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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带来难得的宏观调控变革良机

[作者:王永利    点击数:149    更新时间:2020年06月29日]

    如果有一天,人们不得不与病毒长期共存;那么,常规的经济社会管理体系何以应对?尤其是传统货币理论与货币政策工具——它们似乎越来越难以适应疫情“新常态”下的发展局面。

  仍在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病毒,尚未结束,疫情可能二次暴发;给经济社会运行乃至国际经济秩序带来极大冲击,甚至正在激化国际矛盾。

  面对重大疫情,中国与世界主要经济体宏观调控政策力度分化。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美欧日英等主要经济体在短时间内纷纷推出力度空前的超常规宏观应对举措,其中,美国央行从3月3日开始紧急降息;3月15日再次降息,累计降低基准利率150个基点至零利率水平,并推出7500亿美元量化宽松政策;3月23日,进一步宣布将实施无上限量化宽松政策。美国会也快速审议通过了超过2万亿美元的政府救助计划,并宣布将跟随疫情恶化情况不断加码,现在已经超过3万亿美元。到5月末,上述经济体政府救助计划规模基本上都超过其GDP的15%,有的已经超过20%,并纷纷表示,政府救助力度仍可能根据需要进一步加大。

  相比而言,这一阶段中国在宏观政策上表现得非常谨慎,政策调整力度远低于上述主要经济体。5月份“两会”审议通过的政策举措主要体现在:今年赤字率拟按3.6%以上安排(上年为2.8%),财政赤字规模比去年增加1万亿元,同时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拟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3.75万亿元,比去年增加1.6万亿元,并提高专项债券可用作项目资本金的比例;综合运用降准降息、再贷款等手段,引导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明显高于去年;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务必推动企业便利获得贷款,推动利率持续下行。

  这体现在舆论和认知上,就表现为很多人对美国等经济体紧急推出超常规政策举措的严厉指责,认为他们是不负责任“疯狂大放水”,是在对外转嫁责任并变相掠夺国际财富。同时也引发了对现代货币理论(MMT)与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激烈争论,不少人认为中国不能跟随美国的政策步伐,政策上必须强调“不搞大水漫灌”,要保持宏观政策调控空间。

  如此,是否可以断言发达国家集体失智?非常时期祭出非规货币政策当属不正常?似乎对美欧日英等实施超常规宏观应对举措的做法,还需要仔细斟酌。

  与此同时,认清趋势,且顺势而为,未雨绸缪转“危”为“机”,理顺宏观调控的体制机制,勿错失疫情带来的变革良机。

  不得不面对的深刻挑战

  现在,传统货币理论与宏观调控运作正面临“需求不足”、“货币泛滥下的通货紧缩”、“币值稳定偏离”等诸多深刻挑战。

  传统上,货币政策的目标就是维持社会物价总指数(具体表现为CPI)或通货膨胀率(CPI增长率)的基本稳定(理论上认为有利于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温和通胀率”为2%-5%),并据此采取措施调节货币投放与货币总量。

  但是,由于信用货币的投放越来越依赖社会货币需求和负债的增加,并且货币政策传导上存在“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实体经济”的二元体系,货币政策传导环节增多;货币应用场景上“实体领域流通市场”与“金融领域交易市场”并存,金融市场会分流货币,并削弱货币总量变化对CPI的影响;存在融资结构(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占比)不同,对货币总量和CPI有着很大的不同影响;货币总量中存在流动货币与沉淀货币之分,人们对投资和消费的意愿不同,导致货币流动性不同,对CPI的影响也有很大不同等因素,很容易造成“社会负债与货币总量的增长越来越超越社会财富的增长,但却不一定必然引发恶性通货膨胀。在社会需求不足加剧情况下,反而可能出现货币总量泛滥下严重通货紧缩的尴尬局面”;进而造成CPI的稳定与货币币值的稳定发生偏离等一系列信用货币运行的新特征。

  当社会主体主动压缩货币需求与负债规模时,就会引发严重的通货紧缩并加剧经济下行,此时就需要国家实施逆周期调节,推行扩张性货币政策,刺激社会扩大货币需求与投资消费,维持经济和社会稳定。其中,央行最主要的手段和途径就是推动降息,将利益分配的天平向资金需求方倾斜。

