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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中国崩溃论”是怎么崩溃的？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发展是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我们取得38年平均每年9.6%的增长，这在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但是这几年，有些人对中国经济还能否持续发展产生了疑问，最重要的原因是从2010年以后，我国的经济增速放缓。到2016年的时候，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是6.7%。当然，这个速度在世界上还是很高的速度，但是6.7%的增长速度是从1990年以来，最低的增长速度。改革开放以来更是首次出现连续6年经济增速下滑。因此，国外有一些非常知名的学者都预测中国经济可能会继续下滑。
其实，改革开放以后，我们采取的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转型方式，并非像有些国家采取的“休克疗法”，一次性把经济当中的各种矛盾、各种扭曲取消掉。在渐渐转轨的过程中，保留了经济当中的一些扭曲性、结构性的问题。然而在国外看来，这些扭曲性、结构性说明经济存在不少问题。所以，即使在过去这30多年我们经济发展的成绩在人类社会上史无前例，但是“中国即将崩溃”的论调在国际上仍未停息。
当前，针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状况、新态势，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并且积极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此强化我们经济本身的素质，并提出了新动能、新经济的发展新方向。在正确的引导下，我们的经济取得了实质性的成绩。今年上半年，我们的经济止跌回升，达到6.9%的增长，这超乎任何人的预想。在这种情况下，国外看好中国经济的声音也越来越多了。
中国如何实现新技术、新产业的发展？
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像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应该如何追求新技术、新产业的发展？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可以把产业分成五大类型。
“把企业并购过来，技术也就引进来了”
首先，是追赶型产业。2016年中国的人均GDP，与美国、德国相距较远。它们的产业中国也有，为什么它们的收入水平会比我们高？因为这些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水平比我们高，而这背后是它们的技术水平、产品附加价值比我们高。
如何让这些产业的技术提升到发达国家的水平？第一，把企业并购过来，让它变成我们的企业，那技术就引进来了，可以嫁接到我们的产品上。这样我们的产品质量就能提高，价格就能提高。
要并购，首先需要那些拥有先进技术的企业愿意卖给你。如果没有人愿意把企业卖给你，我们怎么追赶呢？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到海外，到拥有这个技术的国家去设立研发中心。从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以后，国外经济发展状况不好，就业状况不好，有大量拥有先进技术的工程技术人员得不到好的就业。这时，如果你到海外设立研发中心，就可以利用当地的高技术人才来研发新技术、引进新技术。
第三种方式，通过招商引资，引进外国的企业和技术。现在有技术的产业和企业也在寻找市场，有很多外国拥有先进技术的企业，愿意进入到中国来设厂生产。此时，中国积极地招商引资可以给这些企业提供良好的经商环境，企业就会带着技术来到中国。
第四种方式，如果招商引资也招不来，还有什么办法？我们也可以在国内自己组织攻关。
“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不能是无源之水”
第二，是领先型产业。已经在国际上领先的企业如何继续保持优势呢？这就需要我们的企业自己研发新产品、新技术。
研发是研究和开发两个词的组合。开发出新产品、新技术，企业就有很大的竞争性，所以企业对做开发有很大的积极性。
但是开发是建立在研究基础上的。研究的对象是基础学科，通常研究出来的东西不是一个产品，不能申请专利，它只是一份学术论文，会变成公共知识。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做基础科研的积极性不高。如果没有任何人做基础科研，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就会变成无源之水，不能长期持续。因此，就需要政府来支持基础科研。
另外，有些技术是所谓的平台技术，一家企业研究不合算，这需要鼓励相关产业成立平台技术研发的机构，政府也可以提供一点支持。
“让企业在海外创造第二春”
