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的时间，政策变化的力度很大，而且变化得非常频繁，甚至在短时间内政策就会发生多次的、重大的变化。最典型的，就是最近天津引进人才这个政策的变化。

　　我们先来看看有关报道：“天津引进人才的政策：4个白昼、4次政策变化，322张准签证、10000多分调档函。在天津新政出台的96个小时里，数百万人经历了从狂喜到震惊、从满怀希望到彷徨不甘，极少部分的幸运者拿到了那张成为新天津人的魔术卡，更多人只能将它当作一个做得太美的梦，醒时再空余一声叹息。”

　　其实类似的这种现象，其实我们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尤其是在最近这些年的房地产行业中。这样的一些现象告诉我们什么呢？我觉得它象征着我们正处在政策的多变期。

　　为什么说是现在正处在政策的多变期呢？大家都知道，最近几年里我们社会中有个流行的词叫“新时代”。那我想问一下，新时代应该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起呢？可能得从2012年算起。那我再问，2012年之前的那个时代是什么时代呢？起码不算我们现在说的“新时代”。然后我们再接着问：我们现在很多现行的政策是什么时候制定的？可能很多都是在2012年前制定的。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很多政策可能发生变化。

　　所以在最近这几年的时间里，我们这可以体会到政策发生变化的频率和力度。我们知道，无论是我们的经济还是社会生活，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行政主导的，这样一来政策的变化是非常重要的。

　　政策的变化会影响到方方面面。作为在社会中生活的每一个人，我们无论在工作中还是在生活中，都很关注政策的变化，人们善于从政策的变化中寻找机会。但是现在我要强调，机会在政策中，同时风险也在政策中，尤其是在一个政策的多变期，特别要注意政策的风险。

　　其实也不用说我们，就是一些老江湖又当如何？比如说王健林又当如何？他前一段时间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忽视了政策的风险。几年前，他在哈佛讲课的时候曾经说：“这钱是我挣的，我愿意往哪儿投就往哪儿投。”但是哪有这么简单的事情？你说往哪儿投就往哪儿投，那么政策往那儿放啊？结果政策一变，他马上陷入困境了。

　　这提醒我们什么呢？也就是在一个政策的多变期，应当特别关注政策的风险。政策风险的问题，虽然人们经常在说，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人们还是往往低估了政策的风险。

　　政策的风险，特别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现在一些政策的变化带有“可追溯性”。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在法律中有个基本的原则，叫做“不溯及既往”，也就是说一条新的法律出来了，一条新的政策出来了，一个新的规则出来了，它只管往后的事情，前面的事情还得按照老规矩办。

　　打个比方说，踢足球，一般的规矩是在不犯规的情况下往对方球门踢进一个球算得一分，但是假如说这个裁判具有足够的权威，踢到一半的时候他说：“停一停，咱们把规矩改一改。往自己球门踢一个球算得一分，往对方球门踢一个球算失一分”。这行不行呢？其实你想一想也没什么不行的，如果这个裁判有足够权威的话，人们也只是感觉有点不习惯而已。但是有一点，这个新的规矩得从现在开始算起，它管现在往后的事儿，而前面人家已经进的那个球就不能改了。

　　但是你看现在我们一些政策的变化带有“可追溯性”。去年年底我去一个地方，正好赶上一个楼盘开盘，这个楼盘的地是原来拿的，合楼面价是三万六一平米，但是现在房子盖好了，限价的政策出来了。结果批的价格是多少呢？是三万。那老板说这个不行啊。因为即使别的成本不算的话，每卖一平米楼面价就亏六千，于是他就去找政府。政府一句话就给堵回来了：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

　　那么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在一个政策的多变期，从个人角度来说要注意政策的风险。那对于政策的制定者来说，又存在着如何在政策的多变期保持政策的连贯性的问题。

　　在最近的这两年，我一直在讲一个问题，就是要形成对未来稳定的预期，这个预期是非常重要的。人们是跟着什么走的呢？实际上是跟着预期走的，是预期决定着人们的行为。而这个预期和制度的安排、和体制的安排、和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种种因素的变化使得我们无法形成对未来明确的、稳定的预期的时候，人们就会感觉到无所适从，他的行为就会处于紊乱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