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云：杨鹏老师，你在群里交流中，提出“信商”的概念，我希望你能再深入些介绍一下。“信商是什么意思？这个概念有人提到过吗？
 
杨鹏：我提出“信商”概念，是因为与朋友们交流信仰问题。我说人类有“智商”概念，有“情商”概念，并且还发展出一组对“智商”、“情商”进行量化衡量的办法，但对深刻影响人类行为的“信仰”、“信念”这种精神特征，还没有一个很好的概念与衡量方式。我就用了“信商”这个概念。
 
子云：人的许多宗教-信仰性的行为，确实难以用现有的“智商”和“情商”来衡量。
 
杨鹏：1905年，法国心理学家Alfred Binet与助手编制出了世界上第一套智力测验量表。1912年，德国心理学家William为智力测验表取了个名字，叫IQ（intelligence quotient ）。以后心理学家们不断研究IQ和发展IQ测验工具。相应的IQ指标从最初的30个发展到上百个。从这些指标设计的内容看，数学-图形-逻辑思维能力是中心。就是说，智商IQ最基础的能力，是数学-逻辑能力。数学-逻辑思维强的人智商就高，智商在本质上是数商。我觉得用数商，更能抓住智商的核心。与其用IQ，不如用MQ（mathematic quotient）。人类历史上，智商最高的人，即数商最高的人，有三个代表人物，一个是古希腊毕达哥拉斯，一位是英国牛顿，一位是德国爱因斯坦。发明智商测试表的法国心理学家Alfred Binet和提出IQ这个词的德国心理学家William。
 
子云：用数学-逻辑标准，难衡量人的感情。
 
杨鹏：如果按毕达哥拉斯开创的数论主义者标准，万物皆数，感情难以量化，并不是不可量化，只说明人类数学能力还有限。在不能量化之前，只能使用不那么量化的指标。
 
子云：有些人人际失败，并不是因为智商不高，不是因为缺少数学思维，而是因为不会将心比心，不会照顾人的情感，造成与人无法合作，这是情商差。似乎牛顿，爱因斯坦在感情方面并不成功，是不是他们情商与智商不匹配？似乎优秀的科学家、甚至一些大哲学家如康德、尼采等，他们全神贯注于智力领域，情商得不到发育？
 
杨鹏：情商似乎不仅仅是男女感情。情商是人对自我情感和他人情感的认识能力。情商的核心，是人与自我，人与人的情感关系，是自我情绪的认识和管理，也是同理心，对他人情绪的认识与协调。情商高，能管理好自己情绪，也能让人喜欢你、相信你、愿与你合作。
 
    1964年，美国心理学家Michael Beldoch提到了情商EQ（Emotional intelligence）概念，但直到美国科学记者Daniel Goleman在1995年的畅销书《情商：为什么它比智商重要》出版后，情商概念才开始广为被人研究和使用。到现在，心理学家们开发出不少情商测试工具，国际上比较流行的是美国心理学家John D. Mayer，Peter Salovey，David R. Caruso开发出来的MSCEIT 测量表（Mayer-Salovey-Caruso Emotional Intelligence Test ) 。
 
 
子云：按你理解，智商主要属于自然科学，是理解自然规律，理解因果关系，是以数学-逻辑为方法的。情商主要属于道德伦理，是理解和把握自我及他人情感，是以将心比心的同理心为基础的。我们是否可以从思想理论中，分别出情商和智商部分呢？
 
杨鹏：对。以《论语》为例，孔子“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同理心，高情商，看到了“人欲”与“己欲”，看到了人际关系的本质就是欲望与欲望的关系。孔子“惠则足以使人”，是智商，看到了施惠于人和支使别人之间的因果关系。当然，最高智商是数商，是毕达哥拉斯发现直角三角形三边关系：a² + b² = c²。还有爱因斯坦发现质能光速关系：E = mc²。这些数学方程式的发现，是人类最高智商的成就。公元前六世纪的毕达哥拉斯定律，人类数商的突破性成就，人类数学思维的开端，人类科学的开始。智商的榜样。
 
子云：我们谈谈“信商”。摩西率领以色列奴隶走出埃及，耶稣走上十字架，是不是就是高信商的表现？
 
杨鹏：当然。摩西、耶稣的表现中，有情商的因素，他们都有同理心。也有智商的因素，如摩西率队作战，有计谋的安排。但他们行为的根本，是基于他们的信仰之上，基于他们的高信商。摩西冒险出埃及，记下律法。耶稣不惧死亡，上十字架复活，来显示死亡可以被战胜。他们信商之高，超越生命之上。
 
子云：相比他们，中国思想家缺信商？
 
杨鹏：本来，中国精神的源头，是从高信商开始的。公元前1595年前后，商朝开国君主商汤，为祈雨而把自己当牺牲祭献上帝，感动上天，降下甘霖。我觉得很有必要引《吕氏春秋》记载如下：昔者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无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于是翦其发，磨其手，以身为牺牲，用祈福于上帝。民乃甚说，雨乃大至。

译文：从前商汤征服夏朝而治理天下。天大旱，五年欠收。商汤亲自在桑林祈祷说：“我一人有罪，请勿殃及万民。万民有罪，我一人承担。请勿以我一人之不聪敏，使上帝及众鬼神伤害万民之命。” 于是剪光头发，磨好指甲，以自己为牺牲，向上帝祈福。民众非常感动喜悦，大雨降临。
 
