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

　　当前，中国经济已经迈过刘易斯拐点，资源环境约束广泛显现，资本边际回报率步入下行轨道，潜在增速仍趋势性放缓。在此情形下，长周期经济增长依靠“增质”所驱动势在必行，而政策搭配亦需注意平衡好转型期客观要求和长期高质量发展方向。

　　我们认为，未来的中国经济政策取向将呈现以下特征：货币政策变中求稳，短期托底经济增长，为增质提升奠定物质基础，长期适应于自然利率下滑的趋势，而不再过度刺激；财政政策张弛有度，短期发挥调结构的作用，积极推动“宽信用”发力，长期对应于经济、社会、人口等变化，保持可持续性；产业政策破立结合，短期扶持“硬核”新经济崛起，促进市场规模和技术优势的融合，长期配套于整体改革的方向，助力中国获得全面市场经济地位。

　　货币政策保障经济“减速而不失速”，长期匹配自然利率变化趋势。2018年下半年以来，内部改革阵痛和外部贸易摩擦滞后冲击加速显现，强化了中国经济“减速”压力。在“增速”承压换挡期，“增质”稳步改善的必要前提是经济减速而不失速，以降低风险、较少阻力，保障经济转型的物质基础。尤其是在由高杠杆驱动转向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拉动的过程中，“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客观上要求实际利率相对较低的货币环境，一方面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和债务负担，另一方面提升投资意愿，增加有效需求，保证动力转换过程中的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稳定。

　　而长期来看，伴随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中国对增速放缓的容忍度渐次提高，而更注重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增长质量的提升。因此货币政策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也将从“货币驱动经济”转向“货币匹配经济”，即宏观经济的内生动能由供给侧的潜在产出和均衡利率所主导，而并非由货币松紧决定。在此情形下，合意的货币供给宏观逻辑为政策利率趋近于名义自然利率（自然利率+通胀率），实现稳健中性、不松不紧。此外，稳步推进利率并轨、加快政策调控框架转型、理顺政策传导机制、增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也将成为新时代货币政策提质增效的应有之义。

　　财政政策充当逆周期调节主力军，长期通过收支优化加强可持续性。近半年来，中国宏观经济短期承压，而“稳增长”政策组合中“宽货币”向“宽信用”的传导也遭遇了资金期限和流向的结构性瓶颈。在此情形下，财政政策成为了逆周期调节的核心抓手：一方面，基建投资的提速将创造稳健可靠的融资需求，进而撬动私人部门的信贷投放；另一方面，积极财政带来的“稳预期”效应，也舒缓了金融机构的避险情绪。随着“宽财政”与“宽信用”在提升投资效率和削弱“挤出效应”方面的良性联动，“减速增质”得以向纵深发展。

　　长期来看，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中国各地方之间的“GDP锦标赛”、地方政府“事多钱少”的困境、预算软约束下借贷成本的系统性偏低，导致广义公共部门倾向于过度加杠杆，并倒逼金融机构被动提供流动性。这不仅削弱了货币政策的调节功能，亦助长了地方财政的无序扩张。

　　2017年至今，通过树立正确政绩观、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行为、严控地方债务规模等举措，地方政府的加杠杆冲动得到有效约束，结构性去杠杆取得初步成效。展望未来，优化投资主体、改善投资结构、提升投资质量将成为经济转型成功的重要标志，这客观上要求广义公共部门加快采用市场化融资方式、提高资产/负债管理水平。在新的发展模式下，各级政府也需要适应经济、社会、人口结构变化，增强财政收支的长期可持续性。

　　产业政策促进新旧经济有机融合，长期致力于建设公平高效的市场体系。经济发展增质和产业转型升级互为因果，相伴共生。从历史经验看，在各经济强国的“减速增质”期，产业升级主要由制造业的高端化发展和服务业的高质量优化双轮驱动。未来十年，以人工智能和信息技术为主轴，以新经济为表现，中国产业结构正在迎来新一代“两轮联动”的升级机遇，其焦点集中于“中国智造”提速和“智能服务”崛起。

　　鉴于新兴产业“创新性毁灭”的基本特征，“减速增质”阶段的产业政策内涵丰富：一是摆脱对新经济发展空间和演进路径的预设，充分撬动新经济与传统经济之间交融所产生的合力，促进“信息优化”向“技术进步”蜕变，实现科技创新对全产业链的正向溢出；二是通过制度创新，适应于新经济企业不同于旧经济企业的生命周期特点，构筑“研发-孵化-融资-监管”的完备系统，改善中国经济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现状，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弯道超车。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崛起的秘钥相同，下一个四十年激发微观主体动能仍有赖于准确把握“无形之手”与“有形之手”的关系，以推动科技进步扩散和产业结构优化，创造新一轮改革开放红利。

