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特朗普总统执政后，即退出TPP协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宣称将重启NAFTA谈判（北美自贸协定），谋划征收具有惩罚性的“边境税”，主张对中国、墨西哥等与美有贸易逆差的国家征收高额关税，5月25日表态要禁止进口德国汽车。此一系列行为表明，特朗普政府正向全球贸易自由化发出挑战。

　　作为世界经济头号强国的美国，其贸易政策转向，是否表明全球贸易趋势的彻底转向？笔者认为，无论特朗普出什么“怪招”，都难改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发展趋势。

　　一、特朗普政府敲打的是美国建立起来的全球经贸规则

　　从本质上讲，当前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是由美国一手缔造的，并不断推动它发展。概括来看，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以美国为首的欧美国家所构建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在不断演进中逐渐定型，主要有两类组成部分：

　　第一类，是全球性的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及在WTO下的多边和诸边贸易协议。比如WTO《贸易便利化协定》（即“巴厘一揽子协定”），作为首份全球性多边贸易协定，已于2017年2月22日正式生效；以及多个诸边贸易协定，主要包括全球服务贸易协定（TISA）、信息技术协定（ITA）、政府采购协议（GPA）、环境产品协定（EGA）。

　　第二类，是区域贸易协定（RTA）。目前，全球正在生效的区域贸易协定数量多达380个左右，众多区域贸易协定相互掺杂，呈碎片化合作状态，这种状态被称为“意大利面碗”现象，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存在着大量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和区域贸易协定，形成了盘根错节的自由贸易协定网络，各个协议的不同的优惠待遇和原产地规则就像碗里的意大利面条，一根根地绞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其中，以美国为首所主导的区域贸易协定，主要有三大协定：即1994年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特朗普已宣布退出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在谈中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

　　而美国，依靠高度发达的金融体系和领先世界的科技创新能力，确立了以美国为金字塔顶端的全球贸易分工体系，在这一体系下，美国占据智慧和研发产业，占据食物链的顶端，而日本、欧盟以制造业位列其次，韩国、中国、东盟等后起国家承担着基础生产任务。

　　但特朗普执政美国以后，却在打破这一套体系，他认为美国贸易逆差太高，抢了美国蓝领工人的饭碗。

　　一是已开始敲碎各类既有协议。“美国优先”贸易政策下，特朗普执政后即宣布退出TPP协定，威胁和重启NAFTA谈判，同时，特朗普政府开始挑战WTO。

　　3月1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报告称，特朗普政府有意强力维护美国在贸易政策事务上的主权，不受制于WTO的某些裁决，并认为根据美国加入WTO的协议，美国没有放弃贸易权利，要“以对全体美国人更自由、更公平的方式开拓贸易”。另外，特朗普政府注重双边谈判而非多边协议，以维护美国的贸易利益。

　　而特朗普这一系列政策，正在导致美国与传统盟国的伙伴关系破产，5月末召开的北约峰会，特朗普要求北约成员国应履行自身财政义务、公平分担军费，“美国优先”宗旨将进一步加剧美国与传统盟国的经贸紧张关系。

　　尤其5月29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慕尼黑表态，美国不再值得信任，欧洲国家必须将自己的命运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这是对特朗普批评德国对美国巨大的贸易顺差态度的明确回应。

　　二是正在谋求构建各类阻碍贸易自由化的壁垒。首先，特朗普政府正酝酿更加严苛的关税政策，试图阻碍“物流”。特朗普竞选期间，提出对已将生产迁至墨西哥的美国公司加征15%至35%的税率。上台后，特朗普计划出台“边境税”，理由是报复其他国家对美国商品征收关税。

　　其次，正在执行“封墨禁穆”移民政策，准备阻碍“人流”。在美墨边境修建“隔离墙”，阻止大批非法移民进入美国；主张修改现行移民政策，主张“择优记点制”评审制度，以管制新移民和减少无技能人员的涌入。而目前，特朗普强调限制移民已经对企业产生影响，特别是H-1B签证政策。

　　目前，技术移民限制已经对美国高科技企业的企业产生影响，Alphabet（谷歌是 Alphabet 的一个子公司）执行董事长埃里克·施密特表示，美国整个政治体系中最愚蠢的政策就是限制H-1B签证。

