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冠疫情全球肆虐之下，世界权力格局是否发生了转折性的根本改变，抑或将延续本已浮现的趋势？当中美竞争于疫情中加剧，国际涉华舆论颇显尖锐之际，中国又将如何应对剧烈变化中的外部环境？

　　除了美国，同样受到新冠疫情重击的欧洲国家和中国周边邻邦，会怎样调整他们的疫后外交行动？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关系里，人类社会能否记取教训，为下一场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全球性危机到来，做足更充分的准备？

　　近日，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世界和平论坛秘书长阎学通接受了财新记者的专访，就疫情后全球政经秩序的变与不变；中国与美国今后战略竞争的体现场域；其他国家在中美两极格局下更频繁的“对冲”选择，以及中国在多变外交现实中的理性判断等，发表了他的看法。阎学通是中国外交政策、国家安全和中美关系领域的专家，也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中倡导科学方法论、预测国际形势、解析中外外交互动的重要学者。

　　以下是财新记者对阎学通的专访内容：

　　财新记者：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日前在《华尔街日报》的文章中写道，在新冠病毒之后，“世界将永远不会是原来的样子了”。但他并未就此展开具体阐述。在您看来，这场疫情为全球秩序带来的变与不变，分别有哪些方面？

　　阎学通：基辛格在文章开头就说，新冠疫情的影响使他回想起当年参加二战的事。也许正是因为他从二战改变国际秩序的角度预测了这场疫情的影响，所以他得出“疫情改变世界”的判断。然而，根据我观察到的新冠疫情发生后的国际政治现象，基本上都是在强化疫情之前就已有的国际政治趋势。而没有看到扭转趋势方向的现象。

　　反全球化运动始于本世纪初，一直就没停止过。疫情仅是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全球化”的反感。

　　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了保护国家货币主权、网络主权和数字主权的政策。疫情不过是使人们更加看清主权在应对危机时的核心作用。

　　2010年中国的GDP位居世界第二之后，国际格局的中美两极化就开始了。2019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分别讲过“两极格局”已形成，疫情是在强化这样的两极格局。

　　2016年英国脱欧，标志着自由主义主导地位的衰落和“逆全球化”的开始，疫情只是推动各国政府采取更多的逆全球化政策。

　　2017年特朗普执政后采取“美国优先”的外交原则，这使得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下降，多边主义弱化、全球治理倒退、中美战略对抗加剧，美国与盟友关系恶化。意识形态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弱化、中小国家在中美之间采取“对冲”战略，疫情不过是强化了所有这些已经发生的趋势。

　　财新记者：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和政治秩序的影响，是一个相对较短的冲击，心理层次的波动恐更胜于实质，抑或是一个长期性的、分水岭式的事件？

　　阎学通：疫情很可能导致人们将2020年视为国际政治转变的分水岭年份。“三人成虎”的规律是无法改变的，这样说的人多了，人们就会误以为是真的。当人们误以为疫情是转变国际政治趋势方向的根本原因时，就会得出许多相关的错误判断。我们分析“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原因就能看清这一点。

　　“反全球化”的原因是经济全球化导致社会贫富两极分化，跨国公司得益于经济全球化；但是，中小企业主和他们的雇员则受害于此。因此，反全球化的主体力量是中小企业主和他们的雇员。

　　“逆全球化”是政府行为，因为全球化侵蚀了国家主权，使得一些政府没有相应的主权应对危机；一些受害国的政府采取措施保护主权，甚至收回本国让渡出去的主权。例如，前几年一些东欧国家面临非法移民危机时收回了边界主权，不再执行申根协定。这次疫情，使得更多的国家强化了边界主权的管理。

　　如果将疫情理解为是“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原因，就会认为疫情过去之后，“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就会消失了。我以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疫情之后经济全球化导致贫富两极分化的功能不会改变，反全球化情绪也就不会消失；因为各种各样的国际危机都可能发生，无论是否有疫情，各国政府都会采取越来越多“逆全球化”的政策。

