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量上，1月制造业PMI显示经济放缓的势头趋稳；但分项指标显示经济回暖仍缺乏需求基础，具体表现在：全球需求放缓叠加人民币升值进一步压低出口增长预期；就业放缓施压居民收入增长，进而抑制居民消费支出；建筑业放缓或表明房地产下行仍在继续；PPI同比进入通缩区间施压企利润增长，进而抑制制造业投资增长。

　　由此，为对冲经济下行压力，政策需发力。具体表现在外贸政策方面，中美贸易谈判朝着达成协议的方向努力；财政政策为企业和居民降税减费，稳定就业的同时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以刺激消费；货币政策方面将更多运用货币政策工具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2019年1月中国官方制造业PMI为49.5%，前值49.4%，市场预期49.3%，我们的预期为49.4%。官方非制造业PMI为54.7%，前值53.8%，市场预期53.8%。综合PMI53.2%，前值52.6%。

　　一、需求回暖待时

　　1月制造业PMI超市场预期较前月回升0.1个百分点至49.5%，连续第二个月位于荣枯线下表明经济仍处于收缩区间。从分项指标观察，受节前备产影响，1月制造业PMI生产指标较前月回升0.1个百分点至50.9%，表征生产活动边际回暖。需要关注的是，1月新订单指标较前月回落0.1个百分点至49.6%。新订单作为未来生产活动的需求基础，其下滑进一步表明当前经济面临的需求下滑严重化。具体表现在：

　　第一，外需仍处于收缩区间。受中美贸易摩擦叠加全球需求回落影响，自2018年6月以来，我国出口新订单已连续8个月位于荣枯线下。12月中美经贸磋商重启缓解贸易摩擦，进而使出口新订单边际修复，1月新出口订单较前月回升0.3个百分点。但需要关注的是，与中美贸易摩擦相比，全球需求降温叠加人民币升值或是未来出口下行的主要压力源。

　　一方面，12月韩国出口及1月越南出口双双回落跌入负增长区间，表明全球贸易增长前景堪忧，参见图表1。中国作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大国，全球贸易收缩其出口增长将首当其冲。另一方面，从新出口订单回升的企业类型观察，受汇率影响较大的中小型企业新出口订单改善明显，其中小型企业新出口订单较前月回升0.7个百分点至50.9%，回升至荣枯线上。这意味着，当前人民币升值或成为中小企业出口回升的阻力，参见图表2。

　　第二，就业收缩施压消费需求增长。1月制造业PMI就业指标较前月回落0.2个百分点至47.8%，连续第二个月回落；建筑业PMI从业人员较前月回落0.4个百分点至53.1%。这表明，制造业和建筑业就业均面临下行压力。当前我国居民资产仍然以工资性收入为主，占到70%左右，而居民收入增长又是消费增长之源。由此，就业指标回落或意味着居民收入增长动力不足，进而抑制居民消费需求。

　　第三，建筑业景气指标回落施压投资需求。1月建筑业PMI较前月回落1.7个百分点，建筑业新订单指标较前月回落0.7个百分点至55.8%。一方面，房地产销售下滑仍继续施压房地产投资；另一方面，积极的财政政策发力效果仍有待观察，基建投资反弹力度不敌房地产投资下行速率，参见图表3。

　　第四，价格回落施压制造业企业盈利，进而抑制制造业投资。1月PMI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较前月回升1.5个百分点，预示1月PPI环比跌幅收窄但不一定转正，参见图表4。根据我们的预测，1月PPI同比将大概率进入通缩区间。原油价格暴跌压低2019年PPI中枢，PPI中枢下移将进一步压低工业企业利润增速。数据显示，利润增速大致领先制造业投资12个月，利润增速下滑将进一步压低制造业投资增速。

　　综上，1月制造业PMI为节前备产影响下的反弹，分项指标指示需求仍在萎缩，制造业回升基础缺失，经济下行压力不减。数据显示，当前PMI仍处于探底阶段，为对冲经济下行压力，政策逆周期调节或加码。

