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无用”问题的人生价值
 
1.有用与无用的界限
 
   “有用”概念基于人的生物性生存，即基本生存需求。人类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大多数时候，只关注那些与基本生存有关系的事物，因为那些是最直接的、明显的和有用的。很早就有哲学家指出——人与动物既有相同之处，又有区别之地。普通人不会在乎这些区别，而君子则会强调，并保持这些区别——人不仅要生存，还要思考自己的生存，这是人与生俱来反思的意识和能力。
 
   通俗地讲，我们不仅要做事，还要思考“应该如何做事”，这是一个人内在的精神结构。但是，这样的精神结构并不是自觉的，也不是能够充分发展的。没有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不会特别明确反思自己的生活。在生活中确实遇到问题了，通常我们也只是就事论事地把问题解决。而当现存的求解方式不足以回答我们的困惑、焦虑、不满时，我们就进入到哲学思考的阶段。“无用”的问题，这时却变成重要的了。因为人的生活需要这样的意义感。(《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作者，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刘擎)

2.理性社会带来的局限
 
    现代社会由理性“塑造”，而理性是生而有之的。但是，理性化的现象，在历史上造成了两个重要变化：

    其一，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超越于经验的存在（在古代社会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诸如天道、传统、上帝等），不再是人类寄托生命意义的默认选项。有学者说，在古代，信仰宗教是不用解释的。但在世俗的时代，宗教虽然仍被许多人信奉，但它不再是理所当然的了。约翰·列侬（John Lennon）认为精神安慰的来源于性、电视。他不相信宗教或者神圣的存在，因为它们不具有真实性，不能超越人类的力量。这是一个极大的转换——我们生活的意义感，曾经依靠自然、天道等客观标准，但它们在今天不再是一个普遍可行的选项。
 
    其二，理性化的趋势，使得追求效率、分工成为必然。每个人只是产品生产的某一部分，并且日复一日地熟悉这一部分。每个人越来越专注于某个细分领域——越熟悉越有效益。以前，木匠可以独立做整张桌子：从设计到材料加工、造型、上漆、成品。但现在，桌子绝不是一个人能造出来的，它需要机器、设计师等的参与。似乎没有人可以单独完成整个作品。我们生活在一个局部当中。也是因为如此，理性并不是一个全面的理性，它仅仅是工具理性。
 
3.工具理性
 
    针对确定的目标，计算成本和收益，找到最优化的手段——这是我们所说的工具理性。目标本身也需要理性来思考和论证，价值判断要有标准，要有参照，而参照是由传统的、高于我们的神圣存在提供的。当传统不再理所当然时，我们不仅要做价值判断，还要确立一个价值参照、价值标准，这是极大的困难。在古代，生活的方向是给定的，路非常少，但方向很明确。现在，路特别多，方向却不明了。于是，现代人陷入一种矛盾的困境：一方面，选项很多，自由也很多，束缚性也很少。另一方面，要达成这些自由，能力却是有限的。你难以判断自己所做选择的好坏对错。判断的负担往往还得由自己承担。

二、寻找自我
 
1.哲学的原点——寻找自我
 
    上述讨论关乎人生的意义，要追求什么样的生活，以及“我是谁”的问题。回答“我是谁”这个问题的困难之处，不在于你听从了别人，而忘掉了自己；而在于仅凭靠自己，是找不到自己的。《自我的本质》（The Self Illusion）这本书提过一个关于“我是谁”的说法：你并不是你以为的自己，也不是别人眼中的自己，而是“你以为别人眼中的自己”。即你经常在想别人怎么想你，别人怎么看待你。你以为别人看待你的观点构成了你自己很重要的部分。“自我”的构成，是自己的主观想法和你想象的别人对你的想法的综合的产物。
 
    哲学或者一般的思想人文都在探索一个难题：我们的生活到底怎么样才更有意义？
 
    这个问题难在没有一个确切或普遍有用的答案。即便给了你一个答案，它也是非常原则性的，你并不会觉得它对你自己有帮助。事实上，这是一个高度情景化的问题，需要你去探索和思考。而且，它的答案经常会被否定，或者改变。同时，这个问题并不会因为难以回答就被忘却，或者消失。它与人类如影随形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当你彻底忘掉它，不再关心它的时候，要么你变成了神明，要么你就变成了动物。