第三，是转阵型产业。这是从军队里面学来的一个词，就是我们应该转变阵地了。过去中国的工资水平低，在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中有优势，但现在优势正在逐渐丧失。
怎么来推动这些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呢？基本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少数的有能力的企业去经营附加价值比较高的部分，比如经营品牌、产品设计、产品研发、质量管理、市场渠道管理。另一种，将加工场转移到工资水平比较低的地方去，比如西部地区或者海外。
如果这些顺利转移，好处主要有两点：从宏观来讲，可以把国内生产总值（GDP）变成国民生产总值（GNP）。从企业来讲，可以利用它在技术、市场管理渠道上的优势，通过国外廉价劳动力创造第二春。而且我们还给国际上低收入国家创造了一个窗口机遇期。尤其现在建设“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均GDP在我们的50%以下，有的只有我们的10%，如果能够抓住这个窗口机遇期，也可以实现腾飞。
在“参事讲堂”圆桌对话环节，嘉宾们围绕当下经济热点话题展开精彩讨论。姚冠华摄
“以技术为主的新业态，中国没有劣势”
第四类，弯道超车型产业。弯道超车型产业就是我们与发达国家在一个起点上，可以直接竞争的产业。
为什么有可能跟发达国家直接竞争呢？因为从80年代以后，由于移动通讯、互联网等新技术出现，涌现了一些产品跟技术研发周期特别短、以人力资本投入为主、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需要相对少的产业。这些产业中，我们跟发达国家相比，虽然在金融资本、物质资本积累上仍有劣势，但是从人力资本来看，我们没有劣势。
这些年中国的教育发展非常快，跟发达国家教育的差距也越来越小。所以从人力资本上看，我们跟发达国家没有多少差距。雷军拉着100多人，不到一年时间就推出小米手机。
以技术为主的新业态，我们跟发达国家相比不但没有劣势，还有比较优势。因为我们人多，所以天才就多，在技术发展上只要有一个突破，全社会都突破了。其次，我们的国内市场大。新产品、新业态，只要研发出来，很快在国内可以形成规模经济。第三，在硬件上，中国的产业在世界上部类最齐全、配套能力最强。所以只要有个想法，在国内马上可以形成产品。像共享单车，这个想法一出，马上在国内会形成一个庞大的产业，这在国外是不太可能的。
利用这些优势，我们在是以人力资本投入为主、研发周期短的产业上，可以直接跟发达国家竞争。而且这种产业特别适合中国现在强调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我们天才多，大家都可以创新。我们配套能力强、国内市场大，适合人们创业。当然，一个比较宽松的创业环境仍然是需要的，政府要减少创业的关卡，给创业者一点扶持。各地就设立了各种梦想小镇、孵化基地，这是非常好的方式。
“投资这些产业就是投资未来”
最后，是战略型产业。它的研发周期特别长，需要更高的人力资本，这也意味着金融和物质资本的投入会非常大。虽然在这些产业上，中国跟发达国家是不再同一个起跑线上，但我们仍然应该做。
第一，战略型的行业的技术路线、产品路线对我们未来的国际民生、经济发展至关重要。这包括新能源、新材料、微生命科学、空间海洋技术等，都对我们得未来发展非常重要。如果这些技术被国外掌握、获取专利，我们再进入的成本会非常高。因此，我们现在就应该做。
第二，跟国防安全有关的产业，如果没有自己的产品技术，那国防安全就会受到威胁。战斗机、航母、大飞机等产品，技术的资本投入非常大，研发周期特别长，如果由民营企业来做的话，通常没有办法承担资本投入和由此产生的长期风险。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政府支持。现在国家强调，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作用。对于这些产业的扶持，就应该跟发达国家学习，由财政上直接拨款来支持研发。
当前形势下，中国经济的机会在哪里？
我们怎样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之下，继续利用技术发展的空间和动能来保持技术提升、产业升级和维持经济比较高速的发展？
总的来讲，我国发展空间大，回旋余地多，并且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化自身素质，同时防止一些可能爆发的危险，尤其是金融领域的风险。我相信，只要抓好机会，我们就可以维持6.5%以上的增长。这是我们实现十八大提出的目标：在2010年的基础上，到2020年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同时，我们的经济规模现在占全世界的7%，6.5%的增长，每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是1.1个百分点以上。这样，我们每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会超过30%。
伴随着“一带一路”的进一步推进，中国的发展还能带动其他发展中国家，让他们共享我们的发展成果。这有助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跟其他国家现代化的梦想，实现百花齐放春满园的美好愿景。
林毅夫：我的乐观不止建立在信心之上
