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强教授自2005年起执教于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主讲管理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与国际金融课程，曾多次荣获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EMBA最佳教授称号，现任新国大EMBA学术主任。
    傅强教授曾两度被评为新加坡最具影响力40岁以下商科教授，为众多金融机构和大型企业高管提供教学与咨询服务，担任董事及监事职务。连续多年担任哈佛商业评论YUE卓越管理大奖评审委员，专注于应用对策论的理论研究，曾获邀担任德国巴伐利亚州财政部Max Planck公共税收与法律研究所及加拿大CIREQ经济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其学术成果广泛发表在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Theoretical Economic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等国际顶级期刊。
    傅强教授于199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后获得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各位朋友，下午好。非常荣幸今天能够在新山与各位校友及嘉宾面对面交流。今天现场的来宾来自五湖四海，有从中国专程飞来的朋友，也有从新加坡驱车前来的嘉宾。看到在座诸位神采奕奕、风格各异的装扮，甚至让我打趣地猜测，或许有人是“游泳过来的”。在如此热情洋溢的氛围中，与大家共同探讨“关税冲击下的全球经济与治理范式演变”这一重大议题，我深感荣幸。
    说实话，我自己也略感惶恐。过去一周，我已经进行了五场不同内容的演讲，而这一场是本周的第五次分享。虽然主题各异，但归根结底都绕不开当今世界高度不确定的大背景。
不确定性成新常态，我们如何判断趋势？
    事实上，我本人也曾陷入一段时间的信心危机。面对错综复杂的地缘政治局势与全球经济格局的剧烈波动，我一度也感到难以清晰判断走势，不知从何谈起。这种迷茫感一直持续到我读到托马斯·弗里德曼在《纽约时报》上的一篇评论。他在文中写道：“如果你对当下局势感到困惑，那不是你的错，而是这个世界本身太过复杂。”这句话给予我很大的安慰。
    我们必须正视一个现实：不确定性，正在成为商业决策与投资判断中的核心挑战。全球经济所面临的“逆风” (headwind) 愈加明显，包括近几年快速发展的东南亚与东盟地区亦不例外。举例而言，今年第二季度，区域内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已出现下滑趋势，显示出市场对前景的信心正在减弱，区域经济也逐步步入紧缩阶段。
    这与前两年的乐观氛围形成鲜明对比。回顾过去数年，全球经济始终处于多重冲击之下：从中美贸易摩擦、新冠疫情，到地缘冲突（如俄乌战争）所引发的供应链紊乱、能源与粮食危机，再到各国央行为抑制通胀而采取的普遍加息措施，全球经济环境变得极为紧张。
    可以说，“去风险化” (de-risking) 和“价值导向的重构”正逐步取代传统的全球化范式，而我们也必须重新审视其中蕴藏的挑战与机遇。
复苏受阻，增长背后的“结构性信号”
    过去几个月，美国经济表面上看似一枝独秀，但从数据来看，自2025年第一季度起，经济其实已出现环比萎缩。尤其在5月，个人可支配收入出现罕见下滑，消费端也受到影响。而消费一直是美国经济最核心的增长动力，因此可以预见，第二季度经济将继续承压。

    我最近常说的一句话是：不确定性是战术层面的，确定性才是战略层面的。这个时代的复杂之处，在于我们容易被各种突发事件扰乱视线，而忽略了那些已经悄然发生、并持续演进的深层趋势。这正是我今天想讨论的重点。
    什么是“确定”的？让我们从经济数据开始看起。美国第一季度经济下行，主要由三个因素推动：
