给企业减负、提气的会议,结果成了企业新负担。

  为“陪会”,有企业需要专门聘高管

  中央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以来,各地纷纷出台措施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加大对民营企业的帮扶力度。然而,半月谈记者发现,一些以调研情况、解决困难、宣讲政策等名义召开的各类会议,动辄要求企业主要负责人参加,由于会议定位不精准、议程设置不合理,企业负责人“参会”变“陪会”。

  中部地区一位民企负责人说,为提升市场竞争力,近年来企业十分重视职工培训。接到地方政府支持技能提升的会议通知后,他满怀期待地从县里驱车30公里到市里参会。坐了一上午,一直等到会议快结束时才发现“白跑了一趟”,按照相关条件和名单,他的企业根本拿不到补贴。

  当前民营经济发展正面临着市场的冰山、融资的高山、转型的火山。开会的本意是为了摸清情况,解决问题。而一些政府部门的“热情”邀约,让一些企业负责人劳而无获,深感“吃不消”。

  “同样的会议,市、县部门层层开,都硬性要求企业主要负责人参加。公司初创期本来就人手紧张,多数时候只能派高管过去开会。”一家从事光伏行业的企业负责人说,一般情况也不敢派员工冒充,担心被发现认为“不够重视”。如果所有会议都按要求参加,甚至需要专门招聘一名高管“陪政府开会”。

  不需参会“被陪会”,需要关注被忽略

  半月谈记者了解到,一些政府部门要求企业“陪会”,集中于三种情况。

  ——不论是否相关、是否熟悉情况,都要求企业主要负责人参会。

  企业普遍反映,在公司内部运行过程中,各专业部门分工明确。一名分管经营的高管往往不如公司财务部门负责人熟悉融资状况,一名分管内部管理的高管往往不如营销部门负责人了解市场动向,即便企业主要负责人也是如此。

  有企业认为,不少部门非常重视开会的过程,却不重视开会的实际效果。如果企业主要负责人不参会,甚至会被一些官员认为是“架子大”“不给面子”,可能招来不必要的麻烦。

  ——一些企业疲于“陪会”,另一些企业被忽略。

  一些企业负责人告诉半月谈记者,经常“陪会”的企业往往是地方重视的新项目、大项目、标杆项目。而当企业身处困境,真正需要政府部门帮一把的时候,可能未必能得到邀请。

  一名曾在中小板挂牌上市的民企负责人说,他是县里第一家上市企业,经营正常时,每周都有各级政府部门来考察调研,公司宣传册一印就是一卡车,市县政府部门举行的会议也经常参加。但资金链遇到问题后,就很少有人再联系他了。

  ——制定政策前开会少,宣讲政策时开会多。

  不久前,国务院办公厅发文要求,在制定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密切相关的行政法规、规章、行政规范性文件过程中,要充分听取企业和行业协会商会意见。在近日召开的一次关于企业投资的立法论证会上,半月谈记者注意到,与会专家全部来自政府部门和高校,没有一位是企业负责人。

  受访企业家普遍对层层召开的政策宣讲会表示有些厌烦。有企业家说,有时,上一级政府的电视电话会刚结束,下一级政府紧接着就开会安排部署工作,再遇上公司内部会议,常常分身乏术。

  变企业“陪会”为政府入企

  企业“陪会”的背后,仍然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在作怪,有关政府部门应切实转变作风。

  一名民营企业家说,有些政府部门还是“以会议落实会议”,似乎领导不开会发表讲话,就是对某项工作不重视。市县层面的一些政策文件也只有在会议现场才能领到,政府网站上很难找到。他建议多公开,少开会。

  部分企业负责人表示,一些可以更好地熟悉政策、交流情况、解决问题的会议,企业是乐于参加的,但应该精简会议,合理设置议程,减少对企业主要负责人提出的硬性要求,最好由企业自主选派熟悉情况的专业人士参加。

  企业负责人还提出,少开一些能通过电子邮件、政务平台进行交流的会,多开一些涉及企业切身利益,解疑释惑、解决问题的会议。

  政府要当好“店小二”,必须变企业“陪会”为政府入企,改变坐在办公室里“憋思路”“凑点子”的老办法,而真正问计于企、问需于企。一位民营企业家直言,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应该多到企业一线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少请企业家到政府大楼频繁开会。

  来源:《半月谈》2019年第9期

李佳:民企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支持?

    “发展民营经济要靠政策,更要靠法治。我也听到有些民营企业反映,他们说我们所要求的其实并不是什么额外的优惠、特殊的照顾,更不是吃偏饭。我们要的是平等发展的条件、公平竞争的环境。”

    3月6日下午,在“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记者会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说,政策支持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不因短期政策变化而变化的稳定的法治环境。他认为稳定民营企业的预期最重要两条:一条是平等发展公平竞争,另一条是长期稳定的法治环境。

    刘世锦表示,要切实解决形式上平等,实际上不平等的潜规则问题。比如民营企业市场准入搞一些项目,也包括贷款,有些部门和有些同志经常想的是,还是给国企好,保险,出了问题后有人兜着,亏损也是从这个兜装到另外一个兜,给民营企业,有风险。

    全国政协委员、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一直在呼吁,希望民营企业、国企和外资企业站在一个平台上平等竞争。他今年提交了8个提案,其中之一是《关于试点放开原材料进口资质,促进民营加工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建议》。

    刘永好在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时说,比如在中国,有不少的原料,氯化钾是做化肥最主要的原料,我们大量的进口,而氯化钾是需要有资质的专项进口,不是所有的生产企业都可以进。但有些外资企业可以直接进。所以从这个角度,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应该被一视同仁。事实上,这些进口配额都是在国有企业里面。生产型的企业、民营企业要购买的时候,它就会加价。其实这仅是一方面。

    饲料的原料,像黄豆,现在完全放开了,没有配额了,现在只是税收的问题。但像玉米还是有配额的,这个配额以前国有企业比较多,民营企业少。但是玉米饲料的用户绝大多数都是民营企业,所以在民办企业再分配配额的问题上,要考虑到实际的使用,逐步进行调整,让民营企业也能够享受进口的权利。显然这是民营企业所期盼的。

    另外,现在像原油的进口,已经有民营企业获得了进口的资质,我觉得逐步做到一视同仁,不管外资、民营企业、国有企业都要遵守市场竞争的原则,是最好的。

    刘世锦认为,近几年在放宽民营企业准入方面,还是出台了不少政策,采取了一些措施,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进展。但讲过很多年的“弹簧门”“玻璃门”“旋转门”的问题仍然不同程度的存在。

    当然,民营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环境正在发生积极的变化。

    2017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发布,其中就明确提出,要强化企业家公平竞争权益保障,具体措施包括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依法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等。

    专家表示,随着数项强化企业家公平竞争权益保障的措施推进,企业家公平竞争环境的形成将变得更加制度化及法制化,我国对优秀企业家精神的保护和弘扬将进入一个崭新阶段。

    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明确提出:按照竞争中性原则,在要素获取、准入许可、经营运行、政府采购和招投标等方面,对各类所有制企业平等对待。但不可忽视的是,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民营企业发展过程中的信心和预期问题,也一度引起社会上较多关注和讨论,如何优化营商环境的话题也备受关注。

    3月6日15:00,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在梅地亚中心多功能厅举行记者会,邀请5位全国政协委员就“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回答记者提问,以下是精彩观点摘编:

民营企业的信心从何而来?

    刘世锦认为,对民营企业长期稳定发展来说,如何提振企业家信心、稳定企业家预期是一个基础性的问题。“党和政府对民营企业的方针政策,也就是支持民营发展的政策是明确的、一贯的,也是与时俱进的。两个毫不动摇,这是我们的基本经济制度。其中一条讲的就是包括民营企业为主的非公有制经济。”

在放宽民营企业准入方面,刘世锦提了几条建议:

    第一,强调落实,也就是政策执行力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大的战略部署、顶层设计现在都有了,当务之急就是把这些大政方针、具体政策落实到位。

    第二,要有好的案例引路。他建议大家关注联通混改这个案例,联通搞了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后,推出了低价格的产品,产品出来以后就像一只鲶鱼,把电信市场就搅起来了,其他电信运营商也得跟进。现在消费者已经分享到了电信行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红利。在他看来,放宽准入的改革是可以进行的,而且可以大见成效。其他行业也可以推动进行这样的改革。

    第三,对外开放更要对内开放,特别是对民营企业开放。大量的事实可以证明,一个行业,只要让有本事的中国人、中国企业去干了,很少有哪个行业说中国的企业是没有竞争力的。

    在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北京叶氏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叶青看来,近年来,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连续出台了政策,加大对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大力优化营商环境,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外部环境有了很大提升。但其实营商环境的改善,不单单是政府一方面,而是多方面的。社会以及企业自身也有义务改善营商环境,下功夫,强化自身的管理水平,同时要克服短期行为,要做长远的发展规划,做百年老店。

融资难融资贵如何化解?

    刘世锦认为,民营经济中的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金融体系,特别是银行系统,过去给国有企业、大型企业,也是给传统业务服务。对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创新活动,现在这些金融机构在理念、机制、能力,包括金融工具方面,这些都不适应。要解决这些问题,还是要深化改革。在金融领域,一方面对现有金融企业改革,更重要是宽准入,发展一批给民营中小企业提供专业化服务的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

    叶青认为,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是普遍现象,但民营企业并不全都融资难融资贵。有的问题在于,企业自身有一定的问题,即产品和行业是不是符合现在金融企业愿意给融资的标准。

    他建议,很多金融机构包括银行,应该增加金融产品,比如中长期贷款,这样有利于稳定信心、把企业做扎实。另外他注意到,很多时候也是信息不对称。一些小微企业不知道去哪里贷款,一有问题就想到典当行、小额贷款公司,其实银行有这些产品。所以他建议银行适当地对小微企业进行贷款辅导,告诉他们如何可以贷到款。

    还有就是大型国有银行的业务是全国性的,但我国地大区域广,有些地区民企比较集中,比如温州基本上都是民营企业,而东北,很大一部分是国企。但是作为大的国有银行,制定金融政策是一样的,这两个地区要用一个政策去要求可能贷款就不容易,应该因地而异,把产品做细,这样融资难融资贵逐步都可以解决。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会常委、蓝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周群飞希望,政府可以让民营企业融资有更好的平台,然后把流程缩短一点。因为数字化以后,数据传输很及时、很快,基础的设备都是要接端口,投入非常大。她所在的行业都是信息产业,信息变化非常快,一旦接不上,下一波就被淘汰了。

民营企业还有哪些新机会?

    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到“互联网+”“智能+”,提到转型升级、高端制造业等,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360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周鸿祎认为,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结合已经成为基本国策。那么,二者如何融合发展?

    第一,策略方向要对。未来,实业、传统制造业将会是数字经济的代表。

    第二,国家应该尽量推动互联网公司和传统企业合作,而不是谁取代谁、谁颠覆谁的关系。对于互联网公司来说,传统行业水很深。对传统行业来说,没有必要发明“轮子”,互联网公司已经在过去的技术上做了很多沉淀和积累,可以直接拿来为我所用。

    第三,安全是融合的关键,如果不解决安全的问题,对数字产业就会形成灭顶之灾。所以安全是整个数字经济发展最有力的保障。而在先进制造业领域,民营经济也表现不错。周群飞注意到,制造业领域的民营企业占比已经达90%,民间投资超过85%,制造领域的民营企业是实实在在的主力军。

    她的经验是,做好先进制造业要“内外并举”,企业要注重研发,还要重视教育。“有时候我们要到市场上去找人才,找不到怎么办?只能自己慢慢培养。”

    在海外市场,民营企业的表现也可圈可点。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称,据调查显示,现在在非洲大陆,大约有1万多家中国的企业,其中90%属于民营企业。中国的企业在非洲大陆的努力不仅包括改善基础设施、创造就业、提供税收、改善居民的生活条件、增进文化交流和民间交融,带去的发展理念也特别重要。另外,南存辉认为混合所有制改革也是民营企业发展的一大机遇。

杨再平:破解民企融资难需完善市场机制

     当前大家可能比较关注民营企业融资的问题,这个问题我最近也有一些思考。最近一行两会,中央各主要金融机构都开了会,要对民营企业加大金融支持力度。我觉得这个问题的破解,民营企业融资难这个问题的破解是需要有改革的新突破的,就是需要一系列的新的突破,才能够破解民营企业融资难这个问题。

  我们知道民营企业的贡献,大家知道精简的概括,中央最高领导概括叫做五六七八九,对经济,对税收贡献了50%,产值60%,还包括固定资产的投资,还有对外投资这三项民营企业贡献了60%。还有70%的科技创新企业是民营企业,八指得是对城镇就业的贡献,九是对新增就业的贡献。这一点我们讲的比较多。实际上在这个背后民营企业为什么他的比重,我们知道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因为对这个问题我一直是有跟踪研究的。改革开放初期,就是到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我们的所谓民营经济,个体户,没有民营企业,个体户只剩下15万,名以上,当然实际上地下的可能还很多。为什么会发展这么快?占的比重会贡献那么大呢?实际上有一个问题,民营企业的效益在这一点上我们来探讨,它是优于国有企业的。

  我看到有谁做了一个近八年以来民营企业的一些主要指标和国有企业的比较,其中有一项叫做净资产的收益率,尽管民营企业近年来也在下滑,国有企业也在下滑。到2017年,民营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是19.6%,而国有企业是9.4%,我们从这个比较就可以看出来。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进一步问为什么民营企业总体来说他的资产比国有企业赚钱呢?我觉得这一点就是它是有体制优势的,可以说民营企业他是市场经济天然的微观基础。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民营企业他的归属清晰,权责明确,激励是相融的,这三项决定了民营企业他是有内在活力的,这就是为什么改革开放以来,这个门一打开,一开放可以说他就一往无前的长足的快速的发展。

  我们说民营企业有这么大的优势,有这么大的贡献,但是他所得到的贷款仍然在整个银行业的贷款余额中间,民营企业只占25%,所以跟民营企业五六七八九,跟民营企业的一些内在优势相比,确实是极不对称,这是一种扭曲,这就是我们说的我们金融的结构问题,可以说金融最大的结构问题就是对民营企业的支持或民营企业的贡献,以及民营企业他自身的内在活力不对称,极不对称,这是一种扭曲。