二、政策预期宽松

　　根据以上，尽管制造业PMI总量小幅回升，但分项指标指示经济下行压力仍在加剧，这意味着为对冲经济下行或需更多政策支持，具体表现在：

　　外贸政策方面，经济下行压力不减或为中美谈判催化剂，基于稳定经济增长的目标，当前中美贸易谈判仍将朝着协议达成的目标前进。

　　财政政策方面，“稳就业”为六个稳之首，经济下行周期中稳就业压力加大。为稳定就业，后续我国或推出降低社保费率的实施方案，加大失业保险费返还力度和幅度等政策。同时，个税减免以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继而促进消费。同时基建投资或加码。2019年1月份以来，国家发改委所批复的基建投资项目已超5000亿元，主要涉及城际铁路、轨道交通以及机场等基础设施等。地方政府债券发行、专项债券规模增大保障基建投资资金来源。

　　货币政策方面，央行1月4日发布消息称，为进一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优化流动性结构，降低融资成本，决定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伴随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货币政策宽松预期或进一步强化。

“恭贺新春——奋进新时代，幸福中国年”！

所以关于未来发展，必须要重新思考中国发展的大问题，中国的未来取决于国际上和平与合作环境的再形成，和国内以财富下沉为基础的民间动力的再造。如果以上这些问题不解决，靠技术层面和政策层面将根本不能解决问题。

“2019年1月5日，由营创学院主办的2019中国ThinkBig新年论坛在清华科技园国际会议中心盛大闭幕，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作了《2019，是对2018做出反应的一年，并决定着2020年之后的走向》的震撼演讲。以下为演讲内容：
”
关于刚刚过去的2018，我认为可以用一个关键词总结：出乎意料。

也就是说过去这一年发生了很多的事情，而这些事情有的是我们开始就想到的，有的是根本没有想到的。而且2018年发生的这些事情，可能有相当一部分很难从政策和技术的层面来做出反应，需要从更深层更根本的层面做出反应。

关于已经到来的2019，如果要进行预测的话，我认为是：高度不确定。中央给出的答案现在看来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2019年“高度不确定”这个特征会显得尤为突出。

所以从历史定位来说，我们可能正处在一个关键期：无论做出什么样的选择，2019年可能都含有定调的含义：2019年既是需要对2018年做出反应、给出答案的一年，同时也决定着2020年之后的走向。

01
 2018年发生了什么？

大家都知道过去这一年特别是进入下半年，人们谈论最多的就是和企业有关的贸易冲突，贸易战。所以经常有朋友会问：孙老师您认为什么时候会结束贸易战？

其实本质上他想问的是整个国际环境，特别是中美关系什么时候会发生根本性的好转？但是这个问题真的不是很好回答，为什么呢？

因为这涉及到我们对2018年所发生的这些事情的理解，2018年4月份的时候，特朗普开始四面出击。从表面上来看特朗普好像四面出击，四处树敌，对于熟知孙子兵法的中国人来说，认为他在策略上至少是不明智的。但我们要问的是：这种现象背后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在当今世界上发生的不仅仅是贸易战这一件事情，我强调的是一定要看清楚现在世界上正在发生两件事情：

一件事情是与利益全球化相关联的贸易摩擦、贸易战。贸易战的事情至少表明过去这种全球化的模式走不下去了，因为全球化的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美元的大量输出来推动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是角色之一。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以遏制中国为主要内容的冷战和准冷战的过程。将来冲突的焦点可能会更多地转向技术、市场、产业链、投资、金融，甚至包括安全、军事、政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是主角之一 。

如果你分不清楚这两个过程，特别是看不到第一个过程。你就很难理解美国和中国在打得不可开交的同时，为什么对盟友也是毫不客气，甚至痛下杀手。

如果你看不到这样一个过程，你就很难理解他在和盟友打的不可开交的同时，只要一转身对付中国他们又是坚固的联盟。所以这两个过程混在一起就会导致一系列的误判。

如果把这两个过程分开，你就可以看到整个贸易战的过程，可能会是起起伏伏，在这个中间出现妥协甚至停战都完全是有可能的。但是如果你知道现在世界上不仅仅在发生贸易战，那这个过程就将会旷日持久。

所以我想，分析这两个过程，对了解2018年发生了什么事情更重要。

在当今世界格局上，中美关系回到过去完全没有可能，而这也同时意味着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甚至中国发展的窗口期已经改变。