　　财新记者：随着美国疫情高涨，特朗普政府和美国一部分政治人物、传媒，均对中国在疫情中的表现展开了攻讦和指责。此一不利氛围，对中美两国政府后续落实得来不易的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将有哪些影响？中国方面又会如何应对这种可能在西方舆论场中扩大的“逆风”，继续执行其对外开放的承诺？中国持续对外扩大开放所能释放的红利，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对冲疫情下西方政坛围绕中国产生的信任问题，乃至于他们“减少对华依赖”的冲动？

　　阎学通：这个协议名为“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就因为双方都不相信对方会真心落实这个协议，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看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能否落实。

　　由于中美战略竞争不断加剧，即使没有疫情，也不能保证这个协议全部落实。疫情的发生大大减少了双方落实这一协议的压力，双方落实协议的动力更小了。一是由于疫情，美方企业减少或者取消了许多订单。由于许多中方出口企业没了订单，就不关心税率高低了。二是中美都会采取通过加大内需来解决出口减少的问题。因此，向对方出口对本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将降低。三是疫情会促使中美企业采取“产业链国内化”或者缩短国际产业链的政策，这也使得向对方出口对自己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下降。随着双方贸易对各自GDP增长的贡献率更小，双方贸易战的重点将是技术竞争，而不是扩大出口。

　　有人认为，只有对美开放，才算是对外开放；如果不对美开放，那对全世界其他所有国家都开放，也不算是对外开放。如果这种说法在之前有合理性，现在也已经没有合理性了。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国，中国的对外开放是对全世界各国的开放，对美开放只是其中一部分。中国能保持对除美国之外的所有国家开放，这就是对外开放。

　　2019年，中国对美出口占中国总出口额的17%左右，2017年去美旅游人数占中国出国旅游人数的5.2%，中国在美留学生占中国海外留学生总数28%。

　　从政策角度讲，我们不应因为对美开放对我国发展的重要性小于上世纪80和90年代，就不对美开放了。也不应因为美国对华采取竞争、甚至是对抗的政策，就不对美开放。

　　从我国发展来讲，对美开放对我国是利大于弊，因此对美开放的政策要坚持下去。我们要用开放政策与美国进行竞争。

　　对外开放政策应主要服务于我国利益，让其他国家从我国开放政策受益是第二位的。

　　我们要从我国是如何受益于开放政策的角度，理解为何需要坚持对外开放；而不是从对外开放能给他国带来什么好处的角度，理解开放政策的必要性。

　　开放政策包括了“引进来”和“走出去”两个方面。弱国走出去的能力弱于强国，因此弱国倾向保护主义政策，而强国倾向开放政策。

　　特朗普采取保护主义的理由就是美国已经不如以前强大了，因此要减少开放。然而，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历史表明，开放政策使我国缩小了与美国的实力差距。在我国实力远弱于美国的情况下，我国都受益于开放政策。如今我国与美国的实力差距缩小了，就更应加大开放政策的力度。

　　财新记者：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近期称，中美两个大国的全球地位和领导力，都已在疫情期间遭到削弱。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埃利森（Graham Allison）近期则在专栏文章中称，如果美国不能在短期内有效控制住疫情，则中国很可能会进一步看轻美国，升高强硬处理台湾问题的动机。

　　对疫情发展至今，中美两国“互视”态度的发展，您有哪些观察？中国的决策菁英们是否真的因为疫情期间的各国表现，调整了对美国或对整个西方治理模式的看法？

　　阎学通：陆克文的说法可能只对了一半。说疫情弱化了美国的全球领导力，这个说法成立，因为美国原先有世界领导地位，美国在抗疫中没能发挥领导作用而遭到盟友的批评。而中国原本就没有全球领导力，一个不存在的领导力就不存在削弱和没削弱的问题。

