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论坛（WEF）的年会举办地达沃斯，对于多数中国人来说，这个原本只流于传说的小镇，几乎在一夜间家喻户晓。会址位于瑞士阿尔卑斯山的滑雪胜地。年会通常会吸引了2500~3000名全球各界领军人物前来参加，包括国家元首、投资大亨、基金经理、跨国公司高管、学界精英等。政商学各界人士齐聚于此，共同探讨全球面临的挑战、签订协议，当然，更重要的是，搭建人脉。因会议名额有限，所以每年各方人士都会使出浑身解数，希望获得年会邀请，尽管高昂的会费价格令不少人望而却步。

 

    每年1月份，纽约机场休息室随处可见的却是达沃斯论坛的与会者：对冲基金大鳄乔治·索罗斯、瑞士信贷集团CEO布雷迪·杜根（Brady Dougan）、《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继承人拉利·韦茅斯（Lally Weymouth）。他们和休息室其他乘客一样，在皮质扶手椅上候机，享用着丰盛的自助餐，以便可以在接下来的长途飞行中安心睡觉，不至于饿醒。透过落地窗，可以看到暮色中的停机坪上有好几架飞机，机身上都印有瑞士国旗——醒目的红底白色十字架图案。这些“大咖”乘客很多都是故交好友，从贵宾休息室到登机，他们一路都在热络畅聊。起飞后，座位慢慢后仰，眼罩垂下来，机舱里终于安静。

 

    八小时后，飞机在苏黎世降落。最富有的与会者随即登上他们的专机，开启下一段价值10000美元的直升机之旅；银行高管们通常有专门司机，开着锃亮的轿车接送他们，其余人员则登上了世界经济论坛的穿梭巴士前往会场。

    达沃斯的主会场被称为“国会中心大楼”，这栋建筑物外观摩登、窗明几净、设施先进，是一座迷宫似的殿堂，论坛期间的大部分活动都会在此举行。路上，你可以碰见了比尔·盖茨，他友好地朝我示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还有私募基金大鳄、黑石基金的共同创始人史蒂夫·施瓦茨曼。在与会者穿上主办方准备的优雅的礼服鞋时，你可能还会碰到前美国财政部长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和世界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诺贝尔奖得主、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希勒（Robert Shiller）。平日里在黄金档电视新闻或知名财经类杂志封面上才能看到的金融巨头，突然间活生生地出现在与会者面前。

 

 

    人脉要发挥作用，包括最重要的关系的纽带：资金、信息和机遇。本书还提供了一个洞察视角，坚称我们普通人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宇宙的主宰”；人们如何在自己所在的圈子产生连结、相互交易。同样重要的是，学术界、经济政策圈和全球金融领域，通常相互叠加、彼此连结。不少精英在其职业生涯中会同时或先后涉足几大圈子，佼佼者们在好几个领域都发挥关键作用的现象并不罕见，各领域内部由此产生了错综复杂的联系。

 

 

 

    金融是社会的控制系统，关乎我们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金融业精英翻云覆雨的权力和决策影响力，足以辐射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比如行业发展、就业、货币、大宗商品、物价，等等。

    美联储、欧洲央行和英格兰银行（英国央行）等中央银行高层的决策，能够直接影响我们的储蓄收益、抵押贷款利率和养老金计划。瑞士联邦理工学院的一项最新研究指出，少数金融机构通过交叉持股和列席董事会等方式控制着世界上多数大型企业。而金融机构由个体组成，这种所有权结构正好为这些个体提供了无限影响力。

 

    此前，关于金融体系及其风险的分析主要集中在金融机构之间的关联性、宏观经济理论的有效性和定量模型的功能性，较少有著作去探讨各大机构领导者的人脉关系所带来的影响。然而，所有事情最终都要归结到人，因为在机构中做出决策、设计理论以及决定最终使用哪个模型的，终归还是具体的人，而不是抽象的组织机构。人类这一维度增加了系统的复杂性，因为人际关系是一个无形且难以捉摸的动态网络，它没有严格的公式和规律可循，更难被量化。

 

    然而，人类网络即使非常复杂，也符合网络科学的定律，这些定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人际关系如何形成以及如何结构化。更好地理解那些能左右系统的精英圈以及他们彼此之间的联系，有助于我们理解系统本身。

 