这也就意味着，历史已经提前了十年，至少美国早觉醒了十年：也就是说如果中国能继续按照韬光养晦，埋头发展的方式再搞十年，那未来美国对中国在经济上还真的没有办法。但是现在，一切都戛然而止了。

大家知道，美国是世界上的头号强国，作为头号强国，美国的任何一个总统在执政之后都必须要做一件事情：为美国重新进行定位。这个定位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判断究竟谁是我的对手，谁是我战略上的敌人。

特朗普上台之后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穆斯林恐怖主义？俄国？中国？伊朗？叙利亚？朝鲜？……但是他一直拿不准究竟哪个应该是头号对手，甚至从他最初出台的政策来看，他将穆斯林恐怖主义作为头号对手，当时出台的政策都是针对穆斯林恐怖主义的。

但是当他拿不定主意的时候，中国出来了一个《厉害了我的国！》。于是特朗普恍然发现，原来目标在这儿。所以，中国最后通过两年时间的努力，将自己弄成美国的头号敌人。

这就是从2019年开始我们需要面对的新环境和新问题。

02这对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
我觉得首先可能意味着：国际环境的变化，新的变数和新的情况的出现，将中国本来发展过程中的逻辑打破了，继续走下去会非常艰难，会遇到一系列未可知的问题。

所以在去年7月份的时候，我就在想：中国会不会进入艰难十年？如果中国进入艰难十年，我们的思维应该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或许将会由扩张性思维转变为收缩性思维。为什么？因为中国发展本来的逻辑走下去相当的艰难了（持续20年的以房子为中心的阶段基本结束），按照发展自然逻辑来说，中国将要进入下一个阶段：这个阶段的基本特征就是消费升级，而这个转变实际也是一个社会升级的过程。
 
有消费升级支撑的经济转型，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

回望2015，大家可以回想一下，那时候全国的房价基本平稳，关心房价的人也比较少。这也就是说，当时的房价没有受政策影响，基本就稳到那儿了。

后来政策上莫名其妙的来两招：第一招房地产去库存，把一二线城市的房价翻了一番。第二招棚改货币化安置，把三四线五六线的城市翻一番。就这两招，把中国房价翻了一番。

各位可以想如果没有这两招房价可能基本上就稳在这儿了，把房地产慢慢边缘化，把经济引向实体经济和民生上来，现在的情况可能就会完全不一样。

这也就是说，其实到2015年年底的时候，过去二十年以房子为中心的阶段基本上应该过去了，房地产应该进入一个正常的发展阶段：这个转型如果真正形成了，那么中国经济有可能就会形成新的动力，越过中等收入陷阱，进入一个新的中等收入阶段。

然而不得不面对的就是：当前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就不得不把相当一部分精力用到应对这个上来。所以之前自然的经济发展过程，就会被打断。

特别是由于这样一个国际环境的变化，将来我们会面临一系列的陷阱：
军备竞赛的陷阱。如果冷战或者准冷战的过程发生，军备竞赛可能是当中必然的一部分。但是大家不知道军备竞赛是非常花钱的，一架B2轰炸机至少20亿美元，10架就1400亿人民币。

自力更生的陷阱。面对这样的情况技术封锁是必然的事情。有人豪迈地说在毛主席时代，封锁十年八年我们什么都有了，有的主流媒体还说这样我们可以赢得一个自力更生的春天。但是我们一定要冷静地意识到：自力更生一定是一种迫不得已的事，这个过程要走很多的弯路，要浪费很多时间和资源。

选择陷阱。冷战是一种高度的敌对。这样意味着我们选择的余地会极大缩小，自己发展的路也会越走越窄。在这种情况下一定要意识到国际环境可能发生的变化，和在这个过程中相应逻辑的改变和突破。

03   2019年将高度不确定
2018年出了题目，2019年要怎么回答？这个回答和反应的过程就有极强的不确定性。

1.背景的不确定性。

刚才我说的两个过程，无论贸易摩擦，贸易冲突、贸易战的过程，还是说冷战、准冷战的过程，都具有极强的不确定性。

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明确自己发展究竟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将所有的底牌都放在和外部势力争个高低上？还是踏踏实实增进人们的福祉改善人民的生活，缩小贫富差距？我觉得要重新思考这个问题。