　　埃利森的说法存在逻辑上的问题。美国全球领导力弱化，并不必然意味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软化。面临实力难以支撑全球领导时，奥巴马采取了“转向亚太”的战略，收缩了全球战线，将海军力量的三分之二集中到了亚太。他减少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军事力量，但加强了在亚太的军事力量。特朗普继续了奥巴马的战略，制定了“印太”战略，把更多的军事力量部署在东亚及周边。

　　美国海军在台海和南海的活动频率是加大，而不是缩小。美国不愿为全球抗疫投入资源，并不意味美国在支持台湾的问题上不愿投入资源。目前，美国是加大对台湾问题的投入，而不是减少。美国2020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是继续派遣美军舰队“常态化穿越台湾海峡”，并要求美国与台湾地区建立网络安全机制。

　　疫情以来，中美在病毒源问题上的对抗上不断加剧，而且显现出进一步加剧的趋势。如我前面所说，新冠疫情仅是强化中美战略竞争的因素。疫情并没有改变中国决策者们对西方制度的认识，只是强化了他们原先就有的对西方治理模式的负面认识。不过，这种认识的强化，并不必然导致正确的治理模式。因为不同国家的治理缺陷是不同。没有他国的治理缺陷，不意味自己的治理就没缺陷，很可能是治理缺陷不同。根据世卫组织的数据，日本、韩国、新加坡、印度防疫效果好于美国、意大利、英国、法国，但这并不说明前四国的制度缺陷就比后四国少。因此，改革自己的治理缺陷，比防止重复他国的治理缺陷更为重要。因为前种缺陷比后种更容易形成。

　　财新记者：此次疫情期间，无论是中美对彼此的认知，还是双方舆论的交锋，都显示出愈发尖锐化的倾向。等到疫情过后，中美双方管控在南海、台海等安全分歧的难度，是否有可能进一步升高？双方之间是否存在擦枪走火、甚至爆发公开对峙的可能性？

　　阎学通：擦枪走火当然不是什么好事，但是擦枪走火没有引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所谓的“擦枪走火”，都是以擦枪走火为名来发动战争的。如果是真的擦枪走火发生，而双方想防止战争的话，只要双方一打电话、一沟通就解决了。

　　目前在南海和台海地区，都不会发生故意的擦枪走火，因为美国、中国大陆、台湾地区三方对军事行动的控制都非常严格。所以说，首先，在这些地区发生擦枪走火的可能性非常小。其次，即便发生了擦枪走火，有关各方也一定能够及时地把它抑制住，不让它发展成为战争。

　　财新记者：所以在您看来，虽然各方应该都意识到了中美两极的格局已经形成，但各方都无意在目前这个时间点、在这些敏感地区，进行一场中等规模以上的正式冲突？

　　阎学通：今天这个数字时代的两极格局，与冷战时期的两极格局有一个重大区别，那就是两极战略竞争的场域不同。

　　冷战时期，两极战略竞争的主要手段是代理人战争，是在自然地理的土地上进行的竞争。而数字时代的两极战略竞争，主要是在第四维、在网络领域进行竞争。

　　中美之间的网络数字技术竞争越强，他们就越不会在自然地理上──比如在叙利亚战场上，进行代理人战争式的争夺。这不是不想用代理人战争的策略；而是这种方式不适合在数字时代进行大国战略竞争。

　　目前已经发生的是：仅东亚地区的中、日、韩三国申请的5G技术，就占了世界的50%，相当于美国和欧洲的总和。中日韩又是现在世界上数字经济水平比较高的国家，数字技术相对领先于欧洲。东亚地区已经开始了建立智能城市的趋势。不在已经领先的领域竞争，谁会跑到不重要的领域或地区去竞争？没有意义，对吧？

　　财新记者：但近来美国政府又借着对中国处理疫情方式的批评，进一步施压欧洲，不要同中国企业进行5G建设的合作。您怎么看待此次疫情在西方可能造成的对中国观感的变化？这对于中国向全球输出基础性技术服务的进程，会有关键的影响或牵制吗？

