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料之中，这次十九大报告，习近平总书记专门提到了“企业家精神”。

    报告称要“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

    为什么专门拎出来说呢？因为就在十九大前夕，9月25日，中央还首度发文提到企业家精神，内容是“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

    前后对照来看，无疑是一种呼应，体现了中央对于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的重视。事实上，在本次大会到场的2338名代表中，就包含来自中央企业、中央金融机构、地方国企、民营企业以及外企的（不包括来自企业的一线职工代表）的148名企业负责人。

   关注企业家精神，或许可以从他们的经历和现状入手。

资格

    什么样的企业家才能当选十九大代表？

    要承载上千万名党员的嘱托，政治过硬，显然是最重要的标准。

    根据2016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党的十九大代表选举工作的通知》，十九大代表应是共产党员中的优秀分子，带头尊崇党章、模范遵守党章，严格按照党员标准要求自己，具有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按照中央要求，十九大代表选举工作要严把人选政治关，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突出考察人选的理想信念、政治品格和道德修养。

    事实上，十九大代表中的企业家，很多就是“老党员”，获得过各项荣誉。

    比如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民，曾连任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十九大代表，同时他也是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此外，民企中，红豆集团的党建工作也有很强的样本意义。其党委书记、董事局主席周海江有31年党龄、连任十七大、十八大、十九大代表。2015年，中组部还曾发文，向全国推广其党建经验，称其“为全国民企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

    光政治过硬还不行，十九大代表选举还坚持“好中选优”的遴选标准。也就是说，你还得有突出的工作业绩。

    按照规定，这些当选十九大代表的企业家，不仅要经过推荐提名、组织考察、确定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名单、确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会议选举五个严格的选举步骤，还要经过“全面体检”——对企业、金融等方面的代表人选，还征求了工商、税务、环保等行政执法和行业主管部门的意见。

    用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张希贤的话来说，“这148名企业家代表，代表着共产党在企业战线的一面旗帜。选出的代表都是这些单位做出优异成绩的带头人、优秀的企业家，或者是一线的优秀的党建工作者”。

根基

    根据经济Ke统计，在当选的148名企业代表中，来自中央企业、中央金融机构、地方国有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的有121位，占比近82%。

    作为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机构，央企做好党建工作，无疑是拥护党的领导和维护企业良性发展的重要要求。而这两者本身也是相互促进、缺一不可的。

    曾一人兼任两大央企董事长，现为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的宋志平，对此就深有体会。按照他的经验，凡是党建工作做得好的单位，企业经营得也相当好；凡是出了一些问题的单位往往党建工作做得不好。

这一点，有着现实的教训。

    在改革开放的头三十年，国企发展普遍比较粗放，学习西方现代企业制度，建立董事会、监事会、理事会，国企党建曾一度被边缘化，党的领导也被弱化。企业发展，也遇到不少瓶颈。所幸，党的十八大以来，经过一系列实践探索，国企党建一改过去的低迷、弱化和矮化，呈现出新气象。

新时期，中央对此更是有了直接指示。

    2016年10月10日在北京召开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重大政治原则，是我国国有企业的光荣传统，是国有企业的“根”和“魂”，是国有企业的独特优势。

    新形势下，更多西方价值观涌入，国有企业受到的诱惑更多，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建工作重要性更甚。

    对此， 中央也提出了要求：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紧紧围绕全面解决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弱化、淡化、虚化、边缘化问题，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不动摇，发挥企业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保证党和国家方针政策、重大部署在国有企业贯彻执行。

民企

    除了121位央企代表，这次还有27位民营企业负责人当选党代表。为什么要在民企甚至外资企业设立党支部？

    关于这个问题，在19日上午的“加强党建工作和全面从严治党”记者招待会上，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齐玉也专门做了正面回答：“这符合法律的规定，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规定，凡是有正式党员三人以上的企业、农村、学校等基层单位都应当成立党的组织。”可见，在中国的企业成立党的基层组织，实在是再顺理成章不过的事情了。

    更有说服力的例子可能是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监察部部长、国家预防腐败局局长杨晓渡提到的通用的例子。通用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马格纳先生亲口说过：“我这个公司里，工作最好的是共产党员，秩序最好的是有党组织的车间。”