对于中国经济的判断，我是乐观的。中国自2010年以后经济增长速度下滑更多是基于外部性、周期性的原因。我完全赞成政府工作报告里面对2017年工作的整体部署，建议实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把补短板放在更重要的位置。
谈成绩：去年中国经济发展成绩在国际上较亮眼
对照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的总结不难发现，2016年初所定的目标已基本完成。去年完成这样一个增长目标，外部和内部都有很多挑战。
2016年初，世界银行对世界上主要国家GDP增长都有预测，年末时，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实际增长率都并未达到预测水平，而发展中国家印度2016年初的增长预测为7.6%，但是实际完成的增长率是6.6%。相比而言，我国去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所定的GDP增长目标为6.5%到7.0%之间，世界银行的预测值为6.7%，而实际完成也达到了这两组预期数字。
放在这么一个国际大格局之下，我们的成绩还是比较亮眼的。尽管2016年发展遇到一些困难，但这一成绩我们必须要肯定。
谈潜力：增速放缓主要基于外部性和周期性因素
我觉得自己是客观的，我不完全只看问题，我也看潜力。自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连续下滑两三年就会回升，而从2010年至今，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经历了持续七年的放缓，今年还将增长速度下调至6.5%——这也是自1990年以来所定的GDP最低增长速度。
GDP增速回落意味着什么？我们自己有问题，当然不能回避，但是外面的风寒对中国来讲，影响也非常大，这个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经济形势对中国的影响不能忽视。
我乐观，是因为我根据数据来分析。2010年，中国增速为10.6%，2015年是6.9%。2010年，巴西增速是7.5%，2015年为-3.8%；2010年，俄罗斯增速为4.5%，2015年为-3.7%，下滑幅度比中国大。此外，如新加坡、韩国等自2010年后也呈现相似的下滑态势。
这些国家的体制机制结构与中国不同，但是他们增长的态势跟中国相似，下滑的幅度更大。所以，这段时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原因，更多是外部性和周期性原因，叠加中国内部结构性问题所致。
谈未来：国内产业转型升级空间大投资机会多
外部性问题我们解决不了也控制不了，要增长就必须更多地看内部性有没有这个潜力。我认为，拉动内部性增长有两个关键点：投资与消费。
我始终认为自己的乐观不止建立在信心之上，更是建立在对问题原因的洞察上。从投资的角度来看，固然存在产能过剩，但从产业来看，产业转型升级的空间依然非常大，投资的机会非常多。例如，虽然中国的基础设施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更好，但是城市内的基础设施不足，环保、城镇文化建设方面都需要投资。
投资需要钱，中国财政负债情况在发展中国家中属于较低的，跟很多发达国家比更低。另外，我国民间储蓄比例也很高，排世界前列，还有许多外汇储备。如果把这些有利的条件用好了，维持一定的投资增长率就能创造更多就业。就业增长就能增加收入，收入增加就能增加消费，这些有利因素叠加，实现增长目标是有可能的。
谈办法：补短板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活棋”
我完全赞成政府工作报告里面对2017年工作的整体部署。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落地，我觉得可以跟适度扩大总需求结合在一起考虑，这样能够提高有效需求。
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要把补短板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当前我国在经济发展中有不少短板，如钢筋、水泥、电解铝等都呈现产能过剩，但都处于中低端产业；而例如去年光是进口的制造业产品有1.2万亿美元，国内自己不能生产，这是中高端产业的短板；还有基础设施如城市地铁、地下管道严重不足，以及环保问题、城镇化问题等都是我们经济增长中的短板。
投资补齐这些短板能够改善供给质量，并创造对钢筋、水泥、电解铝等产业的需求，减少过剩产能。现在杠杆率最高的行业多数是过剩产能多的行业。如果需求增加，价格上涨，行业利润率就会增加，企业就会还贷，杠杆率就会下降。这方面的投资还会创造就业，带动家庭收入增长，住房需求的增加也会带动房地产库存量的减少。所以，如果把补短板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主要抓手，是一石数鸟，而且是一步活棋。
林毅夫:资源是如何从有利条件变成负担的？
