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西瑞金中华苏维埃政府的旧址里，我曾经产生过一些疑惑：像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这些功成名就的教授们，为什么放弃优越的生活条件、显赫的社会地位，跑到这样的穷乡僻壤来闹革命？

　　我们很容易理解彭德怀、贺龙、林彪们，他们血气方刚，路见不平，反了就反了。我们也容易理解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毅、邓小平们，他们因为找到了自己信仰的主义，为了心中的伟大理想，反了就反了。那么他们呢，年过五旬，有家有业，有身份，有地位。难道信仰和理想足以让他们义无反顾地抛下已经拥有的一切，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加入年轻人的队伍，并且扮演不太重要的角色？甚至后来还有王光美这样的中国第一个核物理的女博士，江青这样上海滩已经有些名气的女演员。在她们前往延安这样一个黄土高原的县城的时候，她们哪里知道会和决定中国命运的男人碰到一起。她们对马列主意的理解能有多少？一个来自西方的主义能够让她们放弃已经拥有的一切，去追寻一个完全看不清的未来吗？

　　在信仰和理想之外的东西是什么？

　　其实如果你看过随便哪个革命者的传记，或者是反映革命岁月的小说，就知道没有哪个人是因为夜读《共产党宣言》，就有了参加革命的愿望，并且主动去寻找组织的。几乎无一例外，每个参加革命的人总会有一个或几个领路人，他们总是因为自己喜欢或者信任的人已经加入了革命，便也就随着革了命。

　　《潜伏》中，余则成参加革命，对主义和信仰没有任何感知，他对那个在中国西北角抗日组织的全部印象，来自于他在军统的上级吕宗方和女友左蓝的认识，他们是他敬重并且喜欢的人。他对自己所供职的组织的厌恶，也来自于他对他的上司和同事所思所想、所做所为的不认同。于是，吕宗方和左蓝所信任的组织和从事的事业，也就成了他的选择。电视剧编剧给出的一个政治正确的情节是，直到左蓝牺牲后，余则成读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才真正在思想上参加了革命。在余则成职业生涯的选择上，“主义”比亲朋的引路晚了许多。

　　美国作家冯内古特称自己是“没有国家的人”，他试图脱离地缘、民族、政治的背景，站在人类共同的立场上来思考问题，他问自己的儿子——儿科医生小冯内古特：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儿子给出的答案是：我们来到世上，不过是为了彼此帮助度过生命，不管是什么样的生命。——这是一个让他满意的答案。

　　如果我们抽离当时的时代背景，来一个冯内古特式的思考，也许这段话可以解释那些选择了瑞金和延安的老人和女人们，他们与其说是挑选了地方，不如说是挑选了人。他们知道那些和他们拥有相同价值观的人在那儿，那些他们喜欢的人在那儿，他们要和他们在一起工作、生活，彼此帮助度过生命——并且，愿意放弃已经拥有的一切。

　　我曾收到过一条短信，内容如下：那些实现了从优秀到卓越的人，在建立了卓越公司的同时，也能拥有美好的生活。他们的确很喜欢他们所做的工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喜欢与自己一起做事的人。他们严格挑选合适的人，有了合适的人，无需太多的管理和激励。他们相互尊重，相互钦佩。于是，他们在愉快与热爱的氛围中，实现了卓越和美好。

　　回到当下，我们和同事在一起工作的时间，多于与家人和朋友在一起的时间。养家糊口很重要，职业生涯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什么样的人生，不是吗？

　　我们大多数是些小人物，大多数的情况下，我们无法向我们的老板那样挑选每一个和我们一起工作的人，但我们可以挑选你想求职的地方可能更会聚集一群什么样的人。如果我们觉得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工作，是找工作时一件需要认真对待的事，那么你是可以找到这样的地方的，总会有一些地方汇集了更多你所喜欢的人。企业、机构和人一样，是有气质的，找到你所喜欢和适应的气质——有人把这叫做“场”，你的人生之路就走对了。

　　专业人士把这个“场”叫做“企业文化”。通常这些所谓的文化会以标语口号的形式固化在墙上，以老板口若悬河的讲话形式固化在嘴上，以文字印刷的形式固化在员工手册上，但你要甄别的是有没有固化在员工的心里。所以，如果有你喜欢并且认同的朋友或者同学，要拉你做他的同事，你一定要认真的考虑，不要丧失一次让你人生快乐的机会。通过熟人找工作，是一个低成本且非常靠谱的选择。当然爹妈和爹妈的社会关系帮你找的工作也比较靠谱，不过那叫安排，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以后咱们还可以专题讨论。

　　如果你是通过投送简历找来的工作，在祝贺你的主见和能力的同时，我也要提醒你：在最初的三个月，除了搞清楚工资是否及时发放、出差可以住几星级的宾馆、上下级关系如何相处等等基本情况以外，认真的看看，你在这里是不是可以交得到朋友，有没有让你喜欢或者信赖的人也是一项必做的功课。

　　再后退一步，如果你实在无法割舍你现在的薪水、职位、荣耀，那就只好调整心态来适应你的同事，我们可以去尝试喜欢他们，同时得到让他们也喜欢自己的回报。这样我们通过另外的途径去实现自己人生的卓越与美好，甚至，如果我们不能够达到卓越，我们起码拥有了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