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今天的问题，绝不是一个“经济周期”的托辞可以掩盖。当然，我不否认，自从2008全球经济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出现衰退，这对中国有影响，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经济增长下滑有输入性的衰退周期特征。但是，从中国经济自身的运转来看，今天的经济增长低迷，却远不只是这点周期的问题。

　　中国存在严重的供给与需求错配

　　在经济理论当中，周期主要就有两种，分别是从需求方和供给方入手的。凯恩斯主义从需求方来看经济周期，当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就会出现凯恩斯式的经济衰退。那么，中国今天缺有效需求吗？中国不仅不缺有效需求，而且需求还很旺盛。中国真正的问题是，有需求的地方，缺少供给，有供给的地方，缺少需求。不仅如此，在有需求的地方，政策上是在抑制需求，而没有需求的地方，政策却希望创造出需求。这在本质上是政策制定者对于市场经济的不信任，同时，是对于行政力量的过度信任。

　　供给与需求的错配有很多表现，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地区之间的错配。比如说，在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出现的各种城市病，本质上就是需求远远大于供给的表现。交通拥堵的本质，是基础设施供给远远跟不上需求。公共服务的短缺，还是供给跟不上需求的表现。住房就更不用说了，房价上涨，虽然有各种各样复杂的原因，但第一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有移民大量涌入的地区，住房供应跟不上。

　　住房供应短缺又由几个因素共同造成。第一，在人口流入地，长期以来建设用地指标增长速度放缓，造成建设用地供应跟不上城市人口增长。第二，在既有的土地供应当中，各级政府更愿意将建设用地用来造工业园，招商引资，而商住用地供应却相对不足。第三，在商住用地当中，地方政府的逻辑是，商办用地可以源源不断产生税收和租金，而住宅用地却是一次性出让的。于是，政府更愿意建商办楼，相对减少了住宅用地的供应，这个问题在一线城市的市中心，表现尤其明显。第四，住宅用地容积率受到了过于严格的管制。

　　面对经济持续的低迷，全球最伤脑筋的就是没有需求。而形成对比的是，在中国，当人口流入地各方面供给跟不上需求增长的同时，政策制定者却在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抑制由移民产生的需求。不无遗憾的是，一些智库研究完全无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无视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先定目标，再出依据，所“论证”的政策从以产业控人，到以住房控人，以教育控人，五花八门，不一而足。

　　与此同时，政策制定者对移民向大城市集聚的全球趋势视而不见，希望以上帝之手来引导移民向三四线城市转移。若干年来，在人口流出地兴建了大量的工业园和新城，结果却是工业园大量空置，住房去库存压力越来越大。基础设施的投资也是一样道理，在人口持续流出的地方，基础设施的建设却不是在用于发展当地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果就是基础设施投资也过剩。

　　中国不是一个需求不足的经济，而只是需求与供给的错配，这个经济出现的增长趋势下滑，显然不是凯恩斯意义上的经济周期。那么，这个经济出现了供给方的“真实经济周期”吗？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用供给方的技术冲击来解释周期，其表现形式是边际产出曲线出现下降。没有任何理由说中国今天出现的供给方问题，是一个由技术冲击导致的边际产出下降。即使可以观察到边际产出曲线的下降，也是因为政策的失误和改革的滞后，和真实周期理论所讲的边际产出下降也完全扯不上关系。

　　说来说去，中国经济的问题主要是结构性的，也是体制性的，在这样充满改革空间的经济，不应把经济增长下滑归结为通常的经济周期。如果不把这个理论问题讲清楚，任何通常意义上的熨平经济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要么就是没用，要么，甚至可能进一步加剧结构问题。

　　先不谈真实经济周期的政策含义，基本上，这个学派对于宏观经济政策的建议，主要就是两个字——“等着”，因为随机而来的供给方冲击，也会随机而去。我们来谈谈需求方的宏观管理政策。让我们再回到“错配”两个字上面来，中国今天出现的问题，是城乡间、地区间和所有制之间的严重资源错配。如果不做结构性改革，而是采取总量上的刺激政策，那么，在财政扩张和货币扩张的政策之下，更多的经济资源将有可能继续进入到回报较低的部门。结果就是，忽视推动人口自由流动，以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是解决问题的思路。同样道理，在东部和特大城市需求得到抑制的状况下，大量的资源却投入到人口流出地。而在所有制之间，则是地方政府和少数大型国有企业占用越来越多的金融资源。2009年的4万亿支出计划，就是在结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的情况下，总量扩张反而加剧结构问题的一剂强心针，它在短期让形势表面上好转，但时间拉长，恰恰是结构性扭曲更加严重的原因所在。