  最近当然是因为有人不断地鼓励说要消除私有制,把民营企业吓坏了,也把中央领导吓坏了,所以我们要出来说话。所以最近一系列的举措,最高规格的表态、会议,所以一行两会也都充分的表态,中央银行、人民银行提出了支持民营企业,银监会提出了一二五的目标,就是大型银行在公司类贷款中间要逐步达到对民营企业的占比要达到1/3,中小银行要逐步达到2/3,三年后所有银行业公司类的贷款对民营企业的贷款要占到50%,那也就是三年后即使到了50%,跟民营企业现在的贡献也还是不对称的。但是就这样一个目标,我在接触很多银行界的人士都说这个太难了,可以说都在这儿叫苦,很难。

  为什么会难呢?因为我们背后有一系列的体制障碍,可以说因为一系列的体制,当然还有仪式上的一些障碍,阻碍了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破解,所以我的结论是要破解这个问题,它必须有一系列的改革的新突破。

  第一,要破解所有制的歧视。

  民营企业本来发展的很好,但是在意识形态上我们是有歧视的,我不是说国有企业以后不准在国有企业在公共产品,公共资源,非竞争领域他是要存在的。但是我们过去强调对国有企业过度的偏爱。过去有一个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短期经济学说的父爱主义,对国有企业的父爱,软预算约束,到现在可能软预算约束有所改进,但是对国有企业的偏爱,甚至对国有企业的软信贷约束依然是存在的。他觉得对国有企业你怎么贷都可以,出了问题也不算是问题,但是对民营企业大家都很小心了。所以这个问题必须破解。这个破解包括一些文件规定,不就前我有一位做民营企业的同学说他们我们流动贷款得不到一年以上的贷款,只有短期的,然后什么过桥贷款等等就来了。后来我查了一下文件,我们就有一个文件规定,对中期流动资金的贷款指得是一年到三年,但是有一条,一般来说都是一年,一般超过一年以上是指得市场有效益等等,这个文件里面有一句话,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可以提供中期流动资金的贷款。这个文件就是所有制歧视。

  当然我们在各种检查中间也有这种问题,就是你贷款给国有企业如果出现不良只要不是很明显的违规没问题,但是跟民营企业贷款往往就要追究你所谓利益输送等等。这就使得银行从业人员或者银行工作者,他一般来说不敢对民营企业提供贷款。这个问题所有制的歧视必须要打破,包括我们所有的文件不应该有这样的所有制歧视的规定。我们对监管,对问题贷款的追究,或者我们在追查的时候,不能以所有制为界限来区分问题。

  接下来就是银行工作者,信贷人员不应该有歧视。竞争中性原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是很难的,所以这里就有一系列的需要我们去破解,就是这种所有制的歧视。实际上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混合经济,而且民营经济就是微观基础,国有他主要是在公募性的公共产品,公共资源,或者是自然垄断行业国有他要存在,但是你既然是以市场为主,既然是市场决定,那就应该不要有所有制的这种歧视,这是第一。

  第二,要强化政策执行力或者政策传导力。

  现在最高层都已经这么重视民营经济,民营企业,监管部门也一再表态。但问题是它的执行力。金融机构或者相应其他一些传统需要加大力度,所以这个问题要解决。

  第三,要完善市场机制。

  在这个问题上,整个金融的市场机制,我指得是要解决的就是市场准入要相对更加宽松,当然还要有市场退出,金融领域的市场进出要形成一个动态竞争的金融市场体系,一般有朝外利润的时候大家都会资金比较自由的进入这个行业,然后就会把朝外利润压下来,当然最后形成一个大致平均的利润。

  另外市场机制还有一点就是要把这种包括民营企业的融资需求和供给之间的均衡或者是除清交给市场机制,所以在这里我就不赞同我们现在把融资难和融资贵这两个问题扯到一起,就是在一定阶段或者某些方面的融资,融资贵是解决融资难的一个市场必要性,所以我们既然承认市场来解决的话,就像矿泉水,你到很高的旅游点上,同样一瓶矿泉水,海拔一两千米,你到那上面买他肯定要贵,因为贵所以有人愿意把水运到上面去。如果那么高的地方矿泉水和下面的价格是一样的,谁愿意把水运上去呢?是一样的。所以有些风险比较高的项目,或者有些非优质的客户利息就是要高一些,利息高是除清市场的一个表现。所以在这方面这个思路我觉得我们还应该要有所突破,不要把这两个问题搅到一起。而且民营企业在有些项目他是愿意出比较高的利率来贷款的,当然也要符合规定,这就是为什么一方面我们在讲融资难,融资贵这两个问题的时候,一方面民间借贷很高的利息,为什么?它解决他的短频快,燃眉之急。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应该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让市场来调解供求,那就意味着利率应该有更大的灵活性。我把刚才说的这两个结合起来市场是个什么呢?当一个东西供不应求的时候价格高,价格高了,如果利润超过平均利润,就有别的行业的资金,别的行业的产业资金,或者别的行业的资本会进入这个领域,那么就会增加供给。然后就会把价格压下来,这就是市场供求平衡的机制。所以这方面我们应该更多的去领会,让市场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而不要过多人为的干预。

  我记得在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买豆腐是问题,买鸡蛋是问题,叫做菜篮子,城市的菜篮子往往是问题。经常出现短缺,那时候卖肉就跟现在做金融的差不多。有一位同事说他过去卖过八年的猪肉,我说那个时候什么好职业你都做了。那个时候卖猪肉就跟现在做金融一样的,为什么那个时候猪肉买不到呢?为什么那个问题那么难呢?因为我们控制了它的价格。然后它就出现按照这个价格市场不能除清,就存在着达不到均衡,就不能有市场制度来解决。后来我们把菜篮子交给市场了,现在还有这个问题吗?没有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我们要更多的交由市场价格,相对自由的进出来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不要把融资难、融资贵这两个问题相提并论,尤其是政府人为的来干预。

  第四,要加速征信体系以及相应的诚信社会的建设。

  民营企业当然我前面讲了很多体制方面的问题,但是确实存在着民营企业里面,当然不是说国有企业不存在,但是民营企业可能会多一些,就是动不动跑路,不讲诚信,这个与我们的征信体系的建设,与诚信社会的建设欠缺。如果我们把这方面跟上来,相对的对民营企业的金融支持的交易成本就会降低,相应整体的风险就会降低,所以它的这种风险溢价以后的收益也会提高。所以征信体系或诚信社会的建设说了那么多年我们应该加速,这是第四点。

  第五,要鼓励和推广针对民营企业特点的金融创新。

  包括金融解决方案、金融产品、金融市场等等这些方面的创新,这样有针对性的解决民营企业的难点、痛点,围绕这些问题,围绕解决难点和痛点问题的金融解决方案,金融产品的应发和提供等等,这就是我们讲的有针对性的金融创新。

  第六,要健全相应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体系。

  我们的金融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缺乏多样性,就是我们为什么我们一直是以银行为主?因为银行对接的是相对来说风险偏好比较低的那些项目,因为银行他是以存贷款为主,愿意做存款的一般来说是风险偏好比较低的,我在这里存款,反正你到期给我还本付息。通过这种方式吸收进来的存款只能用于风险比较低的,期限比较短的那些项目,所以我们的金融缺乏风险偏好比较高,期限也比较长这些资金供给方,然后风险比较高,期限也比较长的资金需求方,相应的金融机构我们缺乏。民营企业你说期限长,有的民营企业有过夜的这种很短的贷款我们也不能满足,但是一般来说利率都比较高,所以很多民间借贷就解决他的燃眉之急,我们就在期限上,在风险上,金融产品,金融机构,金融市场缺乏,当然民营企业除了银行以外还要有债券、股市、基金、风投等等要一起上,这样形成一个多样性的金融机构,多种多样的就是满足不同风险偏好和不同风险的需求和不同期限等等,反正多种多样,这就是我们觉得金融要解决,要破解的话,还需要在这方面有所突破,这样我们才能够解决长期以来我们要增加直接融资,周主席过去也是在这方面领导我们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始终占比不高,是因为我们这种多样性不够。始终银行为主,总是90%左右的资产,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非银行类的,资本市场类的,当然还有其他的多种多样的,当然现在由于金融科技的发展,我们有很多东西都跟上来了。

  所以总的来说我觉得民营企业融资难的破解之道,我这里说的六点是破解之道同时也是改革之道,而且应该是改革的新突破,需要大家一起来探讨。

  本文来源于第四届中国金融发展峰会演讲。

莫开伟:支持小微企业发展 贷款利率定多少才能合适

     李克强总理说:“小微企业不仅是吸纳就业的‘主力军’,更是激励创新、带动投资、促进消费的重要‘生力军’。”为此,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门把支持小微企业发展作为重要议题来部署,强化对小微企业的政策支持和金融服务。

  为了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工农中建四大行纷纷表态,加大小微企业金融扶持力度。可以说,帮扶小微企业已经上升到各家银行战略高度,例如,建行的三大战略之一的普惠金融战略。

  但是,作为银行来说,以前之所以不愿意做小微企业贷款也是有客观原因的,这是市场规律之必然。因为每个银行都非常清楚,小微企业贷款不赚钱!也许有人会说,现在小微企业贷款利率都是上浮40%,比国有企业利率高出一大截,利率这么高,银行怎么可能不赚钱?

  说实话,只要在银行工作过的人,就会明白其中的道理。下面,可简单用公开的数据来分析一下。

  2018年三季度,中国银保监会公布的银行业不良贷款率是1.87%,但这只是行业平均水平,包括了所有客户类型。我们知道,一般来说,大中型企业贷款违约较低,小微企业贷款违约概率较高,两种类型的客户不良贷款率肯定是不一样。对银行来说,大中型企业的贷款比重肯定高于小微企业的,比方说修一条高速公路,可能需要贷十几个亿,但是十几亿贷款,却可以贷给成千上万个小微企业了。所以,小微企业贷款的不良率肯定是高于1.87%。

  综合考虑,假设小微企业的不良贷款率平均为3%(实际上各家银行的数据肯定要比这个高很多)。也就是说,放出一个亿贷款出去,会有300万贷款收不回来,如果银行把贷款利率设定为3%,忽略这300万不良贷款产生的利息,银行刚好不赚也不亏,一年时间白忙乎了。

  然后我们分别再考虑银行的成本,放贷资金都是从负债端来的,贷款都有资金成本,在银行内部,资金都是按照FTP定价。假设资金成本平均按照2%计(实际上各家银行的FTP价格远比2%高,看看各家银行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就知道了),再考虑到银行职员的工资,房租,水电,管理成本、税费等等,这块成本假设是1%,小微企业的贷款利率至少要6%才能保本。

  最后,银行还受到各种监管,放出去的贷款是需要计提风险准备金;同时吸收的存款还需缴存存款准备金等,银行也是一个市场主体,也有“为股东创造价值”的使命。如果银行都不赚钱,恐怕以后小微企业贷款也难以为继。

  因此,如果小微企业的贷款利率不到8%,银行基本上是不赚钱的。银行要想赚钱,就必须把贷款集中到优质的国有企业,再搭配一些小微企业,用国有的盈利来弥补小微企业的亏损。

  而且,作为银行的基层行,自身也没有意愿来经营小微企业贷款。现代银行业发展到今天,都有一套成熟的风险控制体系和流程,无论是多大的业务,都需要走完一趟完整的流程。本身基层行任务重,人手紧张,做一笔100万元的贷款和做一笔10000万元的贷款,基本上需要花费同等的人力物力,但是收益却完全不一样,人均产生的利润完全不同。可能这10000万元的贷款就可以完成全年任务,但是100万的贷款,需要做100单。

  同样是10000万元的贷款,在人手有限的情况下,管理1个客户和管理100个客户也是不一样,精细化程度不同。只要这100个客户里面有1个出了风险,基层行经办人,面临的就是追责。即便银行内部都有尽职免责条款,但是真正遇到不良贷款,没有什么申诉的理由,事实胜于雄辩,个人遭受处罚总是免不了,并且全年考核都会受很大影响,有时候,可能因为一单不良贷款,拖垮全年的业绩,奖金绩效因此而大幅缩水。

  如果不是上级行把任务压下来,基层行根本没有做小微企业贷款的动力。这就是为什么面对庞大的客户需求,银行始终无动于衷的原因。

  既然银行不能提高利率,就只能从其他方面获得弥补,比方说搭售保险,金钞,电子银行产品,或者提高其他产品手续费。总之,客户综合贡献度必须得上来,否则,别想贷到款。作为小微企业来说,这无疑加重了企业负担,如果把其他搭售的产品计入贷款成本,年化8%,一点也不足为怪。

  如果这个分析还不足以说明问题,那还可以举一个例子。

  曾经有一家银行,它诞生的时候,就是为了解决广大中小微企业贷款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这家银行叫“民生银行”。大概在2012年的时候,民生银行启动了中小微企业战略,大力发展小微企业贷款。结果没过几年,不良率飙升,各家银行都在稳步增长的时候,结果民生银行的业绩,不升反降,接近 10% 的负增长(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翻阅一下民生银行的研究报告)。后来的结果可想而知,民生银行的小微企业贷款业务也在收缩,基本上还是回到了原来的老路。你再看看现在,民生银行还会提他们曾经犯过的“错误”吗?

