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揭示一国实现繁荣富强的内在经济规律，是政治经济学的重要任务。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发展面临一系列问题和挑战，迫切需要构建面向21世纪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以引领人类社会未来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习近平经济思想，对中国经济发展伟大实践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理论总结，深刻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认识、把握和运用，不仅是立足当代中国的经济理论，而且是面向21世纪的经济理论；不仅是指导中国发展的理论，而且是具有世界意义的理论。笔者认为，当前我们有必要坚持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根本遵循和核心内容，在反思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范式的基础上，通过体系化学理化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构建植根中国经验、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普遍世界意义的21世纪政治经济学，从而为解决当今世界性问题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一、21世纪的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生产方式和交换关系，经济全球化进程在矛盾中曲折发展，经济发展失衡、贫富鸿沟加剧、生态危机频发等矛盾日益尖锐复杂。然而，肇始于“边际革命”、逐步数学形式化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其发展中有意无意地淡化了政治经济学的古典传统——即对价值、分配、阶级、权力和制度等核心问题的深刻追问，转而聚焦于抽象的市场均衡和个体最优，在解释和应对当今这些系统性、结构性的全球挑战时，显得捉襟见肘。而大变局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提出了挑战。当代资本主义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金融资本全球化、数字经济、平台资本等新现象，使得价值创造、剥削形式、阶级结构都趋于复杂化和隐蔽化，经典范式中的某些具体结论需要与时俱进地发展。更重要的是，如何系统阐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这一中国改革的伟大创举，以及中国式现代化对于世界的普遍性意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未曾提供现成答案。总之，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种回归政治经济学古典关怀但又能洞察新现象、超越传统范式、科学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矛盾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面向21世纪的政治经济学。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改革开放40多年来，特别是新时代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书写了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这片实践的沃土必然要求并催生理论的硕果。习近平经济思想，正是在指导这一伟大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它不仅系统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而且提供了一种超越西方传统现代化范式的发展路径。它向世界昭示，发展可以不以两极分化、生态破坏和对外扩张为代价，而能够实现平等互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时代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实践表明，习近平经济思想不仅能为中国发展提供科学指引，还具有回应时代之问、破解全球发展难题的世界性意义，闪耀着科学真理的光芒。

  纵观政治经济学发展史，每一次理论体系的重大飞跃都源于对划时代实践的深刻总结与反思。斯密和李嘉图的理论是对工场手工业鼎盛时期和工业革命初期英国实践的提炼，马克思的巨著是对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矛盾及其演变趋势的深刻剖析，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是对垄断资本主义新阶段的科学回应。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宏大历程，其规模之巨、变革之深、影响之远、特色之鲜明，已然具备了催生新理论的历史分量。当前，我们亟须将蕴含在习近平经济思想中的原理性、规律性成果，置于政治经济学发展史的长河中，进行系统性提炼、学理化论证和体系化构建，使之上升为严密的学术体系和知识体系，形成21世纪政治经济学，为经济学的创新发展作出贡献。

  构建21世纪政治经济学也是打破西方话语垄断、形成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举措。长期以来，国际经济学界为西方范式所主导，这不仅限制了中国学术话语权的提升，也影响了世界对中国的认知。构建基于中国实践、彰显中国特色、又能进行国际对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是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有助于国际社会更加全面、客观地理解中国发展的逻辑，也为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奠定理论基础。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看，这种理论建构不仅是对现实经济过程的反映，更是一种具有主体性和创造性的知识生产，能够重塑全球经济学的认知图景和价值取向。

二、构建21世纪政治经济学，是一项重大的时代课题，也是一项艰巨的历史任务。笔者认为，21世纪政治经济学，不应简单重复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也不应机械套用西方经济学的概念，而应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指引下，立足当今世界各国发展面临的普遍性重大问题，开展具有原创性和穿透力的理论探索，应该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个重要方面：
  
    一是发展的根本目的问题。西方经济学以“经济人”假设和资本增殖为逻辑起点，忽视经济活动的伦理价值，难以解决发展中的公平问题，这也是许多西方国家陷入“贫富分化”困境的重要原因。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调促进共同富裕、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不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目的论，而且将其落实到当代发展的实践层面，对如何在经济发展中处理好效率与公平、资本与劳动、市场与社会的关系，如何构建更加包容共享的收入分配体系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深入回答。面对“共同富裕何以可能”这一时代之问，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需要重新审视发展的价值导向和伦理基础，将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统一于经济发展过程，将经济发展成果转化为人民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凸显人民的主体地位。

  二是发展的动力机制问题。西方传统增长理论强调要素投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突出了科技创新、数据要素、人才驱动的新动能作用，强调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不仅继承了经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强调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最终决定力量的观点，更是面向21世纪揭示了生产力发展的新内涵。在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经济新形态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如何理解劳动、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的相对地位和组合方式，如何塑造有利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制度环境，是政治经济学需要回答的前沿课题。同时，也需要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审视数字资本主义的兴起、平台经济的劳动过程、数据产权的界定与分配等新兴议题。

