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福创业系：光环、痛苦与自我证明

    斯坦福毕业生陈一舟在2018年遇到了一个“坎”。

    11月14日，人人公司董事长陈一舟在自己的人人日志里，公布了人人网将由北京多牛传媒接手的消息。在接受《深网》独家专访时，陈一舟曾表示，这种衰落是“非战之罪”、“人人网是输给了发展趋势”。而就在7天前，他的斯坦福校友、乐搏资本创始合伙人杨宁因“CDC事件”处于风口浪尖，他在接受节点财经采访时称“自己过说的话都是因为脑子进水了”。

距离上一次斯坦福人被广为关注已经过去4年。

    2014年5月16日，聚美优品在纽交所上市，市值接近40亿美元。这在当时像一个触发点，引发了国内外投资人、企业家对于硅谷和斯坦福的热情。FusionFund创始及管理合伙人张璐从斯坦福毕业后一直留在硅谷，她明显感受到，2015年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家、投资人愿意花时间在硅谷，不仅是投项目，也会和当地有斯坦福背景的企业家、投资人去交流。

    “这或许也是打开了一个想象空间，”张璐说，“斯坦福的创业生态是不是在中国也可以进行复制和推广。”也是在2015年，北京中关村大街在政策和市场力量的推动之下，名片被改写，从“电子一条街”转型为“双创”街区，带动了国内创投行业的高速发展。

    一个明显的变化是，越来越多的斯坦福中国留学生不再选择传统的职业生涯和晋升通道，成为创业领域的风云人物。柔宇科技创始人刘自鸿、牛电科技CEO李彦、造作创始人兼CEO舒为、小红书创始人毛文超等，身上都有斯坦福的烙印。

    “特别是这几年，80后、85后校友成长得越来越快，他们为中国创业、投资都注入了很强的活力。”斯坦福经济学博士、携程集团执行董事局主席梁建章告诉《中国企业家》杂志。

    除了创业者，不少投资人也具有浓厚的“斯坦福情结”。BAI创始及管理合伙人龙宇是05届商学院毕业生，投资了造作、小步亲子等校友创业项目，真格基金合伙人兼CEO方爱之是10届商学院毕业生，投资了杉数科技、享物说等；GGV管理合伙人童士豪、DCM董事合伙人林欣禾、顺为资本联合创始人兼CEO许达来等也毕业于斯坦福大学。

    4年过去了，中国互联网经历了资本寒冬和产业爆发，斯坦福创业系也变化颇大，有的人挺顺，在原来的路上继续奋斗；有的人离开了原先的创业项目，事业进入新阶段；有的人则受身边同学的影响，离开大公司开始创业。而这些改变，让他们经历了身份和心理上的重构。

回到中国去

    2009年7月某天，斯坦福大学校园内，学生们同往常一样骑着单车来去匆忙，很少人注意到校园旁的一家中国饭馆里正在举办一场小型的欢送会，这场欢送会的主角，是后来“聚美铁三角”的其中一角——戴雨森。

    那一年，戴雨森不顾家人反对，决定退学和陈欧一起回国创业。“其实在中国留学生的圈子里，未完成学业就退学并不是一件经常会发生的事，但在斯坦福的那种氛围里，似乎也变成一个合情合理的选择。”戴雨森的同系、同届同学王曦也在那场饭局上，他当时跟戴雨森开了句玩笑话，“苟富贵，勿相忘！”

7年后的2016年，王曦辞掉在Google的高薪工作，决定回国创业。

    王曦在斯坦福就读于管理科学与工程系，主攻战略决策与风险分析方向。毕业后，他先是在Google的全球商业运营部任商业分析师，后来又跳到在当时Google内部还是机密状态的一个初创团队，现在叫Google Fi。这是一个非常扁平的100多人规模的创业小组，他们用不到2年的时间把年营收做到近2亿美元。

    王曦一度觉得，如果在Google一直做下去也挺好。但2016年，他的想法有了变化。

    “2015年大数据概念特别火，带来的结果是企业都在积累数据。但当数据积累到一个临界点，总得产生点价值。”那时Google积累的数据也很多，王曦发现公司战略在发生变化，“大家开始想如何把这些数据用起来，希望通过一些更落地的方法去挖掘这些数据的价值，那个时候也开始讲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算法这种概念。”