    虽然是七八年前的例子，但对于今天企业发展的示范意义仍然不可小觑。

   “民营经济在整个国家发展中占有半壁江山的地位，在党代表队伍中，给民营企业负责人27个席位，代表中国共产党对民营经济的重视和支持，也期望着民营企业在党的领导下，进一步好好发展。”张希贤分析说。

    在我国企业法人数量中，民营企业占90%以上。在吸纳就业、创造税收、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他们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数据显示，民营企业对我国GDP贡献率高达60％以上，提供了80％的城镇就业岗位，吸纳了70％以上的农村转移劳动力，新增就业90％在民营企业，来自民营企业的税收占比超过50％。

    时至今日，民营经济已经由从前国有经济的“有益补充”，壮大为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如此大的体量和影响力，必然要在党的指导下，才能科学、合理地从事各类生产活动。

使命

    那么企业家精神到底指什么，为什么要弘扬企业家精神？

    回到十九大报告关于“企业家精神”的表述，习近平说要“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这其实就是在强调企业对于经济建设的重要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也曾明确指出，市场活力来自于人，特别是来自于企业家，来自于企业家精神。而前面已经说到，就在十九大召开前夕，9月25日，中央还首度以专门文件弘扬企业家精神，文件不仅从宏观层面上点名了培养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性，还非常细致地给出了企业家精神的具体表现，包括干事创业、爱国敬业、遵纪守法、创新发展、敢于担当、高效务实等。

    从现实意义来看，这次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在这种重要的历史关头，具有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的企业家队伍，无疑被赋予了全新的历史使命。而聚焦企业家精神，则更增添了一份时代意义。

   “我国18~64岁的人群有10亿人，他们对于国家创造财富起基础性作用、决定性作用。而这10亿人主要分布在各类企业当中，这就是企业党建的真实地位。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创造者怎样创造历史和财富，要通过企业这个平台来实现。”张希贤说。

    当企业命运和国家利益紧密结合，企业的发展空间无疑会更加广阔；而当企业的创新活力、发展活力被进一步激发，国家经济强盛也必然会拥有不竭的动力。

　　如果大中型企业是装入瓶中的大小石块，那小微企业则是那些将瓶中空隙填满的沙，在中国的经济生活中无处不在。超过90%的民营企业都是从小微企业发展而来，华为、腾讯、阿里巴巴……这些改变国人生活的大公司无一例外。如今，小微企业的发展却令人堪忧。

　　今天，《第一财经日报》齐聚政府、金融机构以及研究机构的“大佬”共商小企业发展大计。在他们看来，小企业所遭遇的困难千差万别，但却面临着共同出路——苦练内功。政府和银行能做的最多只是“扶上马，送一程”，企业的发展最终还要靠自身的“勤学苦练”。

　　划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

　　第一财经日报：2013年二季度中国中小企业发展指数(SMEDI)为93.1，比一季度下降2.1点，比2010年相比已低了很多，这是否说明最近这两年来，中小企业的日子并不好过?你认为中小企业所面临的发展环境如何?

　　李子彬：中小企业发展指数景气临界值是100，低得越多越困难，越高越景气。去年11月中小企业节在义乌开幕时，我说企业面临的严峻形势大概要两三年的时间，当时有经济学家认为我太悲观。如今一年过去，经济发展的情况证明我的判断是对的，企业外部环境的严峻还要持续到2014年。

　　当前，企业面临的环境严峻，经营困难。要改变这种状况，一是政府应该努力优化企业经营环境，二是企业自身要苦练内功，提升综合素质，实现创新升级。

　　朱岩：当前中小企业的日子是比较难过一些，江苏要稍好，浙江更严重。问题主要还是在整体环境，尤其是资金环境。

　　在各自领域里面具有一定领先地位的中小企业，政府对它们的扶持力度还挺大，但政府的很多政策并不真正鼓励那些小微企业的发展，它们生存下去确实有难度。比如安徽有些地方要求中小企业买30亩地并进行相关的配套，小企业很难达到这样的要求，因此，在政策环境上面，国家要做一些事;从资金关系上面，银行应该做一些事。

　　日报：近年来政府在扶持中小企业方面也下了不少功夫，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但效果有限，原因何在?

