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挺李克强6日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
开篇六问：
第一问：民营企业为改革开放到底承载了多少负担？
第二问： 民企家们为何跟政府打交道倍感“头疼”？
第三问：中国民企为何会陷入相互残杀式的恶性竞争？
第四问：若没有民企垫背，国企能存活多久？
第五问：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消纳了多少农民工？
第六问：到底有多少领导真情真心地关注关心民企？
如果要对以上六个问题做个总结判定，笔者的看法是：中国民企生存空间太狭小、氧气太稀薄，活得实在太苦太累太憋屈；“国家”既离不开他们而有些人的心胸似乎又容不下他们，但是他们的心胸永远容得下自己的祖国。
毫无疑义，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市场规律一直在为民营企业“撑腰”，而政府一直在为国企“撑腰”，民营企业反过来又在为国企垫背：提供着国民百分之八九十的生活必需品的生产供应，结束了中国的短缺经济时代；承载了大量的就业人口，极大地缓解了就业危机；大规模出口创汇，做强了国家主权实力；源源不断地提供着“纯纳税”（没有国有资本投入扶助的纳税）。总体来看，过去20年来，民间投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已从30%上升到60%，而这60%的投资是在怎样有限的市场空间完成的，而且投资的有多累、有多苦，只有民营企业家的良心知晓。由于政府是物质资源和资本资源的唯一掌控者、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和游戏参与者，因此市场化的力量一直大大“屈服”于政府行政力量，也就是说：有形的手太过强大并大大弱化了无形的手，因此为民营企业撑腰的市场规律，虽然孕育着极大的潜能，但是始终被体制和行政权力严格限制在很有限的活动范围。
前不久，笔者期回国考察了半个月，接触了一些民营企业家和国企高管，跟他们交流后，内心隐隐作痛。不少民营企业家如此感叹：经济形势实在不好，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制度环境令人后怕，真想换个活法 。一位颇有身价的民营财团董事长说：别看我们被媒体忽悠到台前幕后得瑟，其实，我们本质上还是“土老帽”，骨子里不想离开中国，谁愿意跑美国去当孙子？我们也没有人家李嘉诚的本事，把大量资产转到国外去经营，我们最多是给孩子和家人在海外留条后路、留点学费和生活费。我们除了宴请政府官员不得不大手大脚外，平时出差、商洽，每笔支出都精打细算，当我们看到国企大佬肆意挥霍、吃喝玩乐，的确很心疼。
说实在的，在目前形势下，我们很多民营企业都是在非常艰难地苦苦支撑着，只要不亏甚至微亏，大家都挺着，都在盼望经济形势一天天好起来。但是，政府每一次动辄数万亿的投资，看似在激活市场，缓和和消解经济矛盾，但是巨额行政投资到底救了谁、肥了谁？民营企业能得到什么好处？每一次数万亿的投资经过短暂的循环后，资金和利润该留到谁腰包还是流入他们的腰包，民应企业最多时出苦力、喝稀汤而已。一位民营企业家形象地说：跟国有企业比，我们就是趴在地上铺路的，他们才是踩踏着我们身体的前行者；无论从政策、资源还是资金和机会，我们的生存空间已经很狭小，而且氧气稀薄；我们的苦、我们的难、我们的心酸、我们后怕，李克强知道吗、习近平明白吗？
然而，与此形成明显对比的是：国有企业的高管层则是一种“坦然淡定、笑看红尘”的态度。一位央企财团控股的上市公司总经理发牢骚说：“不懂人力资源的管人事，不懂经济的做决策，能干事的不安全，想干事的没机会；经济形势好的时候做假账埋没利润，经济形势不好时，做假账埋没成本；真心做事的人是非多、麻烦多，投机取巧的人员好、升得快；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只要共产党不倒台、只要政府不破产，日子挺好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退一万步，即便是出现社会大动荡，顺势而退，在地球上找个偏僻的地方养老还是很容易的事。