  但在基准利率降低到零仍难以达到预期目标时,就需要实施超常规政策举措,包括央行对金融机构存放央行的存款实施负利率政策,推动金融机构扩大货币投放;或者央行直接在金融市场上有选择的扩大资产购买,向金融机构或企业部门投放流动性,并引导资金投向政策鼓励的领域;或者直接购买政府债券或向政府提供透支,实施财政赤字货币化等,扩大货币投放。央行要优化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引导资金更多地流入实体经济领域。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主要经济体采取力度空前的救市运动,有效抑制了危机的迅速恶化与严重冲击,但也使得全球性产能过剩、需求不足的问题更加突出,“低增长、低利率、低通胀”的现象日益增强,越来越多的国家不得不实施零利率或负利率、大规模量化宽松、财政赤字货币化等超常规政策举措。这成为信用货币发展的必然趋势。实践证明,在面对经济金融乃至社会危机挑战时,越是及时采取强有力扩张性政策举措的,越是能有效抑制危机的爆发和可能的损失。相反,不能及时采取强有力扩张性政策举措的,可能酿成重大危机和巨大损失。

  这背后的原因恰恰就是:信用货币体系必然导致社会负债与货币总量的增长越来越超越社会财富的增长并导致货币不断贬值;必然在促进经济社会加快发展达到高峰后,导致产能过剩与需求不足,导致发展速度加快回落,进而引发货币泛滥下的通货紧缩,甚至引发经济金融乃至社会危机。面对危机挑战,必须实施逆周期调节,其中,扩张性货币政策就成为必然选择。

  扩张性货币政策必然导致货币加快贬值,并通过货币贬值实现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持有货币性资产的群体,其财富将在无形之中更多地转移给增加负债并相应扩大投资或消费,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就业做出贡献的群体。所以,通过调节货币总量和货币币值,进而实现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调节社会主体投资消费的意愿,就可能成为货币政策发挥宏观调控作用的根本路径。货币政策的直接目标是保持CPI的基本稳定,而可能不再是保持货币币值长期基本稳定。

  这种通过货币贬值实现社会财富重新分配并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就业的方式,也许远比通过财政增加税费收入和转移支付实现社会财富重新分配更广泛、更深刻、更容易,而且货币政策在运用上,可能也远比财政政策具有更大的收放调节灵活性、自主性。所以,宏观调控也就越来越多地依赖于货币政策,而且不得已越来越走向超常规政策举措之路。

  其中,财政赤字货币化理论上并不是不可能、不可行,但要实施这种特殊政策举措,关键是要建立良好的经济体制与社会制度,保证财政赤字规模和运用的合理性,实现良好效果。没有约束的随意扩大赤字货币化,则会导致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

  当然,这样做的结果,也会使得社会负债与货币总量远远超过社会财富的规模,相应的,也会使得货币金融风险隐患与逆周期调节的难度越来越大。由此,传统货币理论与货币政策工具越来越难以适应这种新的发展局面,正面临深刻挑战,需要深刻变革。

  变革?变革!

  回眸历史,正是得益于一系列重大改革,经济才得以走出困境。疫情“新常态”下,我们亦不妨做好实施超常规货币政策的准备并推动宏观调控变革。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推行高度公有、高度计划的经济体制,大大抑制了货币金融的需求和功能发挥。到1978年末,我国M2与GDP之比连32%都不到。改革开放推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生产与消费需求不断释放,货币需求必然大幅度扩张,物价必然大幅上涨。

  1992年中共十四大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1993年中国经济明显升温,到1995年出现严重过热现象,相应的,全社会对货币的需求也急剧扩大(从1979年到1995年,货币总量算术平均年增长率达到28.78%,1995年末M2与GDP之比上升到99.04%,1996年达到105.96%),CPI随之大幅提升。由于种种原因,这也在货币金融领域引发了诸多乱象和严重问题。

  正因如此,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修改,国家颁布了“预算法”并从1995年1月1日实施,严格控制地方政府列赤字预算和发行债券。1995年又颁布实施“央行法”与“银行法”,但在实际执行中遇到很大阻力,难以真正落地。直到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对我国经济增长带来很大冲击,再加上1998年夏季南方洪灾,当时中国经济面临严重滞涨挑战,货币金融问题随之集中暴露。为此,国家推出了一系列深化改革的重大举措。

  其中,在货币金融领域主要包括:

  宣布成立“中央金融工委”,将央行及国有金融机构的组织人事管理从地方党政机关脱离出来,由中央实施垂直管理,有效削弱了地方党政对银行贷款的行政干预;撤销人民银行省级分行,按大区设立中心分行,削弱地方党政对货币政策及金融监管的行政干预;财政发行2700亿元专项国债,定向补充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成立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对口剥离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近1.4万亿元;剥离商业银行非银行类业务和附属公司,中“证监会”基础上,成立“保监会”,对金融机构实施“分业经营、分业监管”;创新结算工具、严格结算纪律,推动全社会清理“三角债”(相互拖欠)等。

  正是实施这样的强力改革,才有效抑制了地方对货币金融的行政干预,进而到1999年“预算法”、“央行法”、“银行法”才真正得以落地实施,货币投放和总量增长才开始得到有效控制。

  面对1998年的严峻形势,国家在深化改革的同时,也在积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最终,集中落实到1999年全面深化住房、教育、医疗体制改革(“三大改革”),积极引进社会资金和国际资本推动其产业化发展上。这推动国家将大量的资源转化为收入,收入再增加投资,投资再扩大杠杆,带动整个经济止跌回升、加快发展,为加入WTO奠定了重要基础。2001年正式加入WTO之后,大量国际资本和产能涌入,推动经济加快发展,各种资源价格快速提升,也推动财政收入结构、货币投放结构、资金运用结构等发生了重大变化:

  财政收入结构上,土地、矿产、教育、医疗等资源性收入快速增长,在整个财政收入中的占比快速提升,财政结余整体上明显改善,税费征管的压力不断减轻,政府优惠政策不断加码。这从根本上扭转了政府(财政)对央行货币的需求状况。

  货币投放结构上,央行购买外汇(形成国家外汇储备)投放基础货币(央行的外汇占款)快速增长,在货币总量中的占比快速提升。相应的,银行贷款或购买债券等信用投放的压力明显减轻,在货币总量中的占比不断下降,社会负债率或宏观杠杆率随之降低。

  资金运用结构上,金融市场快速发展分流了大量货币(资金),住房、教育、医疗开支快速扩大,很大程度上抑制了CPI的提升。这种局面总体上从2000年维持到2010年。

  其中,2008年9月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主要经济体经济大幅衰退,也给外贸依赖度很高的中国经济带来很大冲击,中国因此实施了力度巨大的经济刺激计划,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迅猛发展,国家重新放开部分省市发行政府债券。2009年M2增长28.42%,M2与GDP之比从2007年末149.37%快速提升至2009年末173.93%。这使得中国经济在主要经济体中率先止跌回升,吸引更多国际资本流入,2010年经济增速重回10%以上(10.45%),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影响力大大增强。

  但受到全球经济总体上产能过剩、需求不足、大幅衰退的影响,中国经济增速从2011年开始不断下行,当年增长9.30%,2012年下降到7.65%。为追求较高增长速度,各级政府都加大了投资和刺激力度,因而也使得地方政府的负债快速扩大,财政与金融风险快速聚集。为此,中央于2014年明确提出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不能再追求两位数的高增长,而要追求高质量中高速度增长。国务院也发布了“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严格控制地方政府负债的无序扩张。这使得地方政府面临维护经济社会稳定与财政收入不足的巨大压力,当年经济增长7.40%。

  为解决这种困境,国家在扩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规模的同时,积极推动股票市场和公私合营项目(PPP)的发展,以求引入社会股权资本,降低政府资金压力和负债率。但由于种种原因,PPP远未达到预期的发展效果,而股票市场在大幅上涨之后,到2015年7月又急速下跌,引发“股灾”,留下严重的经济“后遗症”,金融风险更加显现。2015年经济增长进一步降低为6.90%,M2与 GDP之比则达到202.97%。

  2015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确立了“三去一降一补”的工作重点,其中包括“去杠杆”以及配套的金融严监管,要求坚决守住不暴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但恰恰在2015年,中国经济发展的轨迹出现了重大转变,财政收入结构、货币投放结构发生深刻逆转:

  财政收入结构上,房地产、教育、医疗三大产业发展对经济社会的推动力急速减弱,其深层次问题集中暴露,政府资源性收入总体上出现负增长,但政府支出的压力反而快速增强。为此,政府一方面加强税费征管,另一方面则大幅扩大负债,财政赤字率随之不断提高。