  小微企业贷款难,融资贵,这不是银行的问题,而是市场规律之必然,我们要做的应该是建立市场规则,大力完善信用体系建设,打通数据接口,减少信息不对称,将小微企业中的“害群之马”揪出来,让他们破产融不到资。但是诚实守信的小微企业,也让他们浮出水面,让银行更加容易找出他们,给予他们更多的支持。实际上,优质的小微企业,靠谱的民企老板,现在银行都是抢着营销,争破头皮。只有能实现银行、小微企业、社会等多方共赢的局面,发放小微企业贷款,支持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才能长久坚持下去,而不是国家一声号召,银行一时兴起。

  显然,目前支持小微企业需要在小微企业盈利与银行经营利润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银行应根据小微企业经营实际,建立科学的贷款利率定价机制,使利率水平稳定在既能确保不致加重小微企业经营负担、出现无钱可赚的局面,又能让银行利率覆盖贷款经营成本、略有盈余的水平上。银行应消除单向经营思维倾向,不能因害怕小微企业贷款风险产生不良而通过提高贷款利率来覆盖成本,这其实是一种杀鸡取卵的信贷经营方式,既会把大量的小微企业经营压垮,也会让银行更加远离小微企业,导致小微企业信贷生态环境的更加恶化。同时,企业也应加强与银行信贷沟通,主动将自己的经营状况与财务信息提供给银行,将自己能够承受的贷款利率水平向银行进行通报,为银行在制订小微企业贷款利率时作为重要参考依据。此外,建立小微企业与银行信息交流平台,把辖内所有银行机构与小微企业的信息都提供到信息交流平台上,在平台上提供银行对小微企业贷款利率信息及小微企业对银行贷款的需求信息,让银行与小微企业能够进行直接的、有效的对接,提高贷款利率信息透明度和接受度,顺利推进小微企业贷款规模的扩大,实现小微企业贷款利率的普惠化,为银企互利共赢创造条件。

姜兆华:定向降准会是小微企业福音吗?

     央行近日宣布:从4月25日起,下调部分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以置换中期借贷便利。据央行测算,此次降准将释放流动性13000亿,其中偿还MLF9000亿,其余4000亿释放给城商行和非县域农商行,用于小微企业融资。央行“放水”4000亿,会为小微企业带来哪些福音呢?

  一、定向降准用意在哪里?

  央行此番定向降准市场解读为结构化降准,和以往定向性降准略显不同的是,本次降准分为两个步骤:

  第一步,从4月25日起,下调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非县域农村商业银行、外资银行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

  第二步,在降准当日,持有未到期MLF的银行,按照“先借先还”顺序,用降准释放资金偿还其所借央行MLF约9000亿,其余4000亿资金释放给城商行和非县域农商行,主要用于小微企业贷款投放。

  央行此种操作用意在哪呢?分析原因不外乎以下三点:

  一是缓解去杠杆压力。当前银行表外资金回表压力较大,主要障碍是表外资产很多配置房地产、高能耗等监管限定领域,企业表外授信进表压力较大,只能被动偿还表外资产;同时由于并表压力影响,实体企业信贷资金被挤占压降,引发银行企业存款增速放缓。一季度,广义货币(M2)增速为8.2%,M1增速为7.1%,信贷增速为12.8%,存贷款增速缺口不断加大。定向降准将有效提高货币乘数,增强银行存款派生能力,对冲金融去杠杆的资金压力。

  二是增加市场流动性。一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5.58万亿,较同期减少1.33万亿,资金市场已经呈现流动性偏紧势头。以定向降准替代中期借贷是缓解资金流动性的长效之策。本次降准将释放资金13000亿,操作当日偿还MLF约9000亿。这一货币调节工具的改变,一方面将商业银行9000亿中期借贷改为长期供应,并增加释放资金4000亿;另一方面将借款银行质押的利率债和高等级信用债释放出来,提高银行间流动性水平。

  三是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一季度全社会融资规模较同期负增长,表内信贷需求压力增大,各项贷款利率持续上升,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融资成本压力加大。以定向降准置换中期借贷,商业银行流动性由有偿借用变为无偿供应,付息成本将减少约150亿,从而间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同时释放的4000亿资金将定向增加小微企业贷款供应,小微企业融资成本或可降低。

  二、小微企业融资咋就这么难?

  近年来,国务院陆续出台小微企业减免税收政策;央行、监管部门也加大小微企业监管政策指引,鼓励商业银行加强小微企业信贷支持。总体来看,实施的效果并不理想。

  小微企业融资难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在经济下行和金融强监管的背景下,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将更加突出。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症结主要集中在:

  (一)融资渠道单一。融资渠道单一是小微企业融资发展的最大瓶径。对绝大多数小微企业来说,融资渠道只有银行借款这一条路子。从银行借不到钱的企业就只能借高利贷,结果雪上加霜,雪球越滚越大,越贷越还不起。这是小微企业债台高筑,民间高利贷猖獗的根源所在。

  (二)抗风险能力偏低。小微企业因规模体量所限,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差。在经济发展周期中,受市场冲击最大的也当属小微企业。外部环境一有风吹草动,小微企业便可能成为银行压贷、限贷的重点。伴随金融去杠杆和中美贸易摩擦升级,部分小微企业尤其进出口企业的上下游产业链会产生连锁反应,小微企业到期债务或将面临大面积违约风险。

  (三)银行放贷不足。一季度金融机构增加企业贷款3.04万亿,较同期下降15.8%,其中2.45万亿为中长期(一年以上),同比降幅高达33%。尽管国家和监管部门制定出台鼔励支持小微企业融资的政策,但实际落到小微企业的“阳光雨露”已经大打折扣。不少基层行既担心不良问责,不敢大刀阔斧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又顾忌MPA监管考核,不能明目张胆对抗违规,只能人为调整小微贷款统计口径。商业银行对小微企业放了多少贷款,有没有统计报表公布的那么多,相关各方对此应该心知肚明。

  三、4000亿“放水”会流向何方?

  按央行解释,此次定向降准最终释放4000亿资金用于改善小微企业。这4000亿资金会否如央行所言全部流向城商行、非县域农商行的小微企业。4000亿“放水”最终会流向哪里?

  (一)消化并表压力。表外转表内最大压力来自城商行和非县域农商行。此次定向降准将给强监管之下的中小商业银行一个喘息的机会。中小商业银行可借此增加流动性,减轻信贷资金并表压力,小微企业到期续贷压力也会随之减轻。

  (二)对冲4月税期。央行有关负责人表示,降准释放的大部分增量资金将流向城商行和非县域农商行,且与4月中下旬税期形成对冲,银行流动性总量基本没变。从央行表态不难看出,此番释放流动性主要用于调整结构和税期对冲,银行流动性总量基本没变,但却减轻了小微企业税后资金压力。

  (三)投放小微企业。从4000亿流动性使用优先顺序看,缓解中小银行并表压力是首选;对冲小微企业税期会是第二位选择;接下来才轮到小微企业信贷投放。尽管所剩资金无几,央行也会强化MPA考核,鼓励商业银行对“三农”、“双创”、小微企业等支持力度。

  久旱逢甘露。央行4000亿放水,对小微企业融资无疑带来了福音。4000亿“甘泉”能有多少撒到小微企业,是否会让小微企业解渴还有待后市的进一步观察。

蒲晓磊:中小企业促进法不能只有鼓励和促进

   有委员指出,缺少法律责任专章,是中小企业促进法修订草案的缺陷。中小企业促进法作为促进性法律,其内容多为鼓励性与促进性的规定,对违反规定的没有设置具体的法律责任,会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中小企业在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时没有明确的法律救济途径,从而影响本法有关规定的落实。“中小企业的标准是修订草案要明确的一个基本问题,如果不能对此作出明确具体、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定,将不利于实现该法的完整性与权威性,也不利于该法的贯彻实施。”

  6月27日上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分组审议了中小企业促进法修订草案。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认为,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当前,中小企业的经营环境急需改善,尤其是要有针对性地解决融资难、“政出多门”管理乱象等问题。一些委员在分组审议时指出,针对现实中常见的乱罚款、乱收费、拖欠工程款等情形,要采取更坚决的处罚措施,明确责任,让法律“长出牙齿”。

  明确中小企业划分标准

  明确中小企业的划分标准,被视为草案的首要“任务”。韩晓武委员指出,中小企业的标准确定,事关中小企业促进法的适用范围,需要在法律中对中小企业的标准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修订草案第二条规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划分标准由国务院负责中小企业促进工作综合管理的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根据企业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等指标,结合行业特点制定,报国务院批准。

  在一些委员看来,这一规定仍需进一步完善。“中小企业的标准是修订草案要明确的一个基本问题,如果不能对此作出明确具体、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定,将不利于实现该法的完整性与权威性,也不利于该法的贯彻实施。”韩晓武说。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李礼辉认为,在中小微企业的划分上,国务院几个部门都有各自的标准。因此,建议在法律中明确统一标准。

  姚胜委员指出,标准的划分十分必要,不同的企业可能有不同的标准,不同的时期也可能有不同的标准,建议删去“根据企业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等指标”,只需明确由有关部门制定即可。否则,规定得太具体可能不利于标准制定工作的开展。

  “我国对于中小企业的标准定得太高,98%以上的企业都在本法调整范围之内,但真正困难的是小微企业,应该把有关政策聚焦到小微企业上。”吴晓灵委员建议。

  彭森委员指出,尽管修订草案名称是中小企业促进法,但实际工作还是面向小微企业。然而,根据现在工信部、发改委的最新标准,中型企业是300人至1000人的企业,营业额是2000万元至4亿元,这样的企业和人们概念中的中小企业不同。因此,修订草案必须明确“主要是为小微企业发展提供服务”的指导思想。

  改变“政出多门”管理乱象

  与此同时,职责任务分工同样需要解决“政出多门”的问题。

  车光铁委员注意到,修订草案第五条主要对国务院中小企业促进工作综合部门和有关部门及地方政府的职责任务分工作出明确规定。

  车光铁指出,从目前中小企业发展促进和服务工作整体情况看,由于涵盖领域较宽,涉及部门也比较多,各类政策间协调和衔接难度确实很大,虽然此次法律修改注重加强了这方面的工作,明确了国务院中小企业促进工作综合部门综合协调、监督检查和指导服务职能,但就目前各地实际情况来看,架构设置还不够明确统一,各地情况也存在明显差异,条块限制、“政出多门”、多头管理现象短时间内仍很难得到有效解决。

  “对此,建议从强化基层综合施策、统筹服务、强化指导、突出地位的角度出发,自上而下进一步整合部门行政资源,明确设立中小企业管理和发展主导机构,全面推动和促进中小企业加快发展。”车光铁说。

  赵白鸽委员认为,由于中小企业的管理政策性强、涉及面广,如果不能有非常好的主体界定,就容易导致政策零散、职能弱化、交叉和缺位现象,不利于法律实施。因此,必须在法律中确定责任主体,主管部门一定要明确、具体、专职专责。

  “从国外经验来看,一些国家是独立的中小企业管理部门。如果不能够专门成立独立机构的话,至少中小企业管理部门应设在综合管理部门,体制上应该有保证。”吕薇委员建议,对中小企业的管理机构有所升格。

  细化规定解决融资难

  为进一步完善融资促进相关措施,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修订草案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采取合理提高小型微型企业不良贷款容忍度等措施,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小型微型企业融资规模和比重;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应当设立专营机构,为小型微型企业提供金融服务。对此,韩晓武建议进一步增强这部法律有关中小企业融资规定的可操作性和实效性。

  韩晓武指出,长期以来,我国中小企业融资方式比较单一,主要是靠银行贷款,这种单一的间接融资方式很难满足中小企业发展的需要,能否获取充分的资金方面的保障,已成为中小企业能否生存发展的核心问题。

  “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目前最重要的不是如何增加市场上的资金融通总量,而是要改变中小企业过分偏向间接金融的现状,使其融资手段多样化,逐步克服资金融通市场上的重大缺陷,逐步使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并重。要运用多种金融工具,力争金融资源配置协调,为中小企业融资创造宽松的环境。”韩晓武认为,有必要在立法中进一步对融资作出具体规定,来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没有法律依据的问题。

  王明雯委员指出,修订草案原则性太强而实际操作性较差,在中小企业的一些优惠政策方面被指有些形式主义,“修订草案里涉及到中小企业的具体认定标准、税收优惠标准、融资扶持标准等内容都需要进一步细化,以提高法律的可操作性。”

  “企业应该更多地从金融领域获得资金资源。但是恰恰在这方面,中小企业遇到的最大问题是融资难、融资贵。”李路委员指出。

  李路认为,银行基本是按照商业规律运作的,中小企业的信货风险大于大企业,致使中小企业很难获得银行的青睐。在这样的金融服务体系下,财税支持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有必要在法律中明确加大财税支持,特别是设立政府支持中小企业的基金,这对于中小企业的发展非常重要。

  应以专章明确法律责任

  修订草案第八章以专章的形式,对中小企业的权益保护作出了明确规定。

  例如,修订草案第五十二条规定,任何单位不得违反法律、法规向中小企业收费和罚款,不得向中小企业摊派财物。中小企业对违反上述规定的行为有权拒绝和举报、控告。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或者有关行业组织应当公布联系方式,受理中小企业的投诉、举报,并在规定的时间内予以调查、处理。

  张鸣起委员指出,滥收费、滥罚款、滥摊派现象在现实中比较严重,企业反映也很强烈,这方面的规定必不可少。

  但张鸣起同时认为,修订草案中将罚款与收费并列不太恰当,建议分开进行表述:首先写“任何单位不得违反法律、法规向中小企业收取费用”,然后写“不得实施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罚款”,接着再写“不得摊派”。

  张鸣起认为,这样并列3个“不得”的表述,增加了该规定的操作性,能够有效遏制随意对中小企业滥收费、滥罚款等行为,从而更有效地维护中小企业的合法权益。

  符跃兰委员建议,在修订草案中明确规定可操作的罚则,对侵犯中小企业合法权益行为予以严惩,切实保护中小企业的合法权益。

  王其江委员指出,缺少法律责任专章,是修订草案的缺陷。

  “中小企业促进法作为促进性法律,其内容多为鼓励性与促进性的规定,对违反规定的没有设置具体的法律责任,会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中小企业在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时没有明确的法律救济途径,从而影响本法有关规定的落实。”王其江建议,以专章或者专门条款明确法律责任和救济途径。

  明确法律风险防控措施

  增加法律责任专章可以为中小企业提供事后救济,但与之相比,防患于未然的措施显得更加重要。

  “我国绝大部分企业都是中小企业,但这些企业的法律风险现状却令人堪忧。相比大企业,中小企业的法律风险问题更多、更普遍、管理更落后、隐患更大,加之中小企业内部管理制度建设、资金财力、防范风险能力等方面更加混乱、更脆弱,一旦从隐患发展成为现实损害,将严重损害企业竞争力,危及企业生存与发展,危及交易链条与信用环境。”严以新委员指出。

