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要用这套框架来分析全球化在过去40年里走过的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要看什么呢？刚才我讲其中有一条就是说制度性的逻辑，这个制度性的逻辑内涵是什么？实际上就是一些观念和意识形态。如果全球化的意识形态有作为标志性的东西，那么一个是新自由主义，这个大家都很了解，另外一个就是华盛顿共识，它的具体内容无非就是尽可能地释放市场力量，打破国家边界和对商品、技术、资本，甚至人员自由流动的限制，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
从学术界角度来讲，1980年代中期哈佛商学院的教授提出了价值链理论（Value Chain Theory），变成了美国商学院的圣经，尤其提出的竞争优势和国家竞争体系的思想，实际上还是蛮有见地的，而且在中国的影响也相当大。价值链理论把单个国家范围内完成的生产过程给分解成无数个环节，它主张一个企业只应该侧重于做最擅长的环节，而把其他环节逐一外包给做此环节最有效率的组织，这样才能节省成本，这种做法直接导致了外包的出现。
这些东西导致了哪些具体的变化呢？就是全球生产体系的诞生和外包形式的出现。为什么中国经济发展到这样一步？这与中国积极引进外资，积极参与全球生产体系有直接的关系。全球化过程伴随的是私有化。具体的情况就是欧盟和欧元区的出现，整个欧盟实际上有一个核心的概念，就是它是一个统一的大市场，在欧盟的内部人员，作为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即使对外部的人，你签了一个国家的签证，就可以去很多国家，这是第一阶段。在全球化的上升期，什么样的观念和意识形态导致了什么样的结果。这个观念和意识形态就被后来的实践体现为其制度性的逻辑。
与此同时，全球化又产生了很多后果，这个后果是什么？因为我们这个环节的主题主要是谈发达国家的政府与市场，对发达国家而言，就是失去了就业机会，生活水准下降，民主制度不发挥应该发挥的作用。另外一点跟移民有关的，就是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结构的变化不光是穆斯林人口在欧洲的增加，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他们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挑战是如何融入收入国当地的社会和经济，所以贫困成为许多穆斯林移民面临的重大问题，这跟他们对社会的不满直接连着，这个东西最后在很多情况下就跟后来的恐怖主义袭击连在一起。
如果从数字上来看，国际上的雇员已经超过了美国国内提供的就业机会。具体而言，你要看美国制造业工作机会的下降。许多美国右翼提出来，过去20年，中国已经抢走了美国400万的工作机会。
第二个问题是不平等，1979至2007年间，美国最富有的1%的家庭收入增长200.5%，而剩下的99%的家庭收入仅增长18.9%（编者根据数据调整）。这个东西无可避免地变成了今年大选一个重要的辩论题目。如果给你一个更直观的视觉上的感觉，不平等问题在美国已经十分严重。
我说的第二阶段，美国和欧洲的政府是如何用原有的制度性逻辑来解决面临的新的挑战？全球化的另外一个结果，就是中国的崛起。中国从1999年到2013年整个制造业的比重大幅度上升。这个是高盛集团2007年发表的特别有影响的报告，所谓的7国集团如果用一个动态的观点看，到了2050年中国会变成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紧接着是美国、印度、巴西、墨西哥，俄罗斯和印度尼西亚。
所以美国采取了所谓21世纪大战略，这个大战略基本上包括三个方面，我就集中讨论TPP。TPP本身内在存在两个互相矛盾的逻辑，一方面被称之为代表第二代的自由贸易协定，在很多方面会更大地推动全球化的趋势，但是与此同时它又被当成地缘政治的一个工具，实际上跟冷战期间美国主导下的关贸总协定有类似的功能。最后实际上之所以能达成这个协议，实际上是地缘政治的考虑占了上风，美国作出了很大的让步。
比如其中关于原产地比例，任何一个国家的原产地在统计上要实行一个原则，最初谈判的时候认为65%是标准，实际最后实现的是45%，这就是为什么说TPP是everyone but China，因为你可以委托日本的公司生产，如果你把这个比例控制在45%以内，这个东西仍然可以卖到美国去，没有关税，这就是妥协一个方面。还有就是结构性条件，你可以看到现在的经济恢复是二战以来最慢的一次。
再看人口，这次欧盟难民危机导致了欧洲的分裂，所以大家可以看欧洲关于穆斯林的态度完全不一样，东欧和南欧实际上坚决反对伊斯兰人口流入。欧盟决定大幅度吸引新的难民无可避免要引起公众的反对，最终导致最激烈的反应。
所以总结一下，全球化是在释放市场力量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与此同时也导致了金融化经济，导致了工作机会的流失，以及不平等程度在发达国家的增长。政治的后果，按现在所谓的政治结构和秩序，国内的已经无法应对，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他们在应对危机的时候又用原有的制度逻辑，即进一步开放国家边境，让物品和人口进一步流动，导致了公众极大的恐惧，所以这就很有可能导致全球化的逆转。在标题上之所以用了问号，是表明这个事并不是非常肯定，但是可能性大幅度增加。
注：本文整理自美国杜克大学高柏教授在2016年IPP国际会议上做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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