  货币投放结构上,2015-2016年央行外汇占款大幅收缩数万亿元(相应收缩银行存款和流动性),之后,外汇占款持续维持稳中有降的态势。但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货币总量的继续扩张,由此,货币投放就越来越多地依赖银行贷款或购买债券。这势必造成银行流动性的紧张,此时理应配套实施降准,向银行释放被冻结的资金,但由于认为普遍降准属于“大水漫灌”,不符合结构性改革要求,从2016年开始,基本停止普遍降准,只是小幅度地实施定向降准,转而扩大央行资金拆借以解决银行资金需求,但这却提高了银行资金成本。此时国家推动“去杠杆”,进一步强化了结构性融资难融资贵和金融套利问题,货币总量增速随之大幅下降,2017、2018年M2仅增长8.11%和8.07%。进入2018年大量企业由于流动性枯竭而破产倒闭,经济社会稳定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所以,从2018年下半年开始,宏观政策不得不做出很大调整,加大了减税降费、降息降准和货币投放的力度,但M2增速仍然非常低迷,2019年也仅为8.74%,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增长明显放缓,通货紧缩的态势明显增强,当年经济增速下降为6.3%。

  进入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经济社会运行带来极大冲击。在付出极大努力下,中国率先取得抗疫决定性胜利,第一季度经济增长为-6.8%,创下改革开放40年来的历史新低。进入二季度经济增长态势明显改善,但面临全球疫情大暴发,世界经济严重衰退,大宗商品市场剧烈动荡的严峻局势,经济发展和社会就业依然临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

  尽管目前中国经济社会基本稳定,但却存在很大风险隐患:疫情暴发以来,不得裁员降薪的压力更多地压给了企业和金融机构等,而不是像美国等主要经济体,大量的由政府(财政)进行弥补或救济。这样,政府的压力被大量转移,财政赤字被大量掩盖。但问题是,现在疫情并未根本解除,甚至二次暴发的压力依然存在,世界经济严重衰退,多方面的风险挑战巨大,一旦社会主体承受力被突破,经济社会的稳定就会受到严重破坏,届时,政府还是不得不紧急救助。这是需要高度警惕并充分准备的,超常规的宏观政策,即使现时尚不需要启用,也不代表不需要弄清楚、准备好。

  这还涉及一个非常深层次的问题,即如何理顺政府与企业、财政与货币(央行)的关系。即使1995年颁布了“预算法”、“央行法”、“银行法”等法规,但有关政府与企业、财政与货币的关系仍有待细化和规范,实际运行过程中也存在很多变相突破的做法,政府负债与财政赤字难以如实反映,并影响到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发挥。这在2015年之前,资源性收入比较好的情况下尚不突出,但在此之后,随着财政收支矛盾的加剧,这一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宏观调控亟待深刻变革。

  新冠疫情大暴发,给经济社会带来巨大冲击,主要经济体纷纷采取力度空前的政府救助行动,给我国宏观调控深化改革、理顺机制带来非常难得的机遇,理应抓住机遇、深化改革,勿失良机。

  原文6月25日发表在《经济观察报》

中国精神在抗疫斗争中坚守传承

  作者: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王锁明

   “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中国精神扎根中国大地,形成于中华民族披荆斩棘、战胜风险的实践探索中,并不断引领中国人民继续奋勇拼搏、自强不息。今年年初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抗击这种重大突发疫情,不仅要消耗大量的物质资源,而且考验人的精神意志,所以也是一场精神战。在抗疫斗争中,中国精神熔铸战疫之魂,为打赢这场人民战、总体战、阻击战注入强大的精神驱动力。

  (一)临危不惧的胆略

    近代以来,由于西方列强入侵,中国社会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备受屈辱。面对侵犯和奴役,中华民族涌现出无数仁人志士,勇往直前、甘洒热血与强敌血战到底。新中国成立以来,面对国际帝国主义的疯狂围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不信邪”“不怕鬼”,砥砺奋进,进行了一场场艰苦卓绝的斗争,卓有成效地“保家卫国”,其间展现了“狭路相逢勇者胜”的斗争精神,也体现着中国共产党人对临危不惧这一中华民族精神传统的坚守和弘扬。可以说,这种临危不惧的大无畏精神,越是在危难时刻、越是在紧要关头,就越是被激发出来,从而焕发出强大凝聚力,成为支撑我们战胜一切风险挑战和惊涛骇浪的强大精神力量。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这一场突如其来、来势凶猛的危机,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国上下紧急动员,打响了一场疫情防控阻击战。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面对疫情,广大医务人员、科研工作者、人民解放军官兵等挺身而出,表现得十分勇敢无畏,哪里任务险重哪里就有他们忙碌的身影,特别是共产党员更是牢记“让党旗在防控疫情斗争第一线高高飘扬”,义无反顾,勇挑重担、迎难而上,涌现出一大批英雄人物和感人事迹,生动践行了入党誓言和初心使命,形象诠释了中国人民的勇气和胆量,再次彰显着中华民族临危不惧的精神底蕴。