我主要从三个方面谈：第一，一个为什么在资源丰富的国家、资源丰富的经济体或是城市，资源容易变成负担；第二，现在主流的经济学对资源诅咒现象提出的思路是什么；第三，进一步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谈谈怎么在现有认识基础上把资源从负担变成经济发展的一个有利条件。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认为，人多是我们发展的不利条件，因为人太多了资源太少了，所以经济就发展不起来。可是从实践经验来看，并不是像我们说的人多资源少是经济发展的不利条件。把人减少了，资源多的经济又发展不起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我想有几方面的原因。
资源型国家经济不发达的4大原因
首先，资源是埋在地底下的，埋在地底下的资源到底有多少、财富有多大并不是一人就能看清楚。如果资源由企业来开发，私营企业为了利润最大化，要想取得资源开发权需要政府的批准，就贿赂政府官员，以很低的价格取得这个资源开发的权利。资源特别容易跟腐败联系在一起。
腐败是有社会代价的，造成收入分配不均，造成很多的冲突矛盾，在这种状况下，经济当然也不容易发展得好。
第二，资源的价格波动非常大。因为资源的供需弹性少，如果需求多的时候价格一年可以涨好几倍，但是需求少的时候资源的价格会跌得非常厉害。当它价格高的时候，政府的财政收入多，很容易造成政府大手大脚花钱，有的在福利的开支上特别多，有的在各种建设上面到处铺开。
在资源价格高的时候，政府福利支出多，等到价格低下来你想把福利支出减少就会非常困难；有一些建设铺的太大，就很容易出现资源价格下跌时财政日子不好过的情况，政府负债特别高。
第三，资源是会枯竭的。资源并不是永远开采的，枯竭以后这个城市、这个地区、这个国家如何继续发展？要是没有新的经济增长点的话，整个经济可能就会出现崩溃的情形。
第四，赶超过程中上马没有比较优势的先进产业，资源成了负担。一般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经常会有赶上发达国家的愿望，比如我们“十年超英，十五年赶美”。
发展中国家很容易有一种冲动，想去发展跟发达国家一样非常先进的产业，这种产业看起来很先进，可是它违反这个国家的比较优势，即使能把它建立起来，要让它继续经营下去则需要靠政府不断保护补贴。
当然把这些产业建立起来也不能说没有贡献，但是它对经济的效力非常低，对收入水平的提高、人民生活福利的改善作用非常低，这是资源成为经济发展的负担的第四个原因。
资源型国家发展经济的3大思路
针对这些问题，想让资源比较丰富的国家经济和城市能够发展得好一点，目前的治理思路有三点。
资源容易产生腐败，就强调透明性、强调监管来防止腐败的出现。国际上甚至有一些组织，叫做开采资源透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银行也在推动这项工作，很多非洲的资源丰富国家，他们也有一些非政府组织，专门在倡导透明、监督政府。这是一个思路，减少腐败的可能性。
资源价格波动大，收入不能都用掉。当资源价格高的时候钱收入得多，但不能都用掉，只能用一小部分，绝大部分要储蓄下来未雨绸缪，当资源价格低的时候，因为有储蓄，就可以用储蓄来承担福利支出或政府一些必要的公共支出。
资源可能会枯竭，就要创造永续收入。在资源收益高的时候，要把大部分储蓄起来，把地下的财富变成地面的财富，再把地面的财富变成金融财富，把它储蓄下来投资在国内、国际上面的股票市场或者政府债券，这些资产就会有永续的收入，资源枯竭的时候就可以靠这些永续收入来支持开出。
资源型国家必须转向非资源产业
解决资源枯竭沿着同样的思路又有一些讨论，方向就是要转向多样化，从资源产业转向对非资源产业的发展。
从新结构经济学角度来看，第一，经济的发展是现有产业技术的不断创新，提高劳动生产力水平。产业不断转型升级，必须把经济的生产活动不断地从附加价值比较低的产业转移到附加价值比较高的新产业上去，然后不断爬技术的台阶和资本的台阶，进入到各种非资源产业的发展领域，这是经济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个必然现象。
在这个过程当中，经济转型升级以后，怎样才能够真正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呢？基本上是要求新产业必须符合潜在比较优势，因为只有符合潜在比较优势要素生产成本才会最低。
当然在市场上的竞争不是要素生产成本的竞争，是总成本的竞争，总成本除了要素生产成本之外还包含交易成本。交易成本一方面决定于各种基础设施，以及一些制度安排，像金融、法律等等是不是有效力，这些都会影响企业经营过程中除要素生产成本之外的其他成本。企业利润一方面决定于产品的成本，另一方面决定于投入的要素。
在这种状况下，在给予新产品一定价格之下，它获得的利润决定于要素生产成本。如果企业家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根据国家的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潜在比较优势去发展，就必须有一个前提——各种要素的相对价格必须反映各种要素的相对需求性。在积极发展过程当中，要让各种要素相对需求性能够较好地反应各个要素的相对丰富程度，前提是必须有一个有效的市场，有比较好的市场制度。
但是光有比较好的市场制度还不够。经济发展过程本身是一个产业结构、技术结构不断转型升级的过程，必须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在这种状况下，那有必要给创新的企业家提供一个激励的补偿。
第二，如果产业基础符合潜在比较优势，但是要素生产成本不一样，交易成本也会非常高。单个企业家没积极性去做，也没有能力去做，就必须有政府来做。所以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必须有一个有为的政府来解决在经济转型过程当中软硬基础设施完善的问题。
