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5月16日,在凤凰“一带一路”企业高峰论坛上,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原主席季晓南对“一带一路”倡议与“走出去”战略的不同之处发表了独到见解。
季晓南认为,“走出去”是我国的一项重大战略,但“一带一路”倡议与“走出去”战略不同。“一带一路”倡议是新形势下我国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是我国对外合作的重大调整,也是“走出去”战略的重大创新,它具有许多新的时代特征和丰富内涵。
季晓南在凤凰“一带一路”企业高峰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
以下为现场演讲全文实录:
受到世界广泛关注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刚结束,凤凰网凤凰智库就举办“‘一带一路’企业高峰论坛”,这是解读和宣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精神的一个重要举措,有利于我国企业更好地领会和把握“一带一路”倡议的精神实质和主要内容,有利于我国企业更好地参与和推进“一带一路”这个伟大事业的建设。
论坛主办方请我参加这次活动并就“‘一带一路’建设中企业投资机遇与风险”作一主旨演讲。我不久前去了巴基斯坦和蒙古,去年去了缅甸和乌兹别克斯坦,前年去了埃及和伊朗,主要考察中央企业在这些沿线国家的投资和资产管理情况。结合这些年对沿线国家的一些考察,我就“‘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企业投资机遇与风险”谈点看法。
首先,“一带一路”建设为企业发展提供了新的重大历史机遇。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走出去”是我国的一个重大战略,这些都已实施了多年,那么,“一带一路”倡议与对外开放和“走出去”战略有什么不同?这些不同对我国企业寻找和扩大海外投资机会意味着?这是我国企业需要深入研究和把握的。
“一带一路”倡议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对外开放,不是“走出去”的简单延伸,“一带一路”倡议是新形势下我国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是我国对外合作的重大调整,也是“走出去”战略的重大创新,它具有许多新的时代特征和丰富内涵。
“一带一路”倡议与实施多年的“走出去”战略相比,至少有六个重大不同,包括提出的时代背景不同、着眼的区域平台不同、倡导的发展理念不同、推进的主导力量不同、经贸的主要内涵不同、实施的保障机制不同。
“走出去”战略是在我国对外开放逐步扩大和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大背景下提出的,而“一带一路”倡议是在人类社会进入大发展、大调整、大变革和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经济工作主线这个大背景下提出来的。新常态给大家一个突出的印象就是不少行业产能过剩,现在强调钢铁、煤炭行业去产能,实际上,建材、造船、炼化等行业也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中国的建筑施工能力和水平国际一流,也可以称的上是中国名片,但建筑施工队伍也存在过剩的现象,导致恶性竞争,建筑行业经常出现的低价中标、层层分包引发工程质量问题和工资拖欠问题等,应该说,这是一个重要原因。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少处于工业化、城镇化的初期,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产能和装备合作具有巨大空间。当然,这并不是象国际上有些不了解情况的人评价的那样,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将过剩产能转移出去,这完全是一种误读。
目前,人类社会正处于大发展、大调整、大变革的重要时刻,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发达国家纷纷在寻找新的发展之策,发展中国家普遍深受不发展之苦,迫切希望加快发展,不少国家希望借助中国的快速发展助力本国经济的腾飞。如何推进世界经济摆脱缓慢增长的格局,如何加速世界贸易的快速增长,是摆在各国面前的共同任务。正因为如此,“一带一路”倡议提出4年来,受到这么国家的认可。也正因为如此,这次“‘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有这么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家代表和国际组织参加。而中国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一些行业和企业的产品、产能装备水平已经具有相当的国际竞争力,一些行业在国际上属于领先地位,高铁、核电已成为国际名片。同时,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不少企业的规模已发展到相当程度,中国已成为进入世界500强位居第二的国家。企业规模大了,需要更多发挥“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作用,也需要在全局进行新的布局。所以,“一带一路”倡议符合绝大多数国家的发展愿望。
而且还有很重要的一点,“一带一路”沿线一些国家如印度、巴基斯坦、越南、埃及、印度尼西亚、缅甸等,都是人口大国,巴基斯坦近2亿人口,印度人口已接近中国,市场潜力巨大,而基础设施相对落后。沿线一些国家具有可观的人口红利,一些国家人均月工资只有中国的1/5甚至1/7,如果能把中国的优势与沿线一些国家的优势有机结合,不仅有利于推进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共同发展,而且能够拉动世界经济的强劲复苏。
特别重要的是,“一带一路”倡议特别强调构建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强调共商共建共享,强调互利共赢,更多考虑沿线国家的利益。中国提出的这些重要观念,不仅仅是一种重要理念,而且是具体行动,因此,得到了沿线国家的广泛响应,也消除了一些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疑虑。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蕴藏着巨大的经贸商机。“一带一路”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和重要目标就是实现“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这每一“通”都蕴藏着巨大商机,每一“通”都通向大量财富。