2.哲学敏感性
 
    上世纪70年代，我9岁左右的时候，开始对一些问题有了敏感性。有一次，我到女同桌家中作客，吃完饭后，她父母在洗碗时显得关系特别亲密（爸爸环抱着妈妈，帮她洗碗）。我这个同学却对此做了“恶心”的评价，她认为父母在家务劳动过程中亲密的行为，破坏了劳动生产率。而在当时，我想的是，他们的确破坏了家务劳动的生产效率，但又好像赢得了什么。
 
    很久以后，我读到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关于效率的观点：我们总是特别针对某物的效率，但是一件事对于X的效率，并不等于Y的效率。比如，没日没夜地加班，你的工作效率可能提高了，输出成果很大。但你的睡眠效率就下降了，闲暇时间对应地也变少了。在这个工具理性主导的世界里，我们或多或少会被单一化的倾向带着走，不自觉地选择某个“效率最优”的方案。而。学思考却能让我们看到生活和人生目标本应有的多样性。
 
3.人生的多面向
 
    人并不是只有表层的“自我”和真实的“自我”。我们非常“丰富”，有很多面向：
 
    第一，在历史性上，人是一个时间的存在。我们有过童年、青年，发展到现在，有不同的样貌和状态。这个过去的“我”，还是我吗？在我们的成长中发生过的一些事件，可能具有强大的冲击力，改变了我们生活原有的模式，让生活不再在原来的延长线上发展，而是有一些裂痕或者改变，需要我们重新调整，甚至重建“自我”。每个人都是经过这样的事件成长起来的。我们并不是一个连续的“自我”。这个“自我”是复杂的，我们要把它整合起来。
 
    第二，在每个时刻，人有不同面向。柏拉图认为：人有理性、意志，还有欲望。我们每个人在做不同事情的时候，不同的欲望发生冲撞，最后做出选择。每个人在年轻的时候都会经历“理想主义澎湃的夜晚”和“现实主义觉醒的清晨”。我们经常对刚过去的两个小时荒度而后悔，觉得应该怎样做才更好。我们经常在年初立下flag，但往往没去看去年flag的完成情况。不是说放纵的“自我”更为真实，或者应该坚持自律的“自我”。

    我们有繁多复杂的历史性的过往，在当下的此刻也有不同的面向——在学校，我们有师生、同学关系；在工作场合，我们有上级、同事；在家庭中，我们既是儿女、又是父母。我们有多重身份和多重面向。那什么才是真实的“自我”呢？
 
4.真实的自我——“我的故事”
 
    在各种关于“自我”的理论中，比较吸引人的是“叙事性的‘自我’”（narrative identity），你能讲出一个关于自己的相对完整的故事。如果你忠实于自己，了解自己，你就能把自己的故事讲清楚。那些千变万化的过去，仍然是你的一部分。过去的一次工作和一次恋爱，可能会在未来的不同时刻，在你身上产生不同的意义。你的故事是可以重新编辑修改的。
 
   在某个时刻，有一段“素材”被废弃了。但后来某个时刻，你会觉得这段素材很好，就把它重新拿来编辑。这不仅事关一个真实完整的“自我”，而且事关人生意义，以及什么是丰沛的人生，什么是幸福。注意，这并不是主观主义的回答。当所有人都觉得你的故事没有意义的时候，你还觉得很好，很有意义，这很难做到；你还是会在乎别人是怎么说的，特别是那些对你重要的人。
 
    一个有意义的故事，不仅要让你自己完全信服，至少也要让一些对你重要的人信服。罗丹曾说：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的眼睛。生活并不缺乏这些有意义、有价值的瞬间，是我们需要有这样的敏感性。
 
5.求同存异——选择与改变
 
    人是有自主性的，否则我们就是“决定论”式的人。人的努力也是可为的，并且努力需要观念来指引。即使现在的工作压力特别大、竞争特别激烈，现实环境还不能快速转变，我们还是可以有所作为，不被这个世界的结构左右。有一位音乐老师，曾在清华大学做音乐通识教育，一两年就离开了。后来，他在北京郊区过极简的生活，每周教一两次钢琴课。他觉得把钢琴弹到最好，生活可以很简单。这样极端的生活，他居然存活下来了。
 
