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9年后美国经济开始复苏，但到目前为止还没达到以前水平。本轮增长周期峰值出现在2015年，达到 2.6%。2016年前三季度数据显示，美国GDP增长率将低于2015年水平。自2007年最后一个季度以来的整个经济周期，美国GDP年均仅增长1.3%，人均GDP年均仅增长0.5%。
除大衰退本身的影响外，美国每个经济周期的增长峰值明显呈递减趋势：1999年为 4.6%， 2004年为3.4%，2015年为 2.6%。这与图1所示的美国增长呈放缓趋势一致。下文将对每个经济周期的资本、劳动力和TFP增长模式进行分析，以反映三者分别对美国GDP和经济增长贡献。
TFP
图4为大家呈现的是上述三个经济周期间各投入因素对美国GDP年均增长率的贡献，为避免短期波动影响， 按照5年移动平均线计算。首先分析第一个投入要素TFP，主要特点如下：
• 在互联网革命期间，TFP对美国GDP增长贡献作用不算非常大，其最多能拉动美国GDP年均增长0.7%。
• 正如预期的那样，反映失业率变化的劳动力投入在经济周期中出现强烈波动——劳动力投入拉动GDP年均增长率从最高值1.8%到最低值为- 0.4%不等。
• 资本投入对美国GDP增长的拉动作用最大，其拉动美国GDP年均增长的最高值为2.2%。劳动力投入仅在短期内超过资本投入成为美国GDP增长的主要来源。
这些数据清楚地显示，美国ICT革命期间，不引起资本或劳动力变化的创新（计入TFP）不是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因为TFP对美国GDP增长的拉动作用只占到较小一部分。也即是说，在美国ICT革命期间，美国增长的主要来源是资本投资和劳动力投入，而非TFP。
因此，为呈现ICT革命期间经济增长的明显趋势，下文将着力分析劳动力投入和资本投资的趋势。
图4
劳动力投入
劳动力投入在增长核算法中被划分为以下几部分：
• 劳动力数量——经济中的劳动力总工时数量变化，是由工作人员数量增加或减少、以及人均工时的增加或减少共同决定；
• 劳动力质量——劳动力教育、技能等变化。
首先分析劳动力质量。美国劳动力教育和技能水平仍显著高于中国，特别是受大学教育人口比例。
• 2013年，美国25-64岁的人口中有42%拥有学士及以上学位；
• 根据《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仅有9%的人口拥有学士及以上学位。
结果是，劳动力质量提高对美国1990-2015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几乎比中国高一半。
应该指出的是，虽然劳动力质量改善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显著高于中国，但技能和教育改善对两国经济增长贡献都非常小。劳动力质量改善分别拉动1990-2015年中国和美国GDP年均增长0.16% 和0.23%。也即是说，教育和技能改善并不是影响中美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乔根森、何民成、凯文•斯德尔在其所著的关于美国ICT革命起源，以及第一阶段的最详细研究《信息技术与美国增长复苏》中指出：“虽然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劳动力对1977-2000年的大部分时期和大多数行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未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劳动力，但在1995年后仅三分之一的行业显示接受大学教育的劳动力有所增长 。上世纪90年代末，经济强劲增长吸引了许多技能水平相对较低、就业经验有限的工人加入就业大军。”
如图5、6所示，到目前为止，经济周期导致总工时增加和缩短是影响美国劳动力投入变化的最大因素。体现创新的劳动力质量改善对劳动力投入变化的影响很小，远不及工时增加和缩短对劳动力投入的影响。
总的来说，从劳动力与TFP的统计趋势来看，美国ICT革命期间影响美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因素既不是TFP ，也不是劳动力投入。
中国经济同样如此，尤其是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影响的结论更加明显：
• 劳动力质量变化对ICT革命期间的美国经济增长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作用相对较小，也不具决定性。
• 中国急需提高劳动质量对经济的贡献率并赶上美国水平，因而需要大幅提高劳动力教育和技能水平。这对中国经济会产生绝对正面影响，尽管它对经济发展整体贡献并不大。
资本投资
上文已经指出，ICT革命期间资本投资是美国经济增长的最大来源——按照5年移动平均线计算，资本投资拉动美国GDP年均增长 2.2%（见图7、8）。相较之下，TFP拉动美国GDP年均增长的最大值仅为0.7% 。