政策沟通包括建立政府间政策沟通机制、交流经济发展战略和对策、共同制定区域合作规划和措施、协调解决合作发展中的问题、共同秋大型项目提供政策支持等。政策沟通突出强调政策和战略对接,没有政策和战略对接,很多大型项目像中巴经济走廊,是很难很快变成规划并组织实施的。所以这里面有很多。政策沟通还包括海关、通讯、检验、检疫等内容,就是大家讲的标准的沟通。政策沟通还有一个减免税和避免双向征税的问题。这对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也具有重要意义。
设施连通包括道路、铁路、港口、机场、管道、通信等许多方面,这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的重点,也是我国企业投资的重点。“一带一路”将着力推动陆上、海上、天上、网上四位一体的联通,这中间蕴藏着巨大的商机。据有关资料,“一带一路”沿线70%的国家基础设施比较落后,5亿人口无法用电,2015年接触互联网的人数比例平均值为52.6%。巴基斯坦电力供应在190个国家中排名第170位,首都和高档宾馆经常面临断电的困扰,许多单位都自备急用发电设备。据亚洲开发银行报告,2016—2030年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需求将超过26万亿美元,年均达1.7万亿美元。由中国倡议的全球能源互联网,据有关专家预测,到2050年累计投资将超过50万亿美元。
贸易畅通包括消除贸易壁垒、优化贸易环境、创新贸易方式、拓宽贸易领域、优化贸易结构、建设自由贸易区等。2014—2016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额达20万亿元,增速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额超过500亿美元,在沿线国家新签承包工程合同额3049包美元。今后5年,我国对外投资约6000—8000亿美元,相当一部分会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另据有关专家预测,未来10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额增长率有望每年有20—30%的递增。
资金融通包括扩大本币互换、开放债券市场、筹建投资开发银行、组建运营投资基金、加强征信评级合作、开展多边金融合作、加强金融监管合作等。截至2016年末,共有9家中资银行在26个沿线国家设立了62家一级机构。目前设立的各类多双边产能合作基金超过1000亿美元。截至2016年9月,中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跨境人民币实际收付金额达8600亿元,中国央行与21个沿线国家或地区的央行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总规模1.4万亿元。亚投行开业以来,先后为7个亚洲发展中国家的9个重大项目提供了17.3亿美元的融资支持,带动140多亿美元的投资。在刚刚结束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中国政府将向丝路基金新增资金1000亿元,鼓励金融机构开展人民币海外基金业务,规模预计约3000亿元。
民心相通包括文化交流、人才交流、旅游合作、学术往来、媒体合作、智库合作等。到2020年预计文化交流的规模将达3万人次。特别是旅游合作,据国家旅游局预测,“十三五”期间,中国将为“一带一路”输送1.5亿人次中国游客,2000亿美元的旅游消费,同时,将吸引沿线国家8500万人次来华旅游,拉动旅游消费1100亿美元。
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难免会遇到种种风险,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的一些中亚、中东、南亚及非洲部分国家,宗教、民族矛盾突出。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风险可以分为内部风险和外部风险,也可以分为非市场风险和市场风险。外部风险包括政治动乱风险、文化差异风险,宗教民族风险、环境生态风险等。
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必须把风险防范摆在重要位置,必须认真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详实情况,做到一企一策。从这些年中央企业的实践看,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投资尤其要做到6个充分考虑,一是要充分考虑可能面临的政治风险,包括政党轮换、政党利益、宗教冲突、民族矛盾、利益集团、腐败严重等;二是要充分考虑可能发生的金融风险,包括外汇十分短缺、外汇严格管制、货币大幅贬值、偿债能力低下等;三是要充分考虑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情况,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状况、科技创新能力、人均收入水平、市场规模容量等;四是要充分考虑员工情况,包括所在国的员工劳动技能、劳动习惯、管理能力、劳工政策等;五是要充分考虑投资的经济效益,特别是一些重大基础设施投资,投资额大,回收期长,要认真测算投资回报率;六是要充分考虑产业园区的平台作用,尽量规避“一带一路”沿线一些国家基础设施落后、产业配套薄弱、安全形势严峻等给投资可能造成的损失。
我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不可能一路平坦,但“一带一路”作为一个震撼人心的伟大倡议,一定会在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上扎实推进。这次“‘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也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新的强劲动力。中国企业如能顺应潮流,抓住机遇,积极作为,一定能够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获得丰硕的成果。