　　阎学通：疫情对中美科技竞争的影响，应该只是技术水平的信誉影响。对今后长期的、集中于数字技术领域的战略竞争没有直接影响。

　　中美战略竞争的核心领域不是在生物领域里的竞争，而是数字领域里的竞争，数字技术才是将来中美战略竞争的核心。

　　具体到此次疫情，因为眼前马上需要研发疫苗，所以才比比看中美之间谁先研发出疫苗，谁的生物技术更强，但其结果，不过是对综合科技水平高低的心理判断的影响。真正的中美竞争还是在数字领域，这是长期性的。疫苗研发的竞争再长不过三年，但这轮数字技术竞争的最低时限，至少也得是20年。

　　数字技术领域里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两点，一个是技术先进性，一个是价格低。双方谁的性能比对方更好且价格更便宜，那么不用去争，别人自然是用质优价廉的，这是根本。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在数字领域的竞争里，将来能决胜负的，取决于谁的创新能力强。创新能力首先是能够不断地创新新技术，其次是创新出来的技术成本低。

　　具体到5G这个技术，现在美国、欧洲、日本都已经非常明确，那就是中国在5G技术领域已经领先，因此他们不会再在5G方面跟中国竞争。他们将在6G另辟战场。但是美国在5G领域要给中国制造障碍，让我们发展得不那么顺利。

　　我觉得现在5G面临的问题，其实已经走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现在的竞争已经从5G通讯技术本身的竞争，转到在以5G技术为基础上的产业创新的竞争。也就说，谁能在5G技术的基础上发展出新的产业、新的经济活动，这才是核心。因为5G的数据传输速度是4G的倍数，4G支持不了这些新的产业。比如人工智能（AI）、自动驾驶等，现在这种竞争已经开始了。

　　财新记者：您曾在公开演讲中说，疫情放大了国际社会的无政府性、无序性，导致各国无法形成一个全球性的有组织的防疫合作。但同时，目前的一种共识在于，只有全球团结起来达成一定程度的协作，才能更有效地防控疫情。当前，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疫情最早发生地、和市场经济活动有可能较快“解封”的主要国家，中国在全球协作、区域内协作和南南协作等不同层次中的自我定位，应该如何拿捏？

　　阎学通：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严格讲，疫情并不是放大而是展现了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或无序性。之所以现在很多人呼吁全球合作抗疫，就是因为全球合作不起来。如果合作了就不用呼吁了。

　　世界上，凡是呼吁的事都是难以做到的事。现在许多国家都在呼吁较快解封，就是因为不敢解封。

　　既然大家呼吁全球合作抗疫，就说明任何国家都没有领导全球抗疫的能力，世界卫生组织也是力不从心。

　　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都不具备领导全球抗疫的能力，因为抗疫是以主权国家为单位进行的。主权国家为抗疫单位，意味着各国自行决定如何抗疫，因此也不可能服从任何领导。在全球抗疫中，我国的定位是参与国际合作抗疫，而不是领导抗疫。参与国际合作有形式上的和实质上的两种。

　　抗疫的多边国际会议是形式上的活动，实质性的抗疫合作基本是主权国家之间的双边合作。无论全球会议还是地区性的会议，我国都应积极表示支持国际合作。世界上还没有任何国家敢反对抗疫国际合作的。

　　对于实质性的双边抗疫合作，中国需要依据与他国友好程度决定合作方式和内容。合作应不分地缘政治的南北，而应分政治关系的远近。

　　与友好国家多合作，与不友好的国家少合作。与不友好国合作发生技术问题时，容易被政治化──例如与个别欧洲国家的技术合作，不但没能增进友好，反而恶化了双边关系。

　　财新记者：您曾提出，疫情不会改变大国的实力对比和结构，因此不会对世界格局产生根本影响，只能影响大国间的竞争程度和国际秩序。在新冠疫情后，中国面对的国际竞争局面将出现哪些变化？有哪些对中国来说正面或负面的新条件涌现？在美国率先发动对WHO的责难后，中国要如何应对日后在国际组织等多边舞台上，恐继续升高的中美竞争态势？在国际多边架构里遏制中国影响力，是否会在较短期间内，成为美国战略圈的某种跨党派共识？