2.方向的不确定性。

在这种不确定的背景下，是用一种强化市场的社会民间力量来应对？还是用权力的方式应对？换句话说国家应该朝什么方向走，从而去应对这样的挑战和危机，这个是高度不确定的。
 
3.体制的不确定性。

最终究竟是人们期待的那种倒逼改革的方式，还是以不变应万变，利用旧体制的资源实现计划回归？在这些问题面前如何做出选择，实际上是高度的不确定的，而这些选择很可能会决定今后的基本走向。
 
4.政策的不确定性。

我觉得这是2019年非常现实的问题，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应该重新思考中国发展的思路。
 
所以关于未来发展，必须要重新思考中国发展的大问题，中国的未来取决于国际上和平与合作环境的再形成，和国内以财富下沉为基础的民间动力的再造。如果以上这些问题不解决，靠技术层面和政策层面将根本不能解决问题。

陈志龙:信心是市场稳定的基石

   13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强调 “六稳”的同时，首次提出了“提振市场信心”的说法。虽然，新闻稿中没有直接指向股市，但今年股票市场日益加强的低迷态势，和其对投资、消费及内需增长的遏制、潜在的对全局性金融安全的威胁已越来越引起最高决策层的关注。从10月中旬开始，决策层下大力气维稳市场。国务院、一行两会领导喊话释放积极信号，监管部门和地方政府紧密配合，跑步进场，鼓励并出台了包括成立纾困基金在内的维稳措施，银保监出台了《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允许银行理财子公司对资本市场进行投资。

　　应该说，这些措施对缓解市场困难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最近随着外部市场环境日趋恶劣，贸易磨擦持续反复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缓解股市困境的一些积极办法部分被对冲，市场再度进入一个比较困难的时候。当此时，政治局会议提出“提振市场信心”，并提出“努力实现最优政策组合和最佳整体效果”的积极的建设性方案，随着扶持稳定市场、促进市场基础制度改革和完善、鼓励长期资金进入、促进国企和民企改革深化及新一轮超预期扩大开放政策的落地，到了一定时点上，这些政策的累积效应一定会得以积极的体现。

　　市场经济中每个个体都在追求自身利益，都会被看不见的手引导，从而自动实现整体的最优结果。从技术上讲，每个个体都会对价格信号做出相应的反应，从而在市场出清的均衡价格上实现供需平衡。看不见的手是受信心的牵引，经济大厦和资本市场一样，都是建立在信心这个基石上的。经济周期有两个主要特征——繁荣和衰退背后的思维模式，很重要的一点是信心模式。信心及其乘数效应，是经济周期中核心的思维动力模型。行为金融理论告诉我们一个简单道理，好的信心就是好的预期。我们最近频繁提及的预期管理本质就是信心管理。经济处在小阳春时，春光明媚，人们心情愉悦，对未来有信心，就会大胆借贷、消费、投资和参与市场交易，而大雪冰封时，人们觉得春天还很远，信心不足时就会“冬藏”，缩手缩脚，压缩消费，退出市场，袖手旁观，啥也不做睡大觉。市场无法自动实现均衡，加剧不稳定性波动，消费和投资市场就会冷却，甚至出现断崖式下跌，直到下一次均衡的来临。经济金融史本质就是人们信心满满与信心消退的潮起潮落的治乱循环史。信心是凝心聚力的发展动力之源。次贷危机最严重的时候，小布什问他的财经管制团队：“我们为什么会输得那么惨，落到今天这地步，走到如此的至暗时刻？”财长萨默斯回答说：“过去我们不算恐惧，但是太贪婪。而今我们不算贪婪，但是太恐惧了。”正是人性中普遍的贪婪和恐惧，危机中人们的信心彻底崩溃，恐慌性共识、所有人会齐心协力把市场逼向灾难的墙角，从而迎来最糟糕的至暗时刻。如果没有信心的提振，就走不出这片沼泽地。