    网络科学解释了所有系统的组织结构。近年来，因为社交网络的重要性日益显现，关于网络科学的相关知识逐渐普及。人们发现，网络科学理论不仅可以解释对冲基金大鳄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和约翰·保尔森（John Paulson）等人是如何赚得盆满钵满的，它还能解释为何在导致经济大萧条的事件或决定中不存在负责人。

 

    根据网络科学理论，“模式，即关系的架构最重要，而该架构的各组成部分倒是其次。”系统中的主要参与者们明白，是链接网络或人脉赋予了个人影响力，最终的竞争优势将取决于个人关系和联盟缔结的广度和深度。他们了解系统本身及其复杂的关系架构，也掌握着搭建强大人脉的“神奇秘方”；他们高瞻远瞩，洞察先机，看到了人际网中前所未有的机遇、资源和支持，他们也因此拥有更强大的能力来影响整个系统。他们越了解系统，就越能在其中如鱼得水。我们也应该试着去理解它，纽约大学教授道格拉斯·洛西克夫（Douglas Rushkoff）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你不懂你使用的系统是如何运行的，那么，你很有可能在被系统利用。”

 

    我们需要透过网络系统的棱镜来审视金融领域，因为，这个相互联系的世界需要我们拥有更全面的观察视角。技术化、金融化和全球化不仅在金融领域内构建了错综复杂的联系，也让金融领域和经济、政治等其它领域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新的联系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形成，而我们对自己创造的新系统的理解还远远不够，这方面的例子比如，我们误判了雷曼兄弟破产带来的影响，低估了欧元危机带来的挑战。

 

    遇见“超级枢纽” 。这些金融巨头之所以能荣膺精英称号，不仅因为他们在网络中具有特权地位，还因为他们所处的领域本身就很重要。金融体系是社会基石，与每个人的生活休戚相关。我们正处在金融社会中，不管是做生意、造房子还是获得教育机会，我们从事的每项活动都离不开金融。

 

    银行等金融机构，相当于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媒介，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分配资源。这一媒介为数以百万计人提供了资本和机遇，这对那些中低收入的群体而言尤为宝贵。此外，这些机构还提供支付系统，如果没有这套支付体系，我们这个高度互联的世界可能会运转失灵。

 

    影子银行系统，即没有银行牌照的金融中介机构，如投行、对冲基金和货币市场基金等，为我们提供了各式各样的金融服务；金融监管机构负责管理和维护系统；中央银行执掌货币政策；智库负责探寻新视角，提供专业建议，意在让利益最大化；学者和思想领袖提供创新的观点，并在金融系统实践中证实或证伪。

 

    金融机构高层以多种方式影响着经济。他们决定着谁可以获得商业贷款，影响行业兴衰、创造就业机会；他们提供抵押贷款，并购公司、让公司挂牌上市；他们可以通过手中掌握的资产、资本和货币交易来推动市场发展；他们在大宗商品和行业中的押注行为影响着能源、食品等必需品的价格；他们对某一区域的看法会对该地区的发展产生极大影响。当国家面临压力时，他们的投机行为会引发经济面临螺旋式下跌的风险。他们的财务贡献、与政客的互动和游说，都在影响着政治局势。2007年金融危机期间，他们甚至成为了救市计划的幕后推手。

 

    私人和公共部门之间的关系会通过所谓的“旋转门现象”交织在一起——玩家在两个领域中穿梭。经济形势向好时，金融业“超级枢纽”间的个人关系会在遵循监管的前提下，促成更多大单交易。危机期间，这种人脉关系往往会导致巨大的成功或惨败集中出现在一个机构上。

 

    2008年，在金融体系濒临崩溃时，公共和私人领域中强大的人脉关系成为个别机构能否得到救助的重要因素，从而影响了整个系统的稳定。那年，时任美联储主席的本·伯南克（Ben Bernanke）和美国财长蒂姆·盖特纳（Tim Geithner）、汉克·保尔森（Hank Paulson）联手，有效防止了金融体系的崩溃，因而被誉为“救市三剑客”。他们之所以能取得这种成效，部分原因是三人原本就私交甚笃，他们相互尊重、彼此信任、心照不宣。所以，在面对混乱无序的形势时，他们能展开建设性合作。如果这三人互不相识，缺乏信任基础，就不太可能在危机形势下精诚合作、共克难关。

 