    这给我们一个启示：即使在现在结构性的压力下，在世界规则如此繁复的情况下，仍然有人可以践行不同的、另类的生活方式。我们在单位、在公司、在体制里，也可以有不同程度的选择。它肯定是困难的，首先需要得到自己的支持，也需要周围重要的伙伴对你支持。你要给自己一些信心，你还要有一个独立于现在特别主流的流行的评价模式。这很重要。而哲学思考可以帮助你，并建立不同于主流的支配性标准。
 
三、对话——哲学的现实意义
 
1.选择的沉重负担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面临各种选择，例如选择会计学的硕博连读，还是更喜爱的哲学。你想成为什么，其实有很多束缚。举一个极端的例子：身体有残障，去当运动员就会非常为难。虽然如此，你总是可以不是你现在这个样子。哲学家萨特提出了自由选择和积极行动的观点，他认为：人就是自由本身，人必须做出选择，去行动，并且绝对地承担行动的后果。
 
    我在《西方现代思想讲义》介绍这个观点时也提到：你可以放弃，但要在做出选择时，建立一种对自己的支撑力，特别是在这个选择有悖于主流观点评价时。没有正确无误的标准，这个标准必须是你建立的，也由你来判断，你有绝对的自由来判断这事是不是好的。只是，这样的选择的负担往往非常大。同时，你的标准判断受到了社会的影响，但这不意味着社会决定了你，因为社会从来不是同质化的铁板一块。这样的问题不在于它不是真的不可能，关键是你自己有没有清醒的判断，有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支撑在别人看来不合时宜的，甚至是不明智的选择。
 
2.人可以有主观性，但不能脱离社会性
 
    当你说“我认为”的时候，已经不是一个完全孤立的自己的意见，你的意见是社会和历史所辐射给你的。我们所谓的“社会”，在五百多年前，可能就是一个村；在一百多年前，可能是我们所在的乡镇或者城市；在五十多年前，可能是一个国家；而在今天，可能是一个世界性的社会，你现在看的书，听的音乐，看的电影，读的小说，你的信息，你的资源，都是高度复杂、多元的。每个人从复杂多元的资讯观念当中汲取不同的部分，造就了自我的多样性。

   但这不意味着我的某些想法是无中生有、独创的，没有人有办法独创一个“自我”。所以，当说出“我以为”、“我认为”的时候，这个陈述本身已经携带了社会性的信息——虽然我是用“我”这个单数第一人称来表达的，它总是隐含着一个复数的第一人称“我们”，它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我们仍然是人类。有人看重世界的秩序，而另外的人看重世界的自由和活跃，大家有不同的价值偏好，我们可以相互理解，还可以争论自由更重要，还是秩序更重要。或者在何种情况下自由更重要，在什么情况下秩序要优先。例如，面对全球疫情传播的冲击，大多数人都会认为秩序具有重要的优先性。
 
   但有些人会有一些非人类的思考，他的想法不能构成社会价值中的一种价值。在这个意义上，多元价值不意味着无穷的价值，价值仍是有限的。有限的价值彼此是可以沟通的，虽然不认同，但可以彼此理解。有了理解之后，因为人类的生活是共同的，我们要相互做一些改变来协调。即便大家都有自己主观的观念，人类也还是要生活在一起。
 
   首先，要看到每个“主观”背后都有一定的共通性。其次，当共通性揭示出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更自觉和明确地相互沟通，即使有竞争、争执，甚至有战争、冲突。
最后，我们可以形成一个好的局面——在相互尊重、平等的基础上求同存异，这是我们的理想。
 
3.他心——理解他人的能力
 
    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在回答“成为一只蝙蝠可能是什么样子？”（What is it like to be a bat）的问题时表示：蝙蝠没有真正的视觉，它的感知是靠声波。人类根本无法从自身的生活去推知蝙蝠的生活。同理，我们也不能理解古代的人，不能理解非洲的人、美洲的人。最后的结论是，我们不能够理解任何一个人。这是他心问题，在理论上非常复杂。但在生活中，实际上我们都会体会过，理解别人，或者别人理解我们的事情确实发生了。
 