　　阎学通：新冠疫情使国际竞争局面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有的重大，有的不重大。

　　我以为，疫情加剧的最大竞争是科技创新竞争。目前中美新冠疫苗研制竞赛具有很强的标志性。有人将这一竞赛比作二战期间美德之间的核武器研制竞赛，有人比作冷战期间美苏太空载人科技竞赛。这场疫苗研制竞争，不仅具有科技意义而且还有经济意义，因为先研制成功者将先占领较大的国际市场。疫情之后，科技竞争将更加突显，特别是数字技术竞争。中美的对外战略将更多地受争夺技术创新优势的驱动。

　　这场疫情给我国崛起带来的正面和负面影响可能都很多，我只谈一下最大的正面因素和最大的负面因素吧。最大的正面因素将是我国较早摆脱疫情，使疫情对我国实力增长的破坏小于对其他大国的破坏。国际货币基金预测，2020年我国GDP可能增长1.2%，法、德、英、美、俄、日则可能都是负增长，分别为-7.2%、-7.0%、-6.5%、-5.9%、-5.5%、-5.2%。这将强化现有的两极格局，提升我国的实力地位。最大的负面因素将可能是病毒源的追责之争。这个问题将会持续加剧中美的战略竞争。鉴于美国的盟友在抗疫问题上受益于美国不多，有的盟友甚至还有抱怨，因此中国应加大与美国盟友发展战略合作的政策力度，争取他们在中美之间采取相对中立的立场。

　　利用多边机构遏制中国是美国战略圈在2018年形成的共识，不是在疫情发生后形成的共识。然而，这种共识并未能改变特朗普的单边主义政策。特朗普认为，多边战略的成本高且效率低，不如双边策略成本低、见效快。因此他一直没有接受以多边为主遏制中国的政策建议。目前还看不到他改变单边主义外交原则的迹象。

　　财新记者：中美“两极”格局的强化，对于其他国家──特别是作为主要行为者的欧盟、俄罗斯、日本、英国、东盟等，意味着什么？这一中美两极格局获得加强的年代，又会和美苏冷战时期有哪些异同？

　　阎学通：把国际组织与国家并列起来，会导致人们错误认识国际格局的类型。

　　国际组织是由国家构成的，前者没有后者的主权。在中美两极化的条件下，越来越多的国家会在中美之间采取“对冲”战略，包括日本和德国这样的大国。

　　欧盟和东盟的某些成员国会采取对冲战略，但是这两个组织无法采取这种战略；因为成员国各自的利益不同，因此整个组织无法在一个具体的对冲战略上达成共识。也就是说，一个国际组织无法制定同时符合每个成员国利益的“对冲”战略。

　　在疫情之前，各国就已经普遍意识到，中美两极格局已经形成。所以这时候，一些东盟国家带头采取了“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的对冲战略，后来发展到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连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也都采取了各自不同的对冲战略。

　　疫情没有改变中小国家的基本政策，只是强化了他们的原有政策。比如你会看到，很多国家在疫情期间采取的也是“对冲”战略——在呼吁国际抗疫合作上支持中国，在疫情追责问题上支持美国。疫情只是让这些中小国家知道：当初采取的“对冲”战略对他们是有利的，疫情证明这样做是对的，今后他们会继续坚持对冲战略。因此疫情并没有改变中小国家采取对冲战略的这种基本方向。

