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福利社会，人们会联想到大政府，而大政府又往往与腐败联系在一起，但是现实则是真正建成了福利社会的国家几乎没有腐败，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在笔者看来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解释：

　　首先，在福利社会，福利是普惠性质的，比如免费的义务教育，免费大学，婴儿补助等都是无差别享受的，政府在其中的作用就是财政支出，具体福利的实行、发放都有相应的教育、医疗或其他社会机构来操作，官员并不直接参与，比如中国的社保中心只是一个财务管理机构，他们对资金并没有支配权力，其官员也不可能出现腐败，所以社会福利史上也很少听说社会福利方面的腐败。

　　其次，社会福利扩大的是政府责任，而不是政府权力，腐败的根源是权力，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但社会福利只是扩大的政府的责任，而非扩大政府的权力，政府只负责分配资金，而不直接使用这些资金，如果政府的权力没有扩大，当然相应也就不会有腐败。

　　第三，社会福利资金不存在腐败空间，现代社会官员腐败主要是受贿，而非贪污，经济学上称为“权力寻租”，主要是商人对官员的行贿，在现代财务和金融制度下，官员贪污变得几乎不可能，而社会福利一般是普惠制的，因此也不存在官员寻租腐败的空间。

　　第四，福利社会官员有了保障，也就不再愿意腐败，官员腐败除了贪婪之外，也与生存压力大，生活缺乏安全感有关，在福利社会，人们没有那么大的生存压力，因此官员也不会有那么强的腐败动力，其实官员腐败是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但如果不腐败也可以过上更好的生活，那他们为什么还要腐败呢？在福利社会，任何公民都可以过上不错的生活，当然官员也不例外。

　　我们做样本研究，确实也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国家的腐败程度与这个国家的福利程度成反比。福利越高，腐败越低；福利越低，腐败越高。所以真正让腐败消失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福利国家和地区，它们的福利制度让腐败得到了极大的抑制。比如北欧、新加坡是高福利国家，腐败几乎绝迹；德法是中等福利国家，腐败极少；英美日是低福利国家，腐败也有，但不多；“亚洲四小龙”中的韩国、中国台湾排斥福利，腐败一般严重；而中国大陆、印度等国家和地区，福利制度建设非常落后，腐败问题就非常严重。总之，腐败与发展水平、政治制度关系不大，只与一个指标挂钩，那就是福利程度。

　　社会福利和社会救济存在替代关系

　　政府的社会政策分为社会救济、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三个层次，社会救济是最低的层次，社会保障处于中等，社会福利是比较高的层次，在笔者看来，社会救济与社会福利存在着一定的替代关系，社会福利高的国家一般不需要太多的社会救济，社会福利或社会保障低的国家则需要维持大量的社会救济。

　　美国在发达国家中是社会福利最差的，美国人身体非常不健康，但至今没有医保，因此美国必须依靠大量的社会救济来维持社会的运转，比如大约七分之一的美国人靠常年从政府领取食品券维持生活。

　　中国的低保制度，社会保障房也属于社会救济的范围，因为社会救济是不属于普惠的，所以会出现腐败问题，比如中国在社会保障房申请方面就存在着严重的腐败问题，而只有完善社会福利才可以降低社会救济的比例，在福利社会，也没有那么多的人需要救济，比如在北欧、西欧国家从来就没有那么多的社会救济。

　　在中国人们喜欢中产阶级社会，却又讨厌福利社会，但是只有建成了福利社会，也才能真正建成中产阶级社会，因为一个国家是否成为了中产阶级社会，不是看统计数据，而是看认同度，在西方国家也是用“认同度”这个指标来衡量中产阶级社会的，在高福利国家，中产阶级认同度都比较高，比如在北欧国家，中产阶级的自我认同度一般都在百分之七十左右，而中国估计连百分之十都不到，因此中国要想一边呼吁建设中产阶级社会，一边又要抵制福利社会，那是不可能的。

　　福利社会也并非衣食无忧的社会，西方国家的福利社会也仅仅是帮人们解决了生老病死教的问题，衣食住行用等方面仍然需要自己奋斗，福利社会只是会让人们变的不再那么急功近利，其实当前中国出现的这么多环境污染、食品不安全、官员贪腐、公民社会道德沦丧等问题都是整个社会急功近利的结果，而福利社会如果建成，这些问题则不用特意去解决，自然就会变轻或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