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头十年的中期，美国受到一波公司丑闻的冲击：世通公司（WorldCom）、安然（Enron)、泰科（Tyco）和美国国际集团（AIG）相继曝出丑闻。这种状况让当时在芝加哥大学任会计学助理教授的艾伊莎·戴伊（Aiyesha Dey）心中产生了一个疑问：公司领导者的生活方式是否会影响公司的业绩，如果会的话，那是怎样的影响？“有大量文章谈到这些公司的高管如何豪掷百万开派对。”戴伊说。因此她和同事开始进行一系列研究，将公司领导者工作以外的行为与工作中的表现联系起来。

    在决定重点研究哪些行为时，研究人员借鉴心理学和犯罪学的研究成果，确定了两种行为：一是违反法律的倾向，与总体上缺乏自控、轻视规则有关；二是物质主义，与之相关的是一个人对于自身行为对他人和环境产生的影响不敏感。
 
    现任哈佛商学院副教授的戴伊，和同事进行了四项研究，并分析上述行为与工作中五个问题之间的相关性。
 
    内幕交易：在最新的一篇论文中，研究人员分析了高管的个人违法记录——从违反交通规则到酒驾和打人——这些行为是否与内幕交易的倾向有关。研究人员运用美国联邦和各州犯罪数据库、犯罪背景调查和私人侦探，找到了在1986年至2017年期间，同时聘请了至少一名有违法记录的高管和至少一名无违法记录高管的公司。研究抽取了近1500名高管作为样本，其中有503名CEO。通过研究这些高管交易公司股票的活动，研究人员发现，有违法记录的高管交易获利比其他人更高，这表明前者利用了特权信息。这种影响在有多次违法行为和严重违法行为（比违反交通规则更严重的违规）的高管群体中最为明显。
 
    治理措施能否遏制此类活动？许多公司都有针对不正当交易的“禁令”政策。不过这些政策的存在与否很难确定（很少有公司公布关于此类政策的数据），所以研究人员使用了一个常见的替代指标：公司高管的大部分交易是否发生在公司公布财报后21天内（通常被认为许可交易的窗口）。研究人员将高管的交易与公司有没有禁令政策的记录进行了比较，得出了令人警醒的结果：尽管此类政策减少了带有轻微违规记录的高管进行利润异常丰厚的交易的次数，但对严重违法者的交易却没有任何影响。后者更有可能在禁令期间进行交易，并且在规定期限前没有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报告。他们也更有可能在重大消息（如财报或并购消息）公布前买卖公司股票，以及在公司破产前的三年内进行买卖——这一证据同样表明他们利用内幕消息获利。研究人员在报告中写道：“虽然强有力的治理措施可以约束那些轻微违法者，但对于有更严重违法行为的高管来说，治理措施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效的。”
 
    所有这些发现都让戴伊和她的同事想知道：为什么董事会雇用或者不解雇那些违法的高管？为此，他们更仔细地分析了样本CEO。有违法记录的公司，独立董事的数量并不比其他公司少，董事本身也没有违法记录，而违法CEO也没有带来更高的回报。戴伊指出，大多数CEO在上任后很快就出现了初次违法行为，“有可能是因为如果他们来自公司内部，而且工作表现还可以——并不比一般人好，但也不差，他们就不会受到那么多的监督。”在非正式的谈话中，一些高管和董事告诉她，“我不在乎他们做过什么，如果是很久以前的事，那就更不介意了。”
 
    欺骗性报告：在之前一项研究中，戴伊和同事发现109家公司向SEC提交虚假财报。将这些公司的CEO与其他财报没有造假的同类公司CEO相比较，他们发现财报造假公司的CEO中有违法记录的比例高达20.2%，而对照组该比例只有4.6%。
 
    全公司范围报告风险：该研究还考察了除CEO外的其他高管是否提交了虚假的财务报表，或无意中出现报告错误。结果发现，CEO的违法记录对这一衡量指标没有影响，但他们的物质主义倾向却有影响。有奢侈个人消费习惯的领导者（研究人员用房产和报税记录来确定那些比同行拥有异常昂贵的住宅、汽车或游艇的CEO）出现这两种报告错误的情况都很普遍。在他们任职期间，这种情况往往会恶化，因为他们的行为让公司的文化发生改变，比如任命有物质主义倾向的首席财务官、增加股票奖金，以及放松董事会监督。
 
    冒险的倾向：在一项针对银行的研究中，戴伊和同事发现，物质主义的CEO通常更愿意冒险：他们的银行资产中有未偿还贷款的比例更高，非利息收入（可能说明有更多交易活动）和抵押贷款担保证券（以其风险著称）更多。研究人员考察了一个由公司是否有首席风险官等因素组成的标准指数，发现由物质主义的CEO领导的银行在风险管理方面比其他银行更薄弱。还有公司文化指标（如公司其他高管在大萧条时期是否利用政府救济银行的交易获得了异常高的回报）也表明，物质主义的CEO在这方面比其他人更容易放松管理。
 
    企业社会责任：心理学家已经证明，优先考虑物质生活的人较少关心他人，也不太可能做出对环境负责的行为。研究人员预测，物质主义的CEO也是如此。他们的预测是对的：与其他CEO相比，这些领导者的企业社会责任整体得分较低，企业社会责任优势较少，缺点较多。
 
    研究人员希望，他们的发现能提醒董事会，不要忽视高管的生活方式，同时相信治理机制将避免任何潜在问题也会带来很大的风险。“以前的研究人员假设，威慑性政策对公司的所有高管都有同样的效果。”戴伊说，但这项研究表明，每个人愿意冒险和违反规则的程度有很大不同。“仅仅有适当的公司治理结构可能还不够。即使在同一家公司内部，同一种模式也并不适合所有人。”当然她和同事也认识到，研究只看到了不利的一面，这些高管可能也会给公司带来不同寻常的优势——这是他们目前研究的一个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