    在网络科学术语中，私人和公共机构的主导者或身居要职的人被称为“超级枢纽”，他们是金融系统中人脉最广的节点。这些人是位于金字塔顶端的少数高管，有权设置议程、主导对话，并以所在机构的名义行使权力。通常，他们旗下的员工成千上万，且遍布世界各地。他们也许不常抛头露面，也不像政界人物那样家喻户晓，但他们所在的组织机构就像全球超级政府，他们拥有的权力接近、甚至超过了民选官员。许多金融巨头都是从籍籍无名的小人物摇身一变，成为世界上最富有和最有权势的“超级枢纽”。这样的人物不少，如摩根大通CEO杰米·戴蒙、对冲基金大鳄乔治·索罗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以及经济学家鲁里埃尔·鲁比尼（Nouriel Roubini）。

    这些“超级枢纽”除了拥有遍及世界的强大人脉关系网，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基于互信、通过分享经验和拥有相似背景，成功构建起人脉，并且利用它让自己成为行业的领航者。个人关系令他们拥有强大的权力，当他们强强联手时，相互结合的权力可以迸发出极强的聚合效应，给世界留下了深刻印记。这些关系是无价之宝，能叩开重要资源、珍贵信息的大门。因此，那些“超级枢纽”会不惜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和金钱，不断游历世界各地，去构建这样的人脉。这些领导者深知，他们可以把各种专业技能外包给别人，但是搭建深厚可靠的人脉所必需的人际关系技巧绝不能外包，必需由他们事必躬亲。

 

 

 

    金融业的精英利用着一种共同社会货币：社会资本。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为了造福他人而积累的劳动消耗。人类关系网基于社会资本的交换，而社会资本是人际关系的粘合剂，能促进合作。以资本作为隐喻，意味着个体可以用他们的社会关系进行投资，并得到相应的回报——这是基于信任和共同价值观的互惠预期。我们都有回报他人的义务，且这种念头会持续存在。

 

    在超级枢纽的人际网络中，每个请求都是一次复杂谈判，而帮忙就像贷款，以借款人的地位作为抵押担保。地位越高，帮忙的价值就越高。随着个体地位和权限不断发展，其社会资本也在发展，在此基础上创建的强大的力量组合，可有效吸引其他节点。社会资本是金融和人力资本的有效补充，是推动经济增长的要素之一。人力资本，即个人智慧和经验的综合，向来是衡量生产力的一大标杆。而社会资本，即个人人际网络的深度和广度，作为评估生产力输出的衡量标准却被长期忽视。

 

    互助一直是华尔街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涉及某人的言论是否靠谱时，金融家往往遵循不成文的荣誉准则，而互助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能实现收支平衡。在无法平衡时，债务人往往面临遭受惩罚的危险，轻则地位、名誉受损，重则被驱逐出网络。

 

    金融巨头能触及任何人、任何事，他们的地位和访问权限促使其在金融网络中拥有巨大的能量。当他们发出请求时，其他人都很乐意效劳。若万众期待的超级巨头出席某个活动，就能瞬间提高该活动的档次和名气，人们渴望与他们交流想法，交朋友或共事。

 

    超级枢纽不可避免地会在很多群体中形成，他们可以是在校学生、一个小城市的商人或在舞台上的演员。不论他们的身份是什么，超级枢纽的形成都遵循网络科学定律，因引力作用吸引了很多连接。金融体系中的超级枢纽影响力尤其强大，因为他们能获得资本，推进全球化。他们能居于重要地位并非偶然，而是因为他们能潜心解读网络DNA、遵守其规则，直到他们足以影响网络，从而保持这种系统动态。当他们彼此直接连接，强强联合形成集群时，他们的权力会产生聚变式扩大，几乎影响到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巨头最大的优势之一是容易接触其他巨头，这个优势尤其适用于乔治·索罗斯。每当他开始一个新项目或新事业时，他根本不用向他人请求支持，那些精英便会自动从世界各地而来，这些人不乏前国家元首和高级决策者，他们慷慨相助，渴望与索罗斯的点子和事业产生联系。同样，他也不只提供想法和资金。索罗斯本身具有的强大人际关系网已经成为他的重要资源，他一呼唤，人们便纷纷响应。

 