　　李子彬：我们曾经做过调查，能够感受到政府扶持政策收益的中小企业只有20%。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中央出台的某些政策地方政府不愿意办，比如减少乱收费，减少行政事业罚款，减轻中小企业税赋负担等等。实际上这一两年地方收费明显加大了，中小企业的负担很重。因为不收费，地方的财政收入就完成不了。

　　其次，政策本身含金量太小，听着高兴，挺热闹，实际上不解决什么问题，比如说企业年收入在24万以下的免税，也就是月收入2万。月收入两万哪里能叫企业?2万块钱按销售利润率10%计算，一个月收入才两千，只能养活自己，雇一个工人都雇不起。我不是说这些政策一点用都没有，起码对个体户有用，但受益面太小，与小微企业无关。

　　第三，有些政策制定时相关各个部门没有进行充分沟通，一个部门发文了，别的部门却不执行，政策在执行中被消极抵制。

　　此外，中小企业自己也有问题，政府到底出台了多少条利好政策，小企业也不知道，他们不好好学，也不知道去哪里找这些优惠政策。

　　朱岩：实际惠及的企业可能连20%都不一定到，因为中小企业的量太大了。只靠国家出钱的方式去做扶持，受益面毕竟还是太小了。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还是应让中小企业形成良性的机制，比如通过税收机制的调整，让企业实实在在地得到一些实惠。现在政府应该尽快在机制层面搭建出路，引导社会资金进军到一些有发展潜力的行业中小企业市场。

　　日报：各级财政这些年为扶持中小企业安排了专项资金，这部分资金的使用效率如何?还可以有哪些改进?

　　李子彬：中央财政中小企业扶持资金分为好几块，工信部、科技部、商务部都有。得到这些钱的主要是小型或是中型的高科技企业，几乎没有微型企业能够得到这个扶持基金。这个基金不是普惠的，受益面太小，我们曾经在福建省做过一次调研，受益面只有5%。

　　这笔钱总量本来就比较小，中小微企业对中国税收的贡献是50%，每年要交5万亿的税，拿出百分之一，也就是500亿来反哺它们也不算多。但实际上现在只有150亿。而且，这笔钱的使用效率也有待提高，“撒芝麻盐”的做法解决不了什么大问题。

　　日报：你认为政府应该如何优化企业的经营环境，政府在职能转变上是否存在误区?

　　李子彬：有机构研究，政府应该有八项主要职责，促进经济发展是其中一项重要职责。而我们的许多政府在履行这项职责时，还是秉承陈旧的观念，冲在第一线招商引资，扩大投资，造成市场的扭曲，使市场难以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各级政府在发展经济中，应该划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建立完善的生产要素市场体系，营造不同所有制企业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共同承担社会责任的良好环境。制定标准，加强市场监管，保护生态环境，支持创新，加强服务，提高工作效率等等都是政府应该做的工作。

　　深圳从1995年下半年开始整治“乱摊派、乱罚款、乱集资”，主要就依靠两条，一是收支两条线，各个部门到企业罚款收费的钱不能进你本部门，要交给财政局，各部门的办公经费由市财政局按标准全额拨付。“三乱”的利益链条被剪断了。二是市政府给每个企业发一个本，政府部门的人去都要登记备查。这两招非常有效，到1996年七八月份深圳的“三乱”就止住了。

　　直到今天，个别省份仍然存在“三乱”，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受到干扰。一些政府在职能转变上很多事情都没有做到位。

　　朱岩：地方政府不重视中小企业是不对的，不过我认为重视也要得法，在制定政策时要根据地域的特点充分考虑，而不是成立个中小企业局搞搞培训这些简单表面的政策，还是要有实质性的政策。

　　政府在制定中小企业政策的时候，还是应该多做一些中小企业意见的征集，要知道他们到底“痛点”在什么地方。现在小微企业的免征点(月收入)2万其实提到20万甚至100万都关系不大，减少的这部分税收对于政府来说只是一小部分，但可以帮助小企业渡过难关，把它们做活了之后，对中国经济总体来讲是非常有好处的。

　　日报：新一届政府上任以来，取消和下放了多项行政审批与行政收费，这对于中小企业来说是否是利好?

　　朱岩：当然是利好，尤其是对未来即将设立的中小企业来说利好更多，但对那些已经遭遇经营困难的企业来说利好有限。对于这类企业应该立即解决他们所面临的比如资金这类瓶颈性问题，其他都是隔靴搔痒，都解决不了问题。

　　破解融资难题

　　日报：小企业发展遇到的主要问题之一是融资难、融资贵，传统的金融业如何为他们服务?