日前笔者在洛杉矶遇到国资委下属的一家上市公司的老总，当他谈到蒋洁敏腐败案时感叹道：蒋洁敏本来就是“带病”上岗，挺他的人非同小可，不挺也不行，利益立场使然；我们这些上市公司老总，不得不把大量心思用在搞好上下关系，有三分之一的精力搞工作就不错了；如果打破垄断，跟民企平起平坐，恐怕我们早喝西北风去了；其实办法有的是，国资委不要一手遮天，只要当好出资人持股就行了，然后把股权折价给民间资本，这样做既可以救国企，也可以消除资本属性的不平等，但代价是既得利益者的好处会被削掉。”
总体来看，现在中国市场已经完全开放的竞争性行业，市场化程度最彻底，而且主要是民营企业支撑着：民营企业提供着约90%以上的衣食用生活必需品，不仅保障着市场的丰富供应、保障着国民经济的最基本的循环，也承载着大规模的就业人口；但是，他们的生存发展环境日趋恶化。假如他们当中有四分之一的人“真正活明白了”放弃出力不讨好的艰苦创业，去追求安逸的生活，他们自身的身体会更健康、个人及家庭生活品质会更好，但是，会对社会造成更大的产业缺失和就业负担。
客观来看，中国民营企业已走过30年艰难历程，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民营企业事实上已经成为保证国民经济良性运转、承载就业的坚实基础，已经扮演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替代的角色。据国家工商总局的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中国民营企业已达5651万户，GDP总量占到全国一半以上。但是，随着国内外经济局势的持久疲软和国内经济及政治环境风险预期的加大，民营企业家门倍感生存环境日趋恶化。中国民营企业虽然在企业数量、拉动就业、GDP贡献和技术创新等层面都已超过国企，但近年来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日趋窒息，其根源是多方面的。
不少有识之士疾呼：民营企业已到了非松绑不可的地步，需要政府为民企提供更多空间。
一、政府部门及体制内公务员，对民营企业的偏见或歧视心态，依然深刻在骨子里，这从为民营企业服务的心态及态度上表现得十分明显。从根本上讲，这是传统观念或传统计划体制对民营企业形成的“伤害”惯性。如果没有利益层面的表示和重要领导打招呼，民营企业要做成一件事情，非常困难。正如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义平说：“现在民营企业还被歧视，这种歧视是根深蒂固的歧视，是骨子里的歧视。”比如，某地政府就一幢标志性大楼的自动控制系统招标，广州一家民营企业也参加了竞标，本来整个招标过程是非常规范的，技术指标过关之后就看价格。然而由于其他的竞标者都是国企，偏偏在投标过程中，某领导的一句话：“他是民营企业，可不可靠？”于是，这家民营企业就无奈地出局了。但问题在于，这种歧视是任何现行法规都控制不到的，这种观念仍然弥散在社会经济的每个角落。
二、民营企业融资问题、行贿问题不可避免，民营企业家越来越在乎“个人及家族安全”问题，湖南曾成杰案的负面效应越来越大。融资“找钱”一度成为民营企业的噩梦，尽管有若干政策扶持，但是越来越开明的政策往往像玻璃门一样，让民营企业看得到却很难进得去。无论是银行贷款还是风险投资，都让民营企业热切的眼神在无限期望中渐渐黯淡下来。于是，一些中小民企只好无奈地转向民间高息借贷，赶上了好时机，企业经营倒还能还本付息。一旦市场环境有变，往往就还不上欠款，情节轻者，如跑路老板则被“请回”；稍为严重一些的，视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狠狠地挨板子；最严重的，弄不好因为某种原因而演变成“集资诈骗”，无情地被玩死。十年前河北的孙大午是这样的，两三年前的浙江吴英是这样的，今年7月12日刚被处以死刑的湖南曾成杰传言称也是如此。在这样的社会生态背景下，“个人及家族安全”问题越来越引发中国民营企业家们的忧虑和关注，其负面效应不容忽视。民营企业家还有一个行贿等所谓原罪问题。中国民营企业家有两宗原罪：上世纪80年代，主要是赎买国有资产过程中切割不清；从90年代中后期，则是通过贿赂获得国企的大笔订单。举一个例子，虽然今天远望谷公司已是中国射频识别技术领域的寡头企业，但像远望谷这样的寡头地位并非朝夕可成。在上世纪90年代初创业之时，几家企业的技术大同小异；那时，谁能获得大额订单，谁赢利能大幅增长，谁能上市，谁就能成为行业中的巨鳄。不行贿做不大，行贿之后度日如年，难道这是中国民企的阿喀琉斯之踵？自去年11月来，远望谷董事长徐玉锁（明星级民营企业家），因“涉嫌行贿”闹得资本市场人心惶惶，引发多版本揣测。然而事情至今尚未定论，媒体通过徐上个月在深交所减持远望谷近5%股份的行为来推断，称徐玉锁似乎已恢复“自由身”。近些年来，行贿魅影时不时缠绕民企老总们，“往往是官员落马带出民营企业家行贿问题，然后民营企业家又带出更多的受贿官员”。要知道，现在有一些部门或官员故意刁难民营企业，也是会促使民营企业不得不行贿的又一大诱因。