    索罗斯的80岁生日聚会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他这一生打造的人脉关系。朋友们不远万里从世界各地赶到纽约州的南安普顿，参加他盛大的生日派对。在白色帐篷里，经济学家鲁里埃尔·鲁比尼与黑石顾问公司副董事长拜伦·威恩（Byron Wien）畅聊着。棕榈树下，德意志银行副董事长凯欧·克哈-维萨（Caio Koch-Weser）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朱民（Min Zhu）一块儿喝着香槟。黑石集团联合创始人皮特·彼得森（Pete Peterson）和国际金融研究所负责人查尔斯·达拉罗（Charles Dallara）正在寻找安静的地方，以便坐下来好好聊天。

 

 

 

    那些拥有更多优质人脉，并懂得如何利用这些人脉的人拥有最大权力，这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明显。网络力量提供了网络权力，那些成功的高管之所以能达到顶峰，不仅仅依靠他们的分析能力，还因为他们强大的关系网。我们在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时，都会有个人的人脉资本，而高管会培养更广更深的专业网络，从而获得关系资本。

 

    关系资本是一种无形资产，它反映了人脉中包含的内在价值。人脉层次越高，高管的力量就越强大，关系资本也就越有价值。这是一份宝贵的资产，因为在知识经济时代，几乎一切都可以被复制，唯独人脉关系独一无二，不可复制。

 

    关系资本催生了网络资本，增加了关系的回报率。高管的关系资本被认为是最有价值的，因为它扩大了机构的网络覆盖范围及其盈利能力。在全球化的时代，网络已经成为一项独特的竞争力。全球化会带来质量的提升，价格的下降，使得公司更难让自己的产品和服务脱颖而出。这就使得人脉关系，即本质上高度个人化和独特化的关系网，变得更为重要。

 

    人际网络可以成为选择哪家银行进行上市的决定性因素，因为基金公司经常看到无数资金流进流出，看到各大公司弹指间就能完成巨额交易，当众多公司表面看来都实力相当时，人脉就能起到决定作用。另一项最宝贵的资源是网络情报。最重要的信息往往来自于他人，而不是单纯的理论分析，所以情报和信息的分享是连接超级枢纽的纽带。

 

    在信息大爆炸时代，从原始消息源及时得到准确、机密的相关信息已成为一种不可缺少的“商品”。克劳斯·施瓦布指出，情境智力和情商无法从论文中学到，只能通过与他人互动获得。因此，领导者必须构建深入、多样和动态化的网络，因为若要成功，他们必须消息灵通，以便先人一步获得资源、把握商机。强大的人脉网络使得超级枢纽与同行和相对较弱的群体相连接，以便编织一个紧密的网络，可以跳出同质性思维的局限、覆盖信息盲点。这样的联盟可带来资源、支持和更大的影响力。

 

    网络系统的视角。理解复杂的金融系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本书旨在通过网络科学视角剖析该领域潜在的人际关系模式，以期为读者提供一把探索金融领域奥秘的钥匙。网络科学从数理上论证了人际关系的结构和行为模式，揭示了捉摸不定的关系网形式——

 

    网络由“节点”构成，而“节点”由路径或者“链接”连接。所有网络，无论是天然生成还是人为造就，都在用同样的方式运行。根据“偏好依附”（或优先连接）原则，所有节点都倾向于攀附链接最多的节点，因为链接越多，个体存活的机会就会增加。而最好的节点位于网络中心，称为“超级枢纽”。金融体系中的叠加网络科学让我们看到，精英们通过把地位、访问权限、社会资本、交易潜力等工具化，进而一步步成为超级枢纽。

    我们看到，金融就是一个复杂的、自我组织的系统，就像蚁群，个体参与者之间的互动能产生大规模的影响。但是，个体又无法控制整个系统，因为他们自身也受制于系统规则和力量。少数精英群体的力量很重要，因为系统中没有一个能够控制整体的力量，也没有真正的制衡。

 

    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曾预言，21世纪将是“复杂性的世纪”。的确，技术化、金融化和全球化创造出的复杂性，让人们一时间很难认知和理解。要解决当前问题，传统的线性因果思维已无用武之地。我们应该用系统思维方法，关注整个系统相互连接的组件——尤其是它们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来认清问题的本质。金融体系中的超级枢纽之所以能成为世界上最成功的那部分人，正是因为他们位居中心，这一优势地位能让他们有更为广博的视野，从整体上看待这个系统。这种优越的地位使他们构建起非凡的人际关系网络，并以此获得巨大的优势。

 