    第一，进口激增。由于预期关税将上调，企业抢先建立库存，而进口本身在GDP中属于减项，因此拉低了整体增长数字。
    第二，消费放缓，刚才提到，收入下降自然影响消费。
    第三，政府支出收紧。我们知道年初曾爆发债务上限危机，这也直接影响了财政支出。
    但也有一个板块逆势增长——那就是投资。尤其是非住宅类投资，也就是产业相关的投资，包括机械设备、厂房、商业设施等。从2023年开始的9个季度中，有8个季度保持增长。而在设备投资方面，2025年第一季度甚至达到了23.9%的环比增长。这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信号。

    我们再来看制造业的营建支出。从2022年起，斜率非常陡峭地上扬，到2024年达到了历史高点，现在虽略有回调，但仍处于高位。这说明制造业回来了。过去美国经历了长时间的“消费强、投资弱”的复苏，但今天我们看到资本支出正在重回舞台中央。

新一轮产业投资浪潮：确定性的机会来了
    这背后其实与政策也密切相关。以“大而美法案”为例，它降低了中小企业进行设备投资的税务门槛，并将部分原本临时性的税收优惠条款变成了长期制度。这对企业而言，就是释放出一个明确信号：可以放心做中长期的投资规划。
    我认为，这一趋势具有广泛适用性。不只是美国，随着全球供应链的重组成为共识，各国都将迎来产业投资的新周期。这不是某个单一国家或领导人的问题，而是一个新的结构性格局：“高摩擦的贸易环境”将成为常态。
    所以问题来了——既然重组、重置、转移都在发生，企业应该怎么做？答案是：立足长期，拥抱供应链变革所带来的新一轮投资机会。
欧洲：从危机边缘到结构性转型
    在过去几年中，欧洲经济面临了多重阻力与挑战，包括俄乌战争的冲击以及新冠疫情所带来的深远影响。然而，目前这些不确定性因素正逐步消退，整体经济环境趋于稳定。欧洲经济回升的迹象愈加明显。根据最新的GDP数据，欧洲经济增长在最近一个季度环比达到0.6%。乍看之下或许不够亮眼，但值得指出的是，欧洲的数据未经过年化处理，若按照美国常用的年化方式折算，其增长速度已达2.4%，与美国相差无几，甚至表现更稳健。
    更重要的是，欧洲正在经历一场深层次的结构性转变。欧洲央行前行长马里奥·德拉吉在其《欧洲竞争力报告》中指出，欧洲赖以维系的三大支柱体系已出现严重裂痕——能源依赖俄罗斯、安全依赖美国、贸易依赖中国，如今均面临瓦解。在这一背景下，欧洲不得不思考如何实现自主发展。各国逐渐意识到，依靠外部力量已难以为继，唯有内部团结、整合资源，才能迎接未来的挑战。
    德国近期在财政政策上的变化尤为值得关注。一直以“财政紧缩典范”著称的德国，开始放宽支出限制，并计划实施一项力度堪比“马歇尔计划”的财政扩张政策。这不仅为德国本国注入新一轮内需动力，也将通过“溢出效应” (spillover) 带动整个欧洲的经济复苏。这是德国历史性的一步转向，也标志着欧洲或正迎来战略转折点。
    长期以来，德国之所以对扩大财政支出持保守态度，是因其担心过多财政资源将外溢至意大利、西班牙等南欧国家。但当前地缘政治环境日益严峻，德国亦开始意识到，仅靠各自为战已不足以应对挑战，欧洲必须团结。因此，尽管不确定性仍将持续，但我们更应聚焦于那些“确定性”之中蕴藏的长期战略机会。这些趋势正在重塑全球治理的范式，也正在决定企业与国家下一步的走向。
    我们可以明确感受到，过去以国际合作为核心的全球治理格局正面临深刻变化，全球贸易秩序也正在经历系统性的重构。
    有一种常见观点认为，当前的贸易紧张局势源自特朗普时期的政策，并寄望于若未来特朗普不再执政、或在接下来的美国大选中共和党遭遇挫败，美国的对外贸易政策便可能回归理性。但从实际数据来看，这种期待并不现实。我们可以看到一张关键图表：在特朗普任期内，美国启动了关税政策，其征收总额令人瞩目；然而，在拜登政府上任后，这些关税不仅没有被大幅削减，反而整体上被维持甚至加强。
    例如，在针对中国的301调查和出口管制等措施方面，拜登政府并未松动，反而进一步加码。美国与欧洲之间的钢铝贸易争端，原本由特朗普政府发起，在拜登任内依然没有得到实质性解决。这些都表明，关税政策早已不再只是个别政府的临时行为，而已经成为美国国家战略的一部分，背后具有高度的政策延续性与跨党派共识。