  严以新建议,增加一章专门规定中小企业法律风险防控措施,如规定中小企业法律顾问制度、建立重大经营活动法律审查机制、建立企业合同管理制度、加强法律培训等。

  韩晓武建议,建立健全法律制度,形成有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良好法治环境。

  “中小企业促进法修改后,与此相应的,还要积极制定修改配套的行政法规及地方性法规,改变中小企业的法律保障机制。政府要转变职能,从立法上为做好中小企业发展、经营管理等宏观政策的制定、执行、监督、指导、服务等工作,营造中小企业发展的良好政策环境,形成有利于各中小企业公平竞争的法律和政策体系,形成良好的市场竞争秩序。”韩晓武说。

孟建柱:侵犯企业产权错案有错必纠

   “对改革开放以来各类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因经营不规范引发的问题,要以历史和发展眼光予以对待,严格遵循法不溯及既往、罪刑法定、从旧兼从轻等原则公正处理,不盲目翻旧账。对已过追诉时效的,不再追究。罪与非罪不清的,实行疑罪从无。坚持有错必纠,积极稳妥地甄别、纠正一批侵犯企业产权的错案。”《人民日报》2月15日发表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在2017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孟建柱要求,贯彻《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抓紧制定务实管用的实施细则,提高运用法治方式保护产权的水平。

    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的《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下称《意见》)是产权保护顶层设计的纲领性文件,2016年9月份经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11月对外公布。《意见》突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平等保护原则,要求妥善处理历史形成的产权案件,严格规范涉案财产处置的法律程序,审慎把握处理产权和经济纠纷的司法政策。

    在纠正冤案方面,《意见》要求对涉及重大财产处置的产权纠纷申诉案件、民营企业和投资人违法申诉案件依法甄别,确属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的错案冤案,应依法予以纠正并赔偿当事人的损失。严格遵循法不溯及既往、罪刑法定、在新旧法之间从旧兼从轻等原则,以发展眼光客观看待和依法妥善处理改革开放以来各类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经营过程中存在的不规范问题。

    完善产权保护背景下,处理经济案件应坚持谦抑理念。孟建柱在讲话中表示,对通过民事、行政法律手段就能妥善处理的经济案件,不使用刑事强制手段;区分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企业正当融资与非法集资等界限,准确把握经济违法行为入刑标准,严防刑事执法介入经济纠纷;对涉嫌违法的企业和人员,依法慎重决定是否采取拘留、逮捕和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树立善意理念,确实需要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要严格依法进行,防止超标的、超范围,最大限度减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不利影响;对已经查封、扣押、冻结的涉案财产,要严格区分违法所得与合法财产,对违法所得依法予以追缴、上交国库,对合法财产依法尽快返还。

    孟建柱还对防范打击经济犯罪提出要求,称要以防控金融风险为重点,加强对经济犯罪前瞻性研究,善于运用大数据技术,提高对经济犯罪防范打击能力。他指出:“坚持打早打小,针对非法集资、网络传销、地下钱庄、假币、银行卡、涉税等经济犯罪,深入开展专项打击整治行动。依法查办金融、证券、期货等资本市场犯罪,切实维护金融市场秩序。”

    孟建柱在会上回顾中共十八大以来政法工作成绩时披露,2016年,全国严重暴力犯罪案件比2012年下降43%,命案下降30%;十八大以来,检察机关依法查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近10万件,上升32%,其中原省部级以上干部贪污贿赂犯罪案件100余件。

    孟建柱还提出,要确保在中共十九大召开前全国面上的司法责任制改革任务基本完成。他称要从严掌握员额比例,确保员额分配向基层倾斜、向案多地方倾斜;严格入额条件和程序,突出办案能力和业绩考核,让办案数量多、质量高、效果好的人入额,让入额的人多办案、办好案;领导干部入额,要按照标准和程序参加遴选,入额后要亲自办理一定数量的案件;不办案而入额的领导干部,要自觉退出员额。他指出,员额制已落实的单位,要尽快兑现职业保障政策,要完善与办案数量、质量、效果直接挂钩的绩效奖金分配办法,激励优秀人才扎根基层一线。(记者单玉晓)  

产权保护意见为民企派发“定心丸”

    “喜大普奔。”这是近些天来张鑫翻看朋友圈时最大的感受,自称“小老板”的他,圈子里大多是和他一样的民营企业家。

  他们的喜悦源自11月27日的一则消息。当天,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对外公布《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从11个方面对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推进产权保护法治化进行了全面部署。

  这是我国首次以中央名义出台产权保护的顶层设计。《意见》一经公布就迅速引发社会各界关注,吴敬琏、厉以宁、江平等经济学、法学泰斗都针对“产权保护”纷纷发声。

  而《意见》关于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平等保护”的宣告,也使得民营企业家们开始期盼“民营企业的春天是否要来了”。

  “《意见》的出台有助于中国产权保护朝着制度化、法治化推进。”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但他同时指出“只靠中央的指导意见还不够,关键还要看后续产权保护司法框架的建立和相关法律制度的落实”。

  显而易见的不平等

  “最高兴的莫过于对私有财产的平等保护。”身陷产权纠纷的民营企业家王军一直密切关注着《意见》的出台。自1993年下海以来,他已见识了太多的不平等。其实,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也可以说是一部产权保护不断强化的历史。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完善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依法保护各类产权”;2004年3月,“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入宪;2007年,物权法出台,标志着产权保护制度逐步形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力推进产权制度改革,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逐步形成。但不同所有制经济产权保护不够平等。”中国政法大学法和经济学研究中心教授胡继晔如是评价。

  “我们在面对官家和‘国字头’时没有‘底气’。”张鑫道出这个无奈的事实,尽管法律明确保护非公有制经济财产,但在保护力度上却“不那么平等”,而这也成为了业内人士公认的“产权保护之殇”。

  “平等保护的反面是什么?”11月6日,在“中国民营企业平等保护论坛——落实中央《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研讨会”上,著名法学家江平直言:“是特权和歧视。这两个问题在我们的法律里仍然存在,特权是国营企业的特权,歧视是对民营企业的歧视。”

  我国宪法规定:“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这“神圣”二字之差,公私之间的地位差别似乎不言而喻。

  以刑法为例,其规定的关于受贿罪、职务侵占罪、贪污罪、侵犯财产罪、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等罪名,对侵占国有企业财产行为的惩罚重于对侵占非公有制企业财产行为的惩罚。

  实践中经常接触产权保护案例的胡星斗直言不讳地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不平等”亦是常态,民营企业的法治经营环境“十分恶劣”,因而会导致“民营企业家不愿投资、办实业,甚至出现资本外逃”。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披露,民间投资意愿断崖式下降。2016年1月至10月,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9%,创下新低,而在2012年至2015年4年间,这一增速分别为24.8%、23.1%、18.1%和10.1%。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10月,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同比增长53.3%。

  面对民营企业家为何干劲不足的疑问,张鑫坦言:“我们的合法权益保护比较弱,经营得‘提心吊胆’。”

  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在《意见》公布后撰文分析道,企业家安全感的缺乏,其中的关键是我国产权保护制度存在的问题亟待解决,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和认识,党中央、国务院对加强产权保护提出了一系列新要求。

  平等保护成基本原则

  “利用公权力侵害私有产权等现象时有发生。”看到《意见》直截了当地指出这一问题时,王军深有同感,民营企业间侵害问题并不突出,但面对公权力时,民营企业“几乎没有话语权”。

  王军的公司因为一起与国有企业的共同投资而吃了“哑巴亏”;而张鑫则对该类合作选择了不进入,“进去我们只是小股东,权益怎么保障”?

  推进混合所有制,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纵观过去混合所有制发展的实践,张鑫的担忧不无道理,除了国企管理层与民资合谋侵吞国有资产,一些地方国有大股东利用控制权侵害小股东权益的案例并不鲜见。

  新华网、人民网等2014年曾报道过相关案例。山西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始创于2003年,山西冶金物资总公司联合民营企业太原大华荣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共同出资500万元也参与其中。那时,当地天然气市场前景并不被人看好。5年后,国家支持天然气替代煤气,身为国有控股股东的国新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全面接管了冶金物资总公司,一声不吭将其中民企股权转走,并于一年后发函勒令退股。

  “缺乏资金时需要民间资本,一旦有利可图我们就可能被踢开。”王军对这样的现象已不足为奇,除了非常有实力的民营企业,“大多数只能吃哑巴亏。”

  王军公司的产权纠纷就因为对方人事调动,而遭遇了“新官不认旧账”;张鑫见识过的政府“出尔反尔”“朝令夕改”也不在少数,有的甚至招商引资时“敲锣打鼓”,项目上马后“关门打狗”。

  如今“中央发话非公有制经济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意见》的公布为王军注入了一剂“强心针”,像他一样产权受损的民营企业家都希望能借助这股春风赢得合法权益。

  此次《意见》对非公有制经济保护力度的加强显而易见,不仅将平等保护作为规范财产关系的基本原则,更对制度和实践提出了具体要求。包括,废除、消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和隐性壁垒;加快推进民法典编纂工作,清理有违公平的法律法规条款;加大对非公有财产的刑法保护力度;认真履行在招商引资、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等活动中与投资主体依法签订的各类合同,不得以政府换届、领导人员更替等理由违约、毁约等。

  “推进产权保护法治化的关键在政府等公权机构。”胡继晔对此指出,无论是产权的有效界定,还是依照法律程序保护产权,都离不开政府和法院等公权机构的严格执行。

  “《意见》指明了方向,但只靠《意见》是不够的,还要通过法律来确立产权平等保护的制度框架。”胡星斗补充道,实现产权平等保护,后续涉及很多法律的修改完善,如公司、土地、税收、刑事及诉讼程序等方面,要在法律制度和程序的基础上实现审判独立。

  司法规范增添安全感

  尽管遭遇侵权的民营企业家只是一小部分,但王军和张鑫都表示,这几乎是所有民营企业家的不安,那就是民营企业的“原罪”。

  吴敬琏在撰文中提到,长期以来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早期阶段,各类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在成长过程中往往存在一些“灰色”经营甚至违法行为,一旦企业涉案,容易新账旧账一起算。

  “如果要细究,很多都是‘一抓一个准’。”王军告诉法治周末记者,民营企业大多不会正面“杠上”国企或政府,也许那些在平时无关紧要的问题,会成为把柄“惹祸上身”。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因为投机倒把罪、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等被绊倒的企业家不在少数。戴上“草民完全无罪”帽子,召开新闻发布会为自己喊冤平反的顾雏军就是其中之一。

  顾雏军案最早发端于2004年8月开始的“郎顾之争”,经济学家郎咸平指责顾雏军在收购科龙的交易中侵吞国有资产。2008年,顾雏军因虚报注册资本、违规不披露重要信息、挪用资金等罪名,一审获判有期徒刑10年。2012年9月,顾雏军出狱,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诉,请求改判无罪。2014年1月17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了顾雏军的申诉。

  江平曾经公开表示,顾雏军案是对民营企业家“欲加之罪”的典型例子。吴敬琏也公开呼吁,顾雏军案有必要重新审视,以重树民营企业家信心。

  《意见》的出台不仅让顾雏军案再次引发舆论关注,更为广大民营企业家派发了一颗“定心丸”——《意见》明确提出法不溯及既往,以发展眼光客观看待和依法妥善处理改革开放以来各类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经营过程中存在的不规范问题。不仅要抓紧甄别纠正一批社会反映强烈的产权纠纷申诉案件,也对今后涉案财产的处置进一步规范,严格区分个人财产和企业法人财产,慎重决定是否采取相关强制措施。

  《意见》公布短短两天内,11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就发布《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切实加强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和《关于依法妥善处理历史形成的产权案件工作实施意见》;11月29日,国家知识产权局也印发《关于严格专利保护的若干意见》,为落实意见的要求,作出了一系列详细规定。

  12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600多名来自全国的先进个体工商户代表时再次强调:“要依法保护个体工商户、民营企业家产权,让你们有更好的发展环境。”

  这一系列举动让王军看到了中央的决心,但经商20年,他对“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深有体会。“地方的阻力不会小。”他对法治周末记者道出了担忧。

  “我们要看到事情的复杂性和艰难性,很多人可能因此利益受损。”胡星斗在谈到阻力时指出,“关键还是要看落实。”他进一步强调,产权保护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仅仅因经济下行保护民营企业是错误的,无论经济状况好坏,对各种所有制经济都应平等保护”。

  “(《意见》)这是一个顺应时代潮流、呼应社会期盼的纲领性文件。”吴敬琏在撰文中写道,“能否认真执行和不折不扣地实现这一行动纲领,关乎中国经济能否成功应对当前面临的挑战,能否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

2016年11月全国中小企业政策补贴一览

  山东:小微企业升级高新技术企业每户补助10万元

  近日,为推动全省更多小微企业成长为高新技术企业,对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给予一次性补助10万元,主要用于企业研究开发活动。

  据介绍,近日,山东省财政厅、省科技厅印发《山东省小微企业升级高新技术企业财政补助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对通过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机构认定、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不含期满3年重新认定的小微企业),给予一次性补助10万元,主要用于企业研究开发活动。

  其中《办法》所称小微企业,是指从业人员不足300人、销售收入不足5000万元的企业。初步预计,2016年约有400家小微企业符合补助条件,届时将享受到该补助政策。

  山东省财政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办法》的出台,对于进一步培育壮大全省高新技术企业队伍,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洛阳:小微企业“双创”可享“真金”补贴

  日前,《洛阳市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城市示范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出台,对创业创新空间建设、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优化创业创新环境等进行专项资金支持,促进小微企业创业创新。

  作为全省唯一入围2016年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城市示范的城市,未来3年,我市将获得中央财政给予的6亿元奖补资金,市财政将按1∶8的比例配套48亿元资金,共同推动示范工作开展。目前,中央财政2016年奖补资金2.7亿元已到位。

  《办法》所指专项资金,即中央、省财政对我市入围全国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城市示范的奖励资金和市财政配套及整合的资金。

  市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相关负责人提醒,申报项目必须符合专项资金使用范围,同一个项目原则上只能申请一次专项资金。申请单位不得以同一项目重复申报或多头申报专项资金。