    例如，对冲基金巨头约翰·保尔森（John Paulson）在2007年做空次级抵押贷款市场时大捞一笔。拉里·芬克和黑石集团的斯蒂芬-施互茨曼（Steve Schwarzman），以及美国桥水基金创始人雷-戴里奥（Ray Dalio）就利用他们独到的理解，把资本投向基金，创建了数十亿美元的基金帝国。

    金融体系：网络科学的实验场。大脑、蚁群和金融体系有何共同之处？它们都是复杂的自组织系统。大脑是由数十亿神经元构成的网络，神经元由神经线以一定方式合作连结，从而产生意识。在此过程中，并没有所谓的领头细胞控制大脑的运行——它通过自发的方式，在神经元之间传递电子和化学信号。

 

    再以蚁群为例，它是一种基于集体的分散行为而运行的。单只蚂蚁会通过与其他蚂蚁进行沟通、接收指令，并作出相应的行为。在此过程中，并没有“领头蚂蚁”来决定或掌控蚁群的互动方式，而是所有蚂蚁一起，为整个系统的高效运行做出各自的贡献。

 

    同样，在全球金融系统中，自主个体的行为会引发集体活动。那么，这一系统的参与者都有谁？金融机构（如银行和投资基金）的高管、公共部门机构（如中央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领导者、以及许多复杂跨境贸易中的正式和非正式参与者。其中，也没有“中央司令部”去指挥整个系统的运行，它是通过无数联系、互动和决策自行组织起来的。

    决策者能通过其行为影响系统动态，但他们无法控制系统本身。没有哪个个体可以改变商品价格或影响全球经济走势，但他们之间的联系和互动，能迸发出巨大影响力。比如，大型金融机构的领导者往往具有强大的人脉力量，同时，他们又受制于系统规则。从本质上讲，金融业的“游戏”规则影响着他们的玩法，反过来，他们的玩法又会影响规则和游戏本身。

    人际网络的操盘人。成功的社交高手经常主动建立庞大的、备受瞩目的网络。例如，史蒂夫·施瓦茨曼发起了“苏黎世-中国”学者项目，为清华大学的留学生提供奖学金，帮助他们发展专业网络。施瓦茨曼曾表示，他的门徒将会触及到中国权力机构中最有影响力的一部分人，以及很多达沃斯论坛的常客，如劳伦斯·拉里·萨默斯、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和阿里巴巴集团董事长马云等。保罗·都德·琼斯利用他极其成功的罗宾汉基金会创造了一个庞大紧密的网络，世界上最富有的金融家都在其中。克劳斯·施瓦布利用WEF建立了超级枢纽网络。乔治·索罗斯创立了许多智库和慈善机构，他知道进入一个圈子并在其中施加影响力的最佳策略，就是成为圈子的组织者。

 

    在中国，人际关系通常比在西方更重要，许多国际金融公司都开始流行招聘官二代、富二代等。直接购买亚洲政府和企业精英的人脉网，是获得商机的捷径。然而，这种做法并非完美。通过招聘来换取业务违反了美国的反贿赂法，而许多大银行已经涉嫌这种行为。

 

 

 

    关于如何才能成功，我们都知道一些方法：接受高等教育、努力工作和搭建人脉。世界上成功的人有很多，但只有极少数人才能在金融界呼风唤雨。这种极端集中的权力助长了阴谋论，但事实上，根据网络科学原理，将一部分人推向权力巅峰的并非邪恶的阴谋论，而是自然规律。网络科学可以帮助我们追踪这些精英网络如何形成，并理解其高度互联的强大核心，或者说剖析“超级枢纽”是如何炼成的。

 

    网络控制着人类活动的各个层面——社会、经济或政治——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通过交织重叠的网络相互关联的，金融系统不过是其中一个网络。在人类开始定居生活时，就设计了交换商品、劳动的一系列规范。在这些规范下，网络经济应运而生，其中就包括金融体系的萌芽。

 

    其实，我们在出生之前就已经在网络关系之中。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被无形的手推入社会关系，而在网络中的地位决定了我们的命运。当然，一个人的网络所能触及的范围有限，但它间接提供了连接到其它网络的无限可能。我相信你肯定听说过六度分离理论（又称六度人脉关系理论），即地球上所有的人都可以通过六层以内的熟人链和任何其他人联系在一起。

 

    关于该理论更为通俗的解释是：你和任何一个陌生人之间所间隔的人不会超过六个，你最多通过六个人就能认识任何一位陌生人。”1967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验证了这一理论，指出世界其实很小。后来，剧作家约翰·瓜尔（John Guare）通过同名剧本《六度分割理论》（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对米尔格拉姆的理论进行了更深刻的探索。

