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长江经济带将加快推进实施生态环境保护、综合交通建设、产业优化升级等“三大工程”。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会议暨省际协商合作机制第一次会议当天在北京召开。根据会议要求，相关部门及沿江各省市将抓紧制定配套实施方案，全面贯彻实施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编制生态环保、林业、旅游等专项规划，尽早形成有机衔接的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体系。找准重点突破口，加快推进实施生态环境保护、综合交通建设、产业优化升级等“三大工程”。积极探索创新，抓紧建立健全负面清单管理制度、长江流域管理体制、长江生态保护法律制度等“三项制度”。
长江经济带覆盖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云南、贵州等11省市，面积约20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21%，人口和经济总量均超过全国的40%，生态地位重要、综合实力较强、发展潜力巨大。
高柏：2016，全球化逆转的开始？
原编者按：8月20—21日，由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举办的IPP国际学术研讨会——“当代世界的秩序与治理”在广州举办。来自海内外的三百多位学者和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会议。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教授、杜克大学高柏教授、南开大学朱光磊教授、北京大学林双林教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王辉耀教授、美国达特茅斯学院John Campbell教授、澳洲麦考瑞大学John Mathews教授等20多位海内外著名学者发表了精彩演讲和评论。微信公众号IPP评论近期已陆续推出诸多大咖的精彩言论。
我今天要讲的话题，首先是讨论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一些显得非常混乱的现象。我会提供三个解释，换言之，就是说我的分析框架是建立在三个学者对全球化的分析上。然后，我提出我自己的一个基于制度学派的解释和框架，应用这个框架来分析全球化的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全球化的上升期，我会讨论上升期发生了哪些事情，它的后果是什么？然后再分析为什么我认为现在全球化逆转的可能性大大增加，是通过在过去的一年半，或者是两年内发生的事情，从中我希望能揭示其中的自变量，也就是说从制度学派的角度看，制度性的原因如何变成了反全球化和反移民运动的导火索。
如果我们关心国际新闻的话，每天都有一些在几年前大家很少看到的比较吸引眼球的事情，比如伊斯兰国的崛起、日本修宪获得多数票、乌克兰危机、英国脱欧、美国大选、欧洲反复发生暴恐事件以及难民危机等，种种迹象表明现在全球化过程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这些东西到底代表了什么？我认为它代表了两个正在发生逆转的趋势。第一个是全球化已经开始从过去的上升期的释放市场力量向保护社会转变，第二个是在发达国家公众们对战后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即威尔逊自由主义原则主导下的自由主义转向了孤立主义。
如何解释这两个逆转？我现在讲三个学者的基本观点。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在他最有名的著作《大转型》中提出资本主义的经济市场运转是一个钟摆运动，在两极之间来回摆动，释放市场力量的接口，最后导致了危机，必然把公共政策的方向推向保护。今天大家可以从很多国家，尤其是民主国家选举的议题上，看到保护社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第二个学者叫杰奥瓦尼·阿瑞基（Giovanni Arrighi），他在著作《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力与我们社会的根源》里面介绍他和他的团队研究了荷兰、英国和美国霸权的历史，他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他说国际秩序是以周期的形式在变化，每次都是以生产与贸易的扩张开始，在争夺跨国的流动资本变得越来越激烈的时候会导致金融和财政的扩张。只要进入了金融扩张，资本主义经济就会发生一个全球规模的经济危机。在这个危机中，霸权发生更替，这是他经过大量的历史实证得出的结论。
第三个是一个历史学家，Harold James，他出了一本书《全球化的终结》，他研究了上一轮全球化的逆转过程。根据西方文献的一般性理解，全球化的第一轮始于187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和金本位的垮台进入了一个崩溃的阶段，开始了逆转的过程。他研究这段历史后发现，这个东西有两个标志性的转折点，就是说在上一轮的转折中反自由贸易和反移民是两大特点，这两大特点是被什么东西作为导火索来引发呢？他发现实际上过去管理全球化的制度缺陷导致了反自由贸易和反移民问题的出现，因此导致了整个全球化过程的逆转。再往前推一步，这种制度的缺陷是如何成为逆转过程的导火索呢？
我的分析框架来自于两个社会学的理论，第一个理论叫组织生态学，组织生态学里有一个最基本的观点，就是制度会失败的原因，是既得利益者不能作出及时的调整，尤其当变化中的环境要求他必须要变。而他不能变，为什么？因为他有大量的制度惯性。第二个文献是组织制度学派的观点，这个学派认为什么呢？它认为所有的行动主体在解决新的问题的时候，总是想依靠原有的现存的制度逻辑。
你把这两个观点一结合，你就发现这个东西就出来了。如果当你遇到新的环境问题，要求你作出迅速的调整、巨大的改变的时候，你仍然用过去原有的制度逻辑试图去解决问题的话，那么从组织生态学的角度来说，就变成失败的主要原因，为什么呢？当你做不了迅速转变的话，动态的动力就会冲破现有的制度束缚，产生巨大的革命性的转变。
把它具体操作化，关于现在全球化的讨论中就变成什么呢？美国经济的复苏实际上是二战以来最弱的一次复苏，但是美国政府推出的经济政策，特别是TPP，仍然是向着进一步开放国家边境来促进更多的商品自由流动的方向来发展，这样就导致了美国许多社会团体对自由贸易的恐惧。
第二个是由于欧洲国家开放移民，进行移民政策的改革，在过去的十年里已经导致了人口结构上的巨大变化，使得穆斯林人口在欧洲人口里的比重大幅度增加，与此同时最近跟伊斯兰教相关的恐怖主义袭击的活动又日渐频繁。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欧盟在处理难民危机的时候，仍然要求它的成员国大幅度引进难民，这样的话就触发了欧洲民众对恐怖主义的恐慌，很多国家呈现了反移民的倾向，简单说就是这么一个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