　　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理论可以用一句著名的话来总结“稳定即不稳定”，经济一片繁荣的时候，其实已经埋下了危机的种子。上世纪美国经历了高速发展的“咆哮的二十年代”，1929年，美国金融体系崩盘，数以万亿财富消失，经济陷入了长达数年的大萧条之中，半数以上的银行倒闭，恐慌性挤兑导致金融业大面积停业。危机年复一年，它摧毁的不仅仅是财富，还有人们的意志与信念。“失业率高达两位数，对美国的中产阶级来说，精神消沉成了一种比贫穷更可怕的时代疾病。因为多年奋斗换来的生活被彻底湮灭，而且可能永远无法失而复得。”罗斯福总统接手千疮百孔的美国时，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重振旗鼓，恢复美国人的信心，通过实现罗斯福新政和颁布《经济机会法案》，通过构建社会安全网稳定民心，发挥美联储最后贷款人的作用，构筑对金融体系强大的保护网，稳定金融体系。艰难岁月里，他多次在白宫会客厅的壁炉前向国民发表《炉边谈话》，与国民推心置腹谈如何共克时艰。我最近经常翻阅这本小册子，其中一句著名的演讲词是：“我们唯一应该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它历史性地成为一个时代奋进的号角，把美国人民从灾难和消沉中唤醒，“新政”通过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改革，把美国经济和美国人民从迷茫和危机中拯救出来。所以，过去几十年前，多位中国领导人访美时，都喜欢在白宫的壁炉前留个影，既是对那个难忘时代的追忆，也让我们在面对类似遭遇明斯基时刻的重大挑战时得到某些积极的启示，本质也是一种价值观的认同。2008年危机中，中国的一位领导人说过，信心是金。为恢复信心，大胆启动了逆周期调节，启动4万亿的救市计划，实施大规模的基建和消费刺激，有效稳定了经济全局，中国经济成为稳定全球经济的定海神针。

　　从个体来看，信心也是经济人理性抉择的体现，人们根据信息和市场情绪做出理性预测，然后再以这些理性预期为基础做出投资或者消费决策。而信心和信任的增强有时又是会超越理性的范畴。市场好的年景，人们预期普遍乐观，信心高涨，对市场有信任感，认为明天会更好，他们就愿意贷款，自发地追加投资，乐观地相信自己会取得成功，也敢于消费。乐观的情绪不断扩散，人们搁置怀疑和无谓的争论，积极投资，当大家都这么做时，经济就充满活力，资产价格就会升高，市场就繁荣。而信心疲软时，人们投鼠忌器，首鼠两端，投资消费就十分谨慎，甚至大幅度缩减消费和投资，所谓现金为王，通货紧缩就会来临。从资本市场来看，今年以来，实体经济不振，企业经营困难，资本市场信号一度迷茫，市场萎糜，随着指数不断下沉，股票处于超卖超跌状态。实体经济困难传导到债券市场，违约事件不断，上市公司大股东无一不用抵押手段套现，4万亿的股权质押成了堰塞湖，险相环生，资本市场的风险有向银行体系传导的可能。伴随着股市连创新低、成交量不断刷出地量，社会没有财富效应，房地产成交低迷，汽车等大宗消费连创新低，背后本质都是信心不振的体现，这些都加大经济下行的压力。所以强力推进“六稳”工作，特别是提振资本市场信心，有效加强预期管理，防止以资本市场、汇率市场等敏感带有信心风向标意义的市场风险向金融体系和更巨量的房地产市场传导，对维护金融全局的稳定、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这个底线是极端重要的。兹事体大，现在各方在这个问题上的共识已经达成。