笔者对上述问题的看法是：按照现行法律及体制，不能说民营企业没有违规违法，但不可否认：民营企业为了生存发展，必须寻求生存的“突围”之道，而现行体制及制度环境，把民营企业逼迫到唯一可以选择的“不法”路径---这到底是制度的“过失诱导或者过失驱使”呢，还是民营企业家的原罪。打个比方:制度迫使一个人犯了死罪，若把这个人枪毙了，就等于个人承担了百分之百的责任，而制度依然“无罪”，并继续驱使其他人亲赴后继地“犯罪”，这是怎样的法治逻辑呢？
三、经济政策的不公及国有垄断加剧，使民企生存空间日趋狭小，并陷入相互之间的恶性竞争。政策不公是限制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最大瓶颈。2010年国务院“新36条”发布后，发改委组织了一次主题为“民营资本如何在垄断行业生存发展”的研讨会，青岛某民营企业家做了一番言辞激烈的发言，直指中国民企所遭遇到的不公正待遇：“我不奢求政府能给我们特殊政策。从航空产业来讲，政府只要给民营企业同等的待遇，能够保证民企和国资在一个起跑线上起步，民营企业的发展绝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国有垄断近年来愈发强势，人为设障市场准入，限制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有关资料显示，目前中国企业经营的80个行业中，允许国内民营企业进入的仅约40个。而与此同时，中国民营企业还必须“带着镣铐与强大的外资共舞”，众所周知，在华外资企业不仅拥有雄厚的资金技术实力，至今仍享受某些“超国民待遇”，这是畸形内部竞争体制对民企的摧残。斗不过国企，玩不过外资，民企生存空间日趋狭小，陷入相互之间“窝里斗”的恶性竞争。
其实，西方很多反倾销案背后是中国民企“自相残杀”的结果。一些出口外向型企业，为了抢占海外市场，为了完成出口任务拿到政府补贴和优惠，这些企业之间不惜自相残杀或将产品低成本出口。这种恶性竞争行为，在败坏市场生态、杀伤同胞企业的同时，也授人以“倾销”的把柄！以近来中欧光伏贸易争端为例，其实，此事件真正肇始于中国政府先前对光伏行业的大举补贴，造成光伏企业爆发式发展。国内市场容纳不下后，产品就得出口外销。但由于有政策扶持加补贴，这些光伏企业竞相“拼跌”价格，很快引发欧美国家的不满，于是光伏贸易战不可避免。这种血淋淋的竞争的背后，是民营企业处于狭小市场空间的“自相残杀”，难道不值得政府反思？
四、民企参与国际竞争底气不足、经验不足，且得不到政府强力支持。而国有企业的国家化策略，大规模浪费资本，效果却不佳。在中国的对外投资中，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的分量占了很大比重。中石油等国有垄断财团对外投资造成的巨大损失，已经浮出水面。国企的海外投资之旅屡战屡败，其国际化经营能力总体上较弱。据《法治周末》2010年12月报道，“中投公司刚成立就迫不及待地向黑石公司甩出30亿美元，至今仍浮亏60%；接着认购摩根士丹利的股票，刚满一年就亏本卖掉其中一部分。”中国铁建2010年在沙特轻轨业务上巨亏40多亿元后，只好选择退出。2011年利比亚战争爆发，国内媒体报道称，中国国企在利比亚受损188亿美元，此损失更是让人瞠目结舌。或许真实情况并非市场传言那样可怕，但至少说明，国有资本对外投资的败家子作风确实不少。笔者曾经参与多家跨国财团的对话投资项目第三方投资论证顾问，比照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中国国有资本对外投资的软肋重要体现在：一是严重缺乏国际投资人才、经验和市场预测分析的科学方法；二是不善于引入风险论证；三是严重专断的行政化决策机制导致变相决策渎职，而缺乏决策责任承担者；四是缺乏决策失误及灰色运作的追责机制。而对于民营企业而言，虽然也缺乏经验和人才，但至少在其他方面有较强的风险防范机能。