  (二)坚韧不屈的品格

    “殷忧启圣,多难兴邦。”中华民族历经磨难和挫折,但从来就有不屈的优良传统,在应对一次次灾难的伟大斗争中奋起,今天终于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是从苦难中走出来的民族,如果要问是什么力量使之从苦难走向辉煌,那答案就是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孕育出来的坚韧不屈、自强不息的奋斗进取精神。美国作家赛珍珠说道:“没有任何事任何人可以摧毁中国人,他们是善于从苦难中生存的坚韧之人。他们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人,他们的文明经历过不同时期,但其本质是相同的。他们知道屈服,他们在大风来临之时躬身,但他们永不毁灭。他们作为一个实体继续存在著,不会破碎,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族裔都要来的长久。”正是依靠这种强大的精神支柱,我们熬过了建国初期的饥荒,应对了上世纪末的长江特大洪灾、本世纪初的“非典”以及2008年汶川大地震等重大灾害灾难。

    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在经受的一次次苦难中坚持下来,恰恰是因为中国人品格中的坚韧。在这次抗疫斗争中,为了与时间赛跑,与病魔搏斗,白衣天使“连轴转”,施工人员“三班倒”,车间工人“白加黑”,这些都定格为震撼心灵的生动画面,折射出百折不挠的坚韧品格,永远砥砺我们奋力前行。“宝剑锋从磨砺出,腊梅香自苦寒来”,“阳光总在风雨后”。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我们一定能够打赢疫情防控这场阻击战。在新时代,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我们面临的挑战考验将会越来越复杂,但中国人民在任何困难面前都压不倒摧不垮,任何风险和挑战都不可能阻挡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进步伐。

  (三)守望相助的美德

    守望相助是我们在千百年的历史变迁中形成的一种优良传统。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蕴含着同舟共济、心手相连方面的要求,如“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众人拾柴火焰高”“人心齐,泰山移”“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等,这些文化基因扎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中,让人感受到“我们在一起”的温情,更展现出整体的勃勃生机,从而有力地支撑着我们去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和风险挑战。一个民族的强盛离不开精神的支撑,守望相助是我们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不衰的精神支柱。

    在重大传染性疾病面前,任何个体都是渺小而微弱的,单凭个体力量难以与之抗衡。只有团结起来才有力量。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社会“拧成一股绳”,凝聚各方优势。各个省份坚持全国一盘棋,全力对口支援湖北各地市的救治工作,体现出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舆论媒体反复刷屏着“武汉加油”“中国必胜”,及时报道我国人民在这次抗疫斗争中所涌现出的感人事迹,让全国各族人民的爱国热情与向心力、凝聚力极大焕发,为打赢“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呐喊助威,营造起中国战疫必胜的坚定信心和舆论氛围。社会各界和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纷纷捐款捐物,体现了同舟共济、“中华一家亲”的人文情怀。疫病无情,人间有爱。在这次抗疫斗争中,中华民族长期以来形成的“风雨同舟”“和衷共济”等民族文化心理,不断汇聚起守望相助的精神力量,展现出强大的抗疫合力。

  (四)顾全大局的自觉

    中国传统文化在对待个人与社会上,历来尊崇顾全大局、胸怀天下的责任意识和全局思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位卑不肯忘忧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些先贤圣人均有高尚的精神境界和家国情怀,他们的这些诗句随着历史长河的冲刷而越磨越亮,因为它们都在宣扬着朴素的爱国情怀,折射出伟大的爱国主义思想,所以时至今日对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依然具有强烈的指导意义。这就是在个人利益与国家、社会利益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我们不要只想着自己的权利,也要为集体着想,要顾全大局。