 

所有网络，无论是自然产生还是人为制造，都有相同的基本架构：各个节点通过链接或路径产生连接。而网络由节点组成，节点可以是神经元、变电站或人，比如乔治·索罗斯。节点总是会争夺链接，因为链接代表着在高度联系的世界中继续生存的机会。在人际关系中，这些链接就是基于两个人之间的联系，如商业交易、信息交换和互助互利。

    每个网络中，节点呈层级结构存在：大多数节点都只有几个连接。有多个连接的节点称为枢纽。只有少数节点（超级枢纽）拥有很多连接，因此可以接触到其他节点、枢纽和超级枢纽，它们甚至能连接整个网络。超级枢纽通常会打破六度分离理论的规则。也就是说，由于超级枢纽拥有声望和社会地位，因此，他们与其他人之间的相隔远远少于六度。

    在全球金融网络中，在金融领域工作的每个人代表一个节点。级别更高的人，因其地位和连接数量，可以被称为枢纽。这些人通常会有很多下属，在其所在组织中也颇具影响力。而超级枢纽位居金融领域的核心，比如银行的CEO。他们占领网络中心位置，有大量跨越不同网络的优质人脉关系。

 

    每种网络——不论是宇宙、有机体或金融系统——都有扩张的自然趋势。这种扩张不会遵循正态分布规则；因为节点倾向于附着到拥有许多其他连接已经很多的节点，以此获得更多的生存机会。因此，连接到一个更强大、健康、健壮的节点无疑是最优选择。如此一来，一些节点（即枢纽）在吸引来许多链接后一跃成为连接中心。正是这种动态趋势导致“富人越富”的现象，即在争夺新连接的竞争中，已经拥有很多连接的节点会吸引更多连接。

 

    物理学家阿尔伯特-拉斯洛·巴拉巴西（Albert-László Barabási）指出：“如果一个节点的链接是另一个节点的两倍，那么它吸引新链接的几率也是后者的两倍。”因此，少数枢纽和超级枢纽就几乎能与所有节点相连了。这被称为“幂律分布”。网络的行为是由节点、枢纽和超级枢纽之间的互动决定，而它们的互动方式主要是由网络的目的决定，其中又掺杂随机性。

 

    根据幂律分布的规则，网络的行为将受到节点影响，因为它们试图与枢纽（尤其是超级枢纽）创建链接。因此，少数节点和超级枢纽会在网络中产生最大影响，他们的行为和互动将对整个网络产生深远影响。金融体系就是如此。

    通过创建高度连通性，枢纽能让网络更高效，同时也使之更脆弱。枢纽运转失灵的影响会通过网络逐级扩散，导致系统故障。

 

    以电网为例，在这种相互关联、极其敏感的网络中，任何干扰都可能产生蝴蝶效应，通过系统导致数千英里之外的地方发生故障。电就像人类有机体中的血液，没有它，系统就无法运转。2003年8月13日，美国有数个州同时经历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停电事故。在办公楼中的人被紧急疏散，有800人被困在电梯等待解救。没有了红绿灯，各大城市的交通瞬间瘫痪。35万地铁乘客被困在黑暗的地下通道，等待营救。医院不得不使用发电机发电。机场更是陷入混乱，航班大面积延误、取消，因为许多旅客都被堵在前往机场的路上。此外，还发生了七十多起火灾事故。核电厂自动关闭，电话服务中断。电子设备全都罢工，收银机、自动取款机、供水系统，甚至连冲水马桶都无法使用。纽约市应急指挥中心时刻待命，以防作案团伙趁火打劫。

 

    另一个例子是雷曼兄弟的垮台，人们通常认为这是导致金融危机蔓延全球的触发器。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低估了雷曼兄弟与世界各地其他机构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当他们宣布不再为雷曼作保时，市场即刻崩溃，全球金融体系更是无法正常运转。因此，如果网络由连接数量较少的节点构成，那么它会更健康，因为连接少意味着节点失灵不会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导致症状传播。我们的金融系统包括许多高度连通的人类超级枢纽，他们对整个系统具有重大影响，一旦超级枢纽失败，系统也无法幸免于难。
 

 