  苏州:相城降低用工成本 197家企业申领稳岗补贴近千万

  今年以来,相城区人社局围绕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帮扶企业减负,为全区转型升级提供人力资源支持和社会保障服务。目前已审核申领稳岗补贴企业197户,补贴资金929.4万元,审核12家企业拨付政府补贴培训费54万元,预计还将为5家企业发放补贴培训费10余万元。

  在去年实行工伤保险行业差别费率平均费率降低0.25%和用人单位生育保险征缴费率下调至0.5%的基础上,今年5月养老保险费率又由现行的20%下调为19%,失业保险费率单位承担部分由1.5%下降至1%,预计全年为企业减负2.24亿元。并落实各项优惠政策,扩大失业金使用范围,向依法参加失业保险并按规定缴纳失业保险费、上年度未裁员或裁员率低于本区城镇登记失业率且运行规范的企业发放稳岗补贴,用于职工生活补助、缴纳社会保险费、转岗培训、技能提升培训等相关支出。

  同时,相城区人社局今年举办招聘会73期,参加单位2683家次,提供岗位6.01万个。首次与智联招聘合作,携手打造“才聚相城·智汇阳澄”相城招聘专区,免费为71家企业发布招聘职位298个。2016年完成培训城乡劳动力6725人、企业技能提升培训11158名。

  威海:文登企业境外参展可享补贴

  为扶持企业开拓市场,各级每年都会安排一定数额的资金,用于支持企业参加境外展会和开展市场考察。

  区商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扶持的内容主要包括:市商务局统一组织的企业赴韩国、加拿大、美国进行市场考察的费用;企业参加韩国中小企业振兴公团举办的经贸对接活动的场地租赁费;威海骨干企业在仁川·威海馆的场地租金及物业费等。

  企业申报政策扶持需满足以下条件:

  (一)在威海市注册、具有进出口经营资质和进出口实绩的法人单位。

  (二)单位具有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和良好的财务管理记录,近三年内没有违法违规行为和重大质量安全问题,无恶意拖欠政府性资金行为。

  (三)企业要有专门从事外经贸业务的人员,对开拓国际市场有明确的工作安排和市场开拓计划。

  (四)企业按要求向商务、财政、税务部门报送相关材料。

  在补贴标准方面,根据企业参展的国家不同实行分类补贴政策。

  区商务局副局长林超介绍,对参加非洲、东南亚及中东、俄罗斯及东欧、拉丁美洲、大洋洲等五个新兴市场展会的展位费给予不超过80%的补贴,每个展位补贴金额不超过3万元,每个展会补贴展位数量不超过2个。

  对省、市重点培养的国际自主品牌企业参加境外展会的,展位费给予不超过80%的补贴;对参加波兰食品展、韩国釜山水产展、马来西亚沙巴洲博览会的企业,展位费给予100%补贴。

  林超说,对参加市商务局统一组织的赴韩国、加拿大、美国市场考察和参加省厅赴美国、阿根廷、秘鲁开展出口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省推介的企业,每家奖励3万元。

  如果市民还有类似的问题需要了解,可以拨打区商务局的电话8457804进行咨询。

  六盘水:钟山区80家微企获财政补助资金360万元

  “今天我获得了4.5万元财政补助资金,我会把这笔钱用于公司经营活动,严格按照相关要求,让公司发展更上一个台阶。”11月5日,在钟山区2016年扶持微型企业发展财补资金兑现仪式上,获得微企扶持资金的企业代表吴庭高兴地说。

  当天,钟山区80家企业获得微企财补资金共360万元。

  扶持微型企业发展财政补助资金兑现仪式的举行,是为了更好地宣传扶持微型企业发展优惠政策,让“3个15万”扶持政策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培育更多促进经济发展的产业业态,建立健全推动经济增长的工作机制,全力助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目前,钟山区已把扶持微型企业发展工作列入“十大民生”工程。

  获得微企财政补助资金的企业代表纷纷表示,要用好国家优惠政策和扶持资金,把心思和精力全力投入到发展上来,合法经营,守法经营,真正发挥好微型企业在吸纳就业、涵养税源、调整产业等方面的优势,把企业做大、做强。

  重庆城口县:53家微企获后扶专项资金补助累计94.2万元

  记者从城口县工商局获悉,城口县53家微型企业获2016年第二批后扶专项资金补助,累计金额94.2万元。

  获得第二批后扶专项资金补助的53家微型企业,涉及市级鼓励类微型企业分别有特色效益农林产业21家,文化创意7家,电子商务6家,节能环保3家;涉及区县级鼓励类微型企业分别有乡村旅游服务业10家,代帐服务1家,消费品工业5家。

  据了解,符合《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所列微型企业标准的微企,符合未纳入“微型企业停业歇业库”和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经营异常名录”且无不良信用记录,没有骗取、套取财政资金的行为,并具有健全的财会核算和管理体系,接受财政、工商、审计等部门的监督和检查等条件,均可向注册地工商部门提出申请,经相关部门审核通过后公示无异议,即可获得后续扶持项目资金。

  后续扶持项目资金涵盖文化创意、电子商务、特色效益农业等市级鼓励类行业和乡村旅游服务业、消费品工业等县级鼓励类行业的微型企业。在扶持方向上,主要是对符合申报条件的微型企业从经营场所租金、代理记财服务、参加会展费用、购买信用保险、从事电子商务经营、水电运营费用、购置生产经营设备、商业贷款利息等方面给予资金补助,除微型企业代账补助外,微型企业每年可在其它后续扶持项目中选择3项进行申报,已按规定年限享受完毕的项目不得重复申报,补助金额按照《重庆市扶持发展微型企业政策措施》严格执行。

  福建:21家泉企共获1257万元补助

  记者日前从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获悉,2016年福建省中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第二批)已下达,连同福建省中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第一批)下达资金,泉州企业共获得1256.95万元,其中,第一批企业共获747.05万元,第二批企业共获509.9万元。

  据了解,泉州共有21家企业获得该两批次省中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资金。其中,泉州源和创意产业园运营有限责任公司、泉州育成科技创业促进有限公司、泉州七星电气有限公司等9家泉州企业获得省中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第一批);泉州市装备制造业协会、泉州工程机械行业协会、泉州品牌发展中心、品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等12家单位获得省中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第二批)。

  根据《2016年福建省中小微企业发展专项切块资金项目的通知》,2016年省中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资金支持包括中小微企业平台建设、信息消费类项目、企业开拓市场三个类别。其中,中小微企业平台建设涵盖2个子项目,分别为省级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省级小微企业创业基地项目;中小企业服务机构服务业务奖励项目。信息消费类项目包括建设数字家庭示范村项目、促进产业链创新发展项目(自主创新研发和产业化项目)、促进产业链创新发展项目(支持物联网技术和系统研发及应用、公共服务机构发展)3个子项目。企业开拓市场则涵盖省外公开招标中标奖励项目、智能装备新增配套奖励项目、参加省外知名工业展会项目、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含智能制造装备)补助项目、医药省外中标奖励项目、军民融合企业省外军品中标奖励项目6个子项目。

曾水良:2016,中小企业做强做大的方法与策略!

曾水良谈中小企业财务管理

     在当前阶段,我国大部分中小企业主要靠自我完成原始资金的积累,这就导致了很多中小企业在创业过程中,资本少,底子薄,短时期内规模难以做大,企业在较长时期内都处于一种比较低下的生产运营状态,在地板行业危机的侵袭之下,很多中小企业的抵御风险的能力差,破产风险大增。九同企管根据在长三角民营企业百余家企业诊断咨询案例的经验,对民营企业财务管理的研究总结发现,四大要素财务管理是众多中小企业硬伤:
 
中小企业财务管理四大硬伤
 
    一、中小中小企业的信用管理能力低下,同时中小企业对资金的需求量具有数额不大,但次数频繁、随机性大的特点,造成了融资成本的增加并使融资更加复杂化。
 
    二、我国中小企业现阶段的公司财务治理结构大部份不尽完善,财务报表不规范,不能及时给企业提供各种反映企业资金的流动性、盈利性和安全性的具体信息。
 
    三、部分中小中小企业存在着重复建设、资金使用效率低下和盲目投资现象,资产负债较高,企业资金风险较大。
 
    四、目前我国大部分小型中小企业老板是总经理,老板娘是财务总监,资金是左口袋出右口袋进,财务管理人员的主要职责是记帐、报销、统计、盘点、做报表、报税、办社保和发工资,财务管理家族式色彩浓,财务制度不规范,财务人员素质不高,财务管理水平较低。九同企业管理专家曾水良认为,现阶段中小企业财务管理的转型,决定企业财务资源配置的取向和模式,影响着企业资金运转的流向和效率。中小企业总的财务战略思想应着眼于企业未来战略的发展,充分考虑行业的业态、经济圈的增长速度、企业的发展阶段、企业的运营模式和企业自身的财务特征,并以财务为最终导向进行管理决策。长三角民营企业管理培训咨询机构认为,现阶段中小企业财务管理的转型,主要有以下三点措施:
 
财务管理解决之道  
 
一、资本结构
 
    中小企业资本结构的重要性,可与企业组织结构的重要性相媲美。与企业运营相得益彰的资本结构不仅仅会直接影响企业的财务风险,而且还关系到企业的筹资能力。如果企业的负债比例越大,则财务的风险越高,特别是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企业经济效益不佳的情况下,就会越容易产生财务危机,进而引发企业破产。同时,负债比例过大,筹资能力必然减弱,进而影响到企业的新鲜血液补给。九同企业管理专家曾水良认为,所以中小企业能否保持合理的资本结构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而保持合理科学的资本结构须重视:
 
    第一,中小企业在创业初始阶段,应做到多大的碗装多少水,根据自己的资本实力,科学合理地确定企业发展战略,做到企业规模与资本结构相匹配,尽量避免因企业发展规模与资本实力不相称而造成负债过多、风险增大的情况。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也应时刻注意资本负债比例的协调,这时候,《资产负债表》就显得尤为重要。
 
    第二,实施有利于企业积累的股东利润分配政策,采取多留少分,将更多的税后利润积累下来,充实资本,使企业得到更快速的发展。当然,在企业赢利能力强、业务稳定的情况下,企业适度举债,充分发挥财务杠杆作用,也会更有利于企业的发展。但这一前提必须是增强企业的信用管理能力。
 
二、资金管理
 
    营运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是中小企业从管理要效益的重要手段,为了有效地管理中小企业的营运资金,九同企管民企治理专家曾水良认为必须研究一下企业营运资金的特点,以便有针对性地进行企业资金链之流量与流向的管控。企业营运资金一般具有如下四个特点:
 
    第一,周转时间短。根据这一特点,说明营运资金可以通过短期筹资方式加以解决。
 
    第二,非现金形态的营运资金如存货、应收账款、短期有价证券容易变现,这一点对企业应付临时性的资金需求有重要意义。
 
    第三,数量具有波动性。流动资产或流动负债容易受内外条件的影响,数量的波动往往很大。
 
    第四,来源具有多样性。营运资金的需求问题既可通过长期筹资方式解决,也可通过短期筹资方式解决。仅短期筹资就有:银行短期借款、短期融资、商业信用、票据贴现等多种方式。
 
    九同企管民企治理专家曾水良认为,降低营运资金在总营业额中所占的比重的有效途径是,加速货币资金的周转循环。根据货币资金周转循环周期的时间长短,可以预测企业对流动资金的需求量:
 
    一、实现降低营运资金管理,就得从存货管理、应收账款管理和应付账款管理三个方面着手。民企治理专家曾水良认为,对于存货管理,一方面要加强销售,通过销售的增长来减小存货周转期;
 
    二、另一个方面要通过确定订货成本、采购成本以及储存成本计算经济批量,控制在存货上占用的资金,使之最小。对于应收账款管理,在信用风险分析的基础上,企业要制定合理的信用标准、信用条件和收账政策;通过这些措施来鼓励客户尽早交付货款,从而加速应付账款的周转。九同企业管理专家曾水良认为,展延的应付账款的管理,一般来说,企业越是拖延付款的时间就越对企业有利,但由于延期付款可能引起企业的信誉恶化,所以企业必须通过仔细的衡量、比较多种方案后再做出决定,选择对企业最为有利的方案。
 
三、资本经营
 
     在资本经营的问题上,还有一个很容易出现的"误区",即资本经营就是向外扩张,就是企业兼并,就是向社会融资,甚或转向民间高利息借贷,实际上这些并不是真正资本经营而是投机赌博;九同企业管理专家曾水良认为,现阶段中小企业的资本运作,那就是站在战略的高度对企业的一些并非不良的资产在"含金量"较高时进行出售,并借机对企业的经营战略进行调整。

中小企业主的“饮鸩止渴”可取吗?