这就是中华精神的开始，信仰上帝，牺牲自己，为民祈雨，高信商的开始。
 
商汤祈雨。
 
子云：商汤献祭自己，自我牺牲，让人震动。但我从小到大，直到几年前，才得知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包含的精神，似乎学校是不教育的。以后中国历史上，这种高信商就愈来愈少了吧？
 
杨鹏：以后中国历史，仍有信商因素，而且不低。《尚书•牧誓》中记载周武王征伐动员：
 
“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
 
今天我发（发是周武王名字）只是恭敬实行上天之罚。
 
《尚书•泰誓》中记载周武王之言：
 
“商罪贯盈，天命誅之。”
 
     商纣王恶貫满盈，上天命令我们诛杀他。周武王这种信仰上天，舍命实施天罚的行为，就属于高信商的表现。孔子被宋国司马桓魋威胁，孔子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上天生德于我，桓魋能拿我怎么办？孔子相信上天护佑。
 
    老子说：“故天之道，利而不害。”这是对天道向善、宇宙向善的信仰，属于信商范围。
 
    墨子说：“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 墨子信奉天志，讲兼相爱交相利，身体力行，率领墨者在中国制止战争，这是高信商的表现。中国先秦思想史上，信商最高的有商汤、伊伊、周武王、周公和墨子，其次是孔子、老子、孟子。信商自有道统。
 
子云：看来信商就是古人说的天人关系，指人对造物主的信仰？是信不信上帝，信不信上天的问题？是内心有无对神性主宰力量的信仰和敬畏的问题？是为了信仰而舍身忘死的问题？
 
杨鹏：对。信仰，是一种能力。在中国，现在是稀缺能力。信商，从天人关系而来，是畏天命的能力，是行上帝之言的能力。由此也产生出使命、信念、进取、奉献、诚信。
 
《圣经》是高信商的产物，是以高信商牵动高智商和高情商。或者说，信商为主，智商、情商为辅。《尚书》《诗经》《墨子》《论语》《道德经》都有坚实的信商的基础。
 
子云：智商让人把握自然规律而有理性。情商让人有同理心而与人友好相处。信商让人有信仰、有信念，有意志，有善恶准则。这么看来，信商是领导力的核心。领导团队的，信仰、使命、意志、意义和有原则，是首要要求。信商高的人，最可信任。信商低的，不可靠。中国古代讲心智。信商、情商属“心”。
 
杨鹏：高智商让你能当好科学家或策略家，高情商让你能当好朋友和好家人，高信商让你能成为有高使命感和责任担当精神的人，成为团队灵魂人物。一个中心，两个辅助。以信商为中心，以智商和情商辅之，这是领导力学的核心。这种领导力学，不仅是指针对团队的，也指针对自己的，领导自我。
 
    生命的健康，首先在于有使命感、意义感、意志性，善恶是非的决断。然后，用智商去理解世界运行的规律，去寻找出实现使命最优的办法，用情商去理解他人善待他人，更好的组织合作。信商低，就不能激励人，信商低的人当不好领导人，难以建立起有战斗力的团队。信商低，为人不可信。没有人愿意追随信商低的领导人。信商低的人，难以成为有狂热和执着精神的好团队成员。
 
子云：生命成长，得提升三商，三商并进？
 
杨鹏：精神之桶，三商组成。三商的短板，决定生命的高度。信商、智商、情商不平衡，生命倾斜。
 
子云：中国思想领域，短板何在？
 
杨鹏：短在信商，信商低。有过创业、领导过企业的朋友都知道，调动信念的潜能，是前提。然后才是释放才智和激情。智商，可以通过学习科技与管理而提升。情商，可以通过学习心理学、从事公益慈善事业及思考人际关系而提升。信商，得通过宗教、哲学来提升。
 
子云：犹太人信仰虔诚，信商高。同时智商也高，世界各民族中他们得到的诺贝尔奖最多。从他们善于组织大企业和政治运动看，他们情商也强。看来高信商能激励高智商和高情商。
 
杨鹏：三商可能互相提升，也可能相互拉低。
 
子云：学校教育中，应同时考虑“三商”教育。
 
杨鹏：目前学校中似乎只有智商教育，说明我们整个社会的信商和情商很低。结果使我们的智商也被拉低，达不到发现自然规律、发明创新产品和引领人类思想的高智商状态。
 
子云：你提出的信商，用什么英文词更好？
 
杨鹏：用FQ (faithful quotient)。
 
子云：可否建立一组信商测试指标？以后向企业推荐，企业招聘，要考核“三商”：信商、智商、情商。
 
杨鹏：应该如此。智商和情商已有大量研究成果，可以直接运用。信商还没有。应当把信商先变成一个可用的表。最起码可以分为几类测试指标，例如以下方面要纳入：
 
1、信仰。是否有信仰？
 
2、使命：是否有基于信仰的人生使命？

3、伦理：是否基于信仰的有善恶是非行为准则？
 
4、信念：是否坚信使命必须达成？
 
5、意志：是如何意志坚定去克服问题的？

6、团结：是否有信仰共同体？是否与信仰伙伴团结共进？

7、实践：是否将信仰-使命-伦理准则落实在工作和生活中？
 
8、行动：是有过帮助他人和改善社会的行动？
 
9、奉献：是否有奉献行为？
 
10、诚信：行为是否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