资源型国家如何摆脱资源诅咒
我们怎么把资源从可能的诅咒变成经济发展中的有利条件呢？
第一，找到一个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因势利导。
有些国家要素生产成本低，但它为什么没竞争力？一定是交易成本太高。政府可以进行分析，然后来帮企业解决。
第二，可以招商引资。可能有一些产业这个地区根本没有企业家进入，这种情况下可以改善软硬环境，来把外部资本吸引过来。
第三，是弯道超车。有些新技术、新产品二三十年前没有，现在出现了，尤其是互联网移动通信行业，它的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主要是以人力资本为主，物质资本、金融资本投入的非常少。这种以人力资本投入为主，产品的研发、技术的研发特别短，我们提高非常快，跟发达国家没有多大的差距。
第四，完善软硬基础设施。导致交易成本高的大部分原因是软硬基础设施不完善。那就可以针对你要发展的产业去完善它所需要的软硬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
第五，激励补偿创新型企业。这种激励补偿不是保护，可以给它免税一段时间或者给它一次性的奖励等等。这样做的话，资源型的城市可以比非资源型城市发展得更好。它就可以从资源型诅咒变成资源型有利。可用的资源更多，用来完善软硬基础设施的力度可以更大，经济发展转型可以更好更快。
实际上固然有很多资源丰富的国家经济发展失败的案例，但是像美国，经济发展非常好，所以不见得资源一定是发展的负担。如果把资源用得好，一个方面在管理上透明、避免腐败；另一方面了解到资源的这种波动特性，把大部分的收益节省下来，未雨绸缪。
最后，如果能用资源支持这个地区、这个国家的产业转型升级，资源型城市、资源型地区、资源型国家应该可以应该可以发展的比非资源型城市、非资源型地区、非资源型国家更好。
林毅夫:环境污染不是追求GDP导致的
当前，中国确实到了关键的发展时期。众所周知，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自2010年开始就在不断下降，今年上半年GDP增速为6.7%，创1990年以来新低。不仅如此，我们还遭遇了自改革开放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下滑周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年平均经济增速为9.7%，这当中难免有波动，过去一般都是下滑2-4年就会回升。但现在已经持续下滑六年，且未来的下滑压力依旧很大。现在，唱衰中国的声音此起彼伏，再加上去年中国股票市场和汇率市场的波动，更加影响海内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
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如何让中国经济能够继续以稳定、快速、良好的势头发展？目前，国内对于上述问题有各种不同的分析。当然，不管各派观点有多么尖锐或对立，出发点都是为了中国经济能够更好发展，但须知，只有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20年目睹之怪现状》有云：“天下事坏于奸臣贼人手里十之二三，坏于不明事理者手里十之七八。”不弄清问题的原因而提出的解决方案，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而且可能会把问题搞得更糟。因此我认为，对不同的观点进行充分、理性的讨论是非常必要的。
徐高在文章中的观点跟当前的多数看法不太一样，但我认为还是比较符合中国现实的。当然，这并不是说，他的每个观点我都同意。今天，我们来共同探讨中国当前面临的困难背后的真正原因，共同寻找在维持稳定的情况下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式，我想这才是这场讨论最重要的意义。
本轮经济增速下滑源于外部性和周期性原因
当前最重要的争论是什么？就是中国自2010年开始的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到底是我们自己的体制机制、发展模式和结构问题，还是我个人一直坚持认为的外部性、周期性原因？
需要承认的是，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在转型过程的国家确实存在不少体制机制和结构问题。比如我们的国有企业效率低、增长模式过于依赖投资，以及产能过剩、库存过多、杠杆率过高等等。但同时也要看到，即便发达国家其自身也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上述体制机制和结构问题到底是不是造成我们持续六年经济增速下滑、且进行下滑的压力很大的主要原因？
我们来看看其他金砖国家，其实它们的经济增速一直都在下滑，而且是在同一时间下滑，幅度则比中国要高，比如巴西、俄罗斯等。表面上看，印度似乎还不错，2010年中国的GDP增速是10.6%，印度是10.3%；2015年中国是6.9%，印度是7.6%，印度的增速超过了我们。但要知道，中国从10.6%降到6.9%是下滑，印度从10.3%降到7.6%同样也是下滑，趋势是完全一样的。并且，我们还应该从两方面来看待印度7.6%的经济增速：首先，印度在2012年的经济增长率只有5.1%，而中国是7.7%，也就是说印度从2010年到2012年期间跌得比我们要快，现在的情况有触底反弹的因素；第二，印度在2014年调整了统计办法，这一调整使得其经济增长率增加了一个百分点，如果把这个因素扣掉，那么印度在2015年的增长速度同样是不到7%的。