    实际早在斯坦福上学时，王曦就和校友们讨论过相关方向的创业点子，他还和小组同学发起过一个名为“斯坦福决策诊所”的活动，依托数据算法和决策模型的求解能力，专门为斯坦福校内事务提供分析和决策方案，降本增效，比如楼里的人员安排、院系的分布情况、座位怎么调动等等，连斯坦福工学院的院长也做过他们的“客户”。而在象牙塔之外的商界，这套运筹学方法却尚未有广泛应用，尤其是中国，目前世界的优化算法求解器已经被欧美四家公司垄断，此前国内的能源、安防所需求解器都要从国外采购。

    接下来一段时间，王曦一直在考虑要不要回国。硅谷大公司的人力资源做得非常好，“他会给你一个非常好的待遇，任何人在离开的时候都会觉得肉疼”。王曦的专业方向“战略决策与风险分析”就是评估每一个选项可能带来的得失，做出决策。他思前想后，“如果这个事儿我们不做，也会有人来做，那样我一定会觉得后悔”。

    2016年，王曦回国，与其他三位斯坦福博士共同创立杉数科技，由斯坦福大学李国鼎工程讲座教授叶荫宇担任首席科学顾问。公司专注于通过建模及优化算法，为企业定制最优决策方案。他们也获得了来自真格基金和北极光创投的210万美元融资。

    回国后，王曦特地和老同学戴雨森见了一面，想和聚美优品谈合作，也说说创业后的困惑。那次见面后不久，戴雨森便离开聚美优品，加入真格基金任合伙人，与王曦的事业再次有了交集。

    从斯坦福商学院毕业回国到现在，造作已经是舒为开辟的第三个战场了。回国时，舒为既没有想到明确的创业方向，也不想进大公司爬职业阶梯。在人人网任职的两年，是她唯一一段职业经理人经历。她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道，“作为一名创业者，就是一个真正扛过生死的人。但要转换成真正的职业经理人心态，差异蛮大，一个是建立规则，一个是维护规则。

    2011年，舒为筹备了图片社交项目Civo，把所见所闻用图片分享给随机匹配的陌生人。虽然当时移动互联网浪潮已经开始涌动，但版图未定，Instagram还没上线，陌陌也还不存在。

    舒为找到斯坦福同学方爱之谈了她的项目。方爱之从斯坦福大学MBA毕业后，辗转纽约摩根大通后也回国了。在美国工作的那些年，方爱之每天都通过看报纸来了解中国的变化，但这并不能满足她，“美国毕竟不是我的祖国，我在这里做的每个项目，对中国而言都没有太大的意义。”方爱之决定回国，并在2011年受邀加入真格基金。

    见到舒为时，她就很喜欢Civo“这个前卫又浪漫的想法”，激动地把她带到徐小平面前。但最终因为估值问题，舒为与真格基金的第一次合作并没有成功。

    2012年，Civo上线后很快遇到图片社交APP的爆发。虽然积累了100多万用户，却没有找到可持续的变现方式，流量增长也陷入停滞状态。等到2013年末，舒为第一次感觉自己失败了。在那个寒冷的平安夜，舒为让团队小伙伴们做了选择：离开，还是留下。

    2014年，当方爱之和舒为在斯坦福分享会上再次见面时，舒为带来了新的创业想法——做设计师家具。那次交谈之后，方爱之发现舒为已经大不一样，这次她做了大量市场调研，跑遍了家具城和工厂，找到了适合她能力和经验的领域。“是基于客观理性的分析作出决策，从不接地气到脚踏实地。”方爱之评价道。同年8月，真格基金投资了50万美金天使轮资金给舒为的新项目——造作。

    2008年王曦刚去美国时，他发现很多师兄师姐的首选都是在美国拿到绿卡后在美国创业，而现在的校友更多是回国创业，“可能因为国内创业环境好起来了，政府给的扶持力度也非常大”。据智研咨询报告数据显示，从1978年到2016年年底，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达458.66万人，其中265.11万人在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发展。在回国发展的留学人员中，近5年回国人数占70%。