　　因此，产业政策的长期定位即“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创建竞争中性、公开透明的营商环境，并用更高标准的开放来兑现承诺、稳定预期，最终助力中国在世界经贸体系中获得全面市场经济地位。

2019：中国经济制度面临重大历史转折

    春节来临之际，刘鹤代表团终于从太平洋彼岸带来了久违的好消息，中美之间将全面停火，贸易关系有望恢复正常，与此同时，中国在入世之初就承诺的垄断行业的开放也将付诸实施。到目前为止，中国再次入世的谈判进展顺利，尽管这还不是最终的结局，但趋势似乎已经不可更改，双方对协议的解读第一次没有出现重大分歧。可以说，刘鹤代表团在全世界面前表达了中国进一步开放的诚意，中国依然停留在文明世界的怀抱里，这是中国代表团带给中国新年的一份厚礼，对于处在严冬里的中国经济来说，这无疑是提前来到的春天的讯息。可喜可贺，可贺可喜，祝贺刘鹤，祝福中国。

　　就在不久前，在展望即将到来的2019的时候，商界普遍的预测是寒冬，前所未有的寒冬；官方的预期虽然含蓄，但字里行间全是“下行-稳定，再下行-再稳定”。的确，看看中国经济到处裸露的风险点，养老金告急，地方财政告急，外贸出口告急，房地产市场告急，最重要的是，民营企业倒闭，就业市场告急。产能严重过剩，僵尸企业横行，货币不断放水，通胀压力陡增。把目光转向国际，伊朗危机、叙利亚危机，俄罗斯自顾不暇，委内瑞拉干脆崩塌；家门口，朝鲜和特朗普暗送秋波，越南共产党放弃政权。孤独，前所未有的孤独。

　　记得马云在2019展望的一句名言：“坏消息是，2019将会非常难过，好消息是，2019之后还会更加难过。”中国人迷信，有一种说法，逢9必出大事，1949，1959，1979，1989，2009，2019......。当然，动乱对当权者和老百姓都不是好事，对于执政者来说更是期盼稳定。2019，中国面临两种选择，服从世界贸易规则，向市场经济靠拢，向发达国家靠拢，向世界文明靠拢；另一种选择是再度闭关锁国，和全球产业链断开链接，自力更生，对外备战备荒，对内阶级斗争。审时度势，顺应潮流，前一条路是开放之路、文明之路、发展之路，后一条路是封闭之路、愚昧之路、倒退之路。值得庆幸的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遗产已经让中国和世界紧密相连，中国各个阶层的国际视野和知识储量都不再允许中国再度回到“文革”，回到“义和团”，回到“鸦片战争”。看看近邻日本，早已经过几次痛苦的改造，转型为东方的“西方国家”，走上了永续和平、开放发展的道路，看看我们以往的保护国韩国和越南，看看华人为主的新加坡，看看同胞香港和台湾，通往繁荣的道路其实早已确立，真正的爱国者，自然会有自己理性的判断。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和美国的进一步靠近，和东亚文明国家的进一步靠近，是理性战胜愚昧，文明战胜野蛮的一次重大胜利，尽管这种靠近还仅仅是个开始。

　　中美之间的谈判是规则谈判，制度谈判。双方协议一旦达成，就意味着中国必须全面遵守国际市场的规则，向市场经济全面转型。这也意味着一直困扰国内市场的深化改革问题将在外力的作用和监督下，开始破冰之旅。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次谈判在贸易顺差、市场开放和市场制度三个方面都取得了实质进展。下一步，当传统的国有垄断领域包括金融、电信、服务等全面向外资开放的时候，意味着这些领域的市场规则将发生重大转变，中国政府将不得不采取一种竞争中立的立场，补贴问题、政企不分问题、货币政策问题都可能发生相应的改变。道理很简单，外资企业要求一个透明开放公平的竞争环境，游戏的参与者发生改变，规则必须相应改变。再大胆预期一下，中国国内一直以来的国进民退的格局将会发生逆转，加盟全球产业链的民营企业有可能借助和外资企业的配套，进驻传统的国有垄断行业。而由于中国民营企业特有的模仿能力，在符合市场规则的前提下，有可能在中长期内逐步替代外资企业，成为中国市场的主力军，而失去国有补贴优势的国有企业将面临全面改制，全面退出竞争性行业。短期看，外资企业好像是最大的受益者，但中长期看，由于与国际市场规则接轨，对民营企业的歧视有望彻底解决。

　　当然，规则的改变不意味着中国经济马上提速进入增长轨道，相反，转型有可能引爆国内市场长期以来的潜伏的风险点，股票市场、银行、房地产市场的一些泡沫有可能提前引爆，最有可能引爆的是汇率市场。某些国企和民企有可能提前破产倒闭，部分人面临新的就业调整压力。相信中美一旦就规则达成一致，将就转型期的各种震荡做出合适的安排，共同降低宏观转轨成本。