    另一个需要澄清的误区是，许多人将“贸易战”简化为中美之间的双边对抗，认为其局限于大国之间的博弈。然而，如果我们审视过去几年的数据，尤其是2024年所呈现的图表，我们会发现，对中国发起贸易抵制的国家并不局限于发达国家，反而以发展中国家居多。这些贸易限制手段包括反倾销、技术壁垒、出口管制、WTO申诉等形式，显示出全球范围内对中国出口的系统性挑战。这也意味着，所谓“中美贸易战”的表述并不准确——贸易冲突从来不是单纯的双边行为，而是在全球贸易网络中传播和扩散的复杂互动。

全球治理范式的终结与重构
    因此，回到今天的主题：什么是确定的？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二战后以国际合作为核心、多边机制为基础的全球治理体系，正面临阶段性终结。与之相伴的，是以贸易推动全球化的逻辑进入停滞甚至逆转。这一趋势的根本性，不容忽视。
    接下来的部分，我将从历史脉络出发，梳理我们正经历的这一轮全球治理范式转变的深层逻辑。唯有理解历史，才能判断未来的方向。这正是我们当下所需面对与思考的关键问题。
    那么，什么是“治理范式”？简而言之，它指的是人类在特定历史阶段应对时代挑战所形成的一整套制度逻辑与政策哲学。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问题与挑战，而人类社会总会构建出一个相应的解决方案——然而，当这些解决方案在化解既有问题的同时，也往往会创造出新的结构性矛盾。我们当前正处在这样一个关键的转折点：过去的解决方案所遗留下的问题已变得无法忽视，而新的范式尚未确立。这正是我们需要深入理解和反思的背景。
理解过去，才能判断未来
    为更清晰地剖析这一转变过程，我们可以将过去近百年的历史划分为三个主要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30年至1980年，我称之为“罗斯福新政时期”。

    这一时期的起点是1929年的美国大萧条，它对当时主导经济思想——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构成了根本性挑战。该理论认为，市场机制具备天然的自我调节能力，任何经济波动都是暂时的，市场最终将恢复平衡。然而，大萧条的持续和广泛破坏动摇了这一信念。数年过去，失业率居高不下，普通民众生活困苦，“自由市场”的神话不再被相信。社会呼唤一个“无所不能的大政府”来提供救助。
    面对危机，时任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提出“新政”，旨在通过国家干预重塑经济秩序。他的核心理念是：大萧条的根本原因在于自由资本主义的无序扩张，因此政府必须通过干预机制——税收、再分配、社会福利制度建设——来实现“损有余而补不足”。这正是福利国家理念的起源。
民粹与多极化：当社会裂痕压垮全球化
    与此同时，国家也开始对市场进行更系统性的监管 (regulation)，以遏制过度自由所带来的负面后果。这套治理逻辑很快在其他国家得到推广：20世纪40年代英国建立福利国家体制，随后北欧国家推动民主社会主义，形成全球范围内的大政府治理模式。
    这一时期的治理范式聚焦于“公平”议题：如何缓解贫富差距、实现社会正义？政府成为资源再分配的核心力量。然而，尽管大政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公平”问题，却也为下一个时代的挑战埋下伏笔：当公平问题得到部分解决之后，“效率”与“活力”的缺失成为新的核心难题。
    随着20世纪70年代“福利国家”模式的深入推进，新的挑战逐步显现：政府干预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公平问题，但却导致了效率低下与经济活力的减弱。当全球经济陷入“滞胀”（即高通胀与高失业并存）之时，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也随之陷入信任危机。原有治理范式无法应对这一前所未有的局面，迫切需要新的制度性回应。
    此时，以新自由主义为核心理念的治理范式逐渐浮出水面，并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扩张。它强调经济自由化、市场至上、政府职能收缩，主张“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