而中国民企的对外投资，除了吉利收购沃尔沃、三一重工在德国建造研发及制造基地、力帆在东南亚开设工厂等少数样本，可圈可点的成功范例也并不多见。究其原因，既有中国民企尚且年轻、创新能力不足、海外经验缺乏等自身因素的制约，更有近年来“国进民退”以及政策落实不力等因素的羁绊，尤其是中国民企在海外资源的获得、对外投资的审批、金融支撑、外汇及财政支持等方面，和国企尤其是央企，已远远不在一个起跑线上。国际化是中国民企发展战略的选择，如何为民营企业“走出去”提供有效的政府联系、项目对接、金融支持、人才引进、权益维护和国际合作服务，已变得日益紧迫。
综合来看，中国企业的国家化水准和步伐必须与中国生产力水平相一致、与中国市场经济的相对优势相匹配，超越这个准则，必然要吃大亏，因为欧美几百年来工业革命、技术革命及城市化文明的积累，不是“暴发户心态”可以想当然地超越的。
五、僵化的金融体制和日益匮乏的资本资源，使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陷入“缺血”状态。
中国不彻底的或者说及其扭曲变异的市场经济环境下，金融体制的基因是计划经济的灵魂，处于资本资源垄断地位的几大超级银行财团，与国有企业有天然的血脉关系，而对民营企业则有天然的排斥功能。这是僵化的金融体制决定的。近十多年来，国有银行与民营企业关系似乎亲近了许多，但是处于资金饥渴状态的民营企业若要获得国有银行贷款，通常需要很给力的人脉关系和地方主要领导搭话。尽管如此，民营企业若没有“硬铛铛”的、银行认可的担保抵押，要获得贷款几乎没门儿；而可以轻而易举获得国家投资立项的国有企业，银行争着投怀送抱。
有必要特别说明的是，在后现代工业化阶段，产业技术创新、裂变的频率越来越高，而技术的生命周期越来越短，当高度敏感的民营企业家遇到稍纵即逝的市场机遇时，首先想到和渴望的是资本。资本不仅是企业的血液，也是产业创新升级的砝码。但是，越来越多的中国民营企业家，在很多时候、很多情况小，面对机遇却徒然悲叹，只能无奈地在资本市场的大门外狠狠跺脚。深圳华某集团公司的刘先生表示：“自己的企业虽然身在资本市场，股民眼巴巴的盯着资本市场的“窗子”，已经八年不能向公众进行融资，很多发展的机会都放弃了；我们应该反思：资本市场应不应该成为政策调控的工具？调控政策使企业丧失直接融资的能力和渠道，就好像一个人的成长失去了造血的功能。”
国有银行大财团之外的几家中等规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其核心信贷业务首先要关照的是大股东和有限的老客户的资金配置，面向外部的民营企业的放贷，条件更苛刻；而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所属的城市商业银行，其业务主要是围绕着地方政府的指挥棒转。地方一些国有企业在政府支持下，还可以用地方政府财政信用做担保从银行贷款，而对于多数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而言，则不具备这样的特殊待遇。即便是近年来，地方政府搞的一些产业扶持项目，民营企业可以低息或贴息获得政府扶持贷款，但是条件相对苛刻且金额很有限。总之，诸多主客观因素“逼迫”很多民企，以极大的代价和风险，通过民间影子银行借款。有的企业甚至不得不面向企业职工及家属“违法”集资。
在后现代工业化阶段，产业技术创新、裂变的频率越来越高，而技术的生命周期越来越短，当高度敏感的民营企业家遇到稍纵即逝的市场机遇时，首先想到和渴望的资本。资本不仅是企业的血液，也是产业创新升级的砝码。但是，越来越多的中国民营企业家，在很多时候、很多情况小，只能无奈地在资本市场的大门外狠狠跺脚。由于有“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的问题，一方面急需资金的民营企业没有应急的资本渠道；另一方面有投资能力的民因企业存在有钱无处投、想进进不去的现象。深圳华某集团公司的刘先生表示：“自己的企业虽然身在资本市场，股民眼巴巴的盯着资本市场的“窗子”，已经八年不能向公众进行融资，很多发展的机会都放弃了；我们应该反思：资本市场应不应该成为政策调控的工具？调控政策使企业丧失直接融资的能力和渠道，就好像一个人的成长失去了造血的功能。”(--节选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