    在重大的危机时刻,共度时艰是全社会每一个成员的责任,因而特别需要全民的参与和合作。事实上,在这次疫情防控斗争中,我们每个人在一定意义上都是冲锋在前的战士。除了医务人员奋不顾身地抢救病人之外,社区工作人员临危不惧、冲锋在前,市民志愿者积极提供各种服务,新闻工作者深入一线采访报道,广大普通群众顾全大局,坚决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人人都从戴口罩、勤洗手、少出门、不聚集之类的细节做起,积极参与、大力支持、主动配合疫情防控措施,保持理性、消除恐慌,用实际行动维护社会稳定,人民群众过硬的文明素养和配合意识大大提高了防控效能,牢牢构筑起了一道抗击疫情的人民防线。这是我国战胜疫情的雄厚群众基础。在新时代,我们要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机活力,关键还在于必须始终坚持和重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伟大斗争呼唤伟大精神,伟大精神支撑伟大斗争。抗疫斗争需要物质技术力量这一基础,也需要精神力量作支撑。中华民族在经受抗疫大考而迸发出来的巨大正能量,必将成为新时代继续奋进的强大精神支柱。

马光远:应对新冠疫情冲击中国经济的十大政策建议

    很显然,新冠疫情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公共卫生事件,全球密切关注着这场疫情的发展态势及对全球经济可能造成的重大影响。

  这场发端于武汉,波及全国,蔓延到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疫情对中国正常社会秩序堤坝的干扰和破坏是超越预期和始料未及的:武汉全部封城、春节假期延长,旅游等行业遭受巨大的打击,病毒感染人数仍然在上升,工厂停工、大量的中小企业面临极大的生存压力。

  毋庸置疑,疫情的重大影响已经远远超越了公共卫生领域,而演化为震动国家全局的治理困境和社会秩序的难题,对公共治理、应急能力和生活秩序形成了极大挑战。

  对于这场重大的疫情以及造成的损失和当初信息没有及时披露导致的严重后果,无疑是需要我们事后加以反思和问责的,举全社会之力尽快战胜疫情也无疑是当下最重要的事。

  但是,在全力抗击疫情的同时,全面评估本次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无疑也很关键和急切。

  面对疫情给中国经济已经造成的重大冲击,暂且抛弃天灾或是人祸的追问,将关注转向已经受到严重影响的千千万万的行业和千千万万的中小企业,亦属重中之重。

  高层要在更高层面上一方面从容面对疫情本身,另一方面,快速评估本次疫情对中国经济短期和长期的影响,出台相应政策熨平恐慌。

  过去的经验表明,诸如非典等公共卫生事件最终会得到控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是短期的。但考虑到这次新冠疫情的爆发恰逢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期,很多行业正面临痛苦的调整期,又赶上春节长假旅游旺季,但新冠疫情爆发后采取的各种管控措施对旅游、餐饮、酒店、教育培训、物流等行业造成的冲击是超乎想象的。

  特别是,由于各地采取的各种防止疫情蔓延的措施比2003年“非典”爆发时严厉很多,导致很多行业的生产基本停滞,这在心理层面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冲击远非数字所能概括。

  就目前对各行业造成的恐慌情绪而言,这次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冲击远大于2003年非典。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应对措施,这次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冲击绝不是短期的经济破“六”,甚至可能逆转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势头。

  从目前来看,这次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不仅仅限于旅游、餐饮、制造业等行业,而是从心理层面,从宏观层面对中国经济造成了全方位的冲击。

  基于此,我们认为,在众志成城抗议新冠疫情的同时,高度重视疫情对中国经济短期、中期、长期的影响,未雨绸缪,重拳出击,以强有力的政策组合拳应对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的短期和中长期影响,以特殊之策挽救中国经济,避免中国经济长期向好发展势头因为疫情而出现“大拐点”实属极为必要。

  全民抗击疫情至关重要,但如果不重视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冲击,疫情过后,再去救经济,可能为时已晚。

  基于此基本判断,我们呼吁高层高度重视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全面提升应对疫情冲击中国经济的政策级别,特别时期,特别之策,重拳出击,逆转预期,提振信心。特提出十大政策建议:

  第一、以科学的专业判断减轻公众恐慌,尽快恢复社会秩序。

  面对灾难,恐慌是人类的第一本能,无可厚非。随着新冠感染确诊和疑似人数最近的增加,人们的恐慌程度以及对疫情的应对会出现一个指数级的暴增。但是,如果专业人士能够以科学的态度做出专业判断,让科学走在恐慌的前面,公众的恐慌程度会大大减少。