    20世纪80年代，以里根总统和撒切尔夫人为代表的西方政治领袖推动了这一转变，里根著名地指出：“政府不是问题的解答，而是问题本身。”这场变革不仅席卷欧美，也在全球范围内产生深远影响，包括东亚和拉美国家的一系列市场化改革，部分人甚至将中国的改革开放与智利的皮诺切特政权也归入新自由主义治理潮流的典型范式中。
   “全球化”的真正兴起，正是这一轮治理转型的产物。在新自由主义的逻辑下，企业获得更大自由，开始在全球范围内追求效率最大化与利润最大化。企业的利润来源于收入增长与成本压缩，而跨国公司则通过“出海”实现这两者的同步：一方面在全球拓展市场以扩大销售收入，另一方面通过将生产环节外包至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以降低开支。这不仅带来了产业全球化，也推动了资本、技术、标准等向全球扩散。

    然而，这一波全球化虽带来了高速增长，却也埋下了新的问题——最突出的便是“收入分配失衡”。当制造业岗位流向海外、产业链迁移至新兴市场，美国本土的蓝领工人——尤其是“铁锈地带”的工人——逐渐被边缘化。这一群体无法分享全球化的红利，反而成为其代价的承担者。与此同时，硅谷与华尔街的精英阶层却凭借资本和技术在全球获取丰厚利益，由此加剧了社会分化与阶层撕裂。
    这正是《乡下人的悲歌》 (Hillbilly Elegy) 等作品所揭示的结构性现实：全球化在塑造增长奇迹的同时，也在撕裂旧有的社会契约。
治理路径的分歧：社会民主vs民族主义
    在全球化带来的社会分化日益加剧的背景下，政治层面亦发生了深刻变化。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竞选时向传统的民主党票仓发出召唤：“既然你们多年支持民主党，为什么不给我一次机会？”这背后反映出的是对既有体制日益加深的不满。
    全球范围内，民粹主义与反建制浪潮的兴起正是上述情绪的直接反映。随着收入水平下降、福利系统削弱，广大民众对经济前景的信心不断动摇，进而将其生活困境归因于现行治理体制。他们认为制度失效是导致生活质量恶化的根本原因，同时也将矛头指向外部力量，例如全球化、自由贸易与移民。
    与此同时，全球经济格局亦悄然发生变化。全球化创造了统一的大市场，使得资源丰富的发展中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获得变现的机会。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带来了更强的经济话语权，并开始对既有国际秩序提出质疑。这种力量的此消彼长，使得地缘政治摩擦加剧，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也逐渐浮现。
    美国前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曾指出，二战后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基本逻辑是“合作”——无论是制度协同、市场开放，还是全球价值观的趋同，和平与互联互通始终是主旋律。而如今，这一秩序已发生根本变化。取而代之的，是以“竞争”而非“合作”为导向的大国博弈。中美战略对抗，正成为新时代全球格局的底色。
    回顾近百年的治理模式演变，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每一种主流治理范式的出现，都是对当下核心问题的回应：20世纪30年代，以罗斯福新政为代表的“福利国家”应对的是公平赤字；8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则聚焦效率与经济增长；而今天，我们面临的核心挑战已然转变。
    当“增长至上”的逻辑难以缓解社会撕裂时，社会治理的重点也必须随之调整。以“锈带”地区的美国蓝领工人为例，他们从曾经的工厂岗位流落至低薪的服务业，生活水平显著下降，陷入被边缘化的困境。我们必须思考：如何缓解他们的愤怒与失落？他们所期待的政府，是怎样的？他们真正的“敌人”是谁？