    《资本超级枢纽》提供了具体可操作的方法论和案例，详细讨论了如何建立超级人脉。异曲同工地，另一本商业畅销书《超级精英：看6000人如何操控60亿人的世界》，也在研究这一价值量极大的问题，可以相应对照参考。

 

    《超级精英》一书的主角都是万里挑一之人，是从60亿全球人口中挑出的6000人。这些人管理着我们的政府，经营着跨国大公司，操控着国际经济、媒体、宗教，以及一些处于阴影下的领域，如恐怖组织。这6000人是全球精英，并且引领着当下社会的发展。

 

    今天的超级精英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权力和财富，他们的全球化速度远远超过了其他任何团体。但是，正如批评家指出，全球超级精英成员内部的同质程度远远大于他们与一国同胞之间的同质度。他们控制着全球化的世界。他们是否应该为日益加剧的全球经济和社会不平等埋单？在达沃斯会议或在41000英尺高空中的私人飞机内召开的国际性会议的背后，发生了什么？密谋还是合作？处理交易还是闲谈放纵？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崛起对传统的世界观将产生怎样的冲击？全球超级精英的活动范围已经超出了一国法律的限制，谁将对这群人加以约束？

    超级精英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比周遭的人工作更努力，精力更充沛，前进的动力也明显更强。此书得出一个结论“成就非凡者的最大同盟者，就是其他人的惰性和不作为。”

 

    纵观历史，要成为某一时代的统治精英，最便捷的途径当然是成为前一代统治精英的子孙。因为每一个时代的精英都有两个最重要的盟友：野心(在某些领域叫做贪婪)和惯性。不过，《超级精英》的主旨是告诉人们：21世纪的全球精英不同于以往的精英，靠继承获得权位的人比过去少很多，大部分人靠白手起家。

 

    富豪排行榜编撰人菲利普·贝雷斯福德的调查数据可以论证：1989年刚开始编制排行榜的时候，上榜者的财富大约3/4是继承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靠自身奋斗获得的财富已经超过了靠继承得到的财富；最近公布的一项榜单显示，1000个最富的人中，70%以上是靠自身努力致富的。

 

《超级精英》列举了十条成为超级精英的秘诀。我们考察下其中的三条——

 

       一是就读名校。全球化、信息革命催生了影响世界的超级精英，掌握新知识、新技术、名校网是新型超级精英必备技能之一。从超级精英名单上随意抽取300名成员作为全球各领域的样本，戴维发现近30%的人毕业于20所名牌大学，排在前面的有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和芝加哥大学。

       我们来看这样一组名单：信息革命的开拓者中曾在斯坦福大学读本科和研究生课程的有：雅虎的创始人、微软的首席执行官、谷歌的创始人、英特尔的创始人、网络DVD租赁公司奈飞的创始人、惠普的创始人、YouTube的创始人之一、SUN公司的创始人之一、思科公司的创始人。曾在哈佛大学念书的人有：微软的创始人、facebook的创始人、SUN公司的创始人之一、维亚康姆的董事长……

　　

        二是毕业后进入商界或金融界。在组成全球超级精英的各个领域的人中，最大的一群人是商业和金融界的领袖。这些领袖的权力不受国界的限制，而且不断地在超越国界。跨国公司和金融机构的崛起加速了全球化的进程，这些企业现在是最大和最重要的跨国团体。据保守估计，有1500多家资产和年销售额超过50亿美元的企业，管理这些巨型企业的个人具有真正的全球影响力。
      另外一组数据也能说明商界领袖影响力剧增。1983年，世界500强公司的收益相当于全球G D P的15%；今天，他们的收益已经翻了一倍多，超过了全球GDP的40%。就超级精英的具体分布，作者戴维的调查数据如下：63%的超级精英来自商界或金融界；其次是政府和多边组织领导人，占18%；军事和国防部门领导人占7%，宗教领袖占4%，比文化界领袖略少一点；影子精英成员约占2%。所以，毕业后进入商界和金融界是较好的选择。

 

　　三是多具有偏执的性格。"非常的成功，需要非常的人格"，超级精英是这样一群人。在很多方面，他们也许是最优秀的、最聪明的人，但在另外一些方面他们也是最无情、最自私自利的人，执著与维护现有的功成名就。
       多项针对成功者和掌权者的调查显示，超级精英具备的某些共同特性并不符合一般人对健全人格的观点。某些心理特征在领导人身上比一般人更常见。比如，偏执的性格。做事井井有条，对工作狂热，注重细节，有时事必躬亲，能把周围人折磨得要死。
      虽然与他人合作常常是获得伟大成功的关键因素，《超级精英》引述心理学家麦考比的观点认为，比尔·盖茨、安 ·格鲁夫、杰夫·贝佐斯和杰克·韦尔奇等超级明星级企业领导人是自恋狂。