　　樊大志：服务小企业一定要为他们提供定制化金融服务，这需要银行从传统的思维模式、运作方式、产品设置中解脱出来。

　　华夏银行(600015,股吧)自2009年确立“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商”的战略以来，已初步形成了以“小、快、灵”为服务特色的小企业专营、专业服务体制和运行模式。

　　小企业融资需求具有期限“短”、额度“小”、频率“勤”、用款“急”的特点，从而使金融机构开展小企业金融服务时，始终面临着情况“生”、了解“难”、分布“散”、见效“慢”的困难与障碍。对此，我们以“小、快、灵”的服务模式去打破这个瓶颈。

　　华夏银行的小企业金融产品创新在准入条件、第三方合作、操作规程等流程上进行了标准化;将企业主个人和企业资源充分整合，突破了单一依赖于抵质押的传统担保模式。目前华夏银行已有12类标准化的小企业金融产品为小企业提供服务。

　　比如，小企业融资大多数都是“急用”。华夏银行以小企业信贷系统2.0升级版为支撑，为小企业提供一站式金融服务，简化了业务审批流程，进一步提升审批效率。

　　在组织架构上，我们建立了覆盖全行的、专营小企业金融服务的网络。同时，将绍兴、常州分行转型为小企业业务特色分行，将支行网点转型为从事小企业和个人业务的主要渠道。在江浙这种小企业密集的地区，我们要让机构设置无限贴近小企业。

　　到2013年9月末，全行小企业客户超过22万户，全行小企业信贷余额超过2300亿元，小企业贷款增量高于上年同期，增速高于全部贷款增速，实现了“两个不低于”的监管要求。

　　李子彬：现在银监会出台很多政策要求大型国有银行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在目前中国小银行不够的时候要求大银行改善对小企业的服务这个要求是合理的，但肯定不能解决所有小企业的需求，这是机制本身决定的。

　　日报：你觉得中型股份制银行，在服务中小企业方面有哪些优势?

　　樊大志：金融机构做小企业的业务最初都是响应银监会的号召，但逐渐发现做小企业也会有很大市场空间和较好前景，这是银行业未来的趋势。如果现在没有一个体系化的准备，将来就会措手不及。

　　在我看来，客户结构中小化与华夏银行的风险管控能力、客户服务能力是相匹配的，这种“门当户对”的合作将是双赢甚至多赢的。

　　为此，华夏银行确立了“三中”定位，逐步实现客户结构中小化，即对公业务以中小企业客户为主要客户群体，打造“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商”;零售业务以中等收入客户为主要客户群体，打造 “大众理财银行”;机构建设以中等城市为重点，并逐步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投入。

　　下一步将做好“两个80%”工作，即动员全行80%的资源和员工去服务那些占比达80%、应该得到更好服务的中小客户、微型客户、个人客户、老年客户、社区客户。

　　朱岩：中型股份制银行虽然在走传统大银行的路子，但它们本身和大型国有银行相比，已经有很大的进步，它们主动开发出适应小企业特点的金融信贷产品，也取得不错的收益。另外一些新进入的像人人贷这样的金融机构，它们没有银行的影子，完全根据资金市场的变化情况做经营。对于这类的企业，政府一方面监管它的风险，降低它的风险，另外一方面要给它充足的政策环境，让它能够发展得起来。

　　日报：小企业的资金需求与银行的供给之间往往存在信息不对称，你认为如何找到优秀的小企业?

　　樊大志：这就像吃烧饼，如果烧饼是一个行业、一个地区、一个产业或者一个大的集团公司，依附在它上面的星星点点的“芝麻”就是需要重点服务的小企业。

　　我们依托核心企业、商会、市场、园区管理方等平台合作，借助他们的专业管理信息，通过自主研发的“资金支付管理系统”，整合资金流、信息流、物流，有效缓解信息不对称的难题，找到这些好的小企业。

　　同时，我们的小企业服务团队坚持本地化、专业化经营的原则，服务半径不能过大，倡导做小企业要熟人做熟事。

　　日报：在中小企业贷款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之下，小企业贷款的不良情况如何?从华夏银行来讲，这方面的风控具体有哪些措施?