  三是经济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没有离开政治的经济，也没有离开经济的政治。如何理解经济与政治的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尤其是理解其中政党、政府、市场的职责定位问题。西方经济学常常陷入“市场万能”与“政府干预”的二元对立，并默认“政党中性”。实际上，一些国家党争撕裂发展共识，每一次政党轮替后政策出现大转身，给国家长远发展带来不利影响。习近平总书记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提出，党是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根本保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这些重要论述，指出了强有力的政党对提高经济治理能力、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以及政府和市场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充分反映了上层建筑对经济发展的能动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取得辉煌成就，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正确处理了政府和市场关系。在21世纪政治经济学框架中，需要厘清政党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定位、市场与政府的边界和互补关系，探索国家在引导资本、规制垄断、防范风险、推动创新等方面的角色，从而建立更加高效合理的经济治理体系。

  四是国家与资本的关系问题。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是重要的生产要素，也深刻影响着政权运行。在21世纪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加剧、数字化加速等背景下，如何处理好国家和资本的关系问题，是政治经济学必须研究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一些国家正是因为资本无序过度扩张而爆发政治经济危机，发展长期陷入停滞。习近平总书记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作出了深刻论述，回答了如何既发挥资本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同时又通过法治化、规范化和宏观政策调控等手段，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当前，亟须从历史与制度比较的视角，分析不同类型国家处理资本问题的实践，提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与资本的良性互动经验，深化对资本规律的认识，提高对资本运行的治理能力。

  五是发展与环境的关系问题。传统工业化模式的突出特征是资源高消耗和环境高污染。当前许多发展中国家仍然被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所困扰。“以牺牲环境换发展”、“先污染后治理”是否是一种必然？如何才能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是21世纪政治经济学必须回答的重大课题。中国发展过程中也一度面临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二者之间的矛盾。针对这一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绿色发展理念，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突破了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消极被动适应。新时代以来，中国不仅实现了自身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良性互促，同时为全球可持续发展和环境治理作出了巨大贡献。构建21世纪政治经济学，有必要进一步深刻总结绿色发展理念的生动实践经验，深入分析生态约束下的经济增长路径、绿色转型的经济社会影响等问题，为世界各国走出一条经济与生态双赢的道路进而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六是经济全球化与全球经济治理问题。当前，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遭到质疑，国际经济秩序和贸易规则正在重构，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如何看待经济全球化？如何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以促进各国共同发展？需要政治经济学从理论层面作出回应。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以及全球治理倡议，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等，对这些重大时代课题作出了有力回答。构建21世纪政治经济学，必须突破传统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西方中心论框架，深入分析中国倡导的多边主义、发展型国家角色以及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所蕴含的新型合作逻辑，为形成更加公平、开放、包容的全球经济秩序提供解决方案。

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解决中国的问题，提出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方案，要坚持中国人的世界观、方法论。”要真正构建起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的21世纪政治经济学，必须在方法论上保持高度自觉，推动多元资源的融合创新，并注重话语体系的建设与传播，使21世纪政治经济学成为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继承性与创新性相统一、历史性与时代性相统一的知识体系。

  首先，应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和基本方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要运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原理，分析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矛盾和演变趋势。要重视矛盾分析，尤其要准确把握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对经济发展提出的新要求。树立系统观念，将经济体系视为有机整体，全面把握各环节、各领域、各要素的关联互动。在当代语境下，尤其要关注技术革命对劳动过程、资本积累和社会结构的重塑效应。

  其次，应具有深远的历史眼光和宽广的国际视野。中国经济的发展是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一部分，不能脱离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传统积淀；同时也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一环，离不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启示；还是人类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新探索，应置于全球比较中审视其意义。要打破西方中心论的历史观，强调多元现代性和文明互鉴，在人类知识谱系中定位中国道路的价值。这意味着既要批判地吸收西方经济学中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合理成分，更要挖掘和激活中国本土的经济思想传统和社会主义实践丰富资源。

  再次，应强化问题导向和实践意识。理论的生命力在于观照现实、回应实践。要坚持从实际出发，聚焦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的重大现实问题，深入研究国内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在比较鉴别中深化规律性认识。理论建构不能脱离决策和实践需求，应努力实现从学理阐释到政策建言、从理论创新到实践转化的良性循环。在这个过程中，要注重开展实地调研、案例分析和国际比较，强化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实证基础和现实解释力。

  最后，应着力构建标识性概念和易于传播的话语体系。理论的影响力离不开有效的话语表达。要善于提炼打造诸如“新发展理念”、“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质生产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既准确反映中国经验、又便于国际交流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话语表达要兼顾严谨性与生动性，体现历史底蕴与时代气息，让世界听得懂、能认同、愿分享。这要求我们在国际学术平台积极发声，参与并引导相关议题讨论，逐步提升中国学派的国际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