迟福林:一带一路成经济全球化新主角
在经济全球化新的十字路口,“一带一路”是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构建开放、包容、共享、均衡的经济全球化新主角,承载着以构建自由贸易区网络为目标、促进全球自由贸易进程的新使命。以“一带一路”为总抓手,加快形成我国对外开放的大平台、大通道、大布局,赢得国内经济转型和国际市场竞争的主动。
“一带一路”:引领经济全球化的重要使命
总的判断是,我国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从外部环境看,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孤立主义等倾向加剧,使经济全球化的不确定性上升;从内部看,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趋势基本形成,经济转型与国际经济格局变化交织在一起,转型的双向影响明显增强。在这个特定背景下,需要客观把握“一带一路”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内涵外延、角色定位、目标任务等。
1.“一带一路”外延的扩大。“一带一路”秉持开放、包容、共享、均衡的理念,是一个开放式的倡议,将逐步跨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成为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全球共商、共建、共享的大平台、大战略,由此在推进新的经济全球化中承担主要角色。
例如,美国并不属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随着“一带一路”建设向纵深推进,估计美国等发达国家也将加入到“一带一路”朋友圈中。就是说,在经济全球化的新背景下,“一带一路”是以65个国家为主体、以亚欧合作为重点,逐步扩大到全球的“65+”。
2.“一带一路”内涵的升级。为什么“一带一路”倡议能赢得广泛的国际共识?重要原因在于,“一带一路”承载着推进新经济全球化的重要使命。
以基础设施为依托。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实现“一带一路”倡议“五通”的关节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巨大。有研究表明,2016年至2020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基础设施合意投资需求至少达10.6万亿美元。巨大的基础设施建设不仅可以增加当地的就业与收入,而且对实现“一带一路”沿线相关国家、地区发展战略对接具有关键性作用。
以产能合作和服务贸易为重点。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间的产能合作和服务贸易合作已经展开。总的来看,服务贸易远滞后于货物贸易及企业“走出去”进程,滞后于产能合作的实际需求。
2016年前三季度,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服务贸易额仅占贸易总额的10%,低于我国服务贸易占比18%的平均水平。重货物贸易而轻服务贸易、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程度比较低,导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贸易成本居高不下。未来,在深化产能合作的同时,拓展服务业领域的合作,成为“一带一路”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重大任务。
以构建多层次的自由贸易区网络为目标。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为重点,加快建立跨国、跨区域自由贸易区网络,探索对外开放新的路径和模式,有利于拓展经济转型空间;有利于我国在新的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中赢得主动,创造更好的外部发展环境;有利于在新一轮全球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实施制度化、便利化的安排。无论是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区,还是构建多边自由贸易区,或是开展多种形式的自由贸易,都需要尽快形成制度安排,在投资贸易便利化上实现重要突破。
实现双方、多方的优势互补。构建“一带一路”自由贸易区网络,需要立足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基本国情,发挥各自的资源优势,实现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形成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
推进“一带一路”的可持续进程,增强各方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信心。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特定背景下,推进“一带一路”自由贸易区网络建设,对促进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改善全球经济治理结构有重要影响。同时,有利于增强各方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信心,共同反对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
3.“一带一路”战略地位的提升。“一带一路”既包括对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开放,也包括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而且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与我国区域开放开发直接融合。因此,“一带一路”战略不仅仅是国家区域性战略,更是一个引领开放、包容、共享、均衡的经济全球化大战略,有助于构建内外互动、相互融合的新发展大格局。
“一带一路”:建立自由贸易区网络的战略重点
总的判断是,按照开放、包容、共享、均衡的新经济全球化观,采取灵活多样的多边、双边合作形式,加快构建多种形式的自贸区网络,以“一带一路”自由贸易制度安排为重点,推进全球自由贸易进程。