生态能力

    真格基金对斯坦福系创业者偏爱颇多。真格基金创始人徐小平曾说，“假如一个人不懂投资，只要是斯坦福的MBA，不加选择，一人放20万~50万美元，你的命中率一定是同样的投资方式里最高的。”真格基金合伙人郑朝予也曾在接受新浪科技采访时解释偏好斯坦福创业者的原因，“创业无非就是定战略、搭班子、找钱、找人，他在最好的企业和最好的学校进行过专业训练，从概率的角度而言，确实更容易成功。”

    2008年，龙宇从贝塔斯曼集团纽约分部回国，着手搭建贝塔斯曼亚洲投资基金。当时正值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二级市场的崩溃传导到创投领域，市场一片冰封。在悲观情绪蔓延之时，龙宇出手投了4个项目，2年后，正保远程教育、易车网、凤凰网相继在美国成功上市。

    如今，龙宇是斯坦福商学院第一个华人校董，也是最年轻的女性校董。她所投项目有很多是归国斯坦福人创立的，除造作、小步亲子外，还有楼云、李嘉伦创建的跨境电商Club Factory，它已经成为印度第三大电商平台，校友Jennifer Hu创立的智能保险顾问平台“薄荷保”也是BAI投资的项目。她眼里的斯坦福人是，“一群穿着拖鞋、T恤默默改变世界的人，是Steve Jobs说的stay hungry，stay foolish。”

    实际上，斯坦福系在各行各业都有分布，有人做投资，有人做企业，有人做技术，有人做应用。龙宇也曾表示，在斯坦福读书最大的收获是“后续性”，“读书的时候并没有什么感觉，离开之后才发现自己是被这么巨大的能量包围着”。

    舒为说，“虽然我没有刻意去通过斯坦福去获取资源，但不能否认，很多资源是这样降临在我身上的。”

    “From play to innovation”是斯坦福设计学院（DesignSchool）一门很受欢迎的课程，内容是关于如何把看似在玩的东西形成一些创新点。但创新过程并非天马行空，学院会经常与工业界进行合作，工业界也会基于学生想法给予反馈。张璐毕业于斯坦福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她就读期间，经历过一个与GAP合作的牛仔裤创新项目，“就是在让你去开放性探索的同时，也让你与工业界进行实际的结合。”

    斯坦福的这类课程帮助张璐做了一次从科研人员到商业人员的思维转型。成立基金后，她投资了大量校友的创业项目，因为受过相同的创新教育，她明显感受到，“相比其他学校出来的创业者，斯坦福人更容易接受新理念，以及用一个开放性思维去进行工业化整合。”在她看来，这也是斯坦福人有别于东海岸常春藤等名校毕业生的特质之一。

    2005年是携程网上市的第二年，携程网CEO梁建章却思考起了人生的下一个阶段。起初他打算攻读心理学，先后去了哈佛、麻省理工考察，后来觉得心理学不成体系，经济学能更扎实一些，兼容社会、文化、数学等多种学科，又能涉及到自己感兴趣的企业创新。另一方面，他考虑到斯坦福大学对于世界经济、创新发展的影响力，于是将目光放到了斯坦福大学上。1989年梁建章从乔治亚理工大学毕业后，曾去硅谷的甲骨文工作，回到硅谷对他也很有吸引力。

    2007年，梁建章正式辞去携程网CEO职位，奔赴斯坦福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师从美国人力资源经济学权威Edward Lazear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Gary Becker。在斯坦福的求学经历，给梁建章提供了反思和改进携程管理方式的思路。他在回国后推出“小老虎”计划，成立了很多有独立决策权的小BU，以此在规模效应与分权中找到平衡，实现内部创新的可能性。

    2017年春天，梁建章接任斯坦福北京校友会会长，据斯坦福校友说，他们已经有好几个500人满员的微信群。2018年9月，梁建章牵头举办了由斯坦福全球贫困与发展中心中国项目、斯坦福经济政策研究所、斯坦福商学院共同主办的“首届斯坦福经济中国经济论坛”。