　　中美两极格局与美苏两极格局有很多的不同。但最核心的区别是双方竞争的具体目标和战略手段不同。

　　美苏战略竞争，是通过代理人战争的方法，扩大各自意识形态的全球影响力和军事控制权。而中美是通过科技创新竞争的方法，扩大各自的科技影响力和技术标准制定权。

　　财新记者：2020年本应是中欧关系的一个大年。但由于每个成员国的利益不同，欧盟在对华、对美政策上的制定和协调，也必然面临更复杂的挑战。疫情将如何影响欧盟的对外政策，今后中国对欧洲的交往，又该相应做出哪些调整？

　　阎学通：欧盟是一个国际组织，它的建立是成员国协商、协调后的结果。一个国际组织不可能有自己独立的战略，也不可能有自己独立的行为。就像联合国没有，世贸组织没有，世界卫生组织也没有。

　　所以对中国来说，不应该有“对欧盟”的问题，只有对欧洲国家的问题，因为欧洲是个虚的概念。就像我们很难说，美国有个“对亚战略”──从中国到以色列都算亚洲，它怎么“对亚”？欧盟是个协调机构，欧盟自己都决定不了成员国要干什么，（欧盟）决定了他们也可能不执行。当成员国想跟中国改善关系的时候，他们会说“我们不受欧盟的控制”；当成员国不想跟中国合作的时候，他们就说“我们得执行欧盟的决定”。欧盟是成员国的挡箭牌，我们的对欧政策应该侧重于双边关系，侧重于国家，而不是在于欧盟。

　　财新记者：当中小国家越来越频繁地在不同议题上，对中、美各自所持的立场采取“对冲”战略时，是否也对中国的外交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应以更细致的眼光，考察每个国家的具体选择和举动，而不是仅仅用简单的“友好”或“不友好”来看待某一国家、某一政府？

　　阎学通：中国在1982年开始采取不结盟政策，其核心是“既不坚决站在美国一边，也不坚决站在苏联一边”。这跟今天中小国家的“对冲”战略不同。不结盟是在大国对抗中不选边，而现在的“对冲”战略，则是在大国对抗中选边，只不过，“在A问题上选边中国，在B问题上选边美国”，就是根据不同的问题，同时选两边。

　　我以为，我们外交需要改善的方面不是细致，而是理性，防止情绪的影响。我们需要的是先分析具体的国家利益是什么，然后再判断别的国家的利益是什么。他国的利益决定了他国会做什么。也就是说──要判断他国会在什么情况下支持或不支持我国，他国做什么有利于维护他们自己的国家利益。

　　有人简单地认为，“支持别的国家，就能得到支持的反馈”，但这是不一定的。在疫情援助方面，援助友好国家，可能获得正面回报；援助非友好国家，则有恶化双边关系的可能。例如有些国家抱怨援助物资不合格。因给予援助而伤害国际形象的原因是缺乏前期可行性研究。以为靠援助就能改善同别国的关系是朴素的观念，这个想法缺乏专业性。

　　财新记者：新冠疫情可能会如何影响2020年美国大选？

　　阎学通：我只能说，疫情持续时间越长，死亡人数越多，对特朗普的竞选越不利。但这不并意味他必然输掉大选。对美国大选的影响因素很多，特别是在投票临近时发生的事件影响特别大。因此我预测不了美国大选结果。

　　财新记者：目前新冠疫情在发展中国家──包括在南亚和非洲仍在迅速扩散。如果未来发展中国家因为自身条件无法及时有效地控制疫情，会不会出现已经控制住疫情的国家和地区，与这些疫情迟迟无法收尾的发展中地区切断往来的局面？

　　阎学通：首先，贫困国家是否会出现大规模的疫情暴发，这是个医学问题，我们没法判断。比如说印度，大家都认为印度人口密度这么大，应该会发生大规模感染，但目前我们没有看到这种情况。再比如非洲，大家也都认为非洲应该会发生大规模感染，但到目前为止，当地疫情的发展还是比较慢。