1.务实推进“一带一路”与自由贸易区网络的融合。以点连线、以线带面、重点突破,成熟一个推进一个。对条件成熟的国家,采取自由贸易区的形式。比如,加快推进上海合作组织自由贸易区建设,创造条件使之成为“一带一路”中的多边自由贸易区;打造“10+1自贸区升级版”,推动与东南亚国家的“一带一路”合作进程。
对条件尚不成熟的国家,争取实行基础设施项下、服务业项下的自由贸易政策安排,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自由贸易的突破。比如,在旅游、医疗健康、数字经济和电子商务、科技创新等领域,建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广泛参与的经济合作圈,在产业项下的自由贸易制度创新上先行先试。
2.推进以中欧自贸区为重点的双边自贸区建设。随着中国居民消费结构快速升级,中欧间贸易互补性将明显增强,中欧服务贸易潜力巨大。根据中改院测算,如果2020年中国服务贸易达到1.2万亿美元,中欧服务贸易比重提高到20%,中欧服务贸易总额将达到2000亿~2200亿欧元的规模,而2015年中欧服务贸易总额仅为616.94亿欧元。
欧洲政策研究中心通过模拟测算,在适度的自由贸易协定下,到2030年,欧盟对中国的出口将有79.2%的强劲增长;而在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协定下,欧盟对中国的出口将增长110.6%。因此,建立中欧自贸区,不仅有利于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与欧洲经济可持续发展,而且对维护欧洲经济一体化以及推进全球自由贸易进程将产生重大影响。
3.建立多种形式的“一带一路”经济合作圈。“一带一路”倡议重在推动沿线各国和地区在基础设施、制造业、服务业、能源资源等多个领域开展广泛合作,为提振区域经济和世界经济注入新的动力。为此,通过建立多种形式的经济合作圈,实施产业项下的自由贸易政策,对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制度安排先行先试,打造区域贸易中心。
例如,以海南为中心,构建“泛南海旅游合作圈”,全面实施旅游业项下的自由贸易政策,加强海南与相关岛屿经济体在旅游、健康、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合作,对破题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具有重要作用。
4.积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建跨境经济合作区。截至2016年底,我国企业在36个国家建成77个初具规模的境外经贸合作区,其中56个分布在20个“一带一路”国家。境外经贸合作区已成为推进“一带一路”的重要载体之一,需要加快积极推进。
比如,在主要港口和口岸建立边境经济合作区;沿“六大经济走廊”建立境外经贸合作区;在主要节点建立一批跨境经济合作区;争取将基本具备条件的跨境经济合作区提升为双边自由贸易区。由此,形成“一带一路”多种形式的经济合作圈,务实推进“一带一路”自由贸易区网络建设。
“一带一路”:推进国内开放转型的重要动力
总的判断是,务实推进“一带一路”多种形式的自由贸易进程,将形成国内开放转型的重要推动力。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变局,我国需要主动推进以“一带一路”为主要载体、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开放转型。
1.推动国内服务业市场开放与服务贸易开放的融合。服务业市场开放是服务贸易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我国实行自由贸易战略,重点在服务贸易,难点在国内;国内的难点在服务业市场开放;服务业市场开放的难点在理念,在政策体制。
当前,我国服务业领域行政垄断和市场垄断的特点仍然比较突出,社会资本进入面临诸多政策体制障碍。下一步,要以服务业市场开放为重点深化结构性改革,破除垄断,拓宽社会资本投资空间,有效激发市场活力,扩大服务型消费的有效供给,做大做强服务业这个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
2.以服务贸易为重点加快国内自贸区转型。这几年,国内自贸区以负面清单为重点的改革取得重要进展。问题在于,目前,国内自贸区的负面清单仍有122项,其中80余项针对服务贸易。
当前,关键不在于再多建几个自贸区,而是要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国家鼓励支持现有的11个自贸区在服务贸易发展和服务业市场开放上先行先试,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当务之急是大幅缩减负面清单,争取到2020年把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压缩到40项以内。
3.积极开展产业项下的自由贸易政策。从不同区域的特定优势出发,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率先实行旅游、健康、医疗、文化、职业教育等产业项下的自由贸易政策,走出一条开放转型的新路子。比如,海南可以探索健康、旅游业项下的自由贸易。
如果产业项下的自由贸易政策能尽快在一些地区落地,其影响和带动效应是相当可观的,可能比多建立几个自贸区更务实、效果更好。
4.推进粤港澳服务贸易一体化。今年是香港回归20周年,澳门回归18周年。加快推进粤港澳服务贸易一体化,不仅有利于促进港澳发展,加快广东经济转型升级,推动粤港澳区域经济一体化,充分发挥三地在服务贸易方面的优势,而且对促进和服务于“一国两制”将产生重要影响。当前,重要的是在管住货物贸易的同时全面放开人文交流,尤其是鼓励并支持粤港澳三地青年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沟通、对话、交流。
从经济全球化新背景及我国经济转型升级进入历史“窗口期”这一现实条件出发,需要加快从以货物贸易为主转向以服务贸易为重点,使2020年服务贸易占我国对外贸易比重达到20%以上,占全球服务贸易的比重达到10%以上;需要加快从以工业为主的市场开放转向以服务业市场为主的双向市场开放,在开放转型中释放大国服务贸易的巨大潜力,厚植经济转型升级与结构性改革的新动力。
也就是说,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开放转型,不仅将为我国经济转型与改革发展带来强大动力,而且将对经济全球化产生重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