    时值中美贸易战紧张之时，斯坦福大学教职团队的到来，某种程度上也被视为对中美两国的“信心之旅”。“政治风向是政治的风向，美国的私立学校本身会有自己的价值观和判断。而斯坦福是硅谷的人才中心，也就代表了整个硅谷的意识形态发展。从这个角度看，斯坦福的这个态度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发展方向。”张璐说。

斯坦福气质

    在外界看来，斯坦福有着浓厚的创业文化。根据Crunchbase统计校友创办创业公司的数量显示，在2016年8月1日~2017年8月1日期间，斯坦福大学数量位列第一，共有195家获得融资超过100万美元的创业公司，其次是麻省理工学院，有134家由资金支持的创业公司，哈佛大学有95家。

    但并非所有人都认为斯坦福的教育是在培养创业者。张璐认为斯坦福注重的是创新教育，而非创业教育，“无论是选择创业还是就业，创新思维都可以帮助你在工作中很快打开局面，这是斯坦福在教育中做的最重要的一点。”

    但斯坦福的多样化、创新氛围并非让所有人都感到受益。张璐在大学时的一个美国朋友，是读人文学的，他在斯坦福就过得很痛苦。“因为斯坦福整体是做创新教育，而人文学更多是探索人类的智慧、思考历史的遗珠，在创新的氛围下，他会感觉说这个氛围是不是有点功利，确实有造成精神压力。”毕业后，张璐的朋友就离开了硅谷。

2001年入学斯坦福的李彦没想过自己会创业。

    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在李彦的记忆里，那一年很多互联网公司死得“一塌糊涂”，2000~2002年间几乎抹去了技术公司约5万亿美元的市值，“整个创业圈特别丧，所有公司都在裁员，毕业出去找不到工作”。

    从小在美国长大的李彦，本科读于伯克利大学，对于湾区、硅谷再熟悉不过，但他坦陈，进入斯坦福还是令他眼界大开。在他的记忆里，那一届同学里至少有2个是世界奥林匹克数学金牌和物理金牌得主，“一堆top的人在这，写code比你快，coding的东西比你简洁，碰见一堆这种人，整个氛围是有压力的”。

    每年控制学理论考试，老师布置5道题，24小时内完成，去哪儿做卷子都行。“但大家很自觉，都拿回宿舍自己写，不存在四五个人聚到一起讨论解题的情况，谁都丢不起这个脸，担心别人鄙视你。”李彦回忆。

    “同僚压力”不仅体现在学业上，也存在对未来的规划上，创业是可选项之一。斯坦福大学有太多创业成功的前辈，从未想过创业的李彦，在读博的最后一年半，还是没能按捺住内心的冲动，和实验室同学一起攒了个项目，做一款解决无线通信视频传输方面的芯片。他们还拿着商业计划书去沙丘路（Sand Hill Road）找融资。被誉为“西海岸华尔街”的那条路上，聚集了上百家美国风投，红杉资本、凯鹏华盈（KPCB）都在那，“以至于Rosewood Sand Hill（瑰丽酒店）变成一个巨火的酒店，因为大家找VC谈事都要住那个酒店”。

    他们本想融2000万美金，结果只融到几十万美元的天使投资，这个准备了一年半的项目以解散告终。

    毕业后，李彦先后就职于高通、麦肯锡、KKR私募股权基金，最终回国加入牛电科技这个创业团队。“就是喜欢折腾。”李彦说。在他看来，这是斯坦福气质的体现之一，就连斯坦福大学的教授也是如此。很多老师既做研究也做行业应用，可以选择停薪留职1~2年出去创业或者就业，结束后再回校任职。原Google云AI/ML首席科学家、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计算机系教授李飞飞的故事就是最好的印证。

斯坦福对创业者来说是光环吗？

    王曦说，“在跟客户聊的时候，如果团队四个人都是斯坦福毕业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背书，对方可能愿意听你把故事讲完。”已经毕业工作15年的李彦觉得自己身上早就不存在学校的光环了，在创业的道路上，成败与否，还是看产品和企业战略能否被市场所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