  我们认为,现在全国上下不论疫情严重程度,全国不分区域,村村封路,户户关门,小区封闭,生产物流停顿,如此恐慌是自毁长城。不管疫情轻重,动辄将应对提高到最高级别并不代表负责任,而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懒政。

  我们建议在国家层面成立应对疫情公共治理委员会,包括医学界、经济学界、公共管理、交通等方面的专家,定期对疫情进行专业判断,并调整应对级别,有条件复工的地区、行业和企业应该鼓励在不导致疫情蔓延的前提下复工。

  第二、从战略高度重视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冲击。

  这次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的最大冲击并非我们看到的数字本身,而是因为加剧的恐慌导致心理层面的蔓延对很多行业的打击。

  面对这种情况,高层必须发出应对冲击的最强音,和最有力的政策组合拳。出拳要快要重,适用于当下恰逢其时。

  高层应及时召开稳经济的高级别会议,出台一揽子的方案,强力稳定中国经济预期,解救困境中的中国企业。

  第三、大幅度减免中小企业税费负担,尽可能避免企业倒闭。

  这次疫情影响最大的是中国千千万万的中小企业,他们是中国经济的基石。为了中小企业的生死存亡,我们建议尽快宣布免除中小企业一季度的所得税,缓交增值税等其他税费,帮助企业度过这个难关。

  第四、货币政策要及时亮剑,避免流动性恐慌。

  面对疫情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巨大冲击,货币政策要突出应对疫情对宏观经济的冲击,对冲击较大的行业要增加流动性支持的力度,金融机构要主动大幅度让利,明显降低困难行业的融资成本。

  2月1日,央行等五部门联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通知》,《通知》明确,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等行业,以及有发展前景但受疫情影响暂遇困难的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不得盲目抽贷、断贷、压贷。

  对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企业到期还款困难的,可予以展期或续贷。并通过适当下调贷款利率、增加信用贷款和中长期贷款等方式,支持相关企业战胜疫情灾害影响。可谓及时有力,希望工作做细,落到实处。

  第五、发行新冠疫情专项债。

  财政政策短期应突出疫情应对的举措,笔者认为,财政赤字完全可以不必受3%的上线的限制;中央财政可以发行应对本次疫情专项债,对医院、医务人员以及疫苗研发、医疗物资生产企业进行专项补助。

  第六、中小企业缓交上半年社保费。

  考虑到疫情导致的开工延迟、假期延长等因素,我们建议在以前社保费率降低的基础上,对 2020年中小企业的“五险一金”费率再降低至少1个百分点,同时明确缓交今年上半年的社保费。

  第七、鼓励推行租金补贴与减免。

  在疫情的冲击下,包括万达、红星美凯龙等商业企业对租户主动推行免租行动,这种行为值得赞赏。同时我们建议国有企业和国有单位的写字楼、商铺等出租机构,对租户实行减免三个月以上的租金,或者提供租金补贴政策,抱团取暖,共度时艰。

  第八、鼓励推行灵活用工和办公政策。

  鼓励和允许企业根据其自身经营状况采取灵活的用工政策,有条件的企业推行在家办公,线上办公;教育培训机构鼓励线上教学。对于疫情期间的薪酬,企业和用工单位可以和员工商量确定。对主动增加就业岗位达到一定条件的中小企业提供专项奖励。

  第九、对农民工进行线上培训。

  中国的农民工一直缺乏集中培训的时机,这次疫情,大量的农民工难以返城就业,可以抓住这个时机,由人事部组织国内的教育培训机构对农民工进行职业培训,对参与培训的农民工给予一定的奖励。

  第十、拿出一批见效快的储备项目提前上马。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战略性、网络型基础设施建设,通信网络建设,自然灾害防治重大工程市政管网、城市停车场、冷链物流,农村公路、信息、水利等设施的建设项目可以及时上马。

  面对新冠疫情这只2020年最大的黑天鹅,我们认为,唯有拿出最高级别的政策应对,方能避免恐慌,修复信心,确保经济大趋势不被逆转。

  当务之急是通过强有力的政策措施恢复人们对经济的信心,形成正确的预期,避免民众对中国经济的误读,如果本次疫情引发民众对经济发展的恐慌,其杀伤力显然远非疫情本身可以相提并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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