　　中国经济金融已是巨量的复合体，正因为体量太大，所以更加摔不起大跟头。当前，在复杂的内外环境下，经济金融业处于历史的高速转弯处，大国经济金融治理的难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复杂，面对各种莫测风险和全新挑战，建立科学的宏观决策体系和预警体系比在顺周期时更加重要，而近年从资本市场、外汇及其它相关市场频繁暴露的局部风险提示我们，重大金融决策要比顺周期时更加小心翼翼，更加审慎，更加如履薄冰。在金融业过去几年的狂飙突进中，由于金融市场结构性与制度性缺陷并存导致安全阈值劣化。几轮不同路径的去杠杆，在时机、节奏、力度的都有值得再推敲、再复盘和再检讨的地方，对影子银行作用和杠杆率的界定不清晰，从监管放纵到监管超调矫枉过正，七手八脚、棍棒齐下、鲁莽激进的运动式监管，极易触发突发性、系统性、灾难性的风险的隐患，“不成熟的市场、不成熟的监管、不成熟的投资者”相互强化，极易使得“在防风险的运动中酿成新的重大风险”，甚至触发系统性风险。人类百年金融危机史的经验教训启示我们，金融风险集中集聚的时候，重大金融调控政策的出台要服务并服从于经济全局的稳定，要有助于稳定全市场的信心，科学有效地提升整体的防风险能力。要有疱丁解牛的专业技能精巧施策，不能盲目地手起刀落一刀切或随意切一刀，以至出现超乎预料的手术台上大出血，面对难以收拾的局面时惊慌失措，再手忙脚乱翻烧饼，七手八脚打补钉，而此时损失往往已经酿成，亡羊补牢的代价非常高。如是者三，对市场信心的冲击和对监管权威的负面影响也很大，长此以往对经济金融的安全运行伤害极大。

　　李光耀先生几年前在谈到新加坡如何在短短的二三十年间发展成为亚太地区重要的金融中心时说，“我们要从内心敬畏市场，尊重市场，因为我们（在金融方面）错不起，我意识到一个文明社会是何等脆弱。我们取得今天的成就不是偶然的，每一个可能出错的事情，我们都竭力避免，因此我们才有今天的成功……我们有一个良性运作的制度，这个制度需要我们投入智慧和专业技能、对市场的深刻理解和强烈的信托责任。”过去几年间，与复杂的金融环境相应的，诸多政策需要实事求是的理性深刻的反思和监管流程的重建。宏观经济决策部门和监管当局在经济金融体系处于明显风险苗头的时候，要对事态可能的发展方向有清醒的预判，要敬畏市场的内生力量，政策出台要把握时机、节奏和力度，要考虑到政策的协同效应，考虑到市场承受能力，防止监管竞赛导致监管竞次。上手术台前要要做好沙盘推演，有风险提示和应对预案，要有责任人签字，以及时有效应对手术中可能出现的重大风险。要未雨绸缪，理性决策，科学施策，避免出现政策超调下的市场异常波动和剧烈动荡，防止因为崩溃性失血冲击市场稳定，造成信心危机，伤及监管权威。

　　现代经济是一个复合型的系统，经济运行中两个重要的风险触发器，可能造成大失血，冲击经济全局。一是资本市场，二是房地产市场。前者，2015年以来的资本市场代价惨痛，数以十万亿计的市值损失，余音绕梁，负反馈效应至今三年多仍未消散，这是教科书式的经典案例，其弥足珍贵的教训值得深刻记取。上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金融体系在蹩脚编剧的导演下制造了一场天崩地陷的泡沫破灭惨剧。十年前，源自华尔街的次贷危机席卷全球，酿成人类百年金融史上最严重的金融海啸。资本市场的负反馈机制最终会传导到实体部门，房地产市场的脆弱性也因此加大。当年，美国的房地产市场沸腾时，格林斯潘“巫师和魔法师”式的金融创造，其主导的极端自由市场的金融放纵如火上浇油。贪婪的金融资本主义的力量与政府其他政策相组合，“开启了一段奇妙的政府型泡沫周期”，最终将经济金融体系推到暗无天日的困境。政府过高估计了对经济的操控力，所有的泡沫制造者、参与者都笃信“政府泡沫”不会破，最终身陷其中不能自拔。

　　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不要浪费任何一场危机的教训，回望那些资产泡沫破灭时巨石陨落的壮烈往事，对于我们建立宏观审慎的宏观调控决策体系、警醒市场决策者树立强烈的信托责任都是弥足珍贵的历史镜鉴。如李光耀先生所说的，“对每一个可能出错的事情，我们都竭力避免”，“确保权力交到具有基本优秀品质和专业技能的人手中。”要有一种好机制，让专业的团队和职业精英恪尽职守，忠诚履职，“他们要认识到，如果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威与权力，造成重大损失就是对人民的犯罪。”我们这些年在这方面的教训不少，也不可谓不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