  大纲:
 
1、现象:
 
    思八达如同一股旋风,短短几年席卷中国大片地区,众多中小企业主趋之若鹜
 
2、原因分析:
 
   (1)思八达倡导的“天道”“师道”“孝道”依傍中国古典文化,玄之又玄
 
   (2)内部培训氛围的狂热,让人一旦陷入便欲罢不能
 
   (3)用户定位精准,营销手段的高明:重复听课免费,老带新有奖励,成功企业主宣讲
 
   (4)成功抓住中小企业主的内心。
 
(5)过分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
 
3、危害:
 
  (1)三道文化没有任何实践支持,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2)短时间的狂热培训不能保证培训人员的长久积极性。
 
  (3)只讲主观能动性忽略企业基础建设。
 
4、结语:
 
    企业治病没有万能良药,还需企业主根据自身情况而选择适合自己的医生、开具适合自己的药方。以长远发展为代价而图一时之快,这无异于饮鸩止渴,解了燃眉之急却最终送掉了性命。
 
正文:
 
    2002年一种特殊的企业培训集团出现在中国大地,当时或许谁都不会相信,在日后的十几年中,这种培训方式能够在中国的中小企业培训领域掀起一股巨浪。借着这股浪头此类培训公司迅猛发展,但是这股巨浪没有起到承先启后的推动作用,反而如同一股乱流,搅乱了中国本来就十分脆弱的培训市场,坑害了中国本来就根基不深的中小企业主。在此类培训公司迅猛发展的同时,一个值得深思现象就是众多中小企业主对其趋之若鹜、顶礼膜拜。对于这种现象,就需要深入分析,究其原因。
 
    一、依傍佛家、道家理论。仔细研究此类培训企业的理论,其中比较典型的有“三道”理论以及更加高深的“三弦”理论。所谓“三道”即:“天道”“师道”“孝道”。“天道”即拜客户,以客户为首位;“师道”即拜公司的优秀员工;“孝道”即拜公司赐予的平台。看似正确的“三道”理论却加入了佛学文化以及中国的古典玄学文化,使得这套理论开始变得玄妙。“三弦”理论更是不直接说明这套理论内涵,而是通过将学员带到国外,让学员自行悟道。玄妙的东西往往对人有吸引力,加上中国古典文化的高深、巧舌如簧的解释更是让人欲罢不能。
 
    二、内部培训气氛狂热。参加过此类培训的学员对里面的培训氛围无一例外的都会用狂热来描述。心理学中有一个从众理论,即个人受到外界人群行为的影响,而在自己的知觉、判断、认识上表现出符合于公众舆论或多数人的行为方式。狂热的气氛、背景音乐的烘托、演讲者的煽动加上动辄上千人的规模,会使很多初次参加培训的人员不自觉的陷入盲从状态,丧失原有的判断力。
 
    三、用户定位精准、营销手段高明。此类公司的培训对象都是瞄准中小以及微型企业主,抓住这部分人的心态加以研究,投其所好。参加培训的中小企业主,绝大部门是从艰苦的创业期一路打拼而来,奋斗期间更多的是对企业的倾心而少了对家人对家庭的照顾。培训公司抓住他们这种心路历程在会场上加以渲染引导,勾起他们对家人对家庭的愧疚感,戳中内心最脆弱的地方,打开他们的心理防线,瞬间拉近与学员的距离。
 
    同时在营销上,参训公司在缴纳一次的培训费用之后,可以免费反复学习同样内容的课程颇具吸引力。而且此类培训会定期请成功的企业主现身说法,分享自身在学习培训之后的成功历程,加深对参训学员的课程吸引。
 
    四、凡事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参训的中小企业主一般文化水平不高,科学管理知识储备不足,在企业运行过程中遇到各种问题无法正确对应各种科学管理知识,以至于无法找到问题的出口。而此类培训会把企业遇到的一切问题统归为员工的主观能动性不足,没能站到老板的位置去面对出现的问题。这套万金油理论为中小企业主一直困惑的企业管理问题瞬间找到出口,使中小企业主误以为求得企业治理的真经。
 
    以上种种的原因是目前此类培训对中小企业主具有强大吸引力的地方,但是过分的依赖也会给企业带来种种风险。
 
    一、此类培训倡导的三道文化等等仅仅是强行贴靠中国的古典理论,没有经过若干几十年的企业实践,没有企业实践的一手大量数据的支持,没有数学模型支持,较西方科学管理理论,存在众多不确定性。
 
    二、由于中小企业一般没有健全的员工激励制度,培训期间一时的全员躁动、心潮澎湃能在短时间内对企业业绩起到刺激作用。但是在培训结束后并不能得到长久的保持,一旦脱离了培训的气氛回归到正常的工作,在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与矛盾,培训时期形成的红心会慢慢冷却最终回到原点。
 
    三、在培训过程中,过分强调员工主观能动性而忽略企业基础规章制度建设,使企业建设如同空中楼阁。强调员工要站在老板的角度考虑问题,但是没有合理的规章制度、组织架构、成熟的人力资源系统等,则无法支持员工长久地做到上述要求。把企业遇到的一切问题单纯的归结为员工思想认识不足、没有站到老板的角度看问题,这个理论看似可以解释企业内部出现的一切问题,但却也无法解决企业内部出现的绝大部分问题。
 
    最后,事情都有两面性,笔者在这里并不是批判此类培训的一无是处,而是强调企业治病没有万能良药,还需企业主根据自身情况而选择适合自己的医生、开具适合自己的药方。如果过分的依赖此类培训而忽视科学管理,过分的强调主观能动性而忽视企业基础建设,则可能会将企业引向一条不归路。以长远发展为代价而图一时之快,这无异于饮鸩止渴,解了燃眉之急却最终送掉了性命。

中国需要更多的创业者和小微企业

     据有关资料显示,美国3亿人口,小微企业3000万家,而中国13亿人口,小微企业只有近5000万家。由于小微企业的数量庞大,在任何国家里,小微企业创造了绝对多数的就业机会,贡献了一个国家大部分的财政收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巨大。正因为如此,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放弃对小微企业的扶持。

    美国的小微企业平均寿命在8年以上,而中国的小微企业平均寿命只有2.5年。主要原因在于相关服务不到位;融资难的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在这样的现实环境下,中国小微企业只能自生自灭,其寿命非常之短可想而知。

    新一届中国政府特别重视小微企业,出台了一系列的扶持政策,这些政策需要尽快落地。除了政府的扶持外,小微企业的创业者也应提高自身的创业能力与生存能力。

    你想想看,假如从现在起,两三年以后,中国的小微企业能达到1.3亿家,平均每10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老板,中国的经济就可以长期保持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也必然得到优化,诸多的新型产业必将产生,创新性环境将自然天成。所以,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关键,还在于鼓励更多的人去开办小微企业,创造财富。

利率市场化倒逼中小企业提升竞争力

   利率作为重要的资金价格,在市场有效配置资源过程中起着基础性调节作用。因此,改革现有的利率形成机制,对于激发企业活力、加快经济结构转变至关重要。近年来,国家围绕利率市场化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贷款管下限、存款管上限”的原有政策,使得资金价格不能反映市场的真实需求,金融市场存在一定程度的价格扭曲,制约了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结构调整。对于银行而言,由于固有的利差收入,银行贷款更倾向于选择国有大中型企业,而没有足够的动力去服务中小企业。利率市场化后,银行的大企业贷款业务盈利空间压缩,寻找“潜在客户”的动力增加,银行将更灵活地根据风险收益情况确定贷款利率,从而增强其服务中小企业的积极性。

  利率市场化短期对中小企业无显著影响

  本次利率市场化措施,最主要的内容是取消金融机构贷款利率下限管制,金融机构可以根据商业原则,自主确定贷款利率。从短期看,对中小企业的影响不大。

  首先,受宏观经济的影响,目前贷款利率下浮的可能性不大。根据央行公布的数据,近期金融机构贷款实行下浮利率的比重,低于历史平均水平,而且享受这一下浮利率的企业,主要是极少数大型国企和国家重点工程。针对大部分国有大中型企业与中小企业,金融机构实行的贷款利率不仅没有下浮,反而是普遍上浮。主要原因在于,当前我国的贷款市场总体供需偏紧,银行议价能力相对较高,企业难以享受到银行贷款利率下浮带来的实惠。

  其次,受资金成本等因素影响,贷款利率短期内下浮的空间十分有限。各上市银行平均资金成本一般在3%左右,加上管理成本、风险成本等,银行贷款综合成本应该在5%以上,而相应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为6%。银行贷款利率短期内下浮空间十分有限。因此,对于大部分中小企业而言,短期内无法享受到贷款利率下浮的政策优惠。

  利率市场化对中小企业的长期影响不确定

  取消金融机构贷款利率下限管制,金融机构的经济行为将更趋理性化,资本的逐利性将更加凸显。

  首先,利率市场化对于中小企业的长期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可能存在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一是信贷资金流入实体经济时可能出现马太效应,低利率的贷款资源会更多向国企和大型企业集中,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反而提高。二是随着银行业竞争加剧,大量无法实行贷款利率折扣的中小银行,可能将竞争的重点放在中小企业上,从而有利于缓解部分中小企业的融资难。

  其次,利率市场化倒逼中小企业提高竞争力。国际经验表明,实施利率市场化后,商业银行利差一般要经历先降后升、最后逐渐稳定的过程。尽管多个国家曾经出现过部分中小银行困难甚至破产倒闭的情况,但利率市场使银行业获得更大的自主定价空间,大多数银行通过内部挖潜、管理提升、业务转型等创新性行为,经受住了利率市场化的考验,提高了银行在信贷市场的议价能力,倒逼处于信贷资金需求方的企业不断完善自我,提高管理水平,加强自主创新能力。

  中小企业发展需政府、银行、企业齐心协力

  近年来,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前景越来越好,在促进经济快速发展、扩大社会就业、增加财政收入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融资难问题长期羁绊中小企业的发展。如何充分运用好利率市场化政策,服务中小企业融资,需要从政府、银行和企业自身三个方面着手。

  政府要大力扶植中小金融机构。大银行的信贷客户主要集中于国有大型企业,中小金融机构由于自身规模较小及集中度低等限制,无法集中投向大型企业。利率市场化后,中小金融机构针对大型企业的议价能力进一步降低,促进了中小企业和中小金融机构的合作关系。因此,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需要大力扶植中小金融机构。要完善多层次的金融服务体系,建立存款保险(放心保)制度,积极鼓励和督促中小金融机构加强信贷结构调整,注重以技术为基础的创新,提高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水平。

  中小金融机构要开发更多的针对中小民营企业的金融产品。由于根植本土,中小银行放贷过程中信息成本较低。通过塑造中小企业的关系型贷款环境,引入社会资本,使得贷款的内生性能够最大限度地帮助银行了解和掌握中小企业的各方面信息,因而具有相对的交易成本优势。

  中小企业要规范自身财务行为。多数中小企业为了求生存,把提高产品销售量作为企业的核心工作,不重视财务管理的作用。财务管理工作不到位、财务制度不完善、财务信息透明度低等是造成信息不对称的直接原因,成为中小企业融资的最大障碍。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中小企业必须高度重视财务管理工作,确保财务信息能够准确、及时地反映企业生产经营状况、资金状况等信息,不断提高企业的融资能力。作者:张文君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 “基于企业资金循环的债权退出风险研究”(71172192)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应用经济博士后流动站、江西行政经济研究所)

中小企业发展亟待破解制约瓶颈

    “中小企业是市场经济中最具生机与活力的群体,在产品技术创新、产业结构调整、区域经济崛起、解决就业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资金过桥难’等问题制约着中小企业生存和发展。”这是市企联近期专题调研得出的结论。他们呼吁,面对今年更为复杂严峻的经济形势,中小企业发展亟待破解制约瓶颈。

  运行态势总体趋好

  调研中,市企联对我市具有代表性的20户企业进行走访发现,去年以来,在宏观经济形势多变的情况下,尽管有部分享受招商政策的浙闽企业因虚拟经济泡沫破灭导致关闭、停产,但大多数本土企业基本运行状况良好。

  据分析,我市中小企业运行呈现了注重结构调整、产品技术升级、充分驾驭政策、靠大靠强重组、审慎量力投资等特点。

  在调整产品结构上,芜湖县华星集团与国内外大企业合作,开发高锡钢、特种钢道轨,与国内五大铁路局无缝衔接,使企业成功转型;在产品技术升级上,芜湖华辰造纸网股份有限公司大力实施“蓝海战略”。通过与德国技术合作,以“引智”上水平,使产品技术含量处于国内行业领先地位;在充分驾驭政策上,20户企业中有14户企业是国家、省高新技术企业,占70%。他们所得税率享受了15%的政策优惠。其中,顺荣汽配、金牛变压器、中集瑞江等企业技术改造的设备投资都享受了抵扣的政策;在靠大靠强重组上,瑞江主动与中集集团重组,从单纯生产汽车产品转型到生产液压灌、材料、化工等多类产品,成功跻身行业前十名;在审慎量力投资上,多数企业坚持不用流动资金作设备、厂房、技术开发等长期投资,不用短贷作长期投资,不用高利贷和民间借贷做实业,使企业避开了许多不可预测的风险。

  生存与发展依然举步维艰

  调研发现,我市中小企业尽管运行态势总体趋好,但生存和发展依然举步维艰。其中,生存困难突出表现为资金过桥难、人才流失和匮乏、负担超越了承受能力。而发展困难集中体现在项目审批门槛高、政策不能及时兑现、现代企业制度缺失、历史遗留问题制约等。

  就生存困难而言,资金过桥难影响了约50%的企业生存。其中,有的企业因借高利贷导致财务成本骤增,有的企业因银行不续贷而陷入绝境。还有一些企业因银行使用承兑汇票,时间短,变现难。人才流失和匮乏则成了企业发展瓶颈,出现了高学历人才不愿到企业就业,低学历年轻人不愿到企业当工人,专业技术岗位人才跳槽频繁等现象。此外,由于调整后的土地使用税负担过重、社保缴费比例较高等原因,使企业普遍感觉不堪重荷。

  就发展困难而言,一些企业因新上项目所需环评、安评、规划、土地利用等环节的审批门槛高、获准难度大,往往望而却步。一些企业根据省市文件精神可以享受的减免税政策,在实际中却难以享受。一些股份制或民营企业脱胎于原国有、集体和乡镇企业,依然沿袭了工厂制或家族制管理体制,影响了企业发展壮大。此外,一些早年改制企业的历史遗留问题制约了企业发展。

  中小企业发展亟待破解瓶颈

  一些企业建议,首先,各级的经济工作重心应由单一招商转移到“四个兼顾”。即抓企业工作大与小兼顾,重视招商与抓好落户企业服务兼顾,青睐外来企业与重视本土企业兼顾,抓产业调整提高与稳定发展传统产业兼顾。其次,制定土地使用税分类负担办法,促进企业公平发展。再次,建立企业过桥基金等机制,帮助企业解决短期资金困难。

  一些企业认为,“一企一策一组”是市委、市政府扶持企业的重要措施,但要切实解决一企一策中的具体问题。如造纸网厂老厂区的处理问题、兆信炉料的扩建问题、中天印染的规划问题以及贝斯特享受政策的问题等。一些企业表示,企业的历史问题是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也是民生中的重要问题,建议各级政府能明确稳定、统一的政策界限。明确责任机构,专人负责。明确任务时间,切实解决问题。不要让这些遗留问题制约发展和影响稳定。(向陈宏)

经济增速回落期:危机与改革

     高速增长期结束,并不意味着中速增长会自然到来。如果新旧增长动力的接替不成功,新的发展方式未能及时确立,经济增长一旦出现大幅下滑,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新一轮改革的起始阶段,是增长阶段转换的关键时期,是一场“改革与危机的赛跑”。

    数字解读:服务业的比重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注意到一个数字,2013年我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达到了46.1%,第一次超过了第二产业。这意味着什么?