　　总之，特朗普政府奉行实用主义贸易政策，要在全球贸易中获得现实利益，而不是成为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的领导者。美国国家贸易委员会主席纳瓦罗在1月末阐述了特朗普的贸易政策主张，特朗普政府希望尽快展开双边贸易谈判，创造更多制造业就业机会，旨在使制造业就业占美国劳动力的五分之一。

　　二、特朗普新政难改全球贸易自由化趋势

　　受“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思潮，以及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影响，各国在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和就业等方面存在诸多分歧，导致WTO议题下的多边贸易协定谈判进展程度有限，跨地区的大型自贸协定谈判（例如TPP、TTIP、RECP）推进困难重重。而且，目前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看似又加大了全球化进程的阻力，但特朗普政策落地将面临诸多阻力，难改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发展趋势。

　　第一，全球经济深度一体化大趋势不变，要求更高层次贸易自由化。新一轮产业变革和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创新，改变了企业的生产、融资、科研、信息传播等经济活动，全球贸易自由化促使产业链的全球化，尤其在技术进步和资本逐利的牵引下，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配置生产、流通、研发等要素资源，推动国际间分工协作和国家间产业梯度转移，要素资源的流通加速，对全球贸易自由化需求更加迫切。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公布数据显示，2011年跨国公司海外分支销售额占全球GDP比重为达40%。

　　第二，新兴经济体坚定支持全球贸易自由化。近二十年，中国、东盟、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凭借后发优势，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获益，成为世界经济的新的增长点。尽管全球经济复苏疲软，但新兴经济体仍保持较高经济增长水平，成为支持全球贸易自由化的中坚力量。根据WTO数据，新兴经济体为主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总出口量的占比由2005年的33%上升至2015年的42%；同时，新兴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往来更加重要，十年间，贸易量从41%上升至52%。

　　第三，美国的传统盟友仍然依赖全球贸易自由化。自特朗普执政以来，欧盟、日本等陆续宣布坚持贸易自由化，明确表达出用经贸协定推动本国经济发展的迫切愿望。其中，亚太盟友坚定推进贸易自由化，在美国宣布退出TPP协定后，剩余11个成员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共同发表声明，重申将推动货物、服务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继续推进经济区域一体化，据悉TPP的其他11个成员国已于5月21日在越南召开部长级会议。

　　此外，在欧洲，德国、意大利等主要国家推动下，继续推动对外开放，进入2017年，欧洲议会通过欧盟与加拿大全面经贸协定（CETA）；宣布将与日本签订“欧盟-日本自贸协定”。

　　第四，特朗普政府提出的传统贸易壁垒措施不足以威胁贸易自由化。总结特朗普政府已提出的贸易保护政策，主要以关税、单边贸易制裁等传统贸易保护措施为主。比如，特朗普政府仍在谋求如何绕开WTO解决贸易争端机制，要求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起草可用来对中国及其他国家实施单边贸易制裁的清单。但这些传统贸易保护手段，容易受到舆论牵制和利益攸关方（主要是被制裁国）抵制，落实贸易保护宗旨的执行力较差。

    目前，全球贸易保护的主要措施已从征收高关税的传统贸易壁垒开始向技术、绿色、劳工标准等非关税壁垒过渡，由于非关税壁垒具有更大的灵活性、针对性、隐蔽性和歧视性，难以被起诉，已成为威胁全球贸易的主要壁垒措施，比如，特朗普头疼的美日汽车贸易，日本向美国征收的汽车进口关税已经为零，而美国向日本征收的汽车关税为5%，但依然挡不住日本汽车在美国畅销，而美国汽车难以打开日本市场的尴尬局面，概因日本以环境法、燃效、安全等严格的条件限制了美国汽车的进口。

　　因此，可判断特朗普政府提出的关税等传统贸易保护措施，对全球贸易不会产生明显重大的实质影响。

　　总而言之，特朗普的“美国优先”贸易基本政策，虽会导致二战以来一直前行的全球贸易自由化道路再添波折，但在中国、欧盟、日韩等主要经济体坚持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推动下，将不改全球贸易自由化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