我们知道，这些国家过去是市场经济国家或曾用休克疗法推行市场经济，所以它们没有国有企业的问题，其他一些像投资比重过高等体制机制问题在这些国家中也不存在，那它们的经济为什么和我们一样在下滑？原因必然是共同面临的外部因素或是周期因素。
东亚一些高收入高表现经济体——如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的发展状况最能证实上述观点。这些国家、地区自2010年以后经济也在下滑，而且下滑幅度比中国大。而这些国家、地区恰恰是高收入经济体中问题比较少的，为什么它们也遭遇了经济下滑呢？因此，我们既要看到自身存在的体制机制和结构性问题，也不能忽视我们现在遭遇的外部性、周期性问题。
追求GDP不是导致环境污染和其他社会经济问题的主要原因
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必须要稳增长。现在很多人认为稳增长和结构性改革是两张皮，一提稳增长就觉得是在反对结构性改革，一谈结构性改革就好像不应该采取稳增长的措施。我认为，这种看法是有问题的。因为如果经济增长速度继续下滑，肯定会出现就业和金融风险等问题；大家对经济发展没有信心，民营经济也不会进行投资。过去，我们经常把稳增长和调结构对立起来，只要经济增速状况稍微好一点，退出稳增长的呼声就随之高涨，但只要稳增长措施一退出，经济增长速度就会下一个台阶。关于这一点，徐高在他的另外一篇文章中也提到了，即不能认为稳增长就是唯GDP论。稳增长固然能够提高GDP，但很多人认为我们现在存在的很多问题，比如过于依赖投资、环境污染等，都是追求GDP造成的。实际上是这样吗？
我们继续比较中国和印度。1978年，印度人均GDP比我们高25个百分点，但到了2015年，它的GDP只有中国的五分之一。这样看来，印度没有像中国一样去追求GDP，但中国存在的环境污染问题等等，印度也一样存在，而且比中国还严重。所以，这些问题只是因为中国过去追求GDP才导致的吗？
以环境污染为例，我个人的看法是，可能更多是所处发展阶段所造成的。低收入阶段主要是发展农业，高收入阶段是发展服务业，而中等收入国家是以制造业为主。制造业跟服务业、农业相比，最大的差异就是能源使用密度和排放密度高，造成的环境压力也一定比农业和服务业要大。另外，我国和印度的能源结构以煤炭为主，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只能等到进入到以服务业为主的高收入阶段，污染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摆脱中等收入陷阱需要稳增长
目前，中国要实现十八大提出的发展目标，摆脱中等收入陷阱，有必要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
回顾历史可以看到，我们之所以能够维持高速增长有很多原因，如进行了务实的渐进双轨的改革、维持稳定、较好地利用了比较优势等。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实行的是赶超战略，重工业得到了优先发展，而改革开放之后则更多地是发展劳动密集型、出口导向型的加工业，从而把中国农村中的大量剩余劳动力从低附加值的农业转移到了高附加值的行业中去。我们观察二战后几个发展快、从低收入进入中等或高收入阶段的经济体，基本都是抓住了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国际转移的窗口机遇期，利用劳动力优势发展这些产业。中国现在有点像60年代的日本，由于本国工资上涨，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开始向国外转移，亚洲四小龙就是抓住60年代日本劳动密集型产业失去比较优势的机会，在国际转移的窗口机遇期发展起来的。80年代，中国也抓住了这个窗口机遇期。
对于中印增长速度的差异，很多人都在体制机制中找原因，认为印度有制度上的优越性。但只有真正客观的分析才能帮我们找出问题的解决方案。现在，印度GDP只有我们的五分之一，他们的人均工资比我们低，正好承接了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对印度来讲是一个良好的发展机遇，抓住这个机遇，印度的增长速度很可能达到7%、8%、甚至9%，并且可能维持10年、20年、甚至更长时间。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对印度高增长给我国的政治外交社会压力最好的方式还是抓发展，早点迈入发达国家行列，进入高收入国家俱乐部。高收入国家的平均增长速度是3%，中国如果能达到5%-6%，就已经是这一群体中的超级明星了，这就是我们继续维持GDP增长速度的必要性。
稳增长和调结构不矛盾