       另外，精神医生的研究发现，超级精英多数会内啡肽成瘾。他们对高度紧张、高回报的工作会造成内啡肽(脑分泌的具有镇痛作用的荷尔蒙)成瘾。管理一个国家、一家公司、一支军队或者一个教堂，超级精英每天都要面对高风险局面，大脑每天都会产生内啡肽，并会越来越依赖它们。

 

 

 

人脉网络的目的是建立、维护和使用非正式关系来促进与工作相关的活动，获取资源。最好的网络实践应该着眼整体，找出“积极的连接”，因为他们热衷于交际，,总是想与对方进行思想碰撞、相互学习，而且很享受交流与联系的过程。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发现，有一小部分人，即连接器，有非凡的交友能力。他们是把社会紧密串联起来的针线，是社会网络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超级枢纽都拥有这种能力，他们是网络构建能手，不知疲倦且毫不费力地培养了影响力圈子。超级枢纽为促进人际网络所做的一切，都会以因果回路反馈出来。人际网络对他们而言是习惯成自然，他们拥有让别人感到自在舒服的能力。超级枢纽重视人脉质量而非数量，重视连接而非收集，重视耕耘而非攫取。很多长久的关系在一开始时没有参杂任何特定动机或商业目的，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成熟，在经受住考验和磨难后，才最终形成了互利互惠的关系。

 

搭建人脉网需要敞开心扉。成功的CEO通常充满好奇心，主动寻求挑战、开拓边界，他们不怕风险、不惧失败。在他们一生求索和改变现状的过程中，从不轻易放过任何结识新朋友的机会。他们对他人的态度通常比较积极正面，愿意结交新朋友，并建立长远的关系。通常，我们在见到新面孔时，会带着偏见迅速对对方做出预判以节省时间，并留在我们的舒适区。网络构建高手则会保持开放的心态，用自己的高情商创建真正的沟通连接，让别人在他们面前感到舒服自在。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人们会忘记你说过的话、做过的事，但不会忘记你带给他们的感受”。

 

社交高手令人难忘。你认识谁很重要，但谁认识你更重要。社交能力可以帮助你用一种积极的方式脱颖而出，比如凭借魅力、智慧、机敏的反应或善举。乐观开朗、精力充沛的人具有个性魅力，再加上良好的社交技巧，这类人总是更容易获得支持、信息和反馈。长期担任德意志银行CEO 的约瑟夫·阿克曼(Josef Ackermann)有句名言，“具备良好的个性能够学到任何东西，但良好的个性是学不到的”。有深度、经得起考验的关系不能只依赖于闲谈去建立，它们必须基于内容。超级枢纽喜欢和有趣的人在一起，因为有趣的人能带来谈话资本。对此，施瓦布强调，社交高手不仅是知识的探求者，还是思想交流的催化剂。

 

强大的CEO们善于利用他们与权势人物之间的关系。网络与构成它的人一样宝贵，它是否强大取决于身处其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定的网络结构能增加其有效性，如果CEO之间的人脉也能充分接触，那么他们就能增加人脉的连通性。超级枢纽平台相当于独家网络，准入门槛高，是只属于精英的聚集地。它就像受邀才能加入的俱乐部，会员资格供不应求，不过，超级枢纽知道如何通过地位、声誉和人脉克服重重障碍。圈子的等级越高，圈中人的同质性也就越高，它对同行的障碍就越小。团体内的同质性有助于提高熟悉度，至少表面看起来如此，成员间通常尊重彼此的成就，即便他们之间存在竞争。然而，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常常会因为竞争、怨恨、偏袒和同侪压力而上下波动。

 

金融业的顶梁柱们也许比一般人更具有专业优势，但他们终究是人，仍具有人类的弱点。当他们面临挫折、压力时，人脉网可以为他们提供心理支持。还有谁能比那些曾经面临过类似挑战，拥有相似经验的人更理解你？人脉网还能提供支持和关怀，鼓励超级枢纽克服困境，而他们在个人生活也多有交集，比如朋友、社交圈、慈善晚会、专业领域等，正是这一切组成了严丝合缝的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