　　总之，我要说的是，2019，中国有望在制度上向市场经济全面转型，中国迎来了一次历史性的重大转折，这次转型也给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和各行各业的精英带来重大的历史机遇，转型一旦成功，中国近代史上反反复复现代化道路将一劳永逸步入正规，市场经济制度可期。

　　来源：新波观察

　　观察 | 中美经贸谈判取得重要进展前景值得期待

　　1月30至31日，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率领中方代表团赴美国进行新一轮经贸磋商谈判。美方高度重视，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牵头参与谈判，特朗普经济团队核心成员悉数尽出。双方再次进行了坦诚、具体和建设性的交流，取得重要实质性进展，为中美最终达成协议、经贸“止战转和”奠定坚实基础。

　　中美双方均对此轮谈判高度重视，并达成诸多共识和成果。具体而言，此轮谈判体现出了以下亮点。

　　一是双方深入讨论了所有关切问题。中美讨论了贸易平衡、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关税与非关税壁垒、产业政策、服务业、农业、执行机制以及中方关切问题。而且，双方已就执行机制的框架和基本要点达成了原则共识，将继续细化。把所有问题都摆在“桌面”并想办法去解决，凸显了双方谈判团队的智慧和诚意，进一步增加了两国的相互理解与互信，为后续谈判注入积极动力。

　　二是同意采取措施促进中美贸易平衡。中方将加大购买美国农产品、能源产品、工业制成品、服务产品力度。不仅可以有效缓解中美经贸失衡，而且可以满足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谈判向外界释放了中美致力于通过谈判磋商解决经贸问题，实现互利双赢的强烈信号和决心。

　　三是双方明确了下一步磋商的时间表和路线图。2月中旬，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长姆努钦将率团再次赴华磋商，就达成的主要共识进一步细化落实。中美经贸谈判方向明确、步骤清晰、内容充实，让人充满积极期待。

　　中美经贸关系从去年“贸易战”的剑拔弩张，到当前两国致力于“降温止战”的务实磋商，经历了多轮的交锋与谈判。之所以能够取得积极进展，主要在于以下几个原因。

　　中美元首外交发挥重要战略指引作用。2018年12月中美元首阿根廷会晤，为中美关系稳定发展定调。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双边关系，通过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方式加紧磋商谈判，实现中美经贸关系健康发展。两国元首良好的私人关系，是中美经贸关系实现转圜的最重要积极因素。以此为指引，中美经贸团队开启了密集的磋商。以刘鹤副总理为代表的中方谈判团队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保持了极大的战略定力与自信，又不失谈判主动性和灵活性，最终推动中美经贸谈判取得重大进展。

　　中美经济转型的现实需要。从中国经济看，正面临着经济转型、产业结构升级、高质量发展等诸多迫切任务，需要在深化改革、对外开放、自力更生方面下功夫。而达成中美经贸协议，有利于加深两国经济联系，进一步实现对外开放，促进国内深化改革。从美国经济看，也有调整经济结构，扩大对外出口，重振制造业的现实需要。中美经济同时转型，也需要双边关系的调整。而经贸谈判有利于打造符合两国利益的全新中美经济关系。

　　特朗普比以往更有意愿达成“大交易”。目前，特朗普在国内麻烦不断。从内政看，创历史记录的政府关门危机凸显美国府院、两党之间的分歧，加剧了国内政治斗争。特朗普也因此执政支持率不断下滑，急需找到执政“亮点”，巩固国内民众支持。

　　从经济看，特朗普最为看重美国经济表现，既是炫耀资本，也被其视为“政治生命”。但诸多国际机构纷纷下调美国2019年经济增长预期，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中美经贸摩擦带来的不确定性。加之去年税改作用减弱，美联储加息步伐不减，股市等资本市场动荡加剧，美国经济面临较为严峻的压力。特朗普更愿意与中国达成“大交易”，助力美国经济向好发展，获得执政“遗产”。在与刘鹤会见的当天，特朗普表示期待与习近平主席早日会晤，共同见证中美达成经贸协议的历史性时刻。

　　综上可见，中美谈判取得突破、达成共识的希望大增，最终成果更值得期待。这不仅是两国人民的好消息，更是世界经济的福音。

　　但同时也应该意识到，短短三个月的谈判无法一次性解决中美经济结构中存在的所有长期问题。这需要双方在未来的竞争与合作中，不断找到应对新问题的办法。在为中美经贸摩擦划上“休止符”后，我们更需要深刻反思、不懈努力、补齐短板，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牢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