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发生以来，因长时间停工停产，对中国经济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现在看，中国疫情控制已经取得初步的成绩，过去政府的一些政策大多属于救灾，下一步应该更多地转向重建。

　　1、控制疫情风险的同时，要让经济活动有序恢复起来

　　要恢复经济正常秩序，最重要的还是比较稳健、有序地复工复产。有很多农民工现在还没有回到工作的地方，复工当然会有一些风险，但最终还是要在两个方面求得平衡，在尽量控制疫情风险的同时，让经济活动慢慢恢复起来。

　　在疫情期间，人流断了，物流断了，自然对经济造成非常大的冲击。尤其是有一段时间物流断了，生活都变得很困难。现在物流已经在恢复，但要让业务重新恢复到正常水平，肯定还会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从经济政策的角度来说，支持经济恢复正常主要就是两类手段：一是救灾，二是重建。在救灾方面，疫情期间有很多企业都遭遇了很多的困难。大企业也碰到很多困难，比如航空公司、贸易公司，但他们的困难是比较容易看得见，本身的实力也相对雄厚，政府或金融部门对他们提供帮助也相对容易，最困难的是可能是那些中小微企业。

　　从政府的角度来说，首先要平衡一手抓疫情控制、一手抓有序复工复产这两只手。我们北大数字金融中心最近利用支付宝线上、线下的支付数据做了一个研究，发现疫情对于各地个体经营户的业务影响程度非常一致。湖北受到的冲击是最大，这容易理解。但剩下地区的疫情程度其实不太一样。为什么受到冲击的程度很接近？估计一方面是老百姓的自我反应差不多，另一方面政府的管控也差不多。在疫情初期，这可以理解。但现在形势开始变得明朗，可以更加精准地采取一些差异化的措施。

　　2、新基建投资难度比老基建高上百倍

　　最近，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决定，要加大公共卫生服务，应急物资保障领域投入；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要注重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

　　这三条我觉得方向上都非常好。第一条是补短板，第三条是调结构，都很重要，但在短期内对增长能提供多少帮助，还需要观察。

　　最令人关注的是第二条，就是新基建。让基建投资与技术进步紧密结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思路。但问题是，新基建与老基建是不一样的，因为技术方面的原因，规划的难度要大很多，而且技术日新月异，光靠坐在办公室里的官员拍板投资几十万亿，先不说钱从哪来，能确定这些投资的基础设施是未来国家发展所需要的、而且能够跟未来的新技术相匹配吗？对于不确定性太大的投资，宁可不要太超前，跟着技术、跟着需求走，这样可以少犯错误。

　　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前几天开了一个讨论会，徐远教授等写了一篇关于通过“二次房改”提升经济动力的文章，嘉宾们在会上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二次房改的主要意思是通过建设成本比较低、面积比较小的经济适用房，解决农民工在城市的居住问题。根据徐远的设想，未来10年每年兴建1000万套安居房，每年直接投资可以达到10万亿元，可以托住未来10年经济增长下限。更重要的是，这样一个同时帮助解决了农民工进城的问题，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如果搞5-10年，既支持了中国经济增长，又解决了一个很大的社会矛盾。

　　3、要稳住中小企业的大盘，防止企业现金流断裂

　　面对疫情冲击，最难办的是中小微企业。中小微企业很重要，并不是说不能有任何的企业倒闭。因为中小微企业有常态性的倒闭。中国中小微企业平均寿命大约是5年，也就是每年有20%会退出，值得关注的是因为疫情的冲击，突然使一大批中小微企业同时难以为继。那有可能演变成系统性的风险。因为中小微企业贡献了中国GDP的60%，占城镇就业的80%，如果一大批企业同时出现问题，可能会与失业大量增加和不良金融资产大幅上升之间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关键是帮助大批的中小企业尽量避免出现现金流断裂的问题。

　　解决现金流断流，简单来说三条路子：第一条是尽快增加企业的营业收入，第二条是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第三条是提供一些外部融资。

　　对大部分中小微企业来说，可能需要一定的外部融资帮他们渡过难关。原因在于，面对突然性的冲击，大部分中小微企业没有足够的资金维持两三个月。调查发现中小微企业有80%都有资金短缺的问题，其中有70%说如果能获得一些融资，对他们来说度过这一段时间应该问题不太大。

　　这方面我们国家也做了很多，但是这个钱怎么落实到中小微企业，是一个问题。一些传统的商业银行去做，会比较困难。真正能做还在做的其实就是两类机构：一类就是中小银行、社区银行，尤其是农商行、城商行，因为他们对社区的客户相对比较了解，做风控评估比较直截了当。第二类就是数字金融机构，一些新型的互联网银行，他们的好处就是不需要见面，而且不需要抵押资产做风控。这两点在救灾和重建的时候，价值就一下子凸显出来了。

　　因此，如果国家要为中小微企业提供资金，提供流动性支持，我觉得首当其冲地要把流动性推送到这些金融机构上。

　　4、疫情稳定后，货币政策宜进一步宽松

　　近一段时间，为了应对疫情危机，很多国家都降息了，国内也有很多专家建议降息，包括降低存款利率。

　　经济下行，货币政策当然应该宽松，但把握政策调整的时机很重要，尽量把货币宽松放在疫情控制住以后。但像欧美现在这样大幅度降息，其实意义不大，很可能白白把子弹浪费掉了。原因很简单，他们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对病毒的恐慌，担忧经济停顿，在由于疫情爆发而导致市场恐慌的时候，大规模的宽松流动性和降低资金成本帮助不是很大。等到疫情有所控制，恢复经济的时候，可能会更加有效。所以说，政策调整的时机把握非常重要。

　　对于我国的央行来说，现在疫情已经得到初步的控制，适度地进一步的宽松货币政策应该是有意义的。但是在重建当中，财政政策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财政方面能做的事情也很多，比如减税降费，支持投资，以及增加民生方面的开支，等等。

　　财政政策可以更加积极一点。我们过去接受了从国外引进的稳健财政的两个要求：第一是财政赤字不能超过GDP的3%；第二是政府负债不能超过GDP的60%。这两条要求的核心是政府资产负债表的健康，所以不应过度拘泥于每一个年份的财政赤字规模，有的年头经济不好，那就多开支一点，等到经济稳定下来，再尽可能地减少财政赤字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