　　其次，是这些国家发生大规模疫情对全球的影响程度。显然，发展中国家暴发疫情对世界的影响小于发达国家。因为发展中国家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小，因此发生大规模疾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较小。这次疫情期间，大家关注的也主要是发达国家。如果这次疫情都集中在非洲、拉美，还会有这么多的国际媒体报道吗？人类的这种自私性，这种只关心自己、不关心别人的特点，在国际政治中体现得非常明显。

　　根据这种现实，我们可以推导，即使发展中国家大规模暴发疫情，拉美、中东、非洲全都进行了封城，发达国家也可能不那么关心。东北亚、北美、欧洲三大市场加在一起占了世界的80%。疫情对世界的影响，很大程度取决于疫情发生在什么样的地区和国家。

　　财新记者：这次疫情期间，一些网络舆论对外国抗疫作为的评说，似乎也给中国的外交工作带来了一些牵制。今后的中国外交，应如何看待和面对网络上的种种声音和其影响？

　　阎学通：从外交工作来讲，我觉得有几个最基本的原则。

　　首先，外交是国家的行为，不是个人的行为，因此外交应是官方的行为。这就决定了所有的外交官说的每一句话，都不代表自己，只能代表国家。外交官说“这是我的个人看法”，但其政治身份决定了别国人一定把他说的话理解为他所代表的国家立场。因此在外交工作中，我们一定要首先分清，什么是官方，什么是民间。

　　其次，我们必须明确，外交的目的是维护国家利益。如果一个行为、一个政策、一个表述未能维护国家利益，甚至伤害了国家利益，无论其动机有多好，都得承认这种作法不利于维护国家利益的目标。检验任何一种外交政策或行为是否正确、合理，都得依据结果来判断。客观上维护了国家利益，就是正确的。客观上没实现维护国家利益，这个政策就不可取。

　　第三，外交工作为一种特殊的职业，其特殊的职业能力在于以理服人的能力。也就是有能力说服他人、有能力让别人相信本国政策是合理的。外交官的职业是讲外交风度的。周总理就非常在乎外交风度，这也是为何他逝世后获得的国际评价之一是，“连他的敌手都尊重他”。没有外交风度，是外交职业能力不强的表现。

　　财新记者：近年来在西方流行的涉华舆论，使中国和西方之间的所谓“信任赤字”显得正在扩大。中国应如何看待这些尖锐的话语，怎么解决中国和西方之间的信任问题？解决这一问题，对中国今后的发展又有多大的重要性？

　　阎学通：“信任赤字”这个概念虽然很流行，但它是一个错误概念。信任最低只能是“零”，也就是全无信任。负值的信任是不存在的。与信任相反的概念是怀疑。

　　我觉得西方对中国的怀疑声音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第一，源于中国实力的不断增长。当中国实力越来越强大时，西方会认为，“在最好的情况下，中国也只是成为一个和美国一样的新霸权”。现在西方的舆论和媒体，到处拿放大镜找中国的缺陷；当他们把所有的缺陷凑到一起时就会觉得，“中国可能在某些方面还没有美国做得好”。此外，随着中国影响力的扩大，他们可能还会担心中国不如美国的政策会对他们自己产生直接的不利影响。

　　其次，西方舆论对中国的怀疑，在一定程度上与我们在国际上的宣传有关。比如说，我们说中国“永远不做超级大国”，我们认为这是一句好话，是向世界承诺我们不会像美国和苏联那样欺负别人；但在别国看来，事实上中国已是超级大国，综合实力比别国强很多。“超级大国”是一个“是不是”的问题，而不是“做不做”的问题，它描述的是一个客观事实，而不是主观意愿。因此外国人听到我们说“不做超级大国”的说法，他们会认为这是一种欺骗，对中国的猜疑反而会上升。