适度扩大总需求的稳增长和调结构矛盾吗？我们来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方面——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目前我们的产能过剩都集中在中低端产业，而中高端产业的产能还相当欠缺。去年，中国进口的制造业产品达到1.2万亿美元，这些进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比我们高，中国国内不能生产，只能依赖进口。不仅制造业是这样，基础设施亦然，尽管我们的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机场、港口等比其他发展中国家要好得多，和发达国家相比也不差。但城市中的基础设施仍有欠缺，比如地下管网、污水治理、地下管网，以及城镇化等，都是我们的短板。
现在国内有一种看法，一谈投资就是产能过剩，实际上如果投在短板产业上那就不会造成产能过剩，而且，补短板需要投资。把稳增长措施跟这些补短板的投资相结合，这本身就是结构性改革，并且这样的投资还会给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创造条件。比如有了补短板的投资，就会对现在产能过剩的部门——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等产生需求，有了需求，过剩产能自然减少，去产能就相对容易许多。同样地，现在杠杆率最高的部门也是产能过剩比较严重的部门，补短板投资提高了需求，产品价格会上涨，企业盈利状况就会改善，就会归还银行借贷，杠杆率也就下来。并且，这种投资会稳定增长、增加就业，会让人们对经济增长的预期有信心，对房地产需求也会相应增长，这对房地产去库存也会有帮助。
赶超战略是结构扭曲的根源
中国现存的结构扭曲体制机制的根源是什么？在这点上，我跟徐高的看法有一点差异。
徐高的看法是，中国在改革初期根据次优理论选择了渐进双轨制，存在很多对市场的扭曲干预。而这种扭曲干预之所以存在，我认为不是徐高所认为的文化因素。50年代，中国施行的是赶超战略，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这是违反比较优势的，在开放竞争的市场当中这些产业中的企业是无法盈利的。既然无法盈利，民营企业就不会投资。因此，这种无法盈利、没有生存能力，且民营资本不愿意进入的产业，只能以国家保护、补贴的方式由国有企业的投资发展。因为我们的发展战略所要发展的产业违反了比较优势，需要各种保护补贴，政府就人为地压低资金和各种要素的价格来进行，形成了对各种价格价格信号的扭曲，这就要求有计划地进行配置，并且在管理体制上采取国有方式。这就是计划经济体制产生的逻辑。
1979年之后，中国为什么不采取休克疗法？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当时国有企业雇佣的大量劳动力都集中在城市，如果用休克疗法取消各中补贴，这些产业会全部垮掉，造成大量失业；第二，这些产业与国防安全息息相关，这些产业垮掉，我们的国防安全就面临威胁。这种状况下，采取渐进双轨制确实比休克疗法要好。其实，其他采取休克疗法的国家，在私有化和取消各种补贴以后，又把各种更隐蔽的保护、补贴引进来，引进后的效率甚至比原来更差。这也是为什么推行休克疗法的国家经济普遍崩溃、停滞、危机不断。
中国推行渐进双轨，其实就是承认这些大型国有企业存在各种政策性负担，在政策性负担造成的内生扭曲的原因还没有消除的情况下，就要采取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这是一种务实的方法，体现了领导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路。这种渐进双轨的改革让我国维持了稳定和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使得资本快速积累，这些产业逐渐从违反比较优势变成符合比较优势，企业具有了自生能力。原来的保护补贴是“雪中送炭”，现在变成“锦上添花”，会引发诸如收入分配差异、腐败等问题，我们应该全面深化改革，把这些保护和补贴消除。
在当前情况下，很高兴看到，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重新确认了发展是硬道理，提出“不唯GDP不是不要GDP，GDP还是要的，发展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解决一切问题最重要的办法”。
解决体制机制和结构的问题，就像徐高在文章后面所讲的，需要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态度去试错。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因地制宜、摸着石头过河的发展经验，直到今天都还是非常有价值的。
林毅夫：开展全球基础设施投资是经济走出危机的出路
9月28日，由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主办的全国贸易新常态与经济治理新框架研讨会在五道口金融学院举行。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发表主旨演讲。林毅夫介绍说，截至目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之前发达国家每年还能够保持3%左右的增速，现在复苏最快的美国经济也就是2%左右。整体来看，经济的复苏还是需要结构性改革的发力。但是，结构性改革的推进却很难。
“结构性改革意味着工人减少工资福利、金融机构去杠杆以及政府减少赤字，在发达国家高失业率而经济增长又很慢的情况下，这样的改革推进在政治上行不通。”谈到结构性改革推进的困难，林毅夫如是解释。