　　樊大志：华夏银行对小企业授信业务给予一定比例的容忍度，实行差异化管理。我们将全行平均不良率作为小企业专营机构不良率的上限，只要不超过这个比率，就是成功。

　　我对中小企业信贷部有几条要求，一是在不良率上有稍高的风险容忍度，二是不以简单追求盈利为目标，三是以扩大客户规模、扩大服务覆盖面、提高对客户综合服务能力为重点。

　　小微企业要想实现持续发展，基本核心就是要实现风险和收益的合理匹配。只要这个基本点把握好了，小微企业不良贷款水平整体可控。

　　实践中，华夏银行紧紧围绕“平台金融”业务模式，改进风险管理工具，优化信贷业务流程，在促进新业务快发展的同时，有效提升资产质量。

　　华夏银行运用支付融资系统开发的“平台金融”业务，有效整合核心企业、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平台、市场商圈管理方、电商、物流信息平台等诸多领域平台企业的信息管理系统。在系统解决传统小企业融资“信息不对称、缺乏担保品”的基础上，有效控制信贷风险。

　　同时还探索建立小企业批量式全流程风险控制模式。通过制定统一的金融服务方案，实现授信调查、授信审批和放款审核等业务流程的批量管理。

　　自主创新苦练内功

　　日报：对于企业发展来说，最重要的是依靠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成为非常关键的一环，普遍认为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是比较差的，现在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是什么?

　　樊大志：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上遇到的主要难题之一是企业自身管理水平有待提高。我们在为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同时，也以与客户共成长为价值主张，从小企业客户需求出发，从一个简单资金提供者到探索提供包括财务顾问、税务筹划、管理咨询等在内的多元化综合中小企业金融服务。

　　已经连续进行四年的“华夏之星”系列活动就是我们在为小企业提供非金融服务方面的努力。现在我们正在开展第三届“华夏之星”中国小企业菁英训练营活动，邀请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为小企业主量身定制团队建设、财务管理、小企业融资、战略思维等方面的课程，帮助小企业“强身健体”。

　　类似的公益活动今后每年都将举办，我们在努力帮助企业实现融资需求的同时，帮助小企业提升软实力。

　　朱岩：首先是说人才瓶颈，这是中小企业的痛处，现在社会导向性不好，高端人才不愿意到中小企业里面去，而且中小企业在人才使用机制上创新不够。互联网已经提供像威客这样的模式可以实现全球人才共享，中小企业应该借力这种现代化的工具。

　　另一方面，中小企业在创新中所遇到的支持也不够，首先政府的支持不足是明显的，但更大的支持应该来自民间，如果能把民间对创新的支持与中小企业的创新打通的话，中小企业在创新方面的力量会更强。

　　国内整个社会的创新机制与美国硅谷相比仍然有很大的差距。创新不是仅靠一个企业和部门去做就可以，必须形成社会良性的循环。从生产创意到最后做出产品再到上市这个循环的每个环节都需要政府、学术界和产业界的支持，我们在创新机制上缺失的环节太多。

　　日报：你认为企业应该如何苦练内功，实现创新升级?

　　李子彬：在当前国际国内经济环境十分严峻、复杂、多变的情况下，企业外部和内部都面临许多困难和问题。但是，企业面临的最大问题主要来自企业内部。

　　企业自己不能“找死”，也不能“等死”，根本的出路就是苦练内功，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加强自主创新，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加快升级转型，中小微企业要走专、精、特、新发展的路子。

　　企业利润下降,甚至亏损，不能只怪外部环境不好，根本的原因还是由于企业本身的“低端制造”，粗放型经营。企业的产品必须不断升级，经营必须转型。加强研发和高端设计，培育品牌，通过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增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这是企业的生存之本，也是做强发展的根本。

　　国际金融危机已经整整五年了，世界经济复苏动力不足。有条件的企业应当抓住这个机遇，加快企业“走出去”的步伐，收购欧、美一些有自主知识产权、有品牌的企业或者研发机构，实现本企业在技术、品牌和管理方面的跨越发展，并扩大海外市场。可以说现在是几十年一遇的难得机会。我在广东、浙江、江苏地区见到过不少这种案例。

　　企业家要志存高远。建设强大的企业的过程，也是企业家的圆梦过程。并且随着企业的发展壮大，企业家自身的学识、思想境界也会不断提高。真正的企业家时刻都要有危机意识，学习意识。市场千变万化，竞争异常激烈，残酷无情。不能小富即安，只有不断创新、不断进步，才能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