  张晓晶:在“十二五”规划中,服务业的发展是一个目标,但它是一个预期性指标,是一个我们希望达到的数字,并不是一个约束性指标。现在这个数字第一次超越了第二产业,看起来是经济结构调整的一个成绩,符合我们的既定目标。但这是否意味着我们的经济结构调整得到了很大改善?我认为还需要更具体细致的分析,不能太高估它的积极作用。

  三联生活周刊:那服务业比重的上升背后,具体有哪些推动因素?

  张晓晶:首先,在经济增长减速的情形下,会出现第二产业发展慢一点,其他发展快一点的情形。我们在研究中发现,中国经济发展的周期波动中,服务业发展速度比制造业快,往往是在经济发展形势不太好的时候出现,当制造业因为种种原因受到比较大的冲击,出口不畅、产能过剩的时候,相比之下,服务业就会显得势头要好一些。其次,是结构性减税的影响。这对于服务业的发展有着推动作用。比如说增值税转型、抵扣一些固定资产投资购进的成本、营业税转增值税等等,政府出台了很多支持服务业的政策。还有就是房地产业的发展也抬升了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服务业的发展,其实是一个渐进式的发展,只不过去年在数字上体现较明显而已。所以,第一,我们不要去高估它;第二,确实有这些经济和政策因素,造成了服务业发展得比较快;第三,我想讨论的更重要的问题是,服务业比重真的越高越好吗?

  三联生活周刊:你如何看待服务业与制造业的比重问题?

  张晓晶:现在很多地方都把服务业发展作为一个重要目标,强调要大力发展服务业。但是我介入的研究,更倾向于这样一个观点:结构本身是市场配置资源的最后结果,它不应该是一个目标,不应该是一个既定追求的目标。我们说要发展经济,持续发展,还是想要把资源优化配置,不同的产业结构,不同的资源配置,结果可能是不同的。过去,我们农业多一点,后来是工业化发展,这是好事,因为农业生产率低,工业生产率高。一个初中文化的人,在农村种地,一年收入几千元,到了工厂里,收入可能是几万元,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0倍。人还是同一个人,仅仅是从传统生产部门配置到了现代生产部门,他的劳动生产率就提高了10倍,而整个经济增长率也一下就上去了,这是过去30多年在中国发生的真实故事。

  现在,我们朝着另外一个方向发展,转向服务业。服务业的大发展,并不是新鲜事,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就出现了,当时一些主流学者也在分析,这样的转型好不好?当时整个西方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都下来了,里面当然有很多原因,不过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从制造业转向了服务业,而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低。这个低很好理解。举个例子,一个弦乐四重奏今天花在训练方面的时间,与几百年前几乎是一样的,这就是说,城市生活所需要的这些传统的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百年间几乎是没有什么变化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余地很少。当然,后来学界也有反对意见,认为服务业不止这些传统范畴,还有一类是现代服务业,比如电信、金融、物流等等。我们也看到,世界范围内现代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的确在提高。但是我们也必须注意到,中国的现代服务业劳动生产率虽然有所提高的,但并没有高过制造业。为什么?因为这些领域基本都是被垄断的。

  三联生活周刊:按照你的分析,这是我们在发展服务业时最现实的困境:传统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不太可能提高,而劳动生产率能够提高的现代服务业,又基本都被垄断了?

  张晓晶:是的。在目前的情形下,特别是还没有把垄断放开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只盯着服务业发展,我们能看到的将只有一个结果,就是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我们现在的增长速度下降,跟这个问题直接相关;可以说,由于服务业的比重占得更高了,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反而变得更慢了。我说的理论,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出现了,只是90年代中后期美国新经济(310358,基金吧)发展起来以后,也有人提出反对,认为服务业劳动效率的外溢效应没有被统计进去,是个统计学问题。但即便如此,从全球来看,进入服务业大发展的时代,进入消费为主的时代,对不起,经济增长就会下降。我们要从这样的大格局来看服务业的发展。

  三联生活周刊:所以产业结构的调整,并不等于单纯追求服务业的占比不断的提高?

  张晓晶:只要能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符合当前中国的国情和要素禀赋,占比高的是第二产业也可以,为什么非得是第三产业?这个观点,我们在调研中,跟很多地方政府都有交流,现在很多地方基本也是能够接受的。我参与了发改委“十二五”规划的评估,也在参与“十三五”规划前期的一些工作,这是我们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产业政策你应该干什么?不断推进服务业在GDP占比中的提高,有点似是而非。不只服务业占比,其他的如消费比重、城镇化率等,道理也都是一样的。比如城镇化率,难道达到了一定的数值,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吗?城市乡村就能实现一体化的和谐发展了吗?其实那个“率”本身并没那么重要,关键还是在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就像我之前强调过的,结构本身是市场配置资源的最后结果,它不应该是一个目标,不应该是一个既定追求的目标。资源得到了优化配置,经济得到了平稳发展,老百姓的生活得到了真正改善,才是我们的目标。

  也有观点说,服务业占比一提高,我们的就业就会上升,这也是个似是而非的观点。服务业占比和就业率,这是两码事。很多服务业在吸纳就业方面,并没有那么大作用,这些都是有专门研究的。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很多是资本密集型,并不需要那么多人。指望服务业来全部解决就业问题,很多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

  从世界历史来看,真正推动全球技术进步的,不是服务业,而是制造业。过去的多少次重大技术革命,没有在制造业中完成的,恐怕就是互联网。但国际主流学者怎么看?他们认为互联网也只是第二波产业革命的一个余波,一个副产品。当然现在热衷于讨论大数据,说无尽的信息与分析,使得商家能识别客户的个性化需求,企业销售业绩就能大幅上升。但这种分析忘记了一件事,即整个市场份额是有限的,客户的购买力也是有限的。当这个商家利用大数据获得了市场份额,其他的商家就会失去这个市场份额。这叫零和博弈,整个经济不会因此而大幅增长,只是在分配上有了变化而已。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发达经济体在制造业上的回归。第三次工业革命意味着什么?页岩气革命、3D打印机、数字化制造,这些技术创新都是在制造业里解决的。所以,不要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制造业和服务业,一想到搞工业就是污染、落后、产能过剩、解决不了就业,一说服务业,好像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事情不是这样的。一定要记住一点,相对而言,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是比较低的。转向服务业是市场选择的结果,不能是政府的强制推行。当然,打破垄断、撤销服务业发展的障碍是有必要的。同时,制造业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大背景下,仍大有可为。

  创新需求与国际新规则

  三联生活周刊:2013年我们的经济增长率是7.7%,与历史数据比较,增速在下滑。你如何看待这种变化?

  张晓晶:经济增长速度的回落,其实从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就开始有所显现了。不过如果单纯只是外部冲击,也许扛一下就过去了,但这些年的结果证明并非如此,经济增速的下滑,更重要的是我们内部的结构性变化,我们的潜在增长能力在下降。稍微学术一点,可以从供给面来讨论。供给面其实很简单,主要就劳动、资本和技术三个因素:经济增长靠什么,首先得靠劳动,要有人干活。其次得有资本,要有工具。然后要有技术。

  首先是劳动力问题。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在变化,劳动力对增长的贡献也在减少。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已经表明,中国总人口的增长远低于以往人口预测和规划的水平,而在人口结构方面的少子化和老龄化,则又明显超出了以往人口预测和规划,这使得未来劳动力供应问题显得更为严重。与此同时,这些年我们能看到另一个变化,是农民工收入的快速增长,有研究估算,增长率是年均10%以上,这个速度已经超过了GDP的增长率。当然,我们也存在着大学生的就业难,这是教育背景与市场需求的不匹配,是未来要调整的事情。但是从一个总量来看,我们面临着人口老龄化,面临着劳动年龄人口的下降,面临着人口红利的减少,在供给面的三个因素里,这些是非常重要的影响。

  第二是资本。资本来自储蓄,现在看起来很高,短期内也不会有明显变化,但只要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在推进,储蓄肯定会越来越少,随着储蓄的下降,我们的资本供应必然减少。发达经济体一直强调资本形成,问题就在于其储蓄不足。在我国,虽然目前的高储蓄、高投资似乎是一个心病,但逐步地,我们就会担心资本的供应难以支撑经济的快速增长了。

  第三是技术。过去我们有赶超效应,“反向工程”,学习模仿,技术进步很快,这是后发国家的优势。但是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现在的后发优势在减弱。如果说以前是摸着石头过河,现在是石头可能没有了,河还是要过,就要自己琢磨搞创新了。自主创新可能会带来经济增速的放缓,日本当年就遇到过类似情况。为什么我们老在强调创新,因为已经到了这一步,自主创新的需求迫在眉睫。国家也在鼓励创新,投入了很多资金,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真的建立起好的创新机制了吗?特别是那些有利于创新的激励机制,包括教育、人力资本积累、知识产权保护、资本市场发展等等,这些我看都还非常欠缺。

  现在的新技术革命、能源革命,依旧是发达经济体走在前面。当然,美国的页岩气革命也被人质疑,认为存在包括污染环境、收益快速递减等多种问题,但至少目前,通过页岩气革命,美国在逐步实现能源自给,这带来能源价格大幅下降,让美国的制造业一下子具有了竞争力。当然,美国制造业竞争力的获得,能源价格下降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来自机器人。这两者相结合,导致了美国制造业的回归。有数据表明,美国的很多地方,特别是中部地区,劳动力成本和中国沿海地区的劳动力成本已经很接近了。这对我们将是巨大的冲击,我们未来在国际竞争中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三联生活周刊:在国际竞争压力方面,你能做更详细的分析吗?

  张晓晶:供给面是我们的内部结构性因素,但我们还应该意识到,国际方面的影响不仅依然存在,而且发生了更为严重的变化,以前亚洲“四小龙”、“四小虎”发展的时候,特别是“四小龙”时期,西方发达经济体是支持态度,给它们各种支持,高新技术、贸易合作等等。中国今天发展,这些合作当然也有,但是发达经济体的态度是完全不一样了,我们面临着两大国际新规则的挑战和压力。

  第一,在以发达经济体为主组成的超级自贸区里,我们都是被排除在外的。比如“跨太平洋(601099,股吧)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600558,股吧)贸易与投资协定”(TTIP)、“多边服务业协议”(TISA)等等。我们为什么要在上海试点自贸区,就是要应对这个局面。上海只是一个起点,其他各地都可以试。超级自贸区的标准已经远高于WTO,这意味着西方发达经济体现在已经制定了新规则,这是另起炉灶。未来可能有两种情况,一个就是超级自贸区替代WTO,一种是WTO也提高标准,朝着同样的方向发展。WTO已经在密切关注TPP的发展,最近的多哈回合谈判,取得了一点点成绩。不管是哪种情况,对中国都是压力。因为提高了的新标准里,有不少是针对中国的,比如政府补贴、国有企业、国家资本主义的标签等等在全球化的经济体系里,在全球分工里,如果新规则制定好了,而我们进不去,那外贸出口怎么办?我们说的经济增长三驾马车,就是投资、出口、消费,如果出口这一项不行了,就会有很大压力。

  第二,超级的货币互换网络的形成。2013年10月31日,美联储、欧洲央行、瑞士央行、英国央行、加拿大央行和日本央行这全球六大央行同时发布新闻稿,宣布它们已经达成长期性多边货币互换协议。这是什么意思?打个比方说,假如瑞士遇到问题,要用美元解决问题,美联储可以对它美元无限供给,只是货币互换问题。这种长期的多层次无限期的安排,表明一张以美联储为中心,主要发达经济体央行参与的排他性超级国际储备货币供求网络已经形成,这个网络事实上已经将发达经济体的货币供给机制内在地连为一体。因为货币互换不仅涉及互换国之间的货币流动,而且涉及彼此间货币的汇率安排,进一步则涉及互换国之间宏观经济政策的深度协调。这种安排的长期性、无限期和多变化,其实已经十分清晰地显示出发达经济体对于未来国际货币体系发展趋向的偏好。未来的主流货币是什么?也许不是美元、人民币等某种单一货币,而是这种新的方向,是发达经济体的货币互换网络。而在这个体系里,我们也是被边缘化的。

  这两大国际新规则,其实是对中国未来战略布局巨大的约束。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国际治理新规则就在逐渐形成。发达经济体在危机刚开始的时候,已经在做全球新的战略布局,棋子已经摆好了。尽管我们强调要抢时间,要抢占制高点,强调危机以后,改革其实就是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了,但在现实中,发达经济体还是走在前面了。面对新技术革命与国际新规则可能形成的对中国的“包围圈”,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位置如何保持?一旦我们被国际分工体系边缘化,我们就将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增速下滑:规律与改革

  三联生活周刊: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与我们的潜在增长速度之间是什么关系?

  张晓晶:这个问题,学术界也有分歧。有一种观点是,现在经济增长速度下来了,从以前的9%~10%,下降到7%~8%,下降了两三个百分点,但是之前设想的恶劣局面并没有出现,整个社会的就业状况,比如登记失业率、调查失业率都并不是很高,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的潜在增长水平也就这么多了,而4%~5%左右的失业水平或许就是一个自然失业率水平。这就意味着,我们现在的现实增长率和潜在增长率基本一致了。如果要超过潜在增速,反而会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我们的潜在增长速度,就是7%到8%之间,这和以前的观点是有很大区别的。但也有一种更激进的观点,认为我们现在的增长速度已经超过潜在经济增长速度了,现在是过度就业了。

  我个人的判断是,未来的经济增长下滑,将会持续很长时间。但是,有一点必须澄清,我们不会一下子跳水式下降,而是台阶式下滑。日本当年的经济增长下滑也是这种方式,9%持续了很长时间,后来下滑到5%左右,又迅速下到2%~3%,现在连1%都很难起来;美国很了不起,年均增速3%持续了100多年。现在潜在增长水平仍在2%~3%。欧洲现在的潜在增长水平比美国要低1~2个百分点。发达经济体全都走过这样的过程。

  三联生活周刊:对于经济增速的放缓,我们现在的经济发展方式,有足够的抵御能力吗?