林毅夫介绍说，按照之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发生经济危机国家开的药方，主要是通过危机国货币大幅贬值来刺激出口进而增加就业岗位来对冲结构性改革所带来的影响。而当前完全通过货币贬值来为结构性改革赢得空间的做法已经“不合时宜”。林毅夫认为，只有发达国家的经济恢复常态，才能带动全球贸易恢复常态，进而带领经济走向复苏。
“我一直在寻找这样的办法，找到的一个办法就是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基础建设投资，特别是对那些基础建设已经对当地经济形成制约的地区。我们曾经做过一个测算，发展中国家每做一块钱投资，就会增加七毛钱的进口，这些进口中，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各占一半。”
最后，林毅夫表示，如果能够推动这方面的投资，长期看能够为提高发达国家的生产率进而为其推进结构性改革提供时间。
林毅夫：中国将是带动全球发展的领头人
今年九月，中国将首次以举办方的身份参加G20首脑峰会。要想真正承担起领导角色，这个时机是再好不过了。这个目标在此次峰会上不难实现：G20在协调多边努力方面一直比较成功，例如它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处理方式。其次，实现繁荣发展的因素众所周知：首先科技水平要不断提升，这样才能保证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就业；然后应专注于追求人力物力资本的最大化；最后是基础建设投资，目的是削减交易成本，提高效率。
还有一样东西众所周知，那就是现今的发展鸿沟。发展中国家因其人力、金融资本水平低下，发展受限。同时，受其外汇储备不足、外汇渠道单一的影响，它们鲜能进口所需的原材料或设备，攀登至全球价值链的下一环。
要想缩短各国之间人力、金融资本水平的差距，并提高外汇的可获性，最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对外直接投资（FDI）。引入FDI并不难，因为发展中国家中资本与劳动力比起来相对稀缺，因此其潜在回报也更高。
但诺贝尔奖获得者罗伯特·卢卡斯提到过，资本的流向一直以来都是错误的，它由低收入国家流向高收入国家。这种趋势将发展中国家仅有的资本都榨干，禁锢了它们的发展步伐，并将全球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
Laura Alfaro， Sebnem Kalemli-Ozcan和Vadym Volosovych在经济与统计学评论的一项2008年研究中指出，贫穷国家之所以没有资本流入，一方面是因为它们缺少接收投资、便利投资的组织。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国家陷入了僵局，因为它们得先把必要的组织建起来，而这也需要资本。
多边投资协议可以易化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过程，从而解决这个难题。此外，通过建立投资保护和刺激机制、制定争端解决程序和企业社会责任基准、并针对国有企业和主权基金的投资制定管理框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基础也能得到巩固。
世界贸易组织（WTO）是商讨这份协议的好去处。但过去的努力并未取得成功，这一部分是因为商讨结果太偏向于发达国家。然而，在过去的10年里，全球投资环境已经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因此商讨也应重新上路。正如下图所展示的，时至今日，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ODI）中所占的份额已越来越大。这就表示，某些新兴市场经济体自身正在变成资本的来源，因此，不管放在未来哪种投资框架中，它们都将扮演不可忽视的角色。
中国就是个典型的例子。正如下面这张图所展示的，中国从FDI中获益良多，现在它正努力提升自己的ODI。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中国在2013年已成为其他国家FDI的第三大来源国，并预计将在2016年首次成为资本净出口国。考虑到中国的“走出去战略”（刺激本土企业对外投资）和“一带一路 ”理念（建立洲际贸易基础设施）所带来的双重影响，这种趋势只会愈演愈烈。
时间为证，在未来，中国很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FDI来源国。从FDI接收国到净贡献国，这几十年的蜕变终于让中国以完美的姿态站在了G20全球发展议题的最前沿。
为了引领这些议题，中国应构建切实可行的发展框架，树立具体目标，并在时间轴中清晰地标明每个阶段性里程碑的预计实现时间。就目前来看，我们应为发展中国家建立一个不具拘束力的投资便利化框架，这将是我们的下一个里程碑。从整体来看，协议应强调包容性和诚信交易，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培养一种有益的经济增长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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