　　解决结构问题，只能靠改革

　　当前社会各界，包括政府，都在提一个问题，为什么宏观经济政策如此宽松，民营企业还是没得到应有的金融支持？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

　　中国的金融市场把财政该做的事情和商业金融该做的事情混到一起了。商业的金融市场应该就按照回报率来配置资源，如果看我们的金融市场，国有企业的融资所做的事某种意义上也是为了政府目标，再加上地方政府的借贷更是政府的融资，这两个融资不按回报率来，但是同时又有地方政府信用的担保，甚至还有中央政府的隐性担保，因为老百姓知道地方政府不会被破产。这样一来，商业银行的贷款大量跑到国有大企业去了，他们可以只付比较低的利率。银行为什么不贷给中小企业？他们觉得中小企业有风险，国有企业安全，哪怕它亏损都安全。

　　我们再来看所谓影子银行，很多人简单地把影子银行视作金融市场自由化的一个途径，其实不是。影子银行利率很高，边际上是被地方政府融资抬高了，它们几乎不计代价地融资。但是影子银行这么高的利率在干什么？在通常的市场经济国家，如果影子银行的利率高到15%，如果这15%的利率由供求来决定，而需求方借了15%的利率，一定是利润率超过15%，它仍然符合谁出高的价格就得到资源的原则，最多就是资金供不应求时，融资方的净利润将下降，但是从资源配置的效率角度看没有问题。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市场上有大量融资成本出到10%甚至更高的融资方，实际上是地方政府。而且是欠发达地区资产质量较差，融资成本反而更高。现在银行大量的理财产品对应的融资流向地方政府推动的项目，而这些项目没有那么高回报，甚至有可能是借新债还旧债。现在，如果一个民营企业有10%的年利润率已经不错了，它到商业银行借不到钱，而到影子银行也融不到资，一方面影子银行会嫌民营企业的融资规模小，另一方面，影子银行的利率已经在边际上被抬高到10%以上了。

　　在上述情况下，如果不进行结构性改革，而只是实施一个总量扩张的货币政策，下来的钱又跑到哪里去了？恐怕大量都跑到地方政府和大型国有企业那里去了，民营企业的融资困难并未得到缓解。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发的钱越多，越是形成对于能够拿到便宜的商业银行贷款的国有企业的补贴。这些企业都是自己开金融公司的，从商业银行拿着便宜贷款，然后再把这个钱通过委托贷款再导入到影子银行里去，商业银行贷款利率和影子银行贷款利率这两者的利差，构成了对于拿到便宜金融资源的国有企业的补贴。

　　所以，如果不能把银行体系和“公共财政”（包括地方财政融资和国有企业融资）这两个融资渠道截然分开，让政府和国有企业（特别是承担有公共职能的国有企业）彻底从银行体系市场上退出来，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和资源错配问题解决不了，民营企业融资难的局面难以改观。

　　从民营企业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面临的就是几重问题的叠加。第一，经济形势不好，可以挣钱的产业越来越少，总体上投资回报越来越低。第二，一些潜在的能挣钱的部门，不让进入，被政府和国有企业抓着不放。第三，自己能做的挣钱的产业，却得不到金融的支持。

　　所以，中国的经济增长问题可以用几句话来总结。第一，宏观的问题出在微观上。第二，总量的问题出在结构上。第三，不是周期的问题，而是改革的问题。这些问题讲清楚了，那么，中国经济的问题实际上就是改革和危机的赛跑。这个赛跑，已经持续了好多年，至今胜负未决。如果不改革，按照目前这样子下去，那么，或者危机到来的风险逐渐积累，或者就是通货膨胀和人民币贬值的预期日渐加剧。如果改革得以深化，那么，经济增长的速度可以回到更高的水平，这样，债务的问题可以得到化解，通过通货膨胀来缓解债务危机的压力就会下降，人民币贬值的预期也会随之被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