反映就业率升降的劳动力投入具有很强的经济周期波动。这意味着，劳动力投入在经济周期峰值时对美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甚至超过资本投入。但资本投资不受就业率等极端周期性波动影响。因此长期而言，资本投入对美国增长的拉动作用超过劳动力投入。在1990-2015年整个ICT 革命时期，资本投资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略低于60%，劳动力为略高于 29%，TFP为近11%（见下图）。
换言之，在ICT革命期间，美国增长的主要来源是资本投资，其贡献率是TFP的近6倍。
这些数据分析反映了何谓影响ICT革命的创新决定因素。创新主要通过资本投资影响美国ICT革命，即引起资本投资变化的创新，而不是没有引起资本投资变化的创新。这种资本投资并不是在美国现有技术水平上的简单扩张，而是在包含创新的更高技术水平上的资本投资。
按照5年移动平均线计算，ICT资本投资拉动美国GDP年均增长翻了一番多，从1994年的0.4%升至2000年的0.9%。同期非ICT投资数据则从 0.9%升至1.3%。因此，ICT革命期间资本投资是美国经济增长的最大来源。按照5年移动平均线计算，美国GDP年均增长率提高了1.8个百分点——从1994年的2.4%升至 2000年的4.2%， 其中0.9%源于资本投资，0.6%源于劳动力投入，0.4%源于TFP。
图7
图8
总而言之，如图9所示，在整个ICT革命时期，59%的美国GDP增长源于资本投资，31%源于劳动力投入，20%源于TFP。
图9
乔根森、何民成、斯德尔就美国ICT革命的第一阶段所作的详细分析指出：
“信息技术的发展和部署是美国增长复苏的基础。自1995年以来，资本投资一直是美国增长复苏的关键因素，并且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又提高了一个百分点，而其中一半以上归因于ICT投资。”
他们还就细节指出：
“在1977-2000年的大部分时期，IT资本投资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增长率中位数达到19.11% 。相较之下，非IT资本投资的增长率中位数仅为2.17%。
IT资本投资几乎遍布所有的经济行业：
1995后，41 个私营经济行业中有37个行业受益于IT资本投资的提高。”
他们得出结论：
“资本质量改善的相对重要性已稳步上升。在1994-2002年期间，资本质量改善占资本投资总额的比例跃升到46%，反映了资本投资结构的急剧调整。”
从此处更新的数据可以看出，ICT革命开始以来，这种基本的模式一直持续着。我在此对增长来源作了进一步细分。如图10所示，各增长来源对美国GDP增长的贡献率如下：非ICT资本投资为41%，劳动力数量为20%，ICT资本投资为18%，劳动力质量改善为11%，TFP为10%。
图10
结论：只有创新引起资本投资增加时，创新才能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石！
综上所述，美国ICT革命路径显而易见，也助于澄清中国部分媒体对创新的误读。美国ICT革命包含极其深刻的创新变革过程。这些过程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 晶体管是1949年发明的；
• 第一个集成电路发明于1958年；
• 全球第一个微处理器供电设备于1971年问世，由英特尔生产；
• 互联网的发明是在上世纪60-70年代末；
• 首部个人电脑于1981年问世， 由IBM推出 ；
• 万维网是1989年发明的，它使互联网的实际使用成为可能。
创新是ICT革命的技术基础。但正如上述数据证明，促进经济加速增长的创新，不仅仅是停留在理念或者原型的创新，而是引起资本投资变化的创新。这些投资不是基于现有技术，而是基于创新技术的投资。从ICT革命可以看出，大量的资本投资用于微处理器、内存芯片、计算机、传动齿轮、互联网服务、语音和视频终端、触摸屏、光纤等等。美国ICT革命是基于巨大的投资——但投资仅用于新型创新技术，而非以前旧技术。
结合世界最先进的创新实例来看，中国应注意些什么？结论显而易见：
• “创新是中国发展的根本”的观念是正确的。这不仅适用于经济发展追赶阶段，而且也适用于技术前沿阶段。
• 但前沿技术创新的最有说服力的例子——美国ICT革命显示，“创新可替代资本投资”的观念是错误的。创新主要是通过资本投资来体现其影响的。事实上，任何理念必须通过资本投资才能实现其价值——创新创造了新技术，它必须由新资本投资来体现价值。
因此，对于中国的发展来说，为创新和资本投资创造条件是关键。和任何其他国家一样，中国无法违背经济规律。对世界最先进的创新案例——美国ICT革命的分析，对中国具有极强的启示意义。创新无法替代资本投资。只有创新引起资本投资增加时，创新才能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石。
注释
1， 见乔根森、何民成、凯文•斯德尔2005年合著的《信息技术与美国增长复苏》（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American Growth Resurgence）第2页。
2， 见乔根森、何民成、凯文•斯德尔2005年合著的《信息技术与美国增长复苏》（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American Growth Resurgence）第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