  张晓晶:经济增长下滑,我们的整个结构,包括体制机制,是否能适应?的确存在很多问题。但现在的首要问题是,我们的政府需要认识到,经济增长下滑是个经济规律,要按经济规律办事。不能把经济增长下滑与执政能力对立起来,不要过于强调中国的特殊性。从长周期的视角,增长不可能以恒定的速度永远持续下去,尽管在新古典增长理论中可以假定外生的技术进步,从而获得稳态的经济增长。但这种稳态增长是“假定”出来的,现实中的增长有快有慢,有高有低,甚至有时候会停滞倒退,这才符合增长的周期。内生增长理论的出现并没有打破增长的周期,它只是通过知识、创意、人力资本等的报酬递增,使得原先被假定出来的增长有了一个更为可靠的理论基石、增长被内生化而已。从某种意义上,增长的周期就像是一种宿命,尽管你千方百计想修正它,但你所能改变的在历史长河中却是微不足道的。

  借助国际比较,高增长必然会遭遇调整这一点就能看得更为清楚。由诺贝尔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Spence)领衔的增长与发展委员会(2008),总结出“二战”后经济增长率超过7%、持续增长超过25年的13个成功经济体,它们分别是:博茨瓦纳、巴西、中国、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马来西亚、马耳他、阿曼、新加坡、中国台湾和泰国。考虑到博茨瓦纳、马耳他、阿曼人口规模都非常小,余下10个成功的经济体几乎都无一例外地经历了危机:这包括巴西上世纪80年代初的债务危机,日本80年代末的金融泡沫破灭危机,以及其他经济体90年代末遭遇的亚洲金融危机。进一步分析发现,经历危机但成功跨越的经济体有:日本、韩国、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而遭遇危机后止步不前的有: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巴西;中国是特例,没有遭遇危机重创,但也还没有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就是为什么,一些外国专家学者预言未来中国遭遇危机的概率接近于1的原因。

  中国经历了30年的快速增长,但我们也专门做过研究,亚洲许多国家和地区,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等等,在金融危机之前,都经历了27年到33年之间的经济快速增长,中国有自己的特殊性,但并没有特殊到完全超越历史样本,我们要尊重长周期增长的经济规律。

  三联生活周刊:如果经济增速下滑已经是必然趋势,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张晓晶:在企业层面,增速下滑,意味着需求的减少,企业必须做出重大调整,它必须认识到下滑局面是长期持续的,利润增长水平各方面要调整,产能过剩要尽快处理。企业必须掌握更多的信息,对未来做出判断,哪些是产能过剩的领域,哪些是未来会有空间的领域,从而做出调整,寻找出路,寻找中速增长时期的盈利模式。

  在政府层面,如何应对增速下滑,也就是宏观政策的选择。我认为政府不能一味通过刺激性政策,试图超越潜在的经济增长速度。我们的潜在增长速度只有这么多,再刺激,结果就是通货膨胀、结构扭曲,是以后的更多坏账。面对增速下滑,最根本的还是要回到供给层面做调整,强调供给管理,从劳动力、技术、资本这三方面来改变。在这方面,西方发达经济体其实有许多可借鉴的经验。比如美国走出滞胀危机的做法,1945~1971年石油危机之前,美国的增速很快,是5%左右,遇到滞胀危机,就全下来了。里根政府就采用了一些刺激供给面的政策,比如打破垄断、撤销航空管理委员会、拆分电信、政府“瘦身”、加速折旧、推动资本形成、减税,等等。

  政府的“救市”,还是应该在供给面上做文章,而不只是拉动内需。供给面的调整,才是关系到中长期发展的根本举措。这些问题,最后都会回到改革上,供给面的调整,其实最根本的还是要推动体制的变革。所以对于我们来说,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改革,推进机构改革、国企改革、下放审批权、“负面清单管理”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只有真正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才能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推动经济的持续增长,这才是核心,其他都是一锤子买卖,4万亿计划也是一锤子买卖,不良后果也呈现出来了。

  2013年政府层面对经济没有大刺激,有“微刺激”,还是要保增长,包括今年也是一样。所以必然也还是会出台一些需求面的刺激政策,但供给面会强调得更多。回头去看2013年的政策,至少是能看到政府的改进努力,包括减少审批、如何吸引民营资本、如何让国有资本多元化等方面,都有一些举措,这些是好的迹象,是真正在推进改革。

  三联生活周刊:关于经济增速下滑,最频繁听到的就是“高速增长时期累积的财政金融风险”将会显现出来。这种风险到底应该如何理解?

  张晓晶:打个比方,假设一个人的月收入是1万元,月供是5000元,在正常情况下,家庭经济运转没有问题。如果经济增长速度下来了,企业效益不好,就意味着收入会减少,比如收入只有5000元了,那怎么过日子,房贷怎么办?这就是风险,就是银行坏账。这是个人层面,放大一点,到政府层面,就是地方融资平台,各种项目打包贷款,每个月同样是要还利息给银行的,如果经济增长放缓,效益下降,融资平台的债务在不断累积,但又没有现金流去还,结果会是什么?破产。这就是债务危机,2008年以来的债务危机就是这样,都还不起钱,经济就无法运转,大家也没事干了,失业了,这是恶性循环,是资产负债表危机。

  2011年,中国社科院成立了专门的“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课题组,组长是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副院长李扬,我是副组长。我们的课题组通过研究发现:2007~2011年,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在急剧扩张:国家总资产从294.7万亿元增加到546.5万亿元,总负债从118.9万亿元增加到242万亿元;而净资产则从165.8万亿元增加到304.5万亿元。这三个指标在5年内几近翻番,且增长速度快于同期名义GDP的增幅。国家整体的资产负债率,即总负债与总资产之比,总体呈上升趋势,特别是在受到金融危机影响比较大的2009~2010年两年间,上升幅度较大。这表明,在国家资产形成中,对债务融资的依赖有所上升,进而造成债务风险相应提高。

  国家净资产增加额持续小于当年GDP,表明并不是全部的GDP都形成了真正的财富积累,换言之,在我们产出的GDP中,有一个相当大的部分是无效的。这是因为,GDP指标存在某些先天性缺陷,一些无效投资(对应的是产能过剩)甚至破坏资源环境的活动,都被计入GDP了,在财富形成中要将这些剔除。以2010年为例,净资产增加额与GDP的差距高达7.5万亿元,占当年GDP的18.7%,虽然不能断言这7.5万亿元都被浪费或损失了,但至少表明这一年GDP的质量大有问题。

  2012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加总的债务接近28万亿元,占当年GDP的53%。如果分部门来看,截至2012年末,企业部门杠杆率(债务占GDP的比重)已达113%,超过OECD国家90%的阀值,值得高度警惕。这构成了中国债务结构的突出特点,这种状况与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和金融体系以简洁融资为主的特点密切相关。如果将非金融部门、居民部门、金融部门以及政府部门的债务加总,那么全社会的债务规模达到111.6万亿元,占当年GDP的215%,这意味着全社会的杠杆率已经很高了。为了给经济发展创造一个稳定的环境,去杠杆化在所难免。

  我们的研究显示,国家资产负债表近期的风险点主要体现在房地产信贷、企业债务、地方债务以及银行不良贷款等项目上,而中长期风险则更多地集中在对外资产以及社保欠账等项目上。无论哪一类风险,都与当前的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密切相关。应对或者化解风险的最佳途径,还是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实现健康、高效率、高质量、可持续的增长,归根结底,这又要回到改革的问题

  人口老龄化,人口红利减少,是我们从现在起就必须面对的发展难题

  数字解读:服务业的比重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注意到一个数字,2013年我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达到了46.1%,第一次超过了第二产业。这意味着什么?

  张晓晶:在“十二五”规划中,服务业的发展是一个目标,但它是一个预期性指标,是一个我们希望达到的数字,并不是一个约束性指标。现在这个数字第一次超越了第二产业,看起来是经济结构调整的一个成绩,符合我们的既定目标。但这是否意味着我们的经济结构调整得到了很大改善?我认为还需要更具体细致的分析,不能太高估它的积极作用。

  三联生活周刊:那服务业比重的上升背后,具体有哪些推动因素?

  张晓晶:首先,在经济增长减速的情形下,会出现第二产业发展慢一点,其他发展快一点的情形。我们在研究中发现,中国经济发展的周期波动中,服务业发展速度比制造业快,往往是在经济发展形势不太好的时候出现,当制造业因为种种原因受到比较大的冲击,出口不畅、产能过剩的时候,相比之下,服务业就会显得势头要好一些。其次,是结构性减税的影响。这对于服务业的发展有着推动作用。比如说增值税转型、抵扣一些固定资产投资购进的成本、营业税转增值税等等,政府出台了很多支持服务业的政策。还有就是房地产业的发展也抬升了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服务业的发展,其实是一个渐进式的发展,只不过去年在数字上体现较明显而已。所以,第一,我们不要去高估它;第二,确实有这些经济和政策因素,造成了服务业发展得比较快;第三,我想讨论的更重要的问题是,服务业比重真的越高越好吗?

  三联生活周刊:你如何看待服务业与制造业的比重问题?

  张晓晶:现在很多地方都把服务业发展作为一个重要目标,强调要大力发展服务业。但是我介入的研究,更倾向于这样一个观点:结构本身是市场配置资源的最后结果,它不应该是一个目标,不应该是一个既定追求的目标。我们说要发展经济,持续发展,还是想要把资源优化配置,不同的产业结构,不同的资源配置,结果可能是不同的。过去,我们农业多一点,后来是工业化发展,这是好事,因为农业生产率低,工业生产率高。一个初中文化的人,在农村种地,一年收入几千元,到了工厂里,收入可能是几万元,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0倍。人还是同一个人,仅仅是从传统生产部门配置到了现代生产部门,他的劳动生产率就提高了10倍,而整个经济增长率也一下就上去了,这是过去30多年在中国发生的真实故事。

  现在,我们朝着另外一个方向发展,转向服务业。服务业的大发展,并不是新鲜事,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就出现了,当时一些主流学者也在分析,这样的转型好不好?当时整个西方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都下来了,里面当然有很多原因,不过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从制造业转向了服务业,而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低。这个低很好理解。举个例子,一个弦乐四重奏今天花在训练方面的时间,与几百年前几乎是一样的,这就是说,城市生活所需要的这些传统的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百年间几乎是没有什么变化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余地很少。当然,后来学界也有反对意见,认为服务业不止这些传统范畴,还有一类是现代服务业,比如电信、金融、物流等等。我们也看到,世界范围内现代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的确在提高。但是我们也必须注意到,中国的现代服务业劳动生产率虽然有所提高的,但并没有高过制造业。为什么?因为这些领域基本都是被垄断的。

  三联生活周刊:按照你的分析,这是我们在发展服务业时最现实的困境:传统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不太可能提高,而劳动生产率能够提高的现代服务业,又基本都被垄断了?

  张晓晶:是的。在目前的情形下,特别是还没有把垄断放开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只盯着服务业发展,我们能看到的将只有一个结果,就是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我们现在的增长速度下降,跟这个问题直接相关;可以说,由于服务业的比重占得更高了,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反而变得更慢了。我说的理论,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出现了,只是90年代中后期美国新经济发展起来以后,也有人提出反对,认为服务业劳动效率的外溢效应没有被统计进去,是个统计学问题。但即便如此,从全球来看,进入服务业大发展的时代,进入消费为主的时代,对不起,经济增长就会下降。我们要从这样的大格局来看服务业的发展。

  三联生活周刊:所以产业结构的调整,并不等于单纯追求服务业的占比不断的提高?

  张晓晶:只要能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符合当前中国的国情和要素禀赋,占比高的是第二产业也可以,为什么非得是第三产业?这个观点,我们在调研中,跟很多地方政府都有交流,现在很多地方基本也是能够接受的。我参与了发改委“十二五”规划的评估,也在参与“十三五”规划前期的一些工作,这是我们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产业政策你应该干什么?不断推进服务业在GDP占比中的提高,有点似是而非。不只服务业占比,其他的如消费比重、城镇化率等,道理也都是一样的。比如城镇化率,难道达到了一定的数值,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吗?城市乡村就能实现一体化的和谐发展了吗?其实那个“率”本身并没那么重要,关键还是在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就像我之前强调过的,结构本身是市场配置资源的最后结果,它不应该是一个目标,不应该是一个既定追求的目标。资源得到了优化配置,经济得到了平稳发展,老百姓的生活得到了真正改善,才是我们的目标。

  也有观点说,服务业占比一提高,我们的就业就会上升,这也是个似是而非的观点。服务业占比和就业率,这是两码事。很多服务业在吸纳就业方面,并没有那么大作用,这些都是有专门研究的。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很多是资本密集型,并不需要那么多人。指望服务业来全部解决就业问题,很多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

  从世界历史来看,真正推动全球技术进步的,不是服务业,而是制造业。过去的多少次重大技术革命,没有在制造业中完成的,恐怕就是互联网。但国际主流学者怎么看?他们认为互联网也只是第二波产业革命的一个余波,一个副产品。当然现在热衷于讨论大数据,说无尽的信息与分析,使得商家能识别客户的个性化需求,企业销售业绩就能大幅上升。但这种分析忘记了一件事,即整个市场份额是有限的,客户的购买力也是有限的。当这个商家利用大数据获得了市场份额,其他的商家就会失去这个市场份额。这叫零和博弈,整个经济不会因此而大幅增长,只是在分配上有了变化而已。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发达经济体在制造业上的回归。第三次工业革命意味着什么?页岩气革命、3D打印机、数字化制造,这些技术创新都是在制造业里解决的。所以,不要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制造业和服务业,一想到搞工业就是污染、落后、产能过剩、解决不了就业,一说服务业,好像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事情不是这样的。一定要记住一点,相对而言,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是比较低的。转向服务业是市场选择的结果,不能是政府的强制推行。当然,打破垄断、撤销服务业发展的障碍是有必要的。同时,制造业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大背景下,仍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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