　　一些媒体，把我国与欧洲抗疫效果差别归结于政治制度不同。这种说法很容易激起欧洲疫情严重国家的人的不满情绪。直接和变相批评他国政治制度都会引发或加剧意识形态冲突。

　　财新记者：疫情后国际对华舆论风向的变化，以及全球各国对经济预期的变化，会影响中国的外交行动吗？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我们原本提出的倡议，比如一带一路、中欧连通性平台、推进中日韩自贸区等等，中国在规模、预期和时间表上，会不会做出一些收缩或调整？

　　阎学通：我一向认为预测外国政府的战略走向比预测中国的容易。中国政府会做什么决策，我预言不了。我只能说，随着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主要是在网络空间进行的，中国对外战略的重点也应从道路建设转向网络建设。

　　从一开始我就认为，在国外搞道路建设，成功的难度极其大。这就是为什么，很少有国际组织贷款修建跨国铁路，因为两个国家的铁路政策是不同的。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跨国铁路投资项目有收益的较少，亏损的很多，典型的就是坦赞铁路。

　　将地面上的道路建设作为一种战略，某种程度上讲符合两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地缘战略思想。那个时候，铁路就是最主要的战略运输工具。地缘战略强调的就是在地面上进行控制和扩张。等有了大规模空运能力之后，地面上的战略竞争的重要性就相对弱了一点，争夺空中优势有了与地面战略争夺同等重要的意义。

　　等有了太空技术之后，大国对地面道路交通的争夺，就几乎停顿了。从中国崛起的时代特殊性来看，现在是知识经济的时代、数字技术创新的时代。地面道路交通不该成为战略竞争的重点，重点应在网络领域的竞争。

　　财新记者：据您判断，疫情前后由于沙特、俄罗斯博弈迭加全球封锁、需求短缺引发的石油价格暴跌，这一非常态情势会对地缘政治带来中长期的影响，还是会较快调节过来？

　　阎学通：我没有做过国际经济问题的研究，但从大趋势来讲，之所以出现今天的情况，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沙特有一个战略判断：即人类科技进步带来的新能源，一定会取代石油。沙特正在进行的经济多元化转型改革，也是建立在这一判断之上。

　　就像如今人类对煤炭开采是有限的，不是因为没有煤炭，而是因为石油、天然气替代了煤炭。今后不用等石油枯竭，也一定会有新的能源替代石油，使石油的开采不那么有经济合理性。技术进步，决定人类对石油和天然气的需求增长会下降甚至减少。所以沙特的策略是，趁着人们还需要石油，赶紧把它变现。我想不仅沙特如此，俄罗斯、美国恐怕也都是这么想的。至于什么时候会发展到石油被取代的地步，目前无从判断；但从技术进步的角度来讲，新能源发展的速度一定会越来越快。

　　财新记者：通过这次疫情，未来人类社会在应对类似的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全球性危机时，可以汲取的经验和教训有哪些？

　　阎学通：历史表明，人类汲取历史经验教训的能力很差，人类很容易忘记历史教训。如果人类汲取历史经验教训的能力强，就不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又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SARS疫情之后就不会发生现在的新冠疫情，文字狱也不会在中国历史上重复发生。

　　从几千年的历史看，人类的文明进步是比较慢的。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相比，国际政治的进步速度比国内政治还慢。这就是为什么国际政治的文明水平低于国内政治。

　　如果人类能从此次疫情中汲取一点非传统安全问题上的教训，我认为有两点值得汲取：一是在追求安全与财富时，要保持两者之间的平衡，调整“要财不要命”的偏好。注意安全利益与经济利益的平衡，这利于减少非传统安全危害的发生。二是在危害发生时要及时采取“安全优先”的政策，不要有侥幸心理，以为祸水不会殃及到自己。

　　可能很多人认为，这次最主要的经验教训是在危机面前没有进行全球国际合作。我不认为在下次非传统安全危机发生时，各国就有进行全球合作的动力。因为在无政府的主权体系下，国家是依赖主权自行对抗非传统安全危害的。我还是前面的逻辑，越是提倡的，就越是难以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