    在理论上，可能一个人不能理解一个人，而在现实生活中，这种理解却经常在发生。哲学家伽达默尔（Gadamer）60岁时完成了著作《真理与方法》，书中提到：我们不可能站在别人的视角来考虑问题，因为你不可能成为别人，不可能真正忘掉自己正从别人的视角思考问题。我们不能通过忘掉自己，来达到抵达对方。理解他人，恰恰要利用自己的视域。
 
    伽达默尔认为可以建立一个“视域融合”的中间地带，它像一座桥一样，我们借助自己的经验去理解他人的视域，慢慢从桥往他走。虽然最终我们也不能成为对方，但是我们可以积极地调用自己的经验，理解对方的经验。例如，我们往往不理解自己的父亲，也认为他们不理解我们。但当我们有了孩子，并学习了父亲那一代人所经历的文化背景之时，可能就对父亲有所理解了。
 
    但这样的理解还是无效的，需要一个机缘，一次事件来完成。要理解父亲，首先可以一起做一件他特别喜欢的事情，或者他向往但是没有做成的事。很多时候，言谈是有局限性的，反而可以通过做事得到一些感受。得到感受以后，你可能会说不同的话，或者以不同的方式来表达你的想法。这是修复双方关系，以及你与这个世界的关系的路径。
 
4.正义与平等
 
   现实社会中大家可能有很多不满，比如有嫉富的倾向。这或许不是因为我们的世界比以前更不平等了，而是因为我们对平等的要求更高了。今天，我们的身体条件、我们的出生可能不平等，但是我们觉得人应当是平等的。我们有了一个“应当平等”的理念，事实上也获得了法律意义上的权利平等，具有同等的道德尊严。有了这个观念以后，我们对社会提出一个要求：社会如果两极分化，贫富差距特别严重时，它可能是一个不正义的社会，我们会要求社会更加公正。
 
    以跑步比赛为例：如果我们要求每个人结果平等，由于每个人能力不一样，他们就必须在不同的起点开始跑。你会发现不能谈所有项目的平等——你要追求终点平等，你起点就不能平等；你要起点平等，可能终点就不能平等。平等只能是某个东西或者某一部分的平等。衡水中学的一位同学的演讲，打动了很多人，也引起了很多争论。这个同学受到两个问题的影响：
 
    第一，现实社会存在着一种社会阶层的差距。处在比较下层的同学，要进行社会流动，这是一个正当的要求；第二，我们的社会还没有提供足够的资源来缩小这个贫富等级的差别。现在，大家觉得社会流动变得很慢，是因为社会不再处于高速增长期，而是在一个相对缓和的周期中。改革开放初期，因为经济上升，诞生了一大批中产阶级，大家能感觉到阶层向上流动。
 
   现在，流动变缓了。我们在这个等级差距里往上流动的时候，是不是要考虑改变流动的节奏呢？
 
   其中存在了集体行动的悖论，因为这不是一个人能做到的事情，要大家一起来做。但当大家不再一起行动时，个人关心的只是让这个等级性的结构在那里，以及自己在等级当中能够占据的地位。实际情况可能变成：你想占据的高位，但未必能成功；你成功了以后，你仍然会变成一个被羡慕嫉妒恨的对象。古语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但你会发现，穷者不能够独善其身，因为独善其身需要相对良好的社会环境。而现在富裕的人、有能力的人也不太想兼济天下了，他们必须想独善其身。
 
谁来兼济天下呢？
 
    我觉得这需要一个社会，大家一起来努力。我们需要一群人，用温和与商议的方式来应对现在的不满、不公。但是这还不够。这样的言论和说辞要和真正的社会变革配合在一起，让人看到希望和信心，才有可能让这样的意识和文化传播，令更多人信服。否则只能造就一个充满战斗性的、报复性的励志状态。这是非常非常令人担忧的。
 
   最近两年，美国的国际行为，破坏了整个社会的公共性和团结性，以至于没有一个共同的生活感。要应对这个问题，首先让我们看到、让我们承认这是一个问题。否认，甚至取消这个问题，就永远没有解决的开始。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能做的是，让大家要有这样一个意识：兼济天下。无论穷还是富，这都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