    答案可能有两种方向：一种是国内结构性问题，例如资本获益过多、税负不均、社会保障不足；另一种则是外部替罪羊叙事，如移民抢走工作机会、自由贸易冲击本地制造业等。而治理的核心任务，正是厘清这两种路径，提供真正回应社会关切的结构性解决方案。当我们思考“锈带”地区蓝领工人所面临的困境时，可以归因的方向大致有两种：一种是来自内部结构的失衡，另一种是外部因素的冲击。
    第一种思路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国内社会分配的不公。解决方案是通过重建福利体系，实现收入再分配，加大对高收入人群的征税，增强对弱势群体的支持。这是一种典型的“社会民主主义”或“极左”治理理念，强调国家干预、平衡收入差距与社会正义。
    第二种思路则将矛头指向外部因素，如国际贸易、外来移民等。在这种逻辑下，政策倾向于民族主义与保护主义，通过筑起贸易壁垒、限制移民来“保护本国利益”。当这种立场走向极端时，就演化为民粹主义、排外主义，甚至是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历史上曾以“法西斯主义”形式表现出来。
    在当前美国政治环境中，拜登政府试图在这两种路径之间寻求平衡：一方面推动税收改革和福利重建，回应国内分配失衡的问题；另一方面延续特朗普时代的部分贸易保护措施，通过产业政策强化本国制造业，稳定就业与经济增长。而如今特朗普再次上台，则可能会完全否定第一个问题的存在——他本身即属于高收入阶层，难以期待其推动对富人的加税政策。由此，他更可能选择在第二个方向上进一步极化，采取更为激进的“反全球化”与“民族优先”政策。
    这一治理哲学的撕裂不仅在美国出现，也在其他国家显现。以法国为例，近年的大选结果显示，中间派政治力量日渐式微，左右两极化趋势愈加明显——一端是传统的极“左”力量如法共，另一端则是新兴的极右势力如新纳粹主义团体，二者分庭抗礼。
    如同《Financial Times》最近一篇关于“地缘经济”的评论指出，政治意识形态的两极化正深刻影响国家治理逻辑，也验证了近年来某些曾被认为“危言耸听”的预言正在成为现实。这正是我们此刻所处的全球政治与经济的复杂时代背景。
战术的不确定 vs 战略的确定
    当前我们所经历的，正是过去四十年来以“经济效率”为核心导向的治理范式出现根本性转变的关键时刻。经济民族主义、政治民族主义等理念，正逐渐走向治理哲学的中心，成为新的主导逻辑。
    这一变化的核心提示在于：今日的决策指导原则，已不再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效率优先”。正如美国政治人物卢比奥曾指出的：“市场机制确实能带来效率最优的结果，但最优的经济结果并不总是符合公共利益。”也就是说，在许多情况下，经济效率与社会共同利益之间可能存在冲突。因此，在当前这个不确定性日益加剧的时代，我们必须做好面对新范式的准备。
    从战略层面而言，不确定性已成为常态，无法完全规避。在这样的局势下，最关键的应对策略是“去风险” (de-risking) 与“底线思维”的重构。以供应链为例，过去全球供应链体系推崇高度分工和全球化配置 (Global Sourcing)，强调“零库存”“即时生产” (Just-in-time) 来降低成本；而如今，更强调“以防万一” (Just-in-case) 的韧性布局——将链条收紧、区域集中，降低对远端和高风险节点的依赖。这种趋势不仅代表着从全球化向区域化的转向，也反映出国家和企业在寻求自我掌控 (self-sufficiency) 中的战略自觉。

柔新联动：新加坡的战略重构路径
    对新加坡而言，这种“自给自足”的趋势并不意味着孤立，而是需要通过“柔新联动”等方式构建更紧密、更稳定的区域协同框架。
Niccolo Machiavelli说过“The wise man does at once what the fool does finally.”——真正的智慧者会在第一时间采取行动，而愚者最终也不得不如此。不要被短期的不确定性裹挟，更要看清长期的确定性。最重要的不是